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谋利方法

一 赚取差价

粮商赚取差价的方法，第一，低价收购俸米、甲米，高价出售。雍正时，“每年开仓放米之时，铺户贾人俱纷纷买米积贮，俟价昂时籴卖，颇有碍于兵丁生计”[167]。“老米每石官价银一两，市价至一两六七钱不等。粟米每石官价银六钱，市价至一两一二钱不等”[168]。商人可以从每石老米、粟米中赚取差价银六七钱不等。“铺户所买官米，除捣碓折耗人工费用外，每石照官价量加银一二钱，押粜发卖”[169]。如果减去粗米捣碓折耗和人工费用，铺户大概每石可获得米市价比官价所高的四钱。乾隆三年“四月开仓时，每米一石价不过制钱七八百文”。开仓之后，“现今市价每米一石已值制钱一千三四百文不等，较之从前每石约贵制钱五六百文”[170]。商人可以取得差价每石约制钱五六百文。十六年二月，“京师现在米价，老米每石一两六钱五分。稄米、仓米每石一两五钱五分。老米尚不甚贵，且买食者少。稄米、仓米买食者多，时价稍贵。请照乾隆十三年例，酌减定价。每石老米一两四钱，稄米、仓米一两二钱，银钱兼收，收钱易银解部”[171]。老米每石差价银二钱五分。稄米、仓米每石差价银三钱五分。同年，提前发放秋季官兵俸米、甲米。放米后，“市价每石减四五钱不等”[172]。说明开仓之前与之后米价差约银四五钱。三十七年五月，“据吉梦熊奏报粮价单，麦价较上月减一钱，面价减一文，而高粱则较上月增一钱，黑豆增一钱五分，所增之数，转浮于所减，此乃奸商居奇垄断，其居心甚为可恶”[173]。麦子每石差价银一钱。面价每斤差价制钱一文。高粱每石差价银一钱。黑豆每石差价银一钱五分。四十年五月，宛平县人于二，叫街坊小孩“陆续赴厂替买”，“每米一斗多给京钱二十文”，“三日共买得稄米三石七斗”。于二等人“将米转卖与北药王庙地方开米粮铺的冯永吉，讲定每斗价钱二百九十二文，共钱十千零九十四文”。于二每斗赚钱五十二文。[174]五十二年六月，“兹据五城等处，呈报实在粮价，每粗稄米一仓石，制钱一千五百四十文，今较市价酌减一百文”[175]。七月，“按所报实在中等时价，豫麦每石大制钱二千五百三十文，令酌减一百三十文。奉（天）麦每石大制钱二千三百八十文，今酌减一百八十文，交铺户照粜米章程，一体出粜”[176]。粗稄米差价制钱每石一百文。河南运京麦每石差价制钱一百三十文。奉天运京麦每石差价制钱一百八十文。“官兵支领俸粮，甫经出仓，或以急用需银，或以车脚未便，立即转卖，以至尽落行贩之手，私囤暗聚，平时既藉称丰歉，低昂价值。又复窥伺将及关米之时，故为大减其价，以贱买现关之米，一过关米，遂任意腾贵。五城内外，大小行铺，同风相应，兼之通衢僻巷，多设碓房，既收舂斛之利，更为敛囤之区”。“附京远近之旗民，以及外来之游食百工、官丁、诸色人等，并非买食黍粟菽米，俱系口食老米、稄米。此二色米于在京行辅市价，绝无关涉，乃伊等并无越疆隔省，水陆载运之劳，只于官兵转行售卖之米，盘取剥利”[177]。嘉庆五年，“查京城现在粮价，每稉米一石，市价制钱一千九百文，今酌减制钱二百文，以一千七百文出粜。所有市麦价每石制钱二千八十文，今酌减制钱二百八十文，以一千八百文出粜”[178]。粳米每石差价制钱二百文。麦子每石差价制钱二百八十文。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有通州义盛号米铺人董四买我粗米二十石。公义号米铺人施姓，买我粗米二十石，俱每石价钱三千五百文。广义号米铺人张姓，买我粗米十八石，每石价钱四千二百文，给了发帖三张”[179]。“听其贱卖于前，贵买于后，辗转折耗，无怪生计日形穷蹙”[180]。道光四年，台湾“米多价贱”，政府招募商人运米，“鹿耳门、鹿子港两处米价，每石二两六七八钱不等。淡水一处米价每石二两四五钱不等。脚价每石俱六七钱不等”。官为收买“每石以库平纹银三两六钱为率”[181]。以粳米估算，政府收购价比台湾鹿耳门、鹿子港两处米价每石多一两左右，比淡水米价每石高一两一二钱，减去运费，商人运米每石约可得五六钱左右。十一年九月，御史韩大信奏称，北新仓退役花户张凯，勾结该仓现任花户刘太等人通同舞弊，“将好豆用水侵坏，任意搀合搭放。领豆者因不堪食用，令其更换”。张凯“又指赴宣武门内玉皇阁地面开通泰碓房之张三处，商酌领取。及到碓房，张三又复多方勒折，巧为扣算”。“以在仓之豆，大钱不过八百余文，欲换伊碓房好豆，总须大钱二千四百余文，统计仓豆须三石方换伊碓房好豆一石”[182]。他们每石获利大钱约一千六百文。

