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夏货币与经济贸易

杨秀山

西夏建立之初，李元昊为了实行政治上的独立，虽然也采取了诸如创造西夏文字、修改礼乐、颁布“秃发令”等一些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文化政策和恢复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法规，但就其总体的立国之策而言，基本上仿效了中原王朝的政体礼仪。同时，西夏汉文钱与西夏文钱并用，为了防止铜流失，采取铜钱与铁钱通行的方式。在经济贸易方面，西夏与辽、宋、金进行榷场贸易，与西域诸国通过丝路进行贸易。

一、西夏货币的种类与考古发现

党项民族消亡后，经明末、清初，西夏文字已无人所识。清嘉庆九年（1804年），我国著名史地学家张澍（字介侯）在家乡武威养病期间，在武威清应寺里发现一通凿刻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就在张澍发现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之后不久，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刘青园又在甘肃武威发现了几坛窖藏的圆形方孔铜质钱，坛内装的绝大部分是宋代及汉、唐钱币，但其中也有一些西夏时期铸造的汉文年号钱和所谓的“梵字钱”。

刘青园在发现这批钱币之前，曾去清应寺（又称大云寺）看过寺内新发现的西夏碑，他将“梵字钱”上的钱文，与张澍发现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阳面的文字相比较，发现两处文字完全相同。刘青园通过新发现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考证出《泉志》所录“梵字钱”和其于凉州所得数枚“梵字钱”即为西夏文年号钱，而窖藏的年代也应在西夏时期。这一发现，使刘青园成为中国第一个能够识别出西夏文钱币的人。

从目前传世和出土的西夏钱币来看，西夏的金属货币主要为铜钱和铁钱，同时又分为汉文钱和西夏文钱。而无论是汉文钱，还是西夏文钱，均为年号钱。

目前已知的西夏钱币有以下几种。

1． 西夏文福圣宝钱。夏毅宗李谅祚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7年）所铸，铜质小平钱，直径2.35 cm、孔径0.55 cm，重3.8 g。旋读，楷书。穿上西夏字直译为“圣”，穿右直译为“福”, “圣福”按西夏文语法译作汉文为“福圣”，穿下、穿左二字译为“宝钱”。此钱最早著录于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书中附有拓本。之后，方若撰《言钱别录》、丁福葆编《历代古钱图说》，均予收录。1985年在宁夏盐池县萌城乡出土的西夏窖藏钱币中，发现两枚西夏文福圣宝钱。虽大小、形制差不多，但厚薄、重量不同。1987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出土的西夏窖藏钱币中，发现7枚。

2． 汉文大安通宝。夏惠宗李秉常大安年间（1075—1085年）所铸，铜质小平钱，直径2.3 cm，孔径0.67 cm，重4.04 g。钱文直读，“大安”二字为楷隶，“通宝”二字为隶书。钱币制作规整，钱文端正庄重。在中国历史上，以“大安”为年号的，除西夏惠宗外，还有辽国道宗耶律洪基、金国卫绍王完颜永济。历代钱谱多将此钱归属辽或金。唯清代孟麟撰《泉布统志》，列汉文大安通宝铜质钱为西夏钱。因此书错讹较多，而汉文大安通宝铜质钱在当时又为传世孤品，故后人多不肯信。直至1981年7月，在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的窖藏钱币中，发现了一枚汉文大安通宝铜质钱，形制与前人所列传世大安通宝相同。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吴宗信依据窖藏年代、钱币风格、铸造工艺，提出汉文大安通宝铜质钱应是西夏惠宗时所铸。宁夏钱币专家张志超认为：惠宗李秉常一朝乃后族梁氏专权，以“番礼”为重，铸西夏文钱笼络党项贵族，不可能铸造汉文钱，李秉常虽主张实行“汉礼”，但其亲政时间较短，且实权掌握在后党手中，所以李秉常没有铸造汉文钱的时间和实力。汉文大安通宝铜质钱是否为西夏所铸，尚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3． 西夏文大安宝钱。夏惠宗李秉常大安年间所铸，铜质小平钱，直径2.35 cm、孔径0.55 cm，重3.9 g。钱文旋读，楷书，钱文直译为“大安宝钱”，较西夏文“福圣宝钱”字迹清晰，反映了西夏铸钱技术的进步。此钱最早著录于南宋洪遵（1120—1174年）编著的《泉志》，但洪遵未能识别出是西夏钱。清代刘青园通过新发现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考证出《泉志》所录“梵字钱”和其于凉州所得数枚“梵字钱”为西夏钱。近年来，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内蒙古林西县、内蒙古乌审旗等地发现的大安宝钱，均为小平钱。钱文字迹上，有笔画粗细之分，版式多达7种。

