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奏销事务中的部费陋规

张晨

【摘要】部费是清代的一种官场陋规，是地方各级文武官员为使提升、调补、奏销及刑名案件等公务顺利完成，向中央主管部门官吏定期、定额或因事、因案致送的各种贿赂款项的统称，是时人的习惯用语。户部掌管全国各省财赋的征解与销算，是与钱粮动支关系最密切的部门之一。在奏销事务中部费陋规问题尤为突出，这造成了破坏规范的财政奏销制度，浮销钱粮，加重亏空和地方经费紧张，阻碍经济发展，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的恶劣影响。

【关键词】清代 户部 奏销 部费陋规

清代中央六部是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秉承皇帝旨意，分别行使管理国家行政的职责，在承理吏治、财政、军事、司法、工程等各项公务的过程中，普遍存在部费陋规。户部分管全国疆土、田地、户籍、税赋、漕运、盐政、仓储、钱钞等，所谓“掌天下之地政与其版籍，以赞上养万民，凡赋税征课之则，俸饷颁给之制，仓库出纳之数，川陆转运之宜”。[1]户部掌管全国各省钱粮的征解与销算，雍正指出：“户部职掌皆系销算会同稽考钱粮之事，较于别部加倍繁多。”[2]陈澹然称“报销之弊无穷，以军务、河工为极”，[3]奏销事务中的部费问题尤为突出。本文主要论及钱粮及军费两项主要奏销事务中的部费问题。

一 钱粮奏销中的部费陋规

清代顺治以后钱粮奏销逐步实行年终奏销制，因关系国家全年钱粮支出统一安排，在奏销时限上有严格规定，必须依时完成，若出现延迟将严厉惩处。雍正七年（1729）将奏销时限依各省地域远近，规定如下：“地丁钱粮奏销定例，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令四月到部；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广令五月到部；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令六月到部……有司奏销迟延舛错，以至违宪者，督抚免议。如督抚行催不力，或属员申报，不即具题者，并将督抚处分。”[4]

钱粮奏销流程为地方州县按照“四柱”格式造奏销草册，报藩司核验，藩司造总册呈督抚，督抚审核后造黄册送交户部，即“凡岁课奏销，布政司会所属见年赋税出入之数，申巡抚，疏报以册达部，曰奏销册。载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条析起运、存留、支给、拨协、采办为数若干，以待检校，部会全数而复核之”。[5]顺序为州县—藩司—督抚—户部，州县“藩司攒造地丁奏销册，于例限前令各属，先造草册申送，核发照造，如款项数目不符，即于草册内注明发回，分别远近，定限补造”；藩司“直省奏销钱粮，由藩司核造总册，申呈该管督抚，该督抚无遗漏滥支，加钤印信，声明具题”；督抚“各省每年奏销地丁钱粮，各该督抚缮造黄册，随本进呈”。[6]

户部的审核流程，简述如下：由待审核部门填写清册，送交户部，称投文；户部各司官吏，对奏销册中账目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是为审计阶段；若发现奏销册中有出入款目不符等不合规定的情况，将会发回令重新核实，称为批驳；核准之后，户部题写奏折，奏请皇帝审批，通过后，户部发给待销部门批文。从整个审核流程来看，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奏销审计。

钱粮账册款目繁多，纷杂糅合，审核账目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部中官员多不习会计，遍阅册籍也难明其旨，因而审核细务多委于书吏，应准应驳全凭他们判定，因此书吏虽只是普通办事人员，却是奏销能否通过的关键人物。而若要驳回奏销册，可以找到各种理由，“或款目不误，驳其法式，或出入不舛，驳其日月。或调查无干之案，或饬造无用之册，苛欲吹索，岂有穷期”。[7]无论多细致的账目都可以挑出问题，更何况地方经费紧张，收支情况复杂，实难做到准确无误。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赴部奏销的官员，为免部吏驳诘，不得不预先奉上部费，以求奏销能顺利通过，部费遂成为奏销事务中的必备款项。