其次是利用平粜仓米，赚取平粜米价与市场价之差。乾隆三年三月，有官员发现“发米日多，而市价并不稍减，转或加增，其中必有居奇之人，籴买官米，展转粜买，获重利以肥身家”[183]。四月，因“有奸民图利，串通胥役，转相贩卖，甚至运往通州，售为烧锅之用”。发生“离厂稍远之贫民，奔赴稍迟，即不得升斗，且有守候终日，忽然停止粜卖，贫民含怨空回”。步军统领鄂善、侍郎讬时即时将这类商贩查拿。政府将“不能督率司坊等官，亲加查察，一任弊端叠出，怠玩已极”的官员“交部严加议处”[184]。给事中马宏琦奏称：“五城各厂日粜粳米仅一二石，而气头廒底减色之米，粜至百余石。此米舂碓折耗价，与粳米无异，而出粜较多者，缘粳米向有囤积，严禁各官规避处分，不许多粜。小民守候终日，不得升斗。是欲禁囤积，而奸民愈得居奇。夫平粜本为拯穷，莫若使穷民以所粜之余，零星售卖，街衢巷陌，俱食官米之利。”政府有关部门官员议论后，认为，“内外城碓房不下千余所，每日舂碓挑卖，凡民间离厂稍远老弱妇女，每藉小贩到门买食。若官米不许转卖，则价值更昂”。所以决定“嗣后囤积至四五十石，及买作烧锅之用，俱行严禁。其肩挑背负不过数石者，概免查究。盖禁囤户，亦必筹民食，并非私盐四十斤之比也”[185]。“每日买米者，千百成群，甚之妇女孩童，沿街穷乞，半系铺户之所催觅，积升成斗，积斗成石，循环运转，好米尽归铺户。虽禁其明买，而实不能禁其暗收。且买米者私售于铺户，既已多增价值，至铺户转卖于人，又复加倍增添。此价之所以辗转高昂而不能下也”[186]。商人每次雇妇女孩童赴平粜厂买米，再从她们手中收购，将零集整，再抬价转贩。乾隆八年六月，前述在朝阳门外新桥地方，开杂粮米铺的山西汾州府汾阳县民周二说：“本月十六日，有街坊魏二、孙成蛟陆续在弥勒寺官米局买了官老米五石，卖给小的。小的共给了他们价钱十吊。小的将米零星卖出去了，每石赚大钱五十余文。”第二天，在齐化门外新桥龙王庙地方居住的大兴县民康白子，“约会街坊，同到弥勒院官米厂内，每人买了二斗老米，每斗使钱一百八十文，回家归并了一石四斗”。也卖给周二米铺，说好价钱“二千八百钱”。但周二说，每石二千钱。[187]尽管周二与康白子所说价格不同，但周二米铺从各街坊人中所购老米，再出售，肯定能赚取不少钱。道光四年二月，“据京城现报粮价，粳米每石银二两七钱，合计制钱二千七百文。今请酌减制钱八百文，以一千九百文出粜。稄米每石银二两五钱，合计制钱二千五百文。今请酌减制钱一千文，以一千五百文出粜”[188]。在市场上，商人每贩卖一石粳米，即可得制钱八百文；贩卖一石稄米，可获得制钱一千文。尽管平粜价格与市场差价并非全部由商人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商人能够从中赚取一部分，或者大部分获利，这主要得益于平粜米价与市场米价的差额。

二 赚取利息

粮商赚取利息，即预先支付给贷款人银两，待其后期还账，从中赚取利息。雍正五年五月，总查仓事务御史殷式训奏称，“通州历来有放债之人，盘剥取利，实为漕运之蠹”。盘剥对象是旗丁，“将六、七当十，又加重利之银，成千累百，保借入手，随意花费，及至债主逼迫展转推延，惟思盗卖偿还”。“查京、通各仓皆有放债之人，昔年亦有盗卖还债之事”。“现在所领脚价等银，多填此种谿壑，竟有祖父保借之债，子孙尚在受逼偿还，一本数十利，犹不能清者”。放债则是“有势力之人，或称世宦大家本银，盘踞近地，惟图利己，不顾害漕”[189]。正如有人指出的，在漕米进京之前，已有漕丁预先支取铺户商人的银两，同意以漕船回空之余米抵完铺户垫付，与商人形成较为固定的以赊贷为形式的债权和债务关系。[190]

