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致卞孝萱的五通手札

黄宾虹先生（1865～1955）是我国杰出的画家、学者、书法家，名质，字朴存，中年更号宾虹，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浙江金华，居杭州，曾数寓上海、北京等地，屡经世变，阅历沧桑，对金石、书画、印章、鉴赏、出版等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编辑和著述之外，书简是其论学谈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傅雷先生1962年在为汪己文编《宾虹书简》一书的前言中论宾虹先生说：“平生效忠艺术，热爱祖国文化，无时无刻不以发扬光大自勉勉人。生活淡泊，不骛名利，鬻画从不斤斤于润例；待人谦和，不问年齿，弟子请益则循循善诱无倦色。凡此种种，君之为先生故旧所共知共仰，于书信中亦复斑斑可考。”今读黄宾虹先生致吾师卞孝萱先生（1924～2009）的五封信札，亲切动人，如闻謦颏，有傅雷先生之同感。

卞孝萱先生比黄宾虹先生小59岁，生前为南京大学教授。2000年9月，我在南京艺术学院随黄惇先生攻读研究生，因卞先生是扬州人，并在扬州师院历史系工作过，是我家乡和母校的前辈，特别景仰。南艺在草场门，离汉口路的南大非常近，我在课余时间就随卞先生学习古典文献学，每一二周去他家一次。入学初，我应卞先生之邀，到其南山路的家中赏读宾虹先生致先生手札。卞先生与黄宾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先后有五封信来往，内容涉及书画、诗文、印章、画论、鉴赏等内容，这五封信不仅是研究黄宾虹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文献，而且对现代书画印史研究亦有可资者。199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和浙江省博物馆编写出版了《黄宾虹文集》，其中《书信编》开篇有黄宾虹致卞孝萱先生札一通，未作详考。其他四封均未发表过。现将黄宾虹这五通手札的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札：

映淮先生台鉴：展诵手书，先施志感。藉谂八法流美，传播艺林。奖饰拙画，聆之增恧。鄙人嗜古今人书法如性命，若敦煌晋经及时贤之作，无不购求。于古印尤笃好。邗上有汪三君，手中常携佳品，久不晤。尊友中能觅拓本，虽一二纸，如拱璧也。复候文绥！黄宾虹顿首。

附印拓三纸，均周秦印。

近以目眚，画不多作，承属小幅，当遵奉，但略迟耳。

第二札：

敬堂先生大鉴：顷诵惠缄，备承奖饰。袛聆之下，感佩交萦。仪真与歙邑，夙犹故乡。鄙人年二十馀，侨居邗上近十载，读乡先哲汪砚山所著，心喜之。陈含光君书画，尤素佩。先德有颂臣、薇阁诸公，耳熟之。曩尝见所藏张大风匡庐飞瀑图轴，前四十年已归河南黄小崧太守，曾任夔州府知府，颇多收藏，近留行箧中，尚有收藏印如新也。不卜尊府有藏画目否？台端名门望族，秉性风雅，今处商界，正是发奋有为之时，假书画为寄托，又最高之研究，鄙人虽衰朽，因检拙笔山水为赠。此候台绥！黄宾虹拜启

第三札：

孝萱先生大鉴：顷荷手教，承惠假高西唐诗集（轶事甚罕。与焦五斗往还。与焦注《焦山志》。此正我意中所觅而未御目者，感甚感甚。罗集亦愿假观。会场闭幕，当拟走领。张谱未见，吴为一代篆刻名贤。均是珍品。鄙意对于古三代印谱尤切念。嗜古文字，将从前人所未见，而有以著录之。每日上下午六时在寓，先赐惠临尤感。祗颂台绥！宾虹拜上。十月二十八日

第四札：

孝萱先生道席：叠诵手书，惠假印谱、诗集，珍如异宝。黄癭瓢诗胜于画，诚然。秋庵两峰诗，均可诵。印谱张兰坡未详。又册后有齐学裘、玉溪印二，为太守彦槐嗣，家多收藏元、明画，隐居不仕，画为戴醇士、黄榖原所称许，而名不载于画传，觅其墨迹不可得，同治中尚客沪上，北京当易见，求之未得见。高西唐诗，未蒙赐观，谅未检出，日后请暇中节录其亲友往还，补其缺略，尤感谢。屈驾未晤，极为抱歉。书共五册（又一册大，共六册），奉缴上（前拙函附）此候台绥！宾虹拜上