4． 西夏文贞观元宝。夏崇宗李乾顺贞观年间（1101—1114年）所铸，铜质小平钱，直径2.51 cm，孔径0.69 cm，重3.8 g。钱文旋读，楷书，前二字译为“贞观”，后二字直译为“宝元”，但据汉文习惯，当译作“元宝”。清代以前，未见著录。20世纪40年代初，钱币收藏家赵权之于《泉币》杂志第三期上，首次撰文介绍并考证了其“重游故都”所获的一枚西夏文钱。因前人将所见西夏文钱都译作“宝钱”，故赵氏在文中亦将这枚钱释为“贞观宝钱”。赵权之偶得的贞观元宝，如今已不知收藏在何处。西夏博物馆目前所藏贞观元宝，成了孤品。

5． 汉文元德重宝。夏崇宗李乾顺贞观年间所铸，铜质折二钱，直径2.9 cm，孔径0.65 cm，重6 g。钱文直读，楷书。鲍子年《古泉丛书》、方若《言钱别录》、丁福葆《历代古钱图说》等均有著录。《言钱别录》评价曰：“西夏钱以元德品类为多”, “元德且作重宝，似折二”。1979年，在内蒙古鄂克托旗二道川出土了一枚。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了一枚。

6． 汉文元德通宝。夏崇宗李乾顺贞观年间所铸，铜质小平钱，有大小、楷隶之分。楷书小钱，直径2.2 cm，孔径0.53 cm，重3.4 g。楷书大钱，直径2.35 cm，孔径0.7 cm，重3.8 g。另有楷隶混书者，直径2.4 cm，孔径0.6 cm，重3.8 g。又分宽缘、窄缘两种。宽缘者，钱文笔画较粗；窄缘者，钱文笔画较细。《历代古钱图说》中，将汉文楷书元德通宝钱，确定为西夏钱，并标明由戴葆庭审定。1987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出土的西夏钱币中，就有楷隶混书的元德通宝。

7． 汉文天盛元宝。夏仁宗李仁孝天盛年间（1149—1170年）所铸，小平钱，分铜质、铁质两种。铜质钱，直径2.4 cm，孔径0.56 cm，重3.4 g。铁质钱，直径2.2 cm，孔径0.53 cm，重3.2 g。两种质地的天盛元宝，均为楷书，旋读。有光背，也有背西钱。光背者，最早著录于清乾隆十五年梁诗正等编纂的《钦定钱录》中，后各家著书多予以收录。存世的西夏钱中，以天盛元宝最为常见，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青海等原属西夏统辖的地区内，时有出土。

8． 西夏文乾祐宝钱。夏仁宗李仁孝天盛年间所铸，铜质小平钱，直径2.4 cm，孔径0.53 cm，重3.8 g。楷书，旋读。李佐贤《古泉汇》、方若《言钱别录》、王锡棨《泉货汇考》、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国立北京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等均有著录，但《国立北京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把“乾祐”误为“天祐”，且将释文与大安宝钱释文相互置错了位置。此钱近年来在宁夏、内蒙古、甘肃等地出土较多。

9． 汉文乾祐元宝。夏仁宗李仁孝天盛年间所铸，小平钱。从钱质上，可分铜质、铁质两种。在铜质钱中，从字体上又可分楷书、行书两种。在铜质楷书钱中，又分大字钱和小字钱。在铁质钱中，可分大钱和小钱两种。但所见汉文乾祐元宝，均为旋读。铜质楷书大字钱，直径2.45 cm，孔径0.55 cm，重4.5 g。铜质楷书小字钱，直径2.39 cm，孔径0.57 cm，重4.1 g。铜质行书钱，直径2.56 cm，孔径0.57 cm，重5.8 g。铁质大钱，直径2.5 cm，孔径0.6 cm，重4.5 g。铁质小钱，直径1.9 cm，孔径0.5 cm，重1.9 g。乾祐元宝存世较多。

10． 西夏文天庆宝钱。夏桓宗李纯祐天庆年间（1194—1205年）所铸，铜质小平钱，直径2.4 cm，孔径0.53 cm，重4 g。钱文楷书，旋读。《吉金所见录》《古泉汇》《言钱别录》《西夏国书略说》等多有著录。早年就有出土，近年来又有较多发现。

11． 汉文天庆元宝。夏桓宗李纯祐天庆年间所铸，铜质小平钱，直径2.42 cm，孔径0.55 cm，重4.2 g。钱文楷书，旋读。钱币制作精细、轮廓规整、字体秀丽，存世较多，但背月者较为罕见。