乾隆三年三月，有御史奏称：“京城内外有印子钱文生理一道，多系山西人，携带重本，至京营运。其法以钱十千给人，日取钱四十文，至三百日而本利俱完。人因利钱不重，又可日用零那，故取之者众。彼图现在出放既有生息，又可兴利，故业此者多。”据调查“此项生理竟有四千余家，其中本大者有钱万串，次者亦有七八千串，再次亦不下三四千串。截长补短，每家可有钱五六千串”[191]。其三百天利率达20%，还属于“利钱不重”。四月，陕西道御史常龄疏称：“八旗俸饷米石逾期半月有余甫行开放。旗人不能计日支领，大半转向铺家，加利赊借。”[192]四十年，有陈廷鉴、山西民人李天维、大兴县民梁三，重利放债。他们先后借给镶白旗汉军马甲刘兴孝钱“八吊六分。行息后，又用钱十吊预买得刘兴孝老米八石，按季归还”。“又用钱十三吊，预买得该旗陈起佐领下马甲袁宗和老米八石”。“借给正白旗汉军马甲孙四钱五十三吊，五分起息”。用钱七千五百文，买得镶白旗“马甲刘大顺库银一分五两，系步甲金大做保”。“借给正蓝旗汉军周大儒佐领下马甲刘福太钱二十四吊，分季还老米十六石。又借给马甲刘青太钱九吊，还老米六石”。七月，“借给该旗马甲徐大有钱十五吊，预买老米十石，稄米五石”。“以五六分重利借给马甲刘兴孝等钱文，又以贱价预买旗人米石库银，从中渔利，辗转盘剥”。另有李天维“借给正蓝旗满洲法宪阿佐领下护军明金，钱五十吊，约三十六个月，按月还银一两，共银三十六两，并给米二十四石。又借给正蓝旗满洲图米善佐领下领催五十四京钱十六吊，言明还钱十三吊，还稄米五石，库银六两”。梁三借“给正蓝旗汉军佟士礼佐领下马甲佟金钱五吊，还老米二石，稄米二石”。此外，他们“俱有零星借放重利钱文，及典买米石、库银等项，不可胜数”[193]。四十四年，“杨老等乘官仓发米，向旗人放账□（取？）利，以九百作为一千，朝借暮还，重利盘剥”[194]。一天的借贷利率为11%。政府严行示禁，违禁予买者责处，用过铺户银钱不准偿还，所有参与者各治罪。[195]，并且令兵丁所“用过铺户银钱，不准偿还”[196]。

前述在嘉庆八年至十年，充当海运仓挖勺头目的赵维屏，后来辞了夫头，仍在仓当差。其父赵吉在世时，开设了“大恒号放账局子，在东四牌楼”。另“一个永利钱铺，在北新桥，共有本银二三万两”。以后赵维屏继承钱铺和账局。他伙同别人开庆和当铺一座，“入本钱京钱三万吊”。将大恒号账局挪到庆和当铺内，改名为永合堂账局。后来因放账利息比开钱铺高，他便把永利钱铺关了，将本钱归并在永合堂账局内。之前他开设过永兴钱铺一座，后关闭。永兴钱铺原有“永怀堂账局，本钱京钱三万吊”，因钱铺已关，“连本带利共京钱四万七千吊，也并入永合堂账局内”，归并账局后已经有十余年了。他放账间有二分利息的，但印子钱居多，因印子钱利息最多。他说：“近年因仓内打天堆的人夫，并无工食，所以向关好米的人索钱，每季打天堆二十余日，人夫四五百名，每名每日只不过京钱二三百，仅谷食用，不能再少。开除之外余剩的钱每季实止京钱四五十千文，或一二十千文，是我使用。”[197]嘉庆十九年，御史王嘉栋奏称，“近来旗人领米均交领催包办，米铺关领，除食米外，其余米即由铺户自行售卖，价值亦随便开算，并不平照市价”。“皆因平日兵丁无钱向领催挪借，领催无钱又向米铺转借，方借钱时即指领兵米折钱归款。”“近日刑部办理领催春庆与开米碓房之宋联玉一案，先因包与铺家领米，是以借给京钱四百吊，写票七百二十吊，续借三百吊，写五百吊，三分起息，是其明证”。又揭发“内城有西人开设饭食、布货等铺，专放旗债，每制钱七八百文折银一两，甚至有对扣者，名为指买钱粮。每逢卯期借主偕本人同往支领，即以所领之银抵款归结。兵丁无钱，只得又借下月钱粮，克复如前，积习相沿，为累滋甚”[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