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货币研究思路浅述

何敬杰

西夏货币是西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合集与缩影。囿于西夏文献资料的缺乏，人们只能从仅有的只言片语中探寻西夏文明的魅力，而现存的西夏货币犹如一根红线提纲挈领般的贯穿于整部西夏历史。深入地研究它，不但可以弥补有关西夏文明的空白，而且还可以反推西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暂无认知的细节，为人们考古和考证西夏文明提供参考。

一、西夏建立前的货币使用情况

西夏的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踪到唐初。为躲避吐蕃军队的侵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党项羌和吐谷浑经常联合起来对抗强大的吐蕃。唐高宗时，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失去依附的党项羌请求内附，被大唐安置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唐开元年间，被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安史之乱后，唐代宗将其迁至银州（今陕西榆林）以北和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地区（相当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南）。这一地区曾是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故地，当时称为平夏，所以这部分党项羌就成为平夏部，即日后西夏皇族的先人。唐僖宗时，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因其平黄巢起义有功，一度收复长安，被赐姓李，封夏国公。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这部分党项羌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其势力范围以夏州为中心，统辖范围包括夏、绥、宥、银及盐、静等州。

五代十国时期，不管中原是何人当政，李氏（拓跋氏）皆“俯首称臣”，换来在该地的统治地位和大量赏赐。经过200多年建设，平夏地区非常富饶，有以鄂尔多斯南部地区为核心的牧场，有以夏宋交界七里平川为代表的农业区，它们为西夏提供了大量的牛羊粮草，同时鄂尔多斯还盛产当时可当货币使用的上好青盐，每年产量可达15000斛左右。因此平夏部党项羌可以说是有兵有马有粮有钱，天时地利人和均占，势力逐步膨胀起来。宋太宗时期，这支党项羌在李继迁、李元昊两代首领的带领下，几经周折，终建大夏国。

纵观整个党项民族的历史，他们从四处漂泊到部分定居入住城镇，从放养游牧到农耕商贸，从以物易物到售马取值，几百年的时间里，他们不断与当时的汉族政权相接触，其间肯定伴随着对货币的认识和使用。武裕民先生在《西夏计质货币》一文中提到，2000年在宁夏灵武市瓷窑堡遗址发现一处钱币窖藏，其中发现了羊、牛、马、骆驼的髌骨，有的缠有铜条，有的钉有铜钉，还发现有用青铜仿制的羊髌骨，作者推断这些髌骨可能是西夏使用的计质货币。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货币的发展演变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从实物向货币转化的过程，动物髌骨的使用符合这一规律，早期的党项民族在商贸交易过程中缺少支付中介，为此寻找一种大家都认可的代替品是合乎情理的。除此之外，当时党项民族所盘踞的地区处于丝绸之路的中间地带，西域诸政权与宋、辽之间的商品贸易必须经过西夏境内，西夏通过“钞略”来分享其贸易利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自然也避免不了接触使用别国货币，尤其是北宋的货币。目前，现有的资料还难以明确西夏建国前货币的使用情况，但研究这一问题可以深刻认识党项民族对货币的认知过程。了解西夏货币的演进是否受唐朝及以后各朝货币制度、形制、重量、材质、制造工艺等方面的影响，进而探讨西夏建立后可能存在的货币理论、货币体制和货币政策，有助于我们对现存的一些待考钱币从其存在的合理性、工艺、材质等因素做深入的甄别。

二、西夏建立后自铸货币使用情况

西夏历经189年，传十帝，共用27个年号，目前可以肯定的钱币种类共13种。其中，西夏文钱币5种，分别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汉文钱币8种，分别是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

西夏铸币现有的出土存量有一个特点，就是除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以外，其他钱币存世量稀少，尤其是早期的西夏文钱币更是凤毛麟角。它们按多寡排列，依次为：天盛元宝、光定元宝、皇建元宝、大安宝钱、乾祐元宝（宝钱）、天庆元宝（宝钱）、福圣宝钱、贞观宝钱。从表1可以看出，西夏建立后自铸货币可分为两个阶段。

