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欲症到物控症：网购背后的病理逻辑
戴阿宝[1]
摘要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格拉夫等人提出了物欲症概念，认为这是一种由于消费社会的消费而导致的新的社会病症。其实在格拉夫提出的物欲症之外，作为一体两面的物控症也在实际地发生和发酵，这是一种既与物欲症密切相关，又与物欲症具有本质不同的新的社会病症。如果说物欲症是消费社会的产物，那么物控症则是网络社会的产物。物控症的主要表现是人在消费物的同时走向了反面，物不再是满足人的欲望的消费品，而是发展成为一种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的操控机制。网络社会所带来的物诱改写了人作为主体的地位，使主客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彻底颠倒。这一物控症的超级发作在伊托邦所构造的“双十一”中达到高潮，物获得了征服人的完胜。
关键词 网购 物欲症 物控症 病理逻辑
Abstract In 1990s，American scholars John Graff et al.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affluenza，which is a new social disease caused by consumption in consumer society.In addition to affluenza，I think，there is another disease nowadays，called things control，which is actually occurring and fermenting.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affluenza，but has a different nature.If affluenza is the result of consumer society，then things control is the product of network society.The main manifestation of things control is that people go to the opposite side when they consume the goods，which is no longer satisfy people's desires，but develops into a kind of manipulation mechanism to control people's desires and behaviors.The property inducement brought by the network society reconstructs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 and m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completely reversed.The super-attack of things control has culminated in Etopia's November 11 shopping carnival，conquering man completely.
Key Words online purchase；affluenza；things control；pathological logic
格拉夫等人在面对十余年前美国出现的令人惊讶的网络购物狂潮时，写下这样的一段描述：
在过去的几年里，网络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病菌携带体。即便是把大型购物中心、邮购目录和购物频道加起来，感染力都没它大。只有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的淘金浪潮，或是得克萨斯的石油风潮，才比得上这股把互联网当作购物中心的狂热劲头。目前20%的美国人每周至少花5个小时上网，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购物——大多数网站现在都会卖点什么。
2003年的购物高峰期，消费者在网上花了170亿美元，差不多是1999年的两倍。而现在它还在继续增长！单是2004年感恩节这一个周末，消费者的在线消费额比2003年增长了整整1/3！该年度在线销售额一举冲上了500亿美元。虽然在零售总额中（340000亿美元），它所占的比例还很小，但互联网很快就会超过邮购目录的销售额。你能想象到的一切东西（甚至包括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都能够在网上买到。
大多数东西都能在eBay网站上买到……它提供的东西千奇百怪，什么袋鼠的阴囊（销售10美元）啦，什么从旧避孕套里找出的保罗·麦卡特尼（著名的甲壳虫乐队的主唱）的精子啦。每1秒钟，就有价值729美元的东西从eBay上卖出。[2]
不仅单位时间内卖出的量在当时来说有点难以想象——竟然达到每秒729美元，而且所卖出的东西也够疯狂的，无奇不有。不过，这样的购物奇迹在十年后的中国已经不算什么了（当然在当下的美国也不算什么了）。我们先来看一组有关中国“双十一”购物的统计数据。2015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开场。“从11月11日零点开始，天猫的总交易额就在不断刷新。1分钟破10亿，3分钟破30亿，12分钟破100亿，10个小时破500亿，破纪录的节奏如坐火箭。”[3]不过，这一确实有点惊人的数字，在2016年“双十一”被更加惊人的数字打破：“52秒，交易额破10亿元……6分58秒，交易额超过100亿元……1点整，交易额破353亿元，超2013年全天；2点30分20秒，交易额超500亿。”[4]如果折算为美元，2016年“双十一”，阿里巴巴1秒钟卖出去的货物达到200万美元左右。
面对这样的商业现象，我们已经无法用经典政治经济学来解释，我们无法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市场行为中寻找贴切的答案，于是我们必须进入文化病理学的范畴来加以观照，以便做出并非危言耸听的诊断。
一 物欲症与消费
格拉夫等人认为，这种购物狂潮的出现，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一种人类迄今为止所患的新病症——物欲症。关于这一新病症的临床表现，格拉夫等人搬来《牛津英文词典》的相关解释作为说明的依据：“物欲症（affluenza）：名词。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社会病，由于人们不断渴望占有更多物质，从而导致心理负担过大、个人债务沉重，并引发强烈的焦虑感。它还会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5]可以说，物欲症的病理逻辑是，作为主体的人对物品的占有乃至消费总是处于不满足的状态，由此导致焦虑情绪愈演愈烈，难以控制，而这一情绪发展到彻底左右人们的日常心理和行为的地步，使身心沦为物欲的工具。此一结果显然已经构成严重的心理疾患。当年，马克思提出的所谓的商品拜物教问题可以说是物欲症产生的一个直接根源。商品拜物教第一次确认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覆性改变，从物为人役摇身一变为人为物役。从马克思到格拉夫，这样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症候性改变不能不成为一种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物欲症”这样一种心理疾患呢？格拉夫没有给出有力的解释和答案。在我看来，这种症状的出现至少需要从两个层面加以认识。