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辅深悉此弊，曾言：“钱粮数目繁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款项，熟知卷案者，万难得其要领。司官专司其事，除猫鼠同眠者不必言外，其实心奉公之员，设或稍欠精详，便为吏胥蒙蔽。况堂上官不过总其大概，止据说堂数言，安能备知底里？加以从慎重钱粮起见，自是一照司议，由是而部胥之权重矣。权既重，则经用钱粮之官，不得不行贿以求之，所谓部费也。”[8]雍正上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向来地方官奏销钱粮，不给部费则屡次驳回，恣行勒索。”[9]咸丰帝称：“各省动用帑项，每于奏销时，先遣人与户部经承议定部费，预防部驳。”[10]晚清冯桂芬亦称：“即如苏松重赋，数倍于他郡，二三十倍于他省，未尝不载于赋役全书，而赋役全书具在，骤阅之，但见款项之繁多，名目之猥琐，分合杂糅之离奇，非老于此事者，无从得其每亩征税之数。尚书侍郎起家文史，不习会计，虽遍阅全书，亦不能知其数倍二三十倍者安在。”[11]由此可见，田赋奏销事务中的部费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

户部书吏借办理奏销事务之便，所获部费之利惊人。时人有言，户部书吏家财“可埒王侯”，甚至超过部中官员，《清稗类钞》载：“吏、兵二部书吏之索贿，及于文武补官而止，不及户部之甚也。盖各省款项之核销，户部主之，称阔书办者，必首户部……掌印主稿之司官，恒听命于书吏，借以分润，堂官亦间有染指者。他若发饷拨款，亦必假手于书吏，故皆有所沾溉，是以户部书吏之富，可埒王侯……”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张，即便户部部费总量较大，但书吏人数也最多，十四个清吏司中，书吏便有千余名，[12]借部费而巨富的户吏，应该只占极少数。

奏销部费数额总体呈上升趋势。雍乾年间的钱粮奏销部费，各地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百分比。如雍正年间，江苏巡抚陈时夏奏称：“苏州布政使解库银，每百两扣部费二两。”[13]朱云锦称：“按凡有解部钱粮，每千两随解余平银二十五两、饭银七两，俱于耗羡内动支起解，至雍正八年，奉旨减去一半，每千两止随解减半，平余银十二两五钱，饭银七两。”[14]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十七日，广东巡抚王暮奏称，“广东省地丁银正额一百零三万两，每两加耗一钱六分九厘，即耗银十七万四千零七两，其中九厘作为部费饭银，数额为一万五千六百六十六两”。[15]后期部费数额逐渐增加，因钱粮核销总量极大，部费总额也相当可观。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监察御史蔡征藩参奏部费繁苛，称：“臣闻各省解京之款，每银千两需部费百余金。前经御史何冠英奏参，至今交库千两，尚需费六七十两。即以晋省所征钱粮而论，解京约三百万两，需费至二十万两。”[16]

其中一项半合法的部费，称饭食银，其与部费本是两个概念。饭食银是地方巡抚、布政使和各级衙门，为部中书吏的公务和生活支出筹措的补贴费，这项费用是朝廷允许的。但在奏销中，这笔称为饭食银的费用，实际上影响着奏销事务是否能顺利完成，与部费的“功用”已难以截然区分，因此把这一部分饭食银，也视作一种部费，各地方财政也会预留这笔款项。各地饭食银数目不一，如四川布政使向户部解送饭食银一千三百两，河东总督王士俊称，当年解送户部三千六百两，户科六百两。[17]耗羡归公以前，奏销部费、饭食银，一般由督抚衙门责成下面州县摊付。雍正朝耗羡归公以后，则在耗羡银中，为地方赴中央各部奏销饭食银划拨固定数额。嘉庆二十五年（1820），朝廷奏准了《耗羡章程》，其中记载了各省耗羡存留中额定的奏销饭食银数（见表1）。