第五札：

孝萱先生道席：久疏音候，时切神驰。近诵手书，聆悉德业贤劳，著述宏富，至慰至感。画传简略脱漏，元明叔季，隐逸尤多，轶事无闻，诚堪惋惜。清至道咸之间，金石学盛，画亦中兴，何蝯叟、翁松禅、赵撝叔、张叔宪，约数十人，学有根柢，不为浮薄浅率所囿。虽恽正叔、华新罗，尚不免求脱太早。元人集唐、宋之精英，辟开蹊径。明至启祯，上追北宋，能以荆、关、董、巨为宗。碑传所载不全，立论尚有偏倚，董而理之，诚为亟务。广陵八怪，高西唐虽学渐江，论者谓其未尽师古，近敝箧收其画梅立轴，笔苍墨润，繁简得中，似在冬心、两峰之上。画史简略，无多轶闻，北京藏书较多，似宜举个人生卒、家学师承、友人门徒、环境之造就，或编年，或分类。鄙人前十年，有僧渐江、垢道人，就皖南遗逸表彰之，友人瞿君编《中和》杂志，曾采入，笔名予向，以向禽游山以老，慕其为人。若凭一二人之臆见，不足为真评也。况近代画史，尝如小仓山房诗话，以得刻书之费为其编辑，抑又下矣。尽百年中，陈若木之学识超众，狂疾亦可悯，轶事可传尚多，台端甚素加意，蓋先成之。此候文绥！宾虹拜上。

第一、二封信，写于新中国成立前，黄宾虹在北京，卞孝萱在上海。第一封信附古印三方拓片和润格纸（1924年木刻）。颂臣名宝第，《清史稿》有传，卞先生族祖。薇阁，名綍昌，宝弟子，张之洞婿，卞先生族伯父。汪砚山，名鋆，仪征人，擅画山水花卉，诗文金石皆能。陈含光，名延韡，扬州人，祖籍仪征，光、宣诗坛代表人物之一，善篆书，取《天发神谶碑》一路，浑厚秀拔，擅画山水，清幽玄远，为文人画风。“商界”指卞先生当时在上海的银行工作。

上海书画出版社《黄宾虹文集·书信篇》收录有此信，未涉润格。此润格为1924年木刻，内容为：

黄宾虹书画格

书画雅事，可赠可索。兴来挥洒，工拙不计也。至若谆谆于尺寸之间，必如其意之所欲得，则务酬大痴子之酒资，供独往客之游槖。爰订斯例，鉴者谅之。

四尺　六十元

五尺　八十元

六尺　一百元

条幅　同例

卷册　每页二十元

扇叶　每页二十元

双款设色加倍

花卉篆书减半

题跋另议

润须先惠

约期取件

甲子春订

第三、四、五封信，写于新中国成立后，卞在北京，黄在杭州。黄宾虹为全国政协列席委员，赴京开会。第三封信写于政协开会时。黄宾虹到人民银行总行看望卞孝萱先生，两人初次见面。卞先生又去政协下榻的酒店看黄宾虹，给他送书和印册，惜未能遇。第四封信写于政协闭幕时。涉及黄慎、张兰坡及其《石鼓斋印谱》、黄小松、罗聘、齐学裘等评价。高翔的诗集已失传，卞先生觅得序文，辑录轶事、诗篇（黄宾虹所谓“高西唐诗集”），因送书时未遇黄本人，将其他书、印谱留下，高翔诗的辑本仍带回，后寄杭州。这次卞先生带去的内容，即其在1964年《文物》第3期发表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高翔》一文的原稿。第五封信黄宾虹寄自杭州，涉及金石家、画家最多，信中所提到的瞿君，名宣颖，字兑之、晚号蜕园。卞先生生前曾拟撰《黄宾虹钟情陈若木》一文，以不负黄宾虹生前期望，然未及写作已归道山，以为憾事。

卞孝萱先生，字敬堂，号映淮（唐扬州为淮南道），今多不知，新中国成立后他名字合一。所以黄宾虹新中国成立前两函，称映淮、敬堂，新中国成立后三函，称孝萱。从五封信，反映出黄宾虹与卞孝萱先生的关系：第一封信称顿首，以后称拜上。第一封信称台鉴，以后称道席，两家由普通交往发展为论艺同道。

卞孝萱先生致信黄宾虹，嘉奖其画学成就，而黄宾虹却言及其对书法古籍之好，“嗜古今人书法如性命”，是他对书法的真诚喜爱。“敦煌晋经”内容丰富，宾虹先生于此多有所求。信中提到扬州人“汪三”，为收藏家，黄宾虹曾与其有往来，但卞孝萱先生在扬州并未找到此人，或已去世。