首先，“物欲症”是欲望投射外部现实受阻的一个结果。欲望本身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则。人的欲望投射通常有两个路径，一是人与人之间的投射，一是人与物之间的投射。在前消费社会阶段，人对物的欲望投射固然存在，但是，由于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有限，物本身被限定在使用价值范围之内，溢出现象少有发生，即使有形式大于内容的情形出现，也还是脱离不了使用价值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性质和基本格局，使用价值之外的其他价值难以获得独立的地位，对物的日常生存需求就是人的欲望实现的限度或边界。当然，也会有物超出自身使用价值而呈现其他价值的时候，只不过还不具有普遍意义。此一时期整个社会尚未进入物自身价值溢出使用价值而成为常态的阶段。也由此，人与人之间的欲望投射成为前消费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构成。人通过对有限物的欲望投射来实现无限人的欲望投射的满足。这种基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建立的欲望实现，表面上看，具有无限的潜力，但是由于人的占有与分配涉及主体之间的关系设定，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再加上物自身尚未进入脱离自身使用价值的裂变阶段，欲望的实现无疑受制于规约的可预期性。由此，欲望就是一种心理欲求，而欲望伦理就是社会规范对欲望的疏导和限定，欲望本身对外在之物并不构成任何侵害，因为它没有改变物的基本存在形态和性质。
欲望本身是一种刺激反应性的心理活动，这也就意味着刺激得越多，欲望就会随之变得越强。欲望在心理预期的作用下，如果无法直接满足，也可以通过想象满足来达到目的。当然，在前消费社会，物的形式性尚未凸显，形式性发挥作用是在使用价值和价值分离之后才有可能。一些人类学家在探讨原始社会时，曾提出过物超出使用价值被使用的案例，如古代社会的祭祀或夸富宴活动。这时的物不再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交换价值，甚至符号价值。交换价值之所以成为可能，实际上就是一种物的形式性超过物的实用性，物不再是该物，而成为脱离该物的一种“新生”物，这种新生物之所以“新生”，因为它不再以使用价值来衡量其功能大小，而是以使用场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决定它的价值。一旦交换价值确立，物就脱离自身的直接的使用属性，具有了某种他者价值，符号价值也可由此引申而来，而这一价值后来成为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价值。
其次，消费社会的到来改变了一切。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专门讨论过物品消费中的“浪费”现象。其实，消费社会的实质不在于消费，不在于物品按照使用价值的利用，不在于交换价值表现出来的形式性，而在于物可以超量使用（囤积、挥霍），因为消费社会提供了生产的无限可能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物品的无限丰富性。消费社会里，物品（商品）的品牌性固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商业价值，具有实现商业利益的最重要的消费引导功能，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物品数量和品牌的叠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超量使用（囤积、挥霍）、无尽选择以及欲望的无限制造，导致物品在消费中的“浪费”。“浪费”成为消费社会的一个根本性标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常的价值使用现象？是什么改变了人与物之间使用价值的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物在消费社会里到底发生怎样的改变？波德里亚对“浪费”问题的分析值得注意。他说：“所有社会都经历过浪费、挥霍、花销与消费，严格地说，它超出了必需，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对多余物、过剩物的消费，它使得个人乃至社会不仅仅感觉他们是在生存，而且感觉他们是在生活。这一消费有可能变为一种‘消耗’、一种纯粹的破坏，而且带有特别的社会功能……浪费远不是非理性的残余，而是具有积极的功能。在更高一级的社会功用性中，它取代理性的用途。浪费甚至最终表现为一种基本功能，一种社会逻辑……成为个体和社会层面上价值、差异和意义的生产场所。”[6]应该说，波德里亚的这一观察非常深刻。他把消费问题尤其是浪费性消费问题作为另一种甚至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积极的功能”、一种社会逻辑，由此成为个体和社会的“价值、差异和意义的生产场所”。一个社会只有生产出多余物，商品生产远远超出人的正常需要，那么浪费现象——浪费性消费才会发生，也才可能由此产生一种新的社会逻辑——甄别社会差异、定位个体身份、重构市场法则的逻辑，而人的越发膨胀的病态的消费欲望也被更深、更广地刺激出来。