表1 嘉庆二十五年各省《耗羡章程》中提准各部科奏销饭食银数额

由表1可见，各省递交各部的饭食银数，存在很大差别，户部数额最大。大致较为富庶和事务繁多的省份，呈递的饭食银较多。

又如嘉庆年间，据《续纂淮关统志·经费》记载，江苏淮安关为钱粮奏销所花费的款目银数很多，计开：

一、解部正额银，每千两外加库饭银十五两、补平银十五两。

一、解兴庆阁、光禄寺银，每千两外加库饭银二十九两、补平银十五两。

一、解部盈余银，每千两外加库饭银二十九两、补平银十五两。

一、解内阁费用银二百两。

一、解钱粮装银木鞘，每个银三钱。

一、解册档需用油纸包绳，每千两银一钱八分。

一、解第四季钱粮解员盘费银二百两。

一、解钱粮书吏盘费银四百八十两。内首、三两季，节省银二百四十两，实用银二百四十两。

一、解钱粮解役盘费银二百两。内首、三两季，节省银八十两，实用银一百二十两。

一、解钱粮遣牌五面，每面银三钱五分；搭棚五个，每个银四钱八分，共银四两一钱五分。内首、三两季，节省银一两六钱六分，实用银二两四钱九分。

一、解钱粮包银布，每千两银一钱一分。

一、解钱粮到部扛鞘口袋，每千两银二钱二分。

一、二季请领册档。

户部云南司饭银二十二两。

户部贵州司饭银二十四两。

工部纸张银六两。

一、每年批解

户科季报考核饭银九百两。

户部贵州司季报考核饭银一千三百九十两。

户部云南司季报饭银六百四十两。

户部江南司季报饭银一百二十两。

户部司务厅季报饭银八两。

户部广东司饭银五十两。

户部盈余解费银十两。[18]

户部钱粮奏销部费中，有一个名目称为“挂平”，准确应称“免挂平”，即解送的钱粮不足量时，需要将其补足，这部分用来补充的钱粮叫作挂平。这本是应有之项，但钱粮究竟足不足量，评判标准就很有讲究了。权柄操于户部官吏之手，即便解项足额，也可指称其不足，借此强令补解，比例约占钱粮总额的百分之三四，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为免去“挂平”，解粮官与部吏便事先说定，每十万两银抽使费四千，如此便可不必“挂平”。此项每年约可给户部带来三四十万两的收入。[19]

二 军费奏销中的部费陋规

户部另一项主要的奏销事项为军费奏销。陈锋先生在《清代军费研究》中对军费奏销特别是战时军费奏销中的部费陋规已经有所论述，可以参看。[20]由于军费数额巨大，头绪纷杂，因此由户部下设专司分别管理。清初，由十四个清吏司按地区分管当地俸饷、钱粮事宜，“十四司，各掌其分省民赋，及八旗诸司廪禄，军士饷糈”。[21]军费奏销程序与钱粮奏销相近，首先由主管地方各省财政的布政使负责各省区的俸饷估报和题销，[22]然后经巡抚或总督稽查后，上报户部各司审核，最后由户部总体核算。这样细密的分工和规范的程序，标志着清代俸饷管理系统的完备。[23]

军费奏销，或称“兵马钱粮”奏销，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和平时期的常规军费奏销，一是临时性的战时军费奏销。

常规军费奏销有固定的程序，包括俸饷的估报、预拨、支放、报销四个步骤，时间上也有严格的要求。例如，禁旅八旗的俸饷分春、秋两季支付和按月支发，造报册籍的时间均有限制，不得逾期。规定：

八旗官员俸银、俸米册档，春季于上年十二月十五日，秋季于六月十五日以前送部。兵丁钱粮米石册档，于上月十五日以前送部。马银、马钱册档，于上月十八日以前送部。其官兵银米册档，定限每月十五日以前造送，若因款项纷繁，实不能依限，准其报明缘由，请户部展限五日。[24]

户部接到俸饷估报以后，分类审核，分期支放。其例为：“八旗官员应支俸米，俱照户部议定之仓支领……八旗兵丁米石，镶黄、正黄二旗并三旗包衣，于正月、四月、七月、十月支领……八旗官兵关领马乾并侍卫马钱，左翼每月定期初六日，右翼每月定期初七日……支放八旗兵饷于每月初一、初二日开发钱文，初三、初四日开发银两。”[25]最后按实支数额造册，依限报销。

