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洪修平

中国佛教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到了近现代，出现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一方面，中国化的佛教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与民间信仰和习俗融合在一起，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却十分衰落；另一方面，许多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之秋力图到佛教中去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和变革社会的精神动力，从而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一度复兴，而由于西学的东渐，许多思想家的佛学思想又明显地打上了西学的烙印。一些教门中的有识之士有鉴于教门的衰落而发起的佛教改革运动，更是形成了这个时期佛教文化的基本特点。

近现代佛教的发展，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密切相联，它既是古代佛教的延续，又带有显著的新时代的特征。近现代，中国社会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传统文化也开始向现代转化，而西学东渐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冲击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复兴的佛教，也就意味着佛教以一种新的姿态与现实社会和社会文化相联系。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彰显自身的主体价值并寻求新的突破与发展。“空有之争”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凸现出来，并被许多研究者所关注。

“空有之争”指空宗与有宗的争论，既特指中观派与唯识派的论争，从佛教思想的发展来看，又不仅限于此，而是贯穿于佛教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包括经部与有部、上座部与大众部、中观派与如来藏系等。在中国佛教史上，还特别地表现为般若之“空”与佛性之“有”之间的理论交涉，以及被近现代称为如来藏系的中国佛教宗派之学，与中观学、唯识学之间的思想互动。作为佛教哲学的根本问题，空有之争，主要是为了呈现佛教缘起论的根本义，也是为了揭示佛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或世界的终极意义与本质，从而为佛教的解脱信仰提供理论基础。这也是佛教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根本所在。近现代以来，随着唯识学研究的盛行、三论宗与唯识宗典籍从日本传回、藏传中观学传入汉地，“空有之争”被佛学研究者所关注，成为近现代佛学研究的主题之一。通过对“空有之争”的研究，研究者不仅表现出偏“空”与偏“有”的不同立场，而且基于空、有而互相论争。“空有之争”在近现代的佛学研究中备受关注，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内涵。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两个不同维度看，通过空有之争，在文化对抗、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佛教既挺立自身，又实现了中西沟通，并与现代学术相对接。

由此可以看到对近代佛教空有之争进行专题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它既可以从一个侧面梳理出近现代佛教发展的一条内在理路，也可以窥见到中国佛教向现代转型的艰难探索与创新开拓，更可以帮助理解中国佛教的丰厚底蕴、独特的理论贡献及其未来发展的前景。

丁建华君2011年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对佛学有特别的兴趣，在自己读书思考及与我交流的过程中，逐渐选定以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为研究课题，2014年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中观与唯识义理之辨》及论文答辩。毕业后，入职浙江工商大学哲学系，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他又对博士论文进行了深度修改与完善，并以此为基础，于2017年以“近代佛教空有之争研究”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获准立项。经过两年的努力，2019年项目结项，成果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从博士论文完成至出版专著，通过近五年的修改与完善，相比较博士论文，本书作为结项成果已做了大幅度的改动，字数从原有的15万字增加到25万多字，研究也更为深入，研究范围有新的拓展，不仅从中观与唯识的空有之争扩展为中观、唯识、如来藏三系的空有之争，而且浓墨重彩地讨论了《起信论》与《新唯识论》这两个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论战。

从本书的内容来看，首先是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的理论渊源这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以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接下来，参照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历史上的“空有之争”模式，考察了近现代佛学研究者围绕“空有之争”所作的思考和探究。作者根据论争者的主要思路，将近现代空有之争归纳为汉传、藏传和独创三种向度，首次从这三种向度来考察近现代研究者围绕“空有之争”展开的讨论，并从中发现，这些讨论既有过去历史的影子，又开拓着后来的道路。

汉传向度，意味着对汉传佛教传统的继承，在空有之争问题上坚持如来藏系的立场，融摄中观学与唯识学，并认为两者都是不究竟的，推崇融摄了般若“空”与佛性“有”的“妙有”。藏传向度，以中观宗应成派的理论为正见，在空有之争问题上以“自空”与“他空”来简别，将唯识宗与如来藏系都视为不了义。独创向度，独立于前两种传统之外，在空有之争问题上提出开创性的观点，相比较前两种向度，独创向度引发更大的争议。