物的挥霍还可以表现为另一种形态——符号性消费。在前消费社会，符号性已经存在，但是尚未进入日常生活而成为普遍的物品利用形式。消费社会的符号性不仅涉及商品品牌问题，而且通过不断命名和诠释把这种品牌意味转换为一种符号价值，从而造成物自身的裂变，左右人对物的认知，进一步深入改写人与物的关系。如下的例子可以略加说明。英国学者莫特（Frank Mort）分析过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新男性形象”成为一时热议的话题。整个社会发挥想象力对此不断地加以命名和重构，像自我怀疑精神，“先锋派分子”——乐观、现代意识、品牌、两性生活前卫、慈爱的父亲，等等，各种各样的头衔纷至沓来。可见，“作为一个混血人物，他的成因远不止一个，他是临时撮合的许多观念压缩而成的产物”。莫特进一步指出：“时尚工业认为，这种对男性气质的混乱认识是件好事。对于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生命的社会成分来说，新人物的出现总是受欢迎的，他们实质上是男性品位和风格款式向多样化发展的一个结果。”[7]莫特的此一观点呈现出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从观念层面对“新男性形象”的加冕，另一是从实际社会生活层面对这一加冕形象的物质固化。所谓的“新男性形象”，这一概念本身其实并不如想象得那么明确，它实际上是一个能指逐渐累加的结果，最终得到的是一个由“概念丛”加以表征的对象物，这就是符号意义上的能指增殖。对象性在符号作用下变异为消费物品的“符号丛性”。符号丛性是一种漂浮在消费对象之上的全新的物的存在形态，符号丛性首先来自能指与所指的脱离，即所指与能指不再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更为关键的是，符号丛性是所指之上被附加或明或潜的多个能指或能指链接。符号丛性成为能指结构中的全新符号形态。本来是人与物结合构造了一种稳定的能指/所指结构，现在则是能指自身格外膨胀起来，开始独立构造一个脱离原来能指/所指结构的新的能指结构，这一新的结构或是能指的多重累积、浮动，共同遮蔽所指，或是干脆把所指（比如人）排除在外，由多重能指自身相互指代。“新男性形象”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被命名的对象，更多地反映出一种普遍的能指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期待。
无论是物的挥霍性消费还是物的符号性消费，消费社会就是在如此地生产着更加肆无忌惮的欲望。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人们越发意识到，它的最大能耐表面上看是使物的生产具有了规模性、批量性乃至无限性，其实更为关键的是，它彻底改变了物的存在方式——物自身的裂变，物自身脱离物的原初功能而具有了不可限量的自由，由此物成为一个“自由物”。自由物是对欲望的一种应和。消费社会中的物既是自身又不是自身，这一裂变具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物的不可估量的增长，导致物在人身边的大规模堆积，物的存在已经远远超出人的生存需要乃至身份需要，人的空间被物大肆填充；二是物具有了超越自身使用性质而进入非实用领域的能力，从而打造出自身的多样化的变幻无穷的符号丛性，物甚至呈现把人的存在替换为物的存在的趋势，物开始彻底改写人的存在方式。这一切为物欲的病态化提供了基础。
既然物的裂变和符号增殖为欲望的满足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为什么还会出现物欲症呢？在我看来，格拉夫所谓的物欲症固然是现实压力所致，但拉康有关欲望的分析或许可以为我们从另一层面打开索解这一奥秘的大门。
从主体角度看，物欲症是主体存在的匮乏特质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拉康在讨论主体存在时曾提及匮乏。吴琼引述了一段拉康论欲望、存在与匮乏之间关系的话：“欲望是存在与匮乏的关系。确切地说，这一匮乏即是存在的匮乏，它不是此物或彼物的匮乏，而是存在的匮乏，存在就是据此而存在着。”[8]并由此分析说：“在拉康的理解中，欲望作为一种持续的力并不是心理意义上——那充其量只是一种力的效应——而是存在意义上的，欲望是存在的本质……如果欲望是存在的本质，那这个本质就是匮乏，欲望即是匮乏的欲望，欲望主体即是匮乏的主体。”[9]拉康的这一思想还可以进一步引申，欲望总是呈现这样的性质：“欲望不再是对某个具体对象的欲望，而是对一个不可能的对象的欲望，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欲望的绝对性，是欲望的不可满足性、不可还原性以及不可摧毁性。我们根本不知道欲望欲望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欲望总是在欲望着：欲望欲望着，这就是欲望的绝对性，人作为一个欲望性的存在就处在这个绝对性的绝对控制之下。”[10]拉康对于主体存在匮乏特质的认定以及吴琼的条分缕析表明，欲望问题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解决，或者说也无须解决。欲望就是欲望，存在就是存在，匮乏就是匮乏，它们构成主体的标志，欲望对于主体来说是本体性的，匮乏对于存在来说是本体性的，因此，主体的本体存在性质就是匮乏。我们在这里对物欲症的病理根源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诊断。物欲乃欲望之一种，或者说是欲望的一种表征，它的出现同样是主体匮乏的反映。而这一匮乏的最大问题，或者说能够发展成为一种“症”，就在于欲望始终伴人左右，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主体生存状态。
巴塔耶在讨论消费问题时把消费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生产性消费，这有点像马克思所说的用于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消费；另一个是非生产性消费，比如奢华、悼念、战争、宗教崇拜等。巴塔耶所区分出的后一种情形，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性消费，物所呈现的价值超出了生产循环范围，从而进入另一种价值评估体系，巴塔耶称这一现象为“耗费”，这一说法有点像波德里亚评价消费社会时的所谓的“浪费”。沿着这一分析思路，巴塔耶还提到一个我认为更为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缺失原则”，这一点似同于拉康的“匮乏”，尽管拉康的“匮乏”具有本体意义。巴塔耶这样说：“尽管各种耗费的形式彼此会常常发生对立，但是，它们仍旧构成一个共同体，其特征是，它们的重点都置放在缺失上，这个缺失应当是彻头彻尾的，这样，这个活动才能获得它的真实意义。”[11]拉康的“匮乏”和巴塔耶的“缺失”，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主体存在的状态，而当主体陷入消费社会时，这样的状态被逼迫出来，转化为一种难以治愈的病症——物欲症。
表面上看，消费社会的到来，使得物在不断堆积，无穷无尽，无止无休，而欲望在不断制造，无缘无故，无因无果。物始终处于一种延宕状态，欲望也始终处于一种无止境状态，两者的遭遇导致了欲望对物的难以割舍的追求，由此导致了欲望对物追求的病态。其实，匮乏才真正是主体存在的实现方式，而欲望恰恰迎合了这一实现方式。消费社会貌似为主体欲望的实现提供了无限可能，却由于欲望本身的匮乏性，使得主体欲望的实现落入了一个有限与无限的循环。这也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消费社会到来后，物品极大丰富，反倒人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从而患上了物欲症。真相其实在于，一旦人的欲望被发掘出来，它的匮乏性也就随之而来，成为一种本体存在，表面上是欲望，实际上是欲望的匮乏，无从满足，也无法满足。
二 物控症与网购