黄宾虹在这五封信中，每一封信都提到印章，如第一札论“于古印尤笃好”，“附印拓三纸，均周秦印”，第二札“近留行箧中，尚有收藏印如新也”，第三札“张谱未见，吴为一代篆刻名贤”，“鄙意对于古三代印谱尤切念”，第四札“惠假印谱、诗集，珍如异宝”，第五札“清至道咸之间，金石学盛”等。黄宾虹在印学研究上成就尤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印史研究和藏印、集古印谱的搜集。1905年，黄宾虹好友邓实与黄节在上海创办神州国光社，并主持刊行《国粹学报》美术篇丛谈栏中，发表了《叙摹印》。黄宾虹先生以后对画学的研究，其基础正奠定于这一时期印学的研究。1911～1922年，黄宾虹与邓实编辑了近代著名的美术理论丛书——《美术丛书》，辑入了一批十分有价值的古代印学论著，反映了黄宾虹将印论纳入美术理论的艺术视野。1923年，他曾为《国学周刊》撰文《增辑〈古印一隅〉缘起》，1926年，先生在主编上海艺观会会刊《艺观》杂志时，除发表书画文字外亦刊登印论文字。1926年，他用别名同之、铜芝发表了《篆刻新论》和《古印谱谈》二篇印学文字。是年他还在《艺观》画刊第一号、二号、四号上发表了《印举商兑》和《黟山黄牧甫印谱叙》二文。

1930年，黄宾虹于印学仍然极有兴趣，在致郑履端的信中曾有构成历代印学专门理论的愿望，信中称：“所惜金石之学大发明于同、光之代，惟印学尚无说明之著作。鄙意屡欲将历代印学条分缕析，用一种简易的文字，心饷同者。几次易稿，至今作辍不常，深为抱愧。”即在前述所撰各种文字及在《美学丛书》编纂中获得的积累汇成一门印学专著，并已付诸笔墨，惜未能面世。

黄宾虹一生好古玺印成癖，早年受到乡人汪宗沂的影响。黄宾虹少年时曾就学于歙县紫阳书院，受学者汪宗沂先生启迪，对乾隆间的同乡印人兼收藏家开始关注。汪宗沂为西溪人，当时西溪汪梅景收藏了绵潭村汪启淑飞鸿堂的遗印。后黄宾虹通过努力，也获得了汪氏旧藏印章的一部分。他学习篆刻，当始于此时。他对玺印源流之考证，正始于对金石文字及玺印的广泛搜集。他收藏古玺印多达两千余钮，最早成谱的《宾虹藏印》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叶铭在1920年刊行的《叶氏存古丛书·叶氏印谱存目》中收有《宾虹草堂印谱》，可见在此以前已有流传。1927年，黄宾虹篆《滨虹草堂古印谱叙言》，同年《艺观》第二期刊《滨虹草堂古印谱叙》，提出“鉴兹三善，务祛四弊”的思想，极有见地。1930年12月，宾虹先生从陶片文字、印陶与古玺文字参证，编成了《陶玺文字合证》（浙江省图书馆藏）一书。对于玺印的用途和起源在其弁言中，多有新见，云：“古玺文字，前人莫明其所用，今以陶器证之，有确知其为款识之模型而无疑义。昔者范土铸金，即以金文抑埴，初无二理，要皆为地名、官名、人名数端而已，词义简质，形状参差，或有玺字，或无玺字，制各不同，或从木金，或从土木，文亦殊异。兹拓古陶，下列古玺，比类齐观，资征引焉。”这部著作既是先生多年研究古玺的成果，又开创了研究古陶玺印文字的新纪元。在研究中，黄宾虹提出了“古玺文字，前人莫明其所用。今以陶器证之，有可确知其为款识之模型，而无疑义”。在庚辰版集古印谱《弁言》中，黄宾虹进一步阐明，称：“古代有印当不始于晚周也。古昔陶冶，仰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易莫先于治印，阴款阳识，皆由此出。”这种学术思想至今颇有影响。