其他各省的俸饷奏销因为距离遥远，每年估报、奏销一次，时间上与钱粮奏销同步，只是分别办理。具体由各布政使司和粮道分别估报钱粮清册，同时造报各省地丁钱粮收存册，由总督或巡抚核查后具题：

各直省绿营、驻防官员应支俸薪马乾、心红纸张、蔬菜、米豆草折等银，兵丁饷银及官兵本色米豆，各督、抚于冬季将明年夏秋冬，及后年春季应需数目确估造册，汇同司库实存地丁杂税清册，咨部酌拨，由部汇核具题，凡兵马钱粮奏销与地丁钱粮各为一疏，同时具题。[26]

估报册籍，限于十月以内到部。户部依据其中的俸饷数额及地丁钱粮数，酌情拨发，如果本省钱粮足够支发，则将俸饷数额存留本省，若不足，就从邻近省份协拨。俸饷按季、按月发放，年终造册报销。关于到部时限，也有明确规定：“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于四月底到部，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甘肃，于五月中到部，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于六月中到部。逾者参处。”[27]

在常规军费奏销过程中，为了能顺利报销，地方官员在交送奏销银两的同时，不得不向户部官吏加送部费银。

例如，雍正八年（1730），陕西省兴汉镇每年奏销时，由士兵共同凑银三百两，作为部费。雍正对此事非常不满，深恶部吏之借端需索，上谕称：“凡兵丁等支给粮饷，原为仰事俯育之资，不容丝毫扣克。朕访闻得陕西兴汉镇，有加米部费一项，每年兵丁公凑银三百两，同奏销银两一并交送部科，名曰部费。又如庆贺表笺每年给陋规银四十两，赍送册籍，每年给陋规银二十四两，兴汉一处如此，则各省与此相类者不少矣，此皆内外胥吏等，彼此串通巧立名色，借端科派以饱私槖，弁兵等力量几何，安能供此旁出之使费，着通行各省营伍，若有似此陋规，即严行禁革，如部科书吏人等仍前需索，或于文移册籍中故意搜求，着该管大臣等具折参奏。”[28]

咸丰八年（1858），张集馨办理军费奏销事务时，曾与书吏说定，给予一千余两部费，便不会批驳，但后来因沟通有误，虽花费部费千两，却仍遭部驳。不过即使部费筹措艰难，但因只要奉上便“无不可为”，因此其在奏销中必不可少。具体引文如下：

至本年题销，核减罚赔一千一百三十余两，加以部费一千余两，几及三千。余交代时，曾有平余四百五十两，张起鹓亦笑纳，不肯交出。而余罚赔之款，因闲居无措，尚未能交……余因谓方鼎录曰：当日与书办说定，有部费则不驳，今部费用去千余金，而仍复罚赔，部费之谓何？方鼎录与书办商量，请以直隶长垣报销案内长垫。抵此罚款，以寄稿回南，令大全办理，尚未接到回信……本系部书来稿，及咨部又复驳出，变幻离奇，未能了结。粮台非将天良全昧，不能经管。现在虽饷需支绌，任意浮冒，有饷便可侵渔，只须将部费提出，无不可为，再将长垫多办，即核减亦不至赔。 [29]

《清稗类钞》记载：“军费报销之出入，辄百数十万，凡核销一案，有往返驳辩至数年之久者，故必预计打点之费，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

战时军费奏销。由于战争的特殊性，战时军费奏销有另外的程序，罗尔纲认为：“军需奏销为兴大兵役时的特别支出，与经常的兵马钱粮奏销不同，它的性质是临时的，它的范围，是跟着战事的进展随时随地而不同的……报销之始，则先将原拨银两数目作为初案新收，次列开除若干，实存若干，以初案的实存，作为次案的旧管。支用数目，逐案层递滚算，分门别类，挨次题销。”[30]

但也正是因为战争时期的特殊性，实际销算中，由于奏销延迟、人员更替等原因，军费奏销难以依照程序进行，日久便成了糊涂账。统治者深悉奏销过程中存在的军政、吏治腐败问题。