通过对近现代空有之争的考察，本书进一步揭示了空有之争这一议题在近现代佛学研究乃至整个佛教发展中的意义，即发展道路的选择。作者认为“围绕‘空有之争’这一议题进行探究与论争，近现代研究者实际上是在摸索佛教如何应对现代科学、民主、学术的冲击。面对佛教如何继续发展这一问题，主要分化为两种路径，可以被概括为‘真佛教’与‘整全佛教’，前者偏重于回归源头（重视究竟），后者更强调重视当下现实（重视方便）”。道路选择的差异，尤其在围绕“空有之争”展开的佛学论争中表现的格外清晰，本书不仅讨论了诸如法尊与欧阳竟无围绕《辩法法性论》的论争、印顺与默如围绕三系判教的论争等，而且特别用两个章节从空有之争的维度考察了关于《起信论》与《新唯识论》的大论战，深入揭示其论战背后的空有维度。

《起信论》论战本身具有极其复杂的脉络，本书通过“空有之争”这一维度，揭示在论战中，不仅是维护传统与改良维新的力量角逐，而且存在着宗教态度与学术立场的张力，更是佛教一直以来就存在的“空”与“有”的较量。相比较《起信论》在佛教内部引起争议，近代佛学研究界对《新唯识论》则比较一致地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几乎无人对《新唯识论》采取肯定的态度，但这是否意味着佛学研究者们批判的内容、维度和立场是一致的呢？本书通过研究，揭示出了每位批判者立足于不同的立场，基于不同的维度，针对《新唯识论》不同内容进行的批判，这不仅深化了基于佛学研究角度对《新唯识论》的考察，而且从他们对《新唯识论》的批判中反观每位批判者自身的思想维度，并进一步揭示《新唯识论》大论战在近现代佛学研究乃至近现代佛教思想史中的重要意义。我在拙著《中国佛教文化历程》对《新唯识论》有一个基本判断，“在思想上，熊十力可谓近代哲学家中以儒解佛、融会儒佛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著名的‘新唯识论’，就是以儒为宗，会通佛学，借鉴西学，发挥了《周易》、宋明陆王心学和佛教法相唯识学的思想。他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佛教唯识学的改造发挥，虽不完全符合印度佛教的本意，却推动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本书在《新唯识论》的考察中，与我的看法基本保持一致，但通过空有之争这一维度，进一步深化了“不完全符合印度佛教的本意”这一判断的深层原因与哲学意蕴。

本书在讨论过程中，涉及的人物包括杨仁山、欧阳竟无、太虚、印顺、吕澂、王恩洋、法尊、巨赞、熊十力、梁启超等，几乎涵盖了近现代这一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但也并非是泛泛而谈，而是围绕空有之争这一维度，考察这些在近现代佛教转型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的思想。以空有之争的维度考察近现代佛学研究者之思想，既通过他们的研究来揭示空有之争这一传统议题的哲学内涵与思考路径，又通过空有之争这一维度来深化对研究者本身的思想深度的探究，就此而言，这一课题既是在讨论佛教哲学的核心议题，又是在探究近现代佛教思想史。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近现代佛教这一领域，不仅因为近现代佛教是佛教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而且因为包括欧阳竟无、印顺、吕澂等开辟了佛学研究的道路，实现了从解经注释为主的传统“佛教义学”，向历史、哲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的现代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我们当代佛学研究的先驱。

我在《儒佛道三教关系与隋唐佛教宗派》一文中曾提出过一个问题，隋唐佛教宗派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它与印度佛教的关系如何？其主流思想如来藏佛性论，是否背离了佛教的真精神？可以说，这一问题同样是摆在近现代佛学研究者们面前的难题。我认为，契理与契机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原则，立足于这一基本原则之上，中国佛教的如来藏佛性理论，渊源于印度佛教，而与众生的慧解脱这一佛陀创教的根本精神相一致，但它又在适合中国文化和民众需求的过程中随机有了新的发展，体现了佛教契理契机的有机统一。丁建华博士基于空有之争对近现代佛教思想的考察，可以视为是选择了空有之争这一维度对我所提到的这一关键问题做出解答的一种尝试。这种探索非常可贵，对今天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佛教研究呈现出兴盛发达之势，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但相比较佛教历史、佛教文献、佛教人物，乃至佛教文学艺术的研究而言，佛教义理的研究相对较少。非常难得的是，丁建华博士对佛教义理一直情有独钟，从钻研佛典开始，认真思考，用心体悟，并持之以恒，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于去年顺利晋升为副教授。我们期待着丁建华博士在这个领域有更多的新成果问世！

洪修平

2019年7月9日于南京大学港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