消费社会之所以关注物欲，谋求生产更多的物欲，甚至不惜制造出一种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新病症——物欲症，就是指望物欲自身生发出无所不能的投射功能，也就是说，人通过物的开发和物的占有制造出欲望，欲望越强烈，对物的投射就越强烈，而对物的开发和占有的力度就越大，欲望的边界就越发膨胀，欲望的满足反而越难充分。这一投射的根本性结果，表面上看是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变得一劳永逸，更深层的发掘则会发现，欲望与物的深度结合导致物自身的被重塑，而人由于欲望的驱使也开始偏离自身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物欲产生裂变后的难以想象的结果。人由自由人变为对象人，由对象人变为依附人，而物则由自在物变成对象物，由对象物变成自由物，主客二体在螺旋式变化中都走向自己的反面。把人制造为一个病人，一个需要不断消费才能存活的病人，消费社会也就达到了它的目的，消费主导一切人的社会行为，消费在任何时空、任何意义上都名正言顺，甚至都至高无上。
格拉夫的物欲症的发现，指出了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质，也成为我们观察消费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症候，但他没有进一步注意到在物欲症发展到一个难以预料的结果时，其实另一种症候也在与物欲症同时发酵，或在物欲症的形成中日益凸显，或在物欲症发展到极致时突然爆发，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不易察觉的新症候与物欲症是一体两面，只不过孰轻孰重、孰隐孰显还要看不同时段、不同场域里物与消费以及物与人的关系的改变。应该说，今天的网购已经与格拉夫观察到的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网购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当下，网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或者本质上已经脱离了消费社会意义上的消费。网络的超级化（无所不能）和网络的全球化（无处不在）成为常态，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已使移动终端成为人们身体的重要器官，[12]网购也从日常生活的流俗走向在日常生活的流俗之外添加上仪式的制造，因此，网购之对象在高技术的护佑下具有了君临一切的可能性。网购不再仅仅是参与人的消费行为，满足人的占有欲望，更有甚者，它在与人的欲望打交道的过程中，悄然改写了消费规则，悄然替代了占有位置，直至变被动为主动，开始操控人的欲望，开始操控人的占有，彻底颠倒物与人之关系。这是一种更加直观甚至更加致命的社会症候。网购本身成为一个事件，比照格拉夫的“物欲症”，我姑且称之为“物控症”。
物欲症是一种人对物的病态欲望的表征，物控症则是一种物对人的占有本能的操控。主体匮乏的存在状态所导致的物欲延宕乃至焦虑，成为人们患上物欲症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物欲症是主体尚有回味和反思的一个结果；而人的占有本能被操控，物对主体占有的零距离剥夺，成为物控症产生的根本原因。物欲是主体的状态，物控是客体的状态或主体客体化的状态。网购的便利化、人性化和生活化催发物欲症的流行，而网购的绝对化、操控化、仪式化导致物控症的彻底实现之可能。在这一意义上，格拉夫所说的物欲症是从主体出发与世界秩序打交道获得的一个结果，诱发人的病态存在，而我所谓的物控症则是从客体出发，是网购行为本身为主体立法所建立的新世界秩序的一个结果，是一种客体对人的完胜。
物欲为何会蜕变为物控？这当然是人自身存在方式改变的结果。欲的消退（遮蔽），购的崛起（呈现），构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人/物关系。以往的欲望由于无法满足（或者说匮乏）而导致病症，也由病症带来更多的想象、更多的幻觉、更多的爱恋，而欲望所驱动的物性裂变和符号增殖，两者千方百计地填补着物欲，当然也在主体的匮乏和主体幻觉中制造了更为变本加厉的欲望。表面上看，物控会是人在自觉不自觉状态下寻求或设计的一种自我解脱之路径，否则将被物欲症彻底摧毁。对物的操控与对物的欲望大不相同，操控更多表现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是物直接出面与人构建的一种关系，由于物与人的过于比邻或接近，达到一种物对人的招之即来和挥之即去之感，其实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物对人的呼风唤雨般的作为，使得人自身被物的汪洋大海所湮没，从而使欲望无法获得有效距离的释放空间，而主体也在距离消失的过程中被客体所吞噬，欲的成分被降到最低（或完全遮蔽），几乎不再起作用，而（网购之）物突起为主导者。
波德里亚曾就“诱惑”发表过一段精彩之论。他说：“如果我们从诱惑的角度来看，那么一切就都颠倒过来了——不再是主体来欲求，却是转而由客体来引诱。一切都由客体出发并回归于它，正如一切都始于诱惑而非欲望。主体古老的退却被推翻了。因为主体过于脆弱并且只能发出欲望，而客体即使在欲望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十分自如。客体的诱惑通过欲望的缺席而发生，它可以仅仅借由欲望的效果来发挥作用……”[13]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客体的诱惑构成对主体欲望的颠覆，一切由客体发出，最终回归客体。客体成为主、客关系中的主宰者，或者成为主体欲望被诱惑完全控制的俘虏。我们不妨看一则随意从网上下载到这里的具有典范意义的网购故事。
每天上午8点一刻左右，沈玲第一个来到办公室，在启动办公电脑的同时，她都会打开手机淘宝看看，聚划算的团购今天又有些什么新货。
浏览了一圈，沈玲相中了一款原价299元的电烤箱，当天限时购只要99元。随后她把团购链接分享到自己的微博上，让粉丝好友也可以购买。
中午12点多，沈玲接到了两个快递电话，这是她前两天在淘宝上购买的睡衣和零食到货了。沈玲告诉记者，每到换季的时候，她都会在淘宝上购置一堆当季“新品”，平均每天都有两三个包裹，多的时候五六个。
傍晚6点下班，沈玲拎着两袋战利品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别以为她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晚上才是重点。沈玲说，每天吃了晚饭，她都忍不住躺在床上逛逛淘宝，看看自己收藏的店铺是否有更新，收藏了几个月的宝贝是否降价……每次都要零点过了才肯睡觉。[14]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网购者画像。她表示说，“一天不下单，心里就长草”。更为关键的是，她还说，“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拿着手工刀，划开一个又一个包裹的透明胶封条”。[15]物控症就是表现为这样一种人心甘情愿甚至快乐无比地把自己的身心变为物的直接役使者的状况。网购者的一天价值就在于自己直接参与从浏览选物、点击下单、快递收物乃至拆装验物这一流程中，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其中的一分子。物控通过把对物欲改写为被物诱惑，把人分割为一天之中的不同时段加以占有，通过虚拟控物的快感和接受物品的仪式化，使物诱对人的占有达到本能深度。