表1西夏自铸货币统计

第一阶段：西夏建立至北宋灭亡的这几十年中，西夏共铸造过4种年号钱币，但并无钱监记载。早期的西夏钱币由何种机构管理、铸造，我们一无所知，仅从福圣宝钱、大安宝钱、大安通宝、贞观宝钱、元德通宝、元德重宝来分析，每种钱铸造时间相隔10～30年。早期西夏文钱币笔画潦草，铸工不精，材质含铜量较低；汉文钱币笔画规整，字体清晰，铸工精致，边缘打磨光滑，穿口方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差别呢？是因为当时存在着不止一个铸钱机构或铜器作坊临时受命制造，还是因为西夏文字创立之初字形尚未规范，加之笔画较多，在翻砂铸造过程中工匠还不能熟练掌握？又为何这些钱币铸造得如此稀少？大概是立国之初，各种制度尚待完善，一时还无暇铸币，加之国民刚从游牧狩猎向农耕商贸过渡，经济总量不大，货币问题还暂时未被执政者重视。事实上，从现有的出土窖藏资料来看，西夏铸币总量与其经济规模并不匹配，所流通使用的钱币一直以唐、宋钱币为主。当时西夏疆域内缺少铜矿，西夏人通过宋朝的“岁赐”以及榷场贸易、走私、掠夺等手段获取了大量宋朝货币，这些货币对西夏的商贸交易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杨蘋先生在《论西夏货币》中认为西夏文钱币只是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地方性钱币，其他民族的商人不认识，因此需求量小，而且当西夏政权覆灭之后，由于西夏文钱币不好流通，绝大多数被熔化改铸成别的钱币。但元朝以交钞为主要货币，明朝以银锭为主要货币，两朝铜制货币都为辅币，不需大量铸造，没有理由收集熔化主要在西夏故地流通的西夏文钱币，且当时普通老百姓识字之人不多，对钱币的换算主要以其形制的大小为主，至于上边写什么字恐怕并不关心，再者近年也有关于西夏钱币在我国东北、东南甚至朝鲜发现的报道，这就更加能说明西夏文钱币也是可以大范围流通的。

第二阶段：金灭北宋，将南宋与西夏隔开，西夏主要与金往来。这一时期，夏金之间的关系由“天会议和”后的明争暗斗，发展到相互信任，互通贸易。稳定的外部环境，使西夏的社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随之增加，但北宋灭亡，西夏与南宋在地缘上不相连，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从宋朝获得货币，于是西夏仁宗天盛十年（1158年）“设通济监铸钱”。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西夏钱监的最早记载，但此时离福圣宝钱的铸造已过去了一个世纪。天盛及乾祐年间铸币规模增加，但由于西夏境内缺铜，所铸货币依然不能满足流通需要。受北宋设置铁钱区的启发，西夏在与金的贸易中也设置铁钱区，并制定严格的阑出政策，不许铜钱流出西夏境。

事实上，北宋货币是辽、夏、金等并立政权的通用货币，“一国所铸，四朝共用”，宋、辽、夏、金处在同一个货币体系中，北宋所铸的大量铜钱为这个货币体系构筑了坚实的基础，西夏不论与辽还是金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使用的是北宋货币。从现在发现的西夏窖藏来看，北宋铜钱至少占80%以上。

西夏在仁宗天盛、乾祐时期铸造过天盛元宝、乾祐元宝铁钱，并且规定了使用范围，“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实际上，西夏早在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9）迫于宋朝“陕府系铜铁钱交界处，西人之来，必须换易铜钱，方能东去”的规定，就已经开始使用宋朝铁钱了。受北宋设置铁钱区的启发，西夏在与金的贸易中也设置了铁钱区，并制定严格的阑出政策，不许铜钱流出西夏境。目前为止，铁钱是否有专门的铸钱监，还不得而知，但有意思的是从现存的西夏钱币实物来看，铜钱中乾祐元宝不及天盛元宝的千分之一，而铁钱中天盛元宝不及乾祐元宝的百分之一。