12． 汉文皇建元宝。夏襄宗李安全皇建年间（1210—1211年）所铸，铜质小平钱，直径2.5 cm，孔径0.7 cm，重4.4 g。钱文楷书，旋读。钱币制作精致，字体美观大方，传世和出土品极为丰富。但“元”字行书的皇建元宝，存世较少。

13． 汉文光定元宝。夏神宗李遵顼光定年间（1211—1224年）所铸，铜质小平钱，直径2.5 cm，孔径0.6 cm，重4.5 g。钱文有楷书、篆书两种，旋读。钱币制作精致、钱文美观大方。尤其是篆书者，“光”“定”“元”三字为篆，笔画匀称而优美，“宝”字则隶化而功整，迄今出土品仅宁夏贺兰山滚钟口窖藏一枚。楷书光定元宝传世和出土品数量都较多。

二、西夏货币经济的特点

西夏之所以出现汉、夏两种文字的年号钱，与西夏皇室的权力之争和在西夏国内究竟是推行汉礼还是实行“番仪”，有着直接的关系。李元昊被弑后，皇权落入太后没藏氏和国相没藏讹庞兄妹手中。为了进一步笼络党项的豪门贵族，没藏氏在李元昊时期推行的“番族”礼仪基础上，更加强化了“番仪”。夏毅宗李福圣承道年间，西夏首次铸西夏文钱，就是没藏氏在社会经济领域强化“番仪”的具体体现。夏毅宗死后，即位的夏惠宗年仅8岁，皇权依然被后族太后梁氏和国相梁乙埋姐弟所控制。夏大安年间，正是夏惠宗李秉常年满十六，开始亲政的阶段。大安六年（1079年），李秉常在皇族的支持下，下令恢复汉礼，但遭到了母党势力的强烈反对。第二年梁氏即将李秉常囚禁在兴庆府城外的别宫内，造成西夏大乱。在西夏历史上，首次出现在同一年号内，铸有汉文、西夏文两种文字钱币的现象，也反映了西夏皇室内的这场权力之争和“番汉”礼仪之争。夏崇宗即位之初，虽然因年幼，国政被后族控制了十余年，但崇宗李乾顺亲政后，采取了果断措施，借助辽国的军事力量，结束了梁氏“一门二后”的专权统治。其后的西夏币制，沿用了前代两种文字钱币并行的铸法。

两种钱质通行，则是西夏境内铜矿贫乏而以铁代铜的具体体现。西夏境内缺少铜矿，目前所见的西夏史料中，虽有西夏境内茶山、葭芦山（均在今陕西北部）“茶铁财用之饶”，以及夏州设“冶铁务”的记载，却不见有西夏产铜的记述。西夏境内铜的来源，主要依赖于与邻国北宋、辽、金之间的贸易。但邻国为防止西夏以铜铁铸造兵器，多次颁布不许铜铁出境的禁令。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不久即下诏：“铜铁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辽兴宗重熙二年（1033年）下诏：“禁夏国使私市金铁。”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再次下诏：“禁民鬻铜于夏。”西夏即使从与邻国的贸易中得到一些铜铁，也主要用于铸造兵器，由于没有铸造铜币的足够原料，不得不大量使用宋朝和前朝以及辽、金的货币。

从西夏窖藏、墓葬、遗址出土的钱币分析，北宋钱币所占比例较大。西夏由于缺铜，同时商品经济也没有宋朝那样发达，因此所铸钱币十分有限，更没有像宋朝那样，每次改元都要铸造新的年号钱，所以西夏钱币在数量上无法同宋朝钱币相比。西夏从“岁赐”和“互市”等渠道获得大量宋钱在本国流通，既可以弥补本国铜矿稀缺之不足，又可满足商品流通之需要。大量北宋钱币在西夏的流通说明，西夏经济对北宋有很强的依赖性，后者发达的货币经济对其影响巨大，西夏设有专门机构通济监负责监察管理钱币铸造就是一个佐证。一个国家或政权，可以不以本朝铸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的现象，是与金属货币的特性，即“等值货币”有很大关系的。虽然在西夏境内流通的货币主要为北宋货币，但由于金属货币的“等值”特性，也就意味着西夏境内储存了大量的金属铜。因此，这些外来货币大量流入西夏，不仅不会造成西夏金融的失控，反而能促进西夏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