还有几个常用的网购流行语——秒杀、剁手、海淘——也非常值得玩味，物（客体）在最大意义上击垮主体，使主体失去往日的地位和尊严，它们的出现无疑暴露出网购的深不可测的物控性质。
“秒杀”就是物（客体）诱惑主体从而打垮主体的结果。物的杀手锏就是召唤主体毫不犹豫地实施所谓的“秒杀”，表面上看，主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对物的占有，以此获得了攫取的快感，达到了获取对象的目的，满足了占有的欲望，但实际上“秒杀”的实施主体是在一种理智缺失、情绪失控、心理紊乱的状态下完成的动作，一个“快”字把主体行动的理由打乱了，也把事物存在的节奏打乱了，把时空秩序的安排打乱了，混乱中的主体丧失了思考和反省的能力，也因此失去了主体选择的合理性，物在“秒杀”中的绝对性和毋庸置疑性彻底颠覆了主体自诩的身心一体，主体被置于诱惑的“全景敞视”之下，失去了自身的把控，也即失去了自身的自由，成为物任意摆布的人偶。至于“剁手”，肯定不是真的要剁网购者之手，它表面上是一种炫耀，炫耀人体器官从未有过的好使，从未有过的利索，它对物的占有方式（网购）直接消弭了对象（商品），把对象一网打尽。其实，人在狂购中已经失控，没有办法停止手的点击动作，患上了一种肢体点击神经质——又一种精神诱发导致的身体疾患。用于网购点击之手在人的活动中，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手的使用范围。人手是制造、使用工具之手，而这种制造和使用是在一整套结构和规范中完成的。在人类社会进入点击时代之后，个体手的功能被发挥到极致，具有了心理附加其上的虚幻和妄想的特质。用手的点击成为一切。鼠标发明之前，是点击遥控器；遥控器之前，是点击计算器；计算器之前，是点击打字机。当然，这些点击结果都在物理动态之内，点击与点击的结果具有直接的物理联系。网购彻底改变用手点击的性质。表面上看，网购时代的用手点击就是完成任意占有的目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用手点击成为人体器官从使用价值到符号价值转换的起搏器，因为手在点击中完成了主体的虚拟化，同时完成了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反转：虚拟场域替代实体空间，虚拟物象替代实体物品，虚拟支付手段替代实体货币交换，虚拟人偶替代实体人身；还有最为根本的是，客体在点击中成为虚拟物控的最大赢家。“剁手”的潜语境是在述说网购的疯狂和占有物的任意和自得，其实则是主体在变态中被客体控制的一大奇观。最后，我们发现“海淘”的可怕之处，也是致命之处。“海淘”与“海量”紧密相关，落入“海淘”的人们已经处于无法自制的占有“海量”客体的物控之中，“海量”使主体失去了理性思量和合理斟酌，量本身达到无法想象的程度，质就无法再起有效的功用，“海里”的所“淘”之物只能是物控的结果，主体在“海淘”中已经丧失了往日自傲的存在感。其实，无论是“秒杀”还是“剁手”，都只能是实施“海淘”的一种手段和路径，“海淘”意味着主体被投入客体的汪洋大海，主体在客体的包围和笼罩之下永无翻身之日。
网购中欲与控之关系所出现的根本性翻转仿佛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的。表面上看，物诱中网购所引发物的超常规裂变，此一裂变如同物的癌症，它的使命就是裂变、扩散和吞噬，是使有机体彻底崩溃，从而达到完胜之目的。它不再顾及主体之欲望，把欲望不断后推，不断未来化，从而成功操控人之欲望，实际上也在把欲望推向绝望，使绝望之人成为失控的主体，成为易于虏获的对象；物诱甚至来不及顾及役使中人的无奈和无能，主、客体之间的距离瞬间瓦解，物的操控在疯狂的点击中瞬间完成，人与物之间的零距离彻底埋葬了人之为人的尊严，物直接攫取人的身心。网购中物的变态海量也使得物的量对质得以彻底征服，从根本上重写了从物欲到物诱的法则。物的零距离征服和海量湮没，所造就的物控症不是一个简单的物与人关系变化的反映，而是一个更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机制的表征。麦克卢汉曾提及这样一种现象：“在机械时代期间，我们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延伸到了空间。今天，在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之后，我们已经把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本身延伸到了全球的怀抱之中，就我们这个星球所关注的而言，我们已经废除了空间和时间。”[16]显然，麦克卢汉非常自信地宣称人的身心在机械和电子技术的帮助下，已经成功地延伸到人之所欲的一切时空，人的时空距离感被消弭，甚至达到“废除空间和时间”的地步。“废除”确实点到了要害。但是反过来，我们必须追问，是我们废除了空间和时间，还是某种身外之物让我们不得不废除空间和时间。如今的网购所表现出来的症候恰恰是后者。由于我们身心的延伸，导致的身心被包围，被切割，被虏获，物填满、征服了我们身心，我们沦为物的异在。
如果我们用齐泽克的视野来观照网购导致的物控症，或许会看到某种可以作为答案的答案。在拜物的历史过程中，出现的三个阶段如同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理论预设，即首先是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拜物（主人的魅力）；然后是标准的商品拜物（“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将拜物替换到客体上）；最后，我们时代所目睹的是拜物的物质化本身的逐渐消失。
随着电子货币的出现，金钱失去了它的物质存在，转变为一种纯粹的虚拟体（只有通过一张银行卡或者甚至一个非物质的计算机代码才能获取）；然而这个非物质化却更增强了它的把握力：金钱（金融交易的复杂网络）转变为一种看不到的，也正因此无所不能的幽灵框架，统治着我们的生活……
……随着这种拜物的幽灵化，随着它确定的物质性的逐渐解体，它的存在变得甚至更加富有压迫性，更加无孔不入，仿佛不存在主体逃避它的掌控的途径。[17]
齐泽克的拜物幽灵化逻辑，更为深入地揭示了主、客体关系之变化。网购之所以带有物控症，无疑是一种幽灵化出现的结果。物的幽灵化意味着什么？它使得物成为弥漫于我们生活时空中的幽灵，它甚至不需要物的超量堆积，不需要物的符号丛性的发酵，它已经超越了物的物品阶段而进入物的物性阶段，从而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与我们身心一体之物。我们的存在就是这种幽灵物的存在，我们自身也完全物性化了。其实，主体一旦进入网购，就会随着客体的幽灵物的游荡而游荡。这是一个统治我们日常生活的“幽灵策略”。当然，其所指绝不仅仅是齐泽克所谓的电子货币，而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物控语境，导致物控症的弥漫化。物控症某种意义上消弭了欲望实现的焦虑，欲望的匮乏似乎在物控症中走向了自己的终结，尤其是物控症与网购的结合，更为欲望的匮乏带来解决的生机。物控导致了主体的匮乏，利用了主体的匮乏，从而使得“大他者”毫无着力点，这是一种伊托邦场域下网购的策略和胜利。