1930年，宾虹先生还发表了《古印概论》（1930年《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二号），包括文字蜕变之大因、名称施用之实证、形质制作之代异、谱录传世之提要、考证经史之缺误、篆刻名家之法古等，展现了他对古玺印研究的精深造诣，从古玺印之文字到源流变迁、谱录及对后世文人篆刻家之影响，考证辨伪，十分详备。从《藏玺例言》一文中也可看出他对三代古玺、玺、节、奇字玺、王玺君玺、官玺市玺、周玺、周秦玉印、朱文鸟篆黄金玺、朱文大玺、肖形印、小玺通用印等古玺的看法。1939年，他又发表《古玺印中的三代图画》，以象形为文、文字证印、以印证经、以印考史、图画称书五个方面进行讨论，以玺印为画学之发展提供了源头。（原载1939年《古学丛刊》第二期）在与友人或弟子的信件中，也时时可见他对玺印的关注。1939年他曾在为《宾虹草堂藏古玺印》所作《玺印弁言》中称：“此游蜀归，得大圆印，有‘无□’二字在肖形印中，奇古，与殷契合。”除巴蜀古印外，其他如西北黄河流域出土的大古玺，齐鲁战国玺，他都留心收集考证。1943年其80多岁时曾云：“以就北平收购连四，将鄙藏古铜印文考释，分类印行，此事鄙人致力既久，近来又收集海内外金石诸书参考，愚者千虑，亦有一得，颇思多所推行。”（见《致吴仲坰》）。1948年，83岁高龄的黄宾虹致函友人汪和友云：“鄙人近以课余研求古文字学，老年冀多识字，今惟于金石陶瓦古物出土中，以求新获之辨识，近来可补前人古籀文字已有数千个，可以供读史之参考。”又致陈景昭函云：“鄙人酷嗜三代文字，于东周古籀为留意，北居恒以此学遣日，古凡玺印、泉币、陶器、兵器兼收并蓄。近十年来，霜抄雪纂，积有数千余字，均匀补辑诸人所未见，将以附陈臆说，续丁佛言、强开运氏诸作之后。”又云：“又古印于周印文字多至九字者罕见，兹拓印存，有拙撰《古籀考释》刊行中，容续录出，有同嗜者，请鉴正之。”此外，黄宾虹还擅治印，刻有古玺、仿汉、浙派一路等多种。与吴昌硕、黄石、李茗柯、邓尔雅、张大千、赵仲穆、张叔愚、徐之谦、简琴斋、邓散木等印人交游。宾虹先生于古玺印的搜集、考证，坚忍不拔，直到终年。

更为重要的是，黄宾虹在印史研究和藏印、集古印谱的搜集、研究中，把印章的金石趣味用于绘画中，赋予绘画丰富的内涵。他对画史的认识也是如此。在黄宾虹致卞先生的第五封信中，他指出何绍基、翁方纲、赵撝叔、张度等人“学有根柢，不为浮薄浅率所囿”，他精研古文字，熟谙钟鼎古玺之证，认为不研金文，则不谙章法之妙，在集印“三善”中，其中一善指出：“篆分大小，禀训斯冰，碣碑遗留，风雨剥蚀。古印出土，如发新硎。画以肖形，字多异体，方圆奇正，可助挥毫。”（赵志钧编《黄宾虹金石篆印丛编》）这里，黄宾虹指出古印图形，文字对书法、绘画有很大影响，可以研究借鉴其结体、布局之美，来丰富书画创作。他的篆书取三代古文天然朴拙之奇趣，深刻理会其苍古秀润。他的绘画笔法波磔锋芒，苍厚老辣，刚健多姿，得益于他对篆籀和古玺印文字的锤炼。他认为，笔墨之妙，画法精理，幽微变化，全含于书法之中，折钗股、屋漏痕、枯藤、坠石，这些画中笔法都是由字写来的，黄宾虹晚年熟练运用平、圆、留、重、变五种笔法，浓墨、淡墨、破墨、积墨、泼墨、焦墨、宿墨七种墨法，追求金石气息，阐明笔画之奥，和他在金石篆刻上的涵养密不可分。（黄宾虹：《画法要恉》）黄宾虹致卞先生的第二封信中提及的仪真与歙邑，是指今天江苏扬州的仪征市和安徽歙县，卞孝萱先生祖籍仪征。赵志钧《画家黄宾虹年谱》称，1884年春天，黄宾虹由歙县经安庆赴扬州，《予向声明》有“稍长，馆榖金陵、邗江垂十年，得友当代贤士”语，与此处所称“鄙人年二十余，侨居邗上近十载”相证。（赵志钧编《画家黄宾虹年谱》）第五封信中论画史内容尤多，他推重元画，认为“元人集唐宋之精英，辟开蹊径”，又认为恽南田、华喦“尚不免求脱太早”，高翔学渐江“未尽师古”，然其画梅“笔苍墨润，繁简得中，似在冬心、两峰之上”，这些看法体现了他对画史准确的认识。黄宾虹对画史研究的另一贡献是表彰遗逸，对新安画派渐江、程邃诸家收罗资料尤多。他在第五封信中提出“宜举个人生卒、家学师承、友人门徒、环境之造就，或编年，或分类”的研究方法，对于保留画史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他这种整理与研究的方法，可以矫“凭一二人之臆见”之弊，得画史之“真评”。

原载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