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叶集:朱天曙书法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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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的过去和未来

中国书法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伫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传播到世界各地。其中,中国书法在日本的影响最大。回顾历史,从南北朝开始,中国文字和书法逐渐通过朝鲜半岛再传到日本。隋唐以来的各个时期,中国书法对两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唐代日本派“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专职配置善书的史生,其中橘逸势在唐留居二年,偕空海交游唐儒、佛人士,回国以书法名世,与空海、嵯峨天皇并称“三笔”。而最澄、空海传播唐代书法贡献最大。最澄回国带去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褚遂良等书法名帖和名僧墨迹;空海在唐留心诗卷,大量收集名家墨迹;唐鉴真和尚东渡,为日本首次引进了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唐代书法名迹和拓本流传日本,大大促进了日本书法的发展,平安朝初期的日本书坛唐风弥漫。中国书法不仅深受日本民族的欣赏,而且还被师承。日本在汉字书法中楷书点画和草书偏旁的基础上,融入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审美情趣和创作手法,成就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片假名、平假名的书法艺术。日本还仿唐代抄写典籍,设立“籀篆”科目和“书师”“装潢”等职位。明清之际,福建禅僧隐元、木庵等对日本书法产生巨大影响,开启日本隶书的兴盛。清代书家杨守敬、徐三庚、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对日本书家、书风产生了较大影响。近代以来,海上书画家多与日本往还,中日书法展览活动日益频繁。日本在引进、借鉴中国书法的历程中,又在形式、风格乃至技法上丰富了书法,发展出少字数书法、前卫书法、近代诗文书法、假名书法等多种流派。被日本人称为“新古典主义”或“表现主义”的“少字数”书法其强烈的意象性的表现、假名书法的洗练与空灵以及脱离文字的前卫书法黑白块面的造型意味等都给人以创作参照。

中国书法在朝鲜半岛也有着广泛的传播。早在唐代,新罗著名书家崔致远十二岁入唐,曾为高丽太祖王建作书,有《笔法》诗云,“也知外国人争学,惟恨无因乞手踪”,表达其对南朝书家萧子云的推重。元代书家赵孟頫书法影响高丽,从高丽末期到朝鲜时代中期达三百年。清代,朝鲜书家金正喜拜翁方纲、阮元为师,致力于中国和朝鲜古代碑刻的研究,出版了《金石过眼录》《实事求是说》等著作。在创作上运用隶书进行变化,被朝鲜人尊为“书圣”。吴昌硕与朝鲜书家闵泳翊来往密切,为其创作的作品甚多。

在西方,书法是最后被人们认识和了解的中国艺术。除了对中国书法的象形、笔法和其他文化特征缺少深入了解外,最主要的是西方并没有相对应的艺术形式。书法在西方通常被看成是一种技艺,没有像在中国这样,享有崇高的文化地位。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对抽象艺术的接受和理解的深入,许多西方画家作品中接受了中国书法的影响,侨居西方的中国文人和收藏家不断介绍中国书法艺术,使得书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1971年,美国费城博物馆成功举办了中国书法艺术展,使得中国书法在西方的传播更加深入。同时,顾洛阜、艾略特、安思远、王方宇、翁万戈等著名收藏家都藏有中国古代许多重要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中,不少成为研究者研究的对象。收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主题,也让他们体会到中国书法的魅力,正如顾洛阜所说:“我相信,我先前接触到的西方绘画的各种要素及其在艺术中的运用,帮助我欣赏到中国书法无穷的精微之处。收藏中国绘画和书法这一姐妹艺术是很自然的,因为创作它们用的是同样的材料笔墨纸砚,描绘或书写它们同样完全依赖于独特的运笔方法。它们是这个世界最古老并仍在延续的中国文明的灵魂——因为它们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当代中国书法国际传播越来越频繁,不仅被许多精通、热爱和收藏书法的外国人士所欣赏,还受到许多造型艺术家的青睐。特别是西方抽象主义画派的画家们对其线条及构成元素加以借鉴。美国学者福开森甚至认为:“中国的一切艺术,都是中国书法的延申。”类似这样的观念,使许多西方造型艺术家对中国书法产生极大兴趣。同时,有些当代中国书法家也从抽象主义绘画中的美学意味中得到启发,并把书法作为一种创作观念,提出“书法主义”的口号。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人们对书法问题的思考越来越多,书法的表现方式也越来越多,如现代书法打破汉字的构成、书法的笔画与结体的关系、书法中墨法在平面的运用、书法中的笔法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书法风格的延续与变革书法中的“装饰”现象等都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在国际艺术交流中,书法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国艺术和文化被借鉴和吸收。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曾总结说:“一个新的绘画运动已经崛起,这个运动至少部分地是受到中国书法的启示。”而中国书法的前景,也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当中国书法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征服世界、风靡全球的时候,世界性的书法艺术大师必将在中国出现”。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当代书法在国际教育和文化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今,中国书法的国际教育和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我结合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实践,提出以下三点看法,以期对中国书法的国际教育与海外传播有所思考。