三 从伊托邦到“双十一”：客体完胜中的成人礼
如果说物欲症是消费社会的一个标志，那么物控症就成为网络社会的一个标志，而网络社会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其最大的特质就是伊托邦。伊托邦下的物控症具有更为致命的意识形态魔力。
提及伊托邦，实际上，或许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概念值得参照——异托邦。福柯在《另类空间》一文中提出“异托邦”（heterotopia）概念，旨在说明与乌托邦相对的一种另类的社会文化形态，它的时空安排和位置关系都与传统不同，具有奇异的他性特点。在福柯看来，异托邦有内、外两个方面。异托邦的内在特质规定“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空的空间中，正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布满各种性质、一个可能同样被幻觉所萦绕着的空间中”，而这样的内在空间实际上是与外在空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在我们之外吸引我们的空间，恰好在其中对我们的生命、时间和历史进行腐蚀的空间，腐蚀我们和使我们生出皱纹的这个空间，其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种在其内部人们有可能确定一些个人和一些事物的位置的真空中，我们不是生活在流光溢彩的真空内部，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的内部，这些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可迭合的位置”。[18]外部空间对内部空间构成干扰，内部空间无法独善其身，而异托邦就是指外部存在的这一另类空间。外部空间的特质在于多价性，是一个关系的集合，而且外在空间对内在空间“腐蚀”作用强大，使其“生出皱纹”。福柯进一步列举了其所谓的异托邦的两种基本形态，即危机异托邦和偏离异托邦，而今天随着“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这些危机异托邦一直不断地消失”，偏离异托邦更多地占据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将行为异常的个体置于该异托邦中”，比如精神病诊所、监狱，甚至包括养老院。[19]其实，福柯所列举的异托邦形式，在今天看来，不能不说伊托邦似乎更具典型性。伊托邦作为外在空间，它对内在空间的“腐蚀”不同以往，它的魅力和威力，比起精神病诊所、监狱、养老院等，具有更全面的规训性和难以逃逸性，而且具有令人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的诱惑性。
那么，什么是伊托邦呢？伊托邦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机制，它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最大限度改变存在方式的一整套话语。米切尔（William J.Mitchell）把伊托邦定义为所谓的“数字时代”。他是这样加以描述的：
大约在1993年的某个地方，随着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兴起和《连线》杂志的发行，这场由异类精英（geckeati）领导、网络促成、硅作动力的反对旧秩序的革命有了其虚拟的1789、十月革命、五四运动……随你怎么说都行。显而易见，随着同时展开有时还相互交织的技术革命、资本流动、社会重组和文化变革的进行，人们熟悉的体制正在被一扫而光。[20]
米切尔试图说明，伊托邦所带给我们的改变远远超出以往的历次革命，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人们之所以热衷于伊托邦，其诱惑力在于它成为人们梦想乌托邦的一种可能实现的途径，甚至是一种所敬仰的乌托邦的现实莅临。从传统视角观照伊托邦，其异托邦性确凿无疑，其技术进步的特点和全面变革的态势已经从内到外对人进行了彻底的征服。如果这个以超级网络（万维网）为特征的伊托邦的出现，其迄今为止的表现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人类对生活的美好憧憬，那么伊托邦的一个更加隐蔽的目的无疑就是颠覆人类的现存世界和人类对于现存世界的感觉方式，乃至人类在这一现存世界的行为方式。这或许是一次迄今为止技术革命推翻人类或谋求取代人类的最具挑战意义的企图。伊托邦所建构的世界试图使人的以往一切生活方式丧失合理性，甚至变得荒谬。伊托邦如同一个潜力无限的危险的“大他者”。如果我的这一断言具有实际所指，那么马上就会找到最流行的、也是最触目惊心的例子来加以佐证。难道今日已经发展得风风火火的网购不就是这个所谓的伊托邦对当下人的日常状态的一次大规模侵入和颠覆吗？物控症的疯狂流行不正是作为异托邦“大他者”的伊托邦作用于人的日常生活的致命结果吗？
显然，今天的伊托邦不再是现实的帝国，而是网络的帝国。如果仅仅着眼于技术手段的革命性魅力的话，波兹曼曾描述过电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美国正在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期进行得缓慢而谨慎，到了现在，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通过美国和电视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已经明确地为缓慢发展的铅字时代画上了句号，并且赋予了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21]电视只不过是人类当下利用的高技术手段之一种，即便如此，它已经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马尔库塞对技术入侵人类的日常生活做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说：发达的工业文明，“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要，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它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人的身心延长物的程度，这一切使得异化概念成了可疑的。人民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那种使个人依附于他的社会的根本机制已经变化了，社会控制锚定在它已产生的新需求上”[22]。