康熙时，三藩之乱初期即有明确谕令：“拨饷一次即造册奏销一次，以杜不肖官役借端牵混、挪移侵欺并贱价作贵等弊。”[31]不过此规定中仍有漏洞，其仅限于拨款后的收销奏报，而忽略了对用过款项的报销做出规定，因此，造成了军费奏销中的混乱情况，有的地方用款一次便奏销一次，有的地方则拖延下来，经年不报。所以，实际上，军费奏销一般都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再由各地藩司进行总体销算，即“军务告竣，一切奏销案件改由藩司汇核查办”，[32]但最后往往由于承办人员的更替，或历时久远、案卷繁多等问题而无从稽考。

同治三年（1864），户部尚书倭仁奏称：“军需报销向来必以例为断，然其间制变因时，亦有未能悉遵之处。各省军需历年已久，承办既非一人，转战动经数省，则例所载征调，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半资勇力，兵与勇本不相同，例与案遂致歧出。在部臣引例核案，往返驳查，不过求其造报如例，而各处书吏借此需索，粮台委员借以招摇，费无所出，则浮销苛敛等弊由此而起。”[33]

为了解决军费奏销的延迟和混乱问题，乾隆十九年（1754），山西巡抚恒文才提出了按时、分案奏销军费的意见，称：“窃惟军需钱粮帑项攸关，向来办理军需，每俟军务告竣之后，始行查办报销。不特头绪纷繁，抑且承办之员前后更易，造报不免舛错，驳查更费周章。似不若办竣一案，即将一案用过钱粮造册报销，则造报之员均属经手之人，即查核之上司，曾经督办，亦深悉其原委，不能丝毫弊混，可以迅速完结。惟当军务未竣之时，一切关系军情事宜，均应密办，若将承办军需随案具本题销，总极详慎，而咨揭繁多，恐有漏泄，更不如以奏代题，尤为谨密。”[34]

这一建议大大改进了战时军费奏销制度，采取随支随销的方式，可以使款项迅速销算，难以即刻结算的费用，也必须在一年内完成造报，避免了延迟奏销带来的种种弊端。不过，虽然奏销制度在不断完善，但是由于战争的突发性、持久性和复杂性，如期奏销依然是很困难的，奏销中的弊端仍旧存在。

战时军费奏销中的部费问题更加严重，这与战时军费奏销更易遭遇驳查相关。尤其是在军需采买方面，一切军需物资，如米、豆、草束、军器等部中都有定价，但是因为军情紧急，以及物价浮动，采办人员往往都是“照时价采买制办”，实际花费经常会“较原议部价浮多”，[35]因而在奏销中屡遭部驳。如三藩之乱期间，“江南供应满、汉各营节年米草价各案，不蒙准销，屡驳屡核”。[36]虽然户部官员的驳查中，有因为价格确实不相符，或军需经理人员虚报价目、浮冒开销而进行合乎情理的批驳的现象；但亦有不肖官吏趁此机会，将核查军费奏销当作创收良机，以驳查为名，大肆索取部费的现象，上自将帅，下到末僚，无一得免。

为了区分驳查中存在的应驳之处，以及军费使用时实际的价格浮动，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乾隆即位之初，提出了折中定价的方法，在奏销中尽量做到客观，既无须官员赔补，也不致浮销国帑，上谕云：

朕思各案军需，若概照定价核销，则官员不免受累。若但据承办官开报，竟照时价准销，恐地方有司于开报时价之时，即预留余步，以为冒销之地。二者均非公平之道。现在奏销案件若不斟酌定价，则部内查核既无准则，而外省奏报亦无所适从，徒为文移往返，驳诘咨查，于事无益。其如何照地方折中定价，斟酌合宜，俾官吏无赔累之苦，国帑无浮冒之弊。着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九卿悉心确议具奏。其从前驳查案件或竟照时价，或即照现议折中定价，准其开销之处，亦着一并议奏。[37]