一是外国人来学书法,学什么?我们认为,笔法和民族艺术特征最重要。书法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艺术门类之一,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富于创造力、想象力。书法在字形上象形与抽象相统一,笔法上丰富而灵活,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这种鲜明的民族特色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在教育、交流和传播中加以引导。汉字象形与抽象的特征是中国书法创造力的源泉,在强化象形、突破象形、从象形到抽象的过程中,中国书法的艺术风格不断丰富。中国书法中象形与抽象的统一构成了中国书法语言的独特魅力,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字和艺术。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叙》指出“依类象形”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谓之“字”,文字形体构造多取材于象形。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中也说:“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然在拼音文字种族中,求能执笔为中国书,已极不易得,况云工乎!”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书法兼有象形和抽象的丰富性,给书法家带来无限艺术空间。在中国书法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中国人对世界万物的观念,体味其中阴阳、刚柔等相互转化的哲学思想,可以领略儒、释、道思想对书法的渗透,也能体会到中华传统习俗在其中的延续和发展。中国书法中的黑白、大小、长短、粗细、刚柔、浓淡、枯润、向背、俯仰、正欹、直斜、纵横、疏密、巧拙等相反的、对立的因素,通过书法家巧妙处理而生动多变、和谐统一、气象万千。书法的字象有限而意味无穷,境界深远。画家的“目尽尺幅,神驰千里”,诗人的“言有尽而意无穷”,音乐家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等,在书法中都有所体现。

汉字和毛笔的特殊性,产生了中国书法特有的艺术形式和笔法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表现书家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意味。这一点是我特别要强调的,在书法的国际教育和传播中常常会忽略这一点,把“书写汉字”和“书法艺术”“书法经典”混为一谈,把外国人写汉字就理解为是“书法”交流。中国书法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笔法体系,同时又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点画形态的丰富,把书法的技法引向一个鲜活的世界,使书法中的点画具有了一种生命的活力和情趣。这种点画从人的自然体态和一般性情出发,对技法所要创造的美规定了基本准则,以“法”入门,同时不拘于法,寓“有法”于“无法”之中。

因此,给外国人讲解中国书法,笔法的问题是书法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中国书法那么多年没变?因为它有自身的形体结构和内在的核心。用毛笔写字并不等于书法,教外国人用毛笔写字更不等于书法国际教育。书法有一个内核,这个内核是什么?是笔法,也就是元代赵孟頫所说的“用笔千古不易”。我们认为,传播中国书法,一定要传播经典,强调民族特色,也就是要传播书法内在的“核”,这个是不能忽视的,否则你传播的就是“皮”,而非“核”。书法是由汉字构成的,但汉字不等于书法,线条也不等于书法。书法不光是汉字和线条,还包括它的艺术、审美本身,要符合汉字各体的特点和书法的人文精神。中国书法的笔法早期是原始状态的,到了晋代以后形成一种规律。如行书的提按、中锋、侧锋,篆书的中锋用笔、隶书的波挑等,这需要我们细致解读碑派的笔法和帖学的笔法,了解其来龙去脉,分清篆书的中锋用笔与圆形结字、隶书的侧锋用笔与方形结字、行楷书的中侧锋用笔与方圆兼施,以及当代书法创作的技术和技巧特征,才能看清书法创作风格形成的内在脉络。

中国书法来源于自然,强调“天性”和“功夫”的和谐统一。汉代蔡邕在《九势》中所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因此,中国书法充满了艺术的辩证法,呈现出丰富生动而又和谐统一的艺术形象。欣赏书法的人多从直观其抽象性的形式构成着眼,进入节奏、韵律、情趣的感知,产生艺术美的心理感应,书法创造的艺术形象活跃与深化了欣赏者的联想、想象和思维。唐代孙过庭《书谱》、清代刘熙载《书概》等古代书论中提出了书法中许多对立而统一的艺术思想,但不同书家都以其特有的艺术形象体现个人面貌。梁启超先生在《书法指导》中曾说:“美术一种要素,是在发挥个性;而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如果说能够表现个性,就是最高美术,那么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书法家一方面要追求艺术的上乘境界,同时在书法中表现书家的个人品格。中国书法艺术对人品的强调,是中国特色的艺术思想财富,欣赏书法由感性的观赏深入到理性的思考,在道德层面上人受到熏陶,这些都构成了中国书法民族特色的内容,需要在书法国际传播中加以强化,区别西方的其他造型艺术。

二是我们给外国人教书法,要加强书法国际教育的“三教”问题。所谓“三教”,即教师问题、教材问题和教法问题。书法教学原来是中国人从小接受的一种基本技能和识字的训练,但在汉语国际教育的大背景下,“三教”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随着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上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需求不断升温,这给书法国际教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教育理念的变化也给汉语国际教育带来很大的影响,语言加文化式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成为主要观念,这将有利于中国书法的学习和教育。中国文化崇尚“博雅君子”,旨在培养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而中国书法正符合了这种教育。教学环境的多元化带来学习需求的多样化,学习目的的多元化也带来教学样式的多样化。来华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的方式和效果与在海外学习者母语环境中的教学有很大不同,因此,教学法也要有所变化,科学训练,分类指导。如欧美地区的书法教学和汉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地区的书法教学也应有所区别。同时,学习者的年龄层次、职业也呈现多元化,要求教师能够针对初学者和研修者等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目的的留学生进行教育,要求书法师资不断充实和优化,适应国际教育的需要。