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形？马尔库塞把发达的工业文明对人的生存环境的革命性改造深化为对异化概念的质疑，深化为物已经发挥出征服人的潜能，甚至成为一种迷人的存在物。人的存在合理性需要外在物来加以保证。当然，波兹曼还只停留在技术对于人的存在的局部影响上，马尔库塞尽管更为深入地指出了技术进步所创造的人工环境对异化的挑战，甚至使人的异化存在变得合理，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原因，技术尚未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都没能进一步看到更加致命的全新社会机制的影响力。由此出发，伊托邦的出现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伊托邦带来的改变是整个社会性的，对人的改造也是全面颠覆性的，它制造了意识形态幻觉，甚至使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须臾无法离开的依据。“全球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的影响是巨大而又广泛的，但却掩盖了由此产生的问题，即距离消失、空间终结以及几乎所有一切的虚拟化……我们应当认识到，新的连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来构造和组织居住空间，来满足我们的多种多样的需求”。[23]其实，“距离消失”“空间终结”“一切虚拟化”，不仅没有成为我们日常生活改变后的羁绊，反倒成为这个时代独有的特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网购正是在伊托邦里找到了最合适生存的土壤，网购也由此成为伊托邦的最可信乃至最有魅力的镜像。借助伊托邦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网购发展成为物控，并导致物控症的发生。网购不是消费，而是物控，这是伊托邦语境下网购的不容忽视的全新特点。伊托邦驱动的网购使物控的潜能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新的生活方式在网购中搭建完成。我们马上就会清楚地看到，网购施展的物控以一种幽灵化方式摆布着物，网中之物如同幽灵，物在网中裂变、增殖，更添加了其控制力，其震荡产生的效果令人不可预期。从最本质的意义上，物开始反过来重构人的生存空间，重新定义人的活动方式，重新分配人的感性经验。物控症引发时空压缩，而物凭借这一压缩自身却不断膨胀。压缩导致膨胀，膨胀不仅是物的膨胀，还表现为人心的膨胀，人五官感觉的膨胀。这一结果非常隐秘，它通过对人的趣味的整体发掘和掌控达成潜移默化的改变。物控症在对人的身心操作中获取对整个人群、整个社会的控制力。网购实际上成为一种伪装，物控症是其背后的目的。
就在物控症发展到一定阶段之时，“双十一”出现了，它不仅把“秒杀”“海淘”“剁手”这些经典的网购行为集合成一个异托邦意义上的伊托邦效能，构造了一个网购集群的奇迹或神话，而且物控症在这里找到了更为有效的意识形态的神话形式。“双十一”是主体灵魂出窍的故事，“双十一”是客体完胜的故事。此刻主体欲望的投射已经不再呈现为主体自身的价值，网购作为一种替代符号，借助仪式化的神话制造显豁出物控症的本真。
在百度键入“双十一”字样，相关介绍铺天盖地，我们能得到如下解释：“‘双十一’即指每年的11月11日，是指由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在全中国范围内兴起的大型购物促销狂欢日。自从2009年10月1日和中秋节一起双节同过开始，每年的11月11日，以天猫、京东、苏宁易购为代表的大型电子商务网站一般会利用这一天来进行一些大规模的打折促销活动，以提高销售额度，逐渐成为中国互联网最大规模的商业促销狂欢活动。”[24]今天看来，这样的解释固然没有任何夸饰的修辞语言，但把“双十一”性质完全定位于商业活动，用“电子商务”“购物促销”“狂欢节（日）”加以描述，显然是太局促也太肤浅了。前两个关键词限于“双十一”的市场价值评估，把市场功效摆在了第一位；后一个关键词也只着眼于商业营销，是更多人参与的一次大型商业促销活动。不过，在互联网上搜索“双十一”出现的千千万万个词条，所涉及的内容和描述的氛围，基本上限定在这样的范围内，商家利用商品推介手段和仪式化场合所释放巨大的购物空间，为人的欲望释放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其实，“双十一”具有更大的野心，它的意识形态话语更具魅力。如果我们赋予它以足够的能量，或可以说，它是网购在物控症意义上的成人礼。“双十一”最耀眼的意识形态神话叙述是抽象数字的高密度展示，也就是说，物控症在时空高度聚合下，极力压缩人们对于网购的想象，使得网购之物本身抽象成为数字，网购行为的数字化成为一个有无限意涵的符号。请看下面这样一则消息：
阿里巴巴实时数据显示，截至11日24时，天猫“双十一”全天总交易额1207亿元，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无线交易额占比81.87%，覆盖235个国家和地区。
此前，11日6时54分53秒，2016天猫“双十一”交易额超571亿元，超越2014年“双十一”全天；11日15时19分13秒，2016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交易额912亿元，无线交易占比83%，超越去年全天交易额；11日18时55分36秒，2016天猫“双十一”交易额超1000亿元，无线交易占比82%；11日22时12分03秒，天猫“双十一”交易额首次到达1111亿元。
……
整整24小时，“双十一”全球狂欢节现场的大幕一直在滚动，数字从0到1207亿。14分钟，2012年被甩在身后；1小时，2013年被甩在身后；6小时54分，2014年被甩在身后；15小时19分，2015年被甩在身后。
……
2016年天猫“双十一”共产生上亿个物流订单。而截至16时，其中1.87亿个订单已经点击发货。
……
13分19秒，“双十一”第一单，送达广东佛山芦苞镇；28分，跨境进口第一单，送达浙江宁波北仑区；1小时25分，农村第一单，送达云南红河弥勒市中以则村。
……
截至11日23时51分，全球23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到此次“双十一”当中。其中最热门的进口国家分别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德国。而参与“双十一”最活跃的海外国家TOP 5分别是俄罗斯、西班牙、以色列、乌克兰、法国。[25]
