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先说“我”。

《说文解字》：“我，施身自谓也。”“施”是施加之“施”，“施身自谓”意思是施加于自身而自称，当然就是对自己的称谓。不过这并非“我”的本义，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多认为“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属于假借用法。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看甲骨文中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

甲骨文字形“我”（图1），很显然这是一个象形字，而且是一个独体象形字，乃是兵器之形：右边是一把长柄，左边是三枚锯齿，中间的锐角形是连接的部分。甲骨文学者李孝定先生在《甲骨文字集释》一书中认为，左边的三枚锯齿即“三铦锋形”，“铦（xiān）”是锋利之意，“三铦锋”即三枚锋利的刃；中间的连接部分称作“内”，也就是戈、戟、刀等接柄之处。

图1 甲骨文[我]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曾出土一种三戈矛，虽然是战国时期的兵器，但是除了“内”安装在最上端的锯齿处有所区别之外，其他部分都跟这个甲骨文字形一模一样。因此，“我”字的本义就是兵器。日本汉学家白川静先生在《常用字解》一书中认为“‘我’原指锯齿参差的带锯”，用来切割作为祭品的牲畜，这一解释虽然新颖，但从字形来看，还是兵器之形更为恰切。我们现在使用的“我”字，右边仍然是一把戈。

周武王伐殷，在孟津渡发表了三篇《泰誓》，其中有“我伐用张，于汤有光”的誓词。此处用的就是“我”的本义。“我”是兵器，自然含有杀伐之意，“我伐”即杀伐。杀伐要进行了，对于殷商的开国君主成汤来说这也是一种光荣。周武王的意思是说殷纣王十分凶残，已经违背了开国君主所承受的天命，因此征伐纣王符合天命，连殷商的开国君主成汤也会感到光荣的。所以《说文解字》另一种解释为：“我，一曰古杀字。”即由此而来。

那么，“我”到底是怎么从兵器转变为第一人称代词的呢？是不是真的如同大多数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属于假借用法？

有学者认为，私有制出现之后，部族之间的争斗日趋激烈，人们要使用兵器来捍卫个人和部族的利益，兵器是用来保卫“我”的，因此引申为第一人称代词，即许慎所说的“施身自谓”。比如语言学家王显先生在《读说文札记》一文中就说：“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最初并没有私有的观念，直到原始社会濒于瓦解，阶级渐次形成的时候，才出现了私有物，而这种私有物首先便是人们各自经常使用的武器和工具。”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甲骨卜辞中“我”字出现得非常频繁，而且都是殷商的自称，因此“我”作为兵器，可以视为殷人对本国强大武力的炫耀，表达的是对本国所制造的武器之精良的自豪之情。比如“我伐羌”、“我其逐鹿”之类的卜辞，虽然已经用作第一人称代词，但是“我”作为兵器的影子仍然若隐若现。

甲骨卜辞和先秦典籍中，“我”字的使用相当频繁，《诗经》中更是频频出现，比如《诗经·小雅·采薇》中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不过有趣的是，后世使用“我”来自称的频率却大为减少。

北宋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章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贾魏公为相日，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谓之“许我”。言谈颇有可采，然傲诞，视公卿蔑如也。公欲见，使人邀召数四，卒不至。又使门人苦邀致之，许骑驴，径欲造丞相厅事。门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厅门，虽丞郎亦须下。”许曰：“我无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来，若如此，但须我去耳。”不下驴而去。门吏急追之，不还，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谢而召之，终不至。公叹曰：“许市井人耳，惟其无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势屈，况其以道义自任者乎。”

贾昌朝封魏国公，故称“贾魏公”，他担任丞相之职是在宋仁宗在位期间。姓许的方士蔑视权贵，竟至于要骑驴进入丞相的议事厅！贾昌朝评价他“无所求于人”，因此无法用权势来使他屈服。按照礼节规定，跟别人说话提到自己的时候，要谦称自己的“名”，比如诸葛亮，名亮，字孔明，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要谦称“亮”，别人跟他说话的时候，要尊称他的字“孔明”。但姓许的方士极其“傲诞”，傲慢狂妄，跟别人说话的时候非但不谦称自己的“名”，而且无论贵贱皆自称“我”，以至于时人给他取了个绰号“许我”。

由此可见，北宋时期人们还很忌讳以“我”自称，因此姓许的方士以“我”自称竟然被沈括郑重其事地记载到《梦溪笔谈》这部传世名作之中。

无独有偶，据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载：“史延寿，嘉兴人，以善相游京师，视贵贱如一辙。箕踞袒裼，从不称名，称‘我’，时人呼为‘史我’。”“箕踞（jī jù）”是一种傲慢的坐姿，两脚张开，形似簸箕；“袒裼（xī）”指脱去上衣，裸露肢体，同样是一种傲慢的表示。

究其原因，大概因为离殷商日远，“我”作为兵器的本义虽然早已失去，但“我”从戈的阴影尚在，后人没有殷商之人“取戈自持”的炫耀和自豪之情，相反对兵器所代表的武力非常排斥和忌讳，因此才会出现这种不以“我”自称的有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