不过，不论制定如何完美的办法，因为军费奏销涉及款项巨大，而奏销册必须列明详细款目，堂司官又无暇亲自查对，所以留给书吏极大的弄权空间。即便实用实销都需送上贿赂，因此没有部费根本无法顺利奏销，地方官员中甚至还有借部费之名，私自侵挪，中饱私囊者。张集馨在办理军费奏销时，部费不到便遭书吏驳回，部费数额高达十余万两，但不交则“势不能行”，奏销情弊若此，云：“军需奏销一千七八百万，头题虽已出去，经部驳回，费未到也。其二题则杳无音信。目前贼踪四扰，无暇兼顾，又部费十余万，亦无所出，置之高阁矣。部中若奏参，只好静听处分。且此事无人提倡，断无了局。所用非所销，所销非所用，既恐州县挟制，又不能照案直陈，又因碍前署赣镇遮克敦布，各册全不合例，局中畏其强梁，又因碍前抚之面，含糊存局……且奏销无部费，势不能行。”[38]

同治三年（1864），御史梁俊奏请革除奏销情弊，称：“户部军需用款每数年而一销，或十数年而一销，其银数动至数百万千数百万不等，此亦足骇人听闻矣。兼以部例必须造具细册，原为慎重库款严防浮冒起见，不知此在任人不在任法，督抚苟贤虽不报部，其肯自秽乎？若其不肖，则报部之册，即其作弊之薮，又安知不以部费为名，更行侵挪乎，且以事隔多，年官非一任之款项，而必绳之以细册，无论外省造报为难，即细册到部堂司，各官其果能自勾稽否耶，显以防督抚之不职，隐以纵书吏之作奸，以致书吏之权愈重，其滥用滥销者固必弥缝，关说即实用实销者，亦须贿赂吹求……现在军务肃清已久，各省善后用款积欠未销者谅亦无多，应请饬下各省督抚。凡光绪八年以前，军需善后积欠未销款项，核实删减，准其一律开单报销，俾一目了然，书吏无从施其伎俩，倘该督抚仍有浮冒情弊，别经发觉定行从重治罪，庶弊源既清而政体亦肃矣。”[39]

光绪年间，给事中张观准奏言：“军需、粮台、河工、柴料、外防、勇粮皆有呈报细册，若不将部费托人向户兵工三部关说，则虽册子上呈，仍然指其小疵，借端挑驳应发之款，万难准其支领，即应销算者，亦不能无事。”[40]

因军费奏销牵涉很广，有户部书吏约同兵部、工部书吏，在战事接近尾声的时候，派人秘密潜与当地吏员共同商议奏销部费数目，甚至就地办理奏销册籍，核定款目，费用由书吏先垫资，事毕再从部费中扣还，共同分利。有史料记载：“户部书吏知复城之不远也，报销之难缓也，约同兵、工两部蠹吏，密遣亲信分赴发逆被扰各省城，潜与各该省佐杂微员中狙诈狡黠、向与部书串通，又能为筦库大吏关说者，商议报销部费，某省每百几厘几毫，粗有成约，一面遣派工写算之清书，携带册式，就地坐办。盖各省藩、粮、盐、关四库款目，及损输、厘金等项，存库旧籍，报部清册，其名目省各不同，不得不就地查核，以求符合。此辈资斧纸笔，皆由部书垫给，统归分年准销部费内增扣归款，合计所垫在数万金。”[41]

军费奏销中，因无法回避部费问题而再生新弊。当时只要交予部费，无论账目中存在多少不符款目，均能顺利奏销，严重靡费国帑。某些统兵大臣在无督饷官员监督的情况下，一人独理钱粮出入，士兵招募、伤亡情况等用费，根本不备案，各级官吏也借部费之名，肆意侵吞公帑，混乱已极。同治三年（1864），户部尚书倭仁奏称：