这是对阿里巴巴“双十一”仪式现场和24小时之内的跟踪报道。无论是网购量还是网购率，再有就是网购面（国家和地区），都由数字来直接说话，更有甚者，这里的数字都具有惊人的量级，如果说它们的出现是前所未有的数字轰炸，也不为过。人们对数字的感觉通常是日常性的。如果要对日常数字有感，需要两个起码的条件，一是数字不能太大，不超出一般人的认知，而人们最常用的日常数字就是与货币相关，小到一角钱，大到一百元，纸币数字对于人们日常数字经验建构具有基础性意义，日常消费中累加起几百几千几万的数字属于正常范围，不会给人带来新的体验；另一是数字背后要有实物相关，通过常识链接，数字可以顺利地转化为实物。阿里巴巴的“双十一”数字战略，就是彻底颠覆人们日常的数字经验，以“数字奇观”颠覆人们建立在常识性经验基础上的正常心智，从而引发疯狂的数字崇拜。数字崇拜其实在日常生活的特殊场合下也出现过，比如股票市场（交易大厅），大屏幕的数字滚动显示就是利用数字制造一种拜物形式。“双十一”的现场仪式挪用了股票交易模式，把大屏幕搬到公共场所，制造了一个人潮汹涌的观看数字奇迹发生的真人秀现场，人潮与数字潮相应而生，人们跟着数字兴奋，人们对着数字欢呼。此时，数字带给人的刺激完全把人的欲望和冲动提升到极限，人已经在数字奇观中拜倒在数字的脚下。还值得一提的是，“双十一”制造的数字奇观还在于它的抽象性，此时的大数据数字已经无法不与任何实物发生关联，人们已经从实物链接思路上跳出来，摆脱实物束缚，在数字本身建构起向上攀登的天梯，努力探寻和突破天梯的上限，一种无限的数字诱惑时时在滚动中呈现。超出经验的抽象数字颠覆了人们的常识性感知，带来神话色彩，成为攫取人们心智的超级手段，如同摄取了人们的灵魂，缺少灵魂之人不再具有意志和健全心智，只能表现出迷狂性崇拜。还有就是数字与时间之比。数字的向上跳跃，不仅有超出万的数字，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而且这些数字的发生是以秒、分、时的时间单位内发生，时间与数字之比极其短暂，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人们的心理极限面对这样离奇的挑战，最终只有崩溃。抽象数字在时间的裹挟下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双十一”现场制造的人潮和数字潮带来了一场伪狂欢，因为它不是人的狂欢，而是物的狂欢；它不是主体占有欲望的胜利，而是客体深度诱惑的胜利。成人是要用年龄来标示的，物的“成人”也要由数字来标示，而物控症的完成更离不开数字潮和由此衍生的数字奇观。如果我们把“双十一”制造的数字奇观算作一次物控症的成人礼，那么确实没有什么比天价数字更具有指标意义。物控症使辩证法的平衡被打破，在超级螺旋中，物控达到了它的不可预知、不可名状的状态。因为物控症的数字化本身超出了人实存意义，它的界限到底会在哪里，就成为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1]戴阿宝，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2]〔美〕约翰·格拉夫、大卫·瓦恩、托马斯·内勒：《流行性物欲症》，闾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3页。
[3]中商情报网，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5/11/12/84734cyxg.shtml。
[4]凤凰科技网，http：//tech.ifeng.com/a/20161112/44491807_0.shtml。
[5]〔美〕约翰·格拉夫、大卫·瓦恩、托马斯·内勒：《流行性物欲症》，闾佳译，第9～10页。
[6]Jean Baudrillard，The Consumer Society：Myths ＆ Structure，trans.George Ritzer，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8，p.43.
[7]〔英〕弗兰克·莫特：《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余宁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7～18页。
[8]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384页。
[9]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第385页。
[10]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第384页。
[11]Fred Botting and Scott Wilson（eds.），The Bataille Reader，Oxford，United Kingdom：John Wiley ＆ Sons Ltd.，1997，p.169.
[12]汪民安在《手机》一文中写道：“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人们丢失了手机，就像身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像一台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配件。”（汪民安：《论家用电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第111页。）
[13]〔法〕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刘翔、戴阿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60页。
[14]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20140606/n400512224.shtml。
[15]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20140606/n400512224.shtml。
[16]转引自〔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367页。
[17]〔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125页。
[18]〔法〕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19]〔法〕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20]〔美〕威廉 ·J.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吴启迪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教育出版社，2005，第11页。
[2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33页。
[2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第9页。
[23]〔美〕威廉 ·J.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吴启迪译，第28页。
[24]参见百度的互动百科“双十一”，http：//www.baike.com/wiki/双十一。
[25]南方财富网，http：//www.southmoney.com/redianxinwen/201611/8632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