我们还需要拓展书法的国际教育与交流的范围和方式,现在,孔子学院的教学模式将成为书法国际教育的重要形式。截至2012年,我国已在10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00所孔子学院和500多所中小学孔子课堂。从孔子学院的教学内容上看,基础的语言教学、文化教学是其主体,要在汉字教学、中国文化教学中加强书法教学。在各类文化展示活动中,书法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直观、生动地展示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北京语言大学作为我国唯一以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为特色的国际大学,现有全世界14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全球创办18所孔子学院。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在北京语言大学成立,在中国书法的国际教育和艺术传播上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书法篆刻的研究、创作和教育需要不断发展,适应日益频繁的书法篆刻国际教育与交流。不仅要向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汉文化发达的国家开展国际书法教育和学术交流,使这些国家的书法爱好者和研究者认识到,书法的根在中国,源头在中国,要理解书法,只有在中国文化氛围中才能真正领会。还要加强对欧美等“非汉字”国家加强书法的国际教育,使他们逐渐喜爱、欣赏中国汉字,进而学习中国书法艺术,领会书法的人文精神,充实书法国际教育与交流的内涵,扩大国际书法教育与交流的“有效性”。

在交流方式上,我们认为,不光是书法作品的展示,还通过组织书法家和热爱书法的各层次的学生特别是书法专业大学生、研究生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和现场书写创作,沟通思想,直观书法的创作过程和器具使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要加强中国书法和相关基础知识如中国篆刻、中国画、题跋、收藏、诗词、装裱、博物馆等常识的修养,以利于中国书法篆刻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教育。

三是中外要开展高层次的艺术展览和学术研讨,才能真正传播中国书法的正脉。现在国人出国机会多,各类展览也多,孔子学院和民间社团等交流日益频繁,如何避免低层次、庸俗化的文化输出,是书法国际交流中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我曾经访问过不少孔子学院,有些安排课程时,把书法和包饺子、剪纸等课程放在一起,大大降低了书法的文化品格。要开展高层次的艺术展览和学术研讨,把中国艺术文化中的精髓、优秀的艺术作品传播给世界各地,与全世界的同行一起研究中国书法艺术和文化中的重要课题,如以专题创作、专题研讨、专题展览、中外比较等内容展开交流,把中国书法的创作与研究真正向前推进。近二十年来,除了各类高水平的书法国际交流展览之外,上海书画出版社举办的“赵孟頫国际研讨会”“董其昌国际研讨会”,江苏常熟举办的“兰亭会议”,苏州举办的“明清书法国际研讨会”“明清篆刻国际研讨会”,南京举办的“中国古代书法创作国际研讨会”,在杭州举办的两年一度的“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等专题讨论在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专题研讨上都有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作品集《当代中国书法》以不同书体对书家创作进行分类,对于外国人了解当代中国书法的创作也很有帮助。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中华文化外译项目也把《中国书法史》作为重要著作翻译成英文,此举有利于中国书法的海外传播,提升了传播的艺术品质和学术品质。北京大学出版社“艺术史丛书”和三联书店“开放的艺术史”丛书也出版了多本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书法的著作,也方便我们了解外国汉学家和书法学者的思维,对他们眼中的“中国书法”有所认识。

以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作为标志,当代书法在中国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书法创作形成了新的格局。从风格上来看,碑派仍然在延续,从清代兴起直到今天,成为书法界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而帖学的振兴,也是晚清以来未有的。随着各种大的博物馆藏品的不断公开,历代经典古帖真迹的展现,为我们今天学习书法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古人没有的条件我们今天有了。比如到故宫去看兰亭帖,可以看到很多王羲之的摹本,历代真迹都可以亲眼看见,这个前人很难做到的。可以说,当代帖学的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创作思路。同时,像清代赵之谦、何绍基等人那样把碑学和帖学融合在一起进行探索也有了各种新的模式。甲骨文、秦汉简牍等出土资料的出现,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书法的创作。除此之外,我们应吸收当代艺术和西方绘画的元素,超越日本现代书法,形成中国当代艺术及书法创作模式的形态,也就是说用多元的观念和方式去创作,代表了中国书法的一种新发展趋势,记录中国书法新历史的形态。当代书法不光要探讨笔法上的问题,还要探讨创作的观念。“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很多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从中国汉字书法和篆刻中获得灵感,这是中国书法和文化的力量。外国人对于中国书法的思维、理解和创造,我们也应在国际交流和域外传播中获得一定的启示。

在2010年北京语言大学首届中国书法国际传播论坛上的发言,原载《中国书画》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