军需报销，自乾隆朝刊颁则例，准销各款有条不紊。然蒇事之后，造册请销，一收一支，不能针孔相符，于是部吏得以持其短长，严加驳诘。而所谓部费一款，每百几厘几毫者，数遂不赀。自帅、臣以逮末僚，凡厕身行间，匀摊追赔，无一漏脱。存者及身，死者子孙，久迫追呼，非呈报家产尽绝，由地方官验明加结具文咨部，不能完案。其有前经帅臣奏咨后难结算者，则归用兵省分州县流摊，名为军需挪垫、兵差挪缺等款，亦动经数十年始得归补，而州县又不胜其累。是以部费一说，视为固然，万口同声，略无隐讳。盖自停遣督饷大员后，每遇征伐，帅臣兵饷兼操，内而户部，外而藩司，支数可稽，用数无考，而军中大小将，吏得以多立名目，肆为侵冒，皆恃部费为护符，贪狡成风，真堪痛恨！然犹全用旗、绿官兵，调发若干，死亡若干，人数尚有可核，而浮冒侵渔弊已如是。若此次广西发逆倡乱，捻匪继之，岛夷又继之，回匪又继之，越时至十四年，行师至十余省，召募之勇十居七八，经制之兵十才一二。某路某帅召募若干，撤换若干，某路某战伤亡若干，更补若干，其立营补额，均未随时奏咨备案。其随营执事文武员弁，倏入倏出，亦不报部存查。为薪为粮，扣旷扣建，[42]纷纭，无从清厘。各路统兵大臣肆意专擅，非不知事后报销，无凭核算，必成不了之局，亦惟赖别筹部费耳。[43]

即便是封疆大吏，也无法避免被书吏索费，而且受其挟制，不得不予。以下试举两例。

乾隆朝文襄王福康安，奏销军费时遭遇部吏勒索。户吏以人手不够，势必拖延奏销办理为由，向福康安索要万金，称如此便可迅速核销，福康安也不得不予费。曰：“文襄王福康安平西藏还，以奏销属部吏，吏索万金。福怒曰：汝敢索我贿耶？吏曰：非敢索贿，为中堂计耳。中堂大功告成，圣衷悦豫，奏章速上，立邀谕旨。部书才十数人，帐牍云，非二年不办，彼时交部核议，则事未可知矣，诚不如速上。欲速上，必多备写人，多备写人，需款必甚巨，职事之故，惟中堂图之。福立予万金，越旬日，奏闻依议。”[44]

曾国藩、李鸿章在剿捻接近尾声，准备奏销军费之时，也遭遇部费问题，因部吏索费过高难以办理。书信曰：“遣撤之资，已奏借西浙鄂省银五十万两，未审得邀俞允否？报销之事，自三年七月至四年五月，仆与阁下各自开报……报销部费，拟以三厘为率，至贵不得过四厘，盖剿捻自四年五月至今年年终止，饷项将近二千万，以三厘计之，则费须六万，三厘半计之，则须七万，四厘，则八万矣。其三年七月起至四年五月，发逆报销，仆与尊处两案，亦近千万。统计之，所费亦殊不赀。如部吏于四厘尚不允许，则仆与阁下当再四项奏，竟不花一钱矣，阁下此次在京，请即托人说定，敝案九月出奏，尊处今冬出奏，其剿捻之案，则明年接办矣。”同治七年（1868年）十月十六日其于信中说道：“报销部费，多至一厘三毫，则吾二人三千余万，共需四十余万，何从得此巨款？自行奏请免其造册，与三年六月谕旨相背，殊难立言，只得仍用疏冒昧一奏。且待部驳之后，再做道理。”[45]

清前中期军需报销比例较高，道光朝有所降低，据《水窗春呓·部吏口才》载，“盖道光以前，军需报销部费皆加二成，不似今日之数厘也”。[46]

清代奏销事务中普遍存在的部费问题，对国家经济、吏治、民生都造成了恶劣影响，破坏了规范的财政奏销制度，导致钱粮浮销，加重了财政亏空和地方经费紧张，官吏勾结侵吞国帑，增加了民生负担，激起民怨，甚至危及国家安全。清代历朝一再颁布制度律令清查整肃，但由于政治、财政、官僚、法制制度的不尽完善，部费陋规难以革除并持续扩大，成为封建王朝中后期的痼疾之一。

作者单位：南昌工学院基础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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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绪《大清会典》卷13《户部》。

[2]《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10，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陈澹然：《权制》卷5《军饷述》，清光绪二十六年徐崇立刻本。