西夏货币与其他流通货币一样，也充当着一般等价物的角色，是西夏社会衡量价值尺度的标准。在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货币被定为量刑的标准，如官库管理者丢失官物，则“总计所亡失之数量当钱偿”。货币也是物价和税收的主要内容，如“乌池之盐者，一斗一百五十钱，其余各池一斗一百钱，当记税实抽纳，不许随意偷税”。在经济处罚和举告赏赐中，货币成为价值尺度，如宋夏战争中宋帅夏竦召榜“得元昊首级者，赏钱五百万贯”，而元昊反讥“得夏竦首级者，与钱三千文”。官吏的部分俸禄也以货币支付，如《天盛律令》规定：“租院、踏卖曲院等种种库局分之禄食价钱次第，依以下所定施行……出纳二百，掌钥匙一百。”可见，西夏货币在社会经济领域得到广泛使用。

三、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夏建立以前就有夏州、绥州、银州、宥州、静州等地（均在今陕西北部），良田不下两万余顷，以盛产粮食而著名。陕北的无定河流域，土地肥沃，有利于发展农业，“夏人赖以为国”。兰州（今甘肃兰州）附近的质孤堡、胜如堡周围，也有大片肥沃的农田，以两泉水灌溉，夏人称为“御庄”。

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由党项族人骨勒茂才编撰的夏、汉文音义对译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和西夏的另一位不知名作者编写的字书《杂字》中，都记录了西夏种植的粮食和蔬菜品种。粮食主要有麦（小麦）、大麦、荞麦、糜、粟、青稞、黍、黄谷、粳米、糯米、秫米（高粱米）、大豆、豌豆、黑豆、小豆、豇豆、荜豆、红豆、绿豆等；蔬菜主要有芥菜、薄荷、菠菱、茵蔯、香菜、蔓菁菜、萝卜、茄子、胡萝卜、汉萝卜、苦蕖、半春菜、马齿菜、菰、常葱、蒜、韭、辣椒、瓠子、笋蕨、越瓜、春瓜、南瓜、冬瓜等。农耕和打场的工具主要有耕牛、犁、铧、镰、锄、镢、锨、锹、子耧、碾、碡碌、刻叉、芭罢、簸箕、扫帚等。

畜牧业是党项民族传统的产业，他们在从业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西夏境内有大面积的天然牧场，如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曾经起事过的地斤泽地区（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兴庆府以北的定州（今宁夏平罗县姚伏镇）一带、西夏黑水镇燕军司所在地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周围、河西走廊的瓜（今甘肃安西县）沙（今甘肃敦煌县）二州都有广袤的草原，可供放牧。尤其是西夏设立西凉府的凉州地区，“善水草，宜畜牧”，素有“凉州畜牧甲天下”的美誉。西夏的畜牧品种主要有马、羊、骆驼、牦牛等；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驴、骡、猪、狗、鸡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夏省嵬城遗址出土的大量马、羊、骆驼、牛畜骨，在西夏陵区墓葬中出土的幼羊、幼狗、鸡等完整骨架和铜牛、石马、石狗等随葬品，都反映了畜牧业在西夏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西夏的畜牧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经营方式。由官府经营的畜牧业规模较大，牧养的牲畜也较多。西夏专门设立了“群牧司”，为畜牧业的最高管理机构。

西夏建立以前，就已经有了皮革、毛纺、木器、制陶、酿酒等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西夏政权建立后，社会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大，所需产品的种类也不断增多，刺激了西夏社会化手工业的迅猛发展。从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西夏至少在冶金铸造、皮毛加工、丝麻纺织、湖盐提炼、陶瓷烧制、木器制作、雕版和活字版印刷、酿酒等方面建立了有利于封建社会商品流通长足发展的手工业体系。

在对宋贸易中，西夏建立以前购买的物资品种较多，建立后随着西夏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逐年减少。宋室南迁后，西夏基本上与宋停止了贸易往来。西夏早期从宋购入的商品主要有粮食、食品、丝织品、麻织品、茶叶、漆器、瓷器、兵器、香料等。西夏除主要与宋贸易外，与周边的辽国和金国，以及西州回鹘、大食国等也进行贸易交往。由于这些国家或政权所辖区域的自然环境与西夏大致相仿（宋室南迁后金统辖了中国北方，情况又有所不同），因此贸易交往的品种也大致相同，只是在具体的商品物资上，互通有无。不过西夏更希望从辽、金得到铜、铁，从回鹘、大食得到宝玉和西夏缺少的药材。

西夏在同宋、辽、金及周边邻国或地方政权的贸易交往中，获取了巨额利润，这为西夏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西夏从崇宗李乾顺亲政起，采取了建立国学、尊行儒教、推广汉学等一整套强化对党项贵族子弟汉文化教育的措施。同时，李乾顺又推行“联辽和宋”的外交政策，并健全法律，保护封建私有制，进一步推动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夏仁宗天盛、乾祐年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