西夏境内铜钱和铁钱的兑换关系我们无从知晓，只能从宋朝“今民间以铁钱千七百，始能换铜钱一千”的记述中隐约猜想其中奥妙。

三、金银及交钞在西夏的使用

金银早在战国时期就被当作财富用于储藏和支付，千年后的西夏当然也不例外于此。《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中明确记载了西夏境内有金银矿，并设金银工人院负责金银器的打造，还规定了熔铸金银器的损耗量。仁宗时，尚食官阿华因敢于直谏，皇后“赐银币奖之，以愧从臣之不言者”。然而银币至今未有考古发现，但黎大祥先生在《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银锭》一文中介绍西夏有银锭实物，上面錾刻有重量、行人、称子和有关官员的姓名、画押及“真花银壹锭”等铭文。另外，文献记载，宋廷给西夏的“岁赐”中也有大量白银。银币与银锭是否可画等号，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现有的文字和考古资料看，西夏并不以金银为主要支付手段，更多的是用于赏赐，陈炳应先生在《西夏货币制度概述》（下简称陈文）中详细罗列了有关金银的赏赐和使用情况。同时，赏赐的金银器上多有记重标识，如“五十两金碗”“百两银碗”“十两金腰带”等。那这些记重的金银器物是否可以作为大宗交易的支付中介呢？除此之外，金银与铜钱、铁钱之间如何换算？现存的资料还难以明确，需要继续考证。

西夏的经济贸易与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宋朝发行交钞后，西夏人自然也会“拿来主义”，陈文引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中关于西夏使用交钞的记录，令人深信。可惜现存西夏文献资料太少，其用量难为人知。

四、西夏货币的购买力

西夏主要使用北宋货币，受宋夏关系及西夏经济总量影响，货币供给与需求也在不断变化，那么物价是如何在货币供给量与物资丰缺程度的双重作用下波动的，这犹如没有答案的谜语让人琢磨不透，但这又是研究货币史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当年蒙古铁骑攻克西夏的时候，“蒙古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几乎让西夏文明消失于历史长河。目前，我们只能从留存的只言片语中感受当时的物价：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西夏境内市场“一绢之直八九千钱”, “尺布至直钱数百”；大安九年（1083年）西夏境内“疋帛至十千文”；仁宗时（1140—1194年）西夏境内“民间升米百钱”。西夏的农业、畜牧业、纺织业、冶金业、制造业、采盐业、建筑业、陶瓷业都很发达，所产物品的价值几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寻觅、探索的路还很长。

五、西夏货币的省陌制

省陌又称“短陌”，即不足百之钱当百使用，以解决货币短缺的问题。《宋史·食货志·钱币》记载：“自唐天祐中，兵乱窘乏，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唐天成中，减五钱，汉乾祐初，复减三钱。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与北宋相比，西夏更缺少货币，那是否也会学习北宋实行省陌制？杜建录在《西夏经济史》中记载，灵武窑出土西夏遗物中有一块斜壁碗边上有“三十吊五十串”六字，一吊为一千文，“三十吊五十串”可以理解为将三十吊钱分成五十串，每串六百文，则西夏可能以六十为陌。

六、西夏信贷及信贷机构

西夏借贷从内容上分为典粮与钱贷两种。在西夏天庆年间债主裴松寿的典粮文契中不难看出，西夏黑水地区每年青黄不接时都会有一帮专门或长期从事借贷的商人进行粮食借贷。西夏粮食借贷计息方式大致有总和计息、按月计息和按日计息三种，利率在30%～100%。俄藏天盛十五年贷钱文契共有三份，其中一份为官府使用“课钱”放贷，说明西夏借贷有官方和私人两种，贷钱按夜计息，日利率0.5%。《天盛律令》规定，“全国中诸人放官私钱，粮食本者，一缗收利五钱以下及一斛收利一斛以下等，依情愿使有利，不准比其增加。”贷钱“一缗收利五钱以下”为每日利息，贷粮“一斛收利一斛以下”为总和利息。

承前所述，西夏货币的大致脉络已描述完毕，但需要探究的东西还远不止此。例如：早期的铸钱机构及后设的通济监的地理位置，是否存在其他年号钱币，夏宋货币以及夏辽、夏金货币的比值，西夏货币政策与货币理论等。依靠我们现有的资料恐怕无法解答这些问题，笔者在想是否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另辟蹊径。例如，通过研究西夏时期的经济总量（总产值）来推断货币需求量，或许还可兼论它的货币购买力；使用统计学聚类分析的方法，依托现存西夏钱币的金相分析数据，对一些待考钱币诸如正德宝钱、大德通宝、天赐宝钱等进行判别；利用西夏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对一些无从考证的西夏货币问题进行逻辑推理或者使用博弈论的方法论述。当然这些方法只是大胆的想象，是否可行还有待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