[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77《户部·田赋·奏销》。

[5]乾隆《大清会典》卷10《户部》。

[6]乾隆《户部则例》卷16《田赋·奏销考成》。

[7]朱寿朋：《东华续录》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610页。

[8]靳辅：《苛驳宜禁疏》，《皇朝经世文编》卷26。

[9]《清世宗实录》卷4，雍正元年二月乙亥。

[10]《清文宗实录》卷77，咸丰二年十一月庚午。

[11]冯桂芬：《省则例议》，《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96～97页。

[12]参见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之《胥役·各部书吏主案牍》：“户部书吏最盛，有千余之多。”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第5251页。

[13]《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朱云锦：《户部平余案略》，《皇朝经世文编》卷27。

[15]转引自彭雨新《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读梁方仲先生〈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文书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6]《咸同两朝上谕档》第3册，咸丰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425页。

[17]《河道总督王士俊折》，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29页。

[18]杜琳等重修、李如枚等续修《续纂淮关统志》卷10《经费》，荀德麟等点校，方志出版社，2006，第305～306页。

[19]蒋兆成、王日根的《康熙传》记载：“外省向中央解送钱粮时，若不足量，户部有权令其补解，曰挂平，户部大员利用职权，硬以不足量为借口，强令补解，其数每年大约占解送钱粮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如果解官事先与库上讲明，每十万两使费四千两，便可免去挂平。仅此一项，户部每年可收入三四十万两。” 蒋兆成、王日根：《康熙传》，人民出版社，2011，第317页。亦见韦庆远《明清史新析》之《论清代官场的陋规》：“外省解到银两，库上平兑不足，行令补解，到日方发批回，其补解挂平之银亦往往不收入官库。若解官先与库上讲明，每十万两出使费四千两，便免其兑折，约计每年解（户）部银将及一千万两，则此项挂平便有三四十万归于库上官吏之家，上下分肥而已。” 韦庆远：《明清史新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55页。

[20]参见陈锋《清代军费研究》第4章“俸饷管理与军费奏销”，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第158～190页。

[21]《清史稿》卷114《职官一》。

[22]《清朝文献通考》卷85《职官九》，“布政使司布政使掌一省之政，司钱谷之出纳”。

[23]按：清代的军费奏销问题，业师陈锋在《清代军费研究》中进行了深入研究，可参阅。

[24]嘉庆《钦定中枢政考》卷15《俸饷》。

[25]嘉庆《钦定中枢政考》卷14《仓库》。

[26]光绪《大清会典》卷19《户部》。

[27]同治《户部则例》卷81《兵饷》。

[28]《清世宗实录》，雍正八年三月壬辰。

[29]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第248页。

[30]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第373页。

[31]转引自陈锋《清代军费研究》，第177页。

[32]转引自陈锋《清代军费研究》，第178页。

[3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9《国用七》。

[34]转引自陈锋《清代军费研究》，第179～180页。

[35]“查粮道衙门每月放米七千余石，部价仅一两七钱，市价须二两六钱司中借给米价三千两，其势断乎买不出二千七百石，是以动用米折，情非得已。”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86页。

[36]慕天颜：《军需报销疏》，《皇朝经世文编》卷26。

[37]《平定准葛尔方略》前编卷39，雍正十三年九月癸亥。

[38]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307页。

[39]朱寿朋：《东华续录》第15册，第528页。

[40]朱寿朋：《东华续录》第15册，第331页。

[41]吴庆坻：《同治三年变通军需报销》，《蕉廊脞录》卷2，中华书局，1990，第37～40页。

[42]陈锋的《清代军费研究》称：“小尽银，又称小建银，是小尽之月的按名扣银，按照经制是为了抵充闰月之年的俸饷，但有时也直接拨充下月俸饷或来年俸饷的缺额。” 陈锋：《清代军费研究》，第116页。

[43]吴庆坻：《同治三年变通军需报销》，《蕉廊脞录》卷2，第37～40页。

[44]《胥役·部吏索贿于福文襄》，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5254页。

[45]《曾国藩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第324～325页。

[46]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