引言 阅读范式转型的历史逻辑

语文教育源远流长，但今天指称的语文则是20世纪新学制的产物。在此之前，传统语文教育是集文史哲经于一身，融识字写字、读书作文、伦理道德、修身养性等于一体的综合教育。这种教育模式特别强调伦理道德和律己修身，通过个体自我修为来实现社会政治理想，对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注重整体直觉感悟是语文教育传承和发展的纽带与桥梁，通过自我感悟实现个人道德情怀的升华和深化，达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理想境界，实现“礼乐仁和”的大同理想。

理想尚未实现，西方的坚船利炮就敲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西学东渐，师夷长技，在主动或被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兴学堂，废科举，流传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体制被资产阶级新学制取代。在学习从赫尔巴特到杜威的教育思想中强调科学、理性和逻辑，注重文本的理解与分析，掀起了近代教育的科学化浪潮，但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颠簸激荡。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过程中纠正杜威的实用主义却重新陷入“目的-方法论”的苏式赫尔巴特学派，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由普希金提倡的《红领巾》的“分析课”成为唯一课型，阅读传统逐渐丧失殆尽。^[1]

世纪之交的课程改革强化了传统阅读感悟，从政策层面提出了感悟与理解融通的要求，但对其内涵、对融通的缘由还需理论的审思和追问，教育过程的落实更需要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