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影响城镇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1.1节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以及自然因素，特别是和其中水的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是一种用城市所在位置的自然条件的作用去解释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的自然位置论点。但是这种联系绝非认识的全部，否则就不能解释有些地方自然条件并不差甚至相当优越，却没有产生城市，而在一些条件明显不利的地点却出现了城市，甚至是大城市；也无法解释历史上曾经很发达但后来已不存在的城市，如中国丝绸之路上的楼兰，楼兰的案例是自然资源枯竭城市消亡的典型。如果没有19世纪中叶铁路交通的发展和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汽车的普及，英国等地出现的集合城市也是无法解释的。因此，把影响城市的发展完全归结为无生命的自然条件是不够全面的，还需要关注社会和经济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3.1　自然因素

影响城市发展的自然因素主要是指自然地理环境与水。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中，一是气候，二是地形。没有适度的雨水、气温，人类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聚集形成城市；没有适当地形、地貌，只有高山峻岭、戈壁沼泽，也就不可能有人居住，更不可能发展成城镇。我国绝大部分城市都坐落在东部平原与浅山丘陵或河川谷地就证明了这一点。除了自然地理条件外，水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人类的文明始终发源于河流，如中国的黄河、长江，埃及的尼罗河。有水才有农业，才有航运交通，才有初始的商贸与物资集散。许多通商口岸、轮渡码头往往就是城镇的雏形。我国现有的600余座城市几乎无一不建在河旁，可谓依山傍水，得天独厚。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正是人类向江、河、湖、海争夺土地资源的过程。因为这种土地往往因河水泛滥而形成，洪泛平原有水供给，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地势平坦，自然成为人类群居进而发展城镇的最佳选择。也有一些城市因特有的矿产资源而形成，如大庆、克拉玛依、太原、萍乡等。然而也恰恰是这样的自然条件，却蕴藏着城市洪涝灾害潜在的诱因，使我国有97.9%（2006年年底）的城市分布在受到不同程度洪水威胁的防洪区与防洪过渡区内，这些城市均具有防洪任务。

1.3.2　经济社会因素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十分缓慢。只是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在逐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里才迅速发展起来。社会经济因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1.3.2.1　工业化对世界城镇发展的影响

世界城市的迅速发展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18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才3%，到1900年也仅为14%，到1990年世界城市化率已达到45%。

英国以轻工业的发展为先导，最早出现的是棉、毛纺织业，继而是能源、工矿、冶金、交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一些铁路枢纽和港口迅速发展成城市。英国农村人口先向附近的中小城镇迁移，然后同中小城镇的居民一起，再向附近的大城市迁移。与此同时，欧洲的农民也涌向英国的城市。在18世纪早期，英国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25%，到1851年，英国已有城镇580多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4%。

在美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铁路建设起了关键作用，横跨太平洋、大西洋两岸的多条铁路，促使一批铁路枢纽城市的诞生。此外，由于农业机械化发展迅速，生产力迅速提高，为大批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创造了条件。1820年，美国一个农民仅能养活4个人，1972年，一个农民供养人数达到52人，如今已能供养超过100人。工业交通、农业的腾飞，驱动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涌入。在美国180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93.9%，1875年仍占74.3%，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降到10%以下。

与英国和美国不同，日本城市的高速发展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1956—1973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18年中，日本工业生产增长了8.6倍，年均增长13.6%，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以每年42.9万人的速度向城市转移，使日本的城市化率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37%提高到1976年的76%。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社会经济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发展影响是不相同的。例如，拉丁美洲国家的城市化相对超前，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其城市发展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推动，甚至出现了无工业化的城市。又如，墨西哥在1993年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4%，而其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却远不如发达国家。墨西哥全国总人口只有1亿人，但是有1/5的人口住在首都墨西哥城。

亚洲、非洲一些国家的城市发展则相对滞后，如中国与印度，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大都市也迅速发展起来，但城市化率却低于工业化率。部分非洲国家工业化尚未起步，城市化率很低，基本上尚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

1.3.2.2　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乡统筹，“四化同步”，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城镇化对推进城乡统筹、四化同步发展起纽带作用，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最大的内需，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还没有正面提出过“城市化”问题，中国城市的发展一度深受计划经济决策的制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按照《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GB/T 50280）关于城镇化的定义，城镇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一般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财富集聚、技术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转变的过程。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经济与非农业经济的结构不断地调整，为适应这种变化，农村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因此，国内外都采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城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城镇化程度或表征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此即城镇化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有了较快的发展。

1.1949—1957年城市发展的恢复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总共启动了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城市和工矿区吸收了大量农民就业，城镇人口迅速增加。从1949至1957年，中国的城市数量由132座增加到176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0.64%提高到15.39%。

2.1958—1965年城市发展大起大落阶段

1958年开始国内开展大跃进，经济发展偏向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经济结构出现新的不平衡。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超高速发展。到1960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6.6%，轻工业与农业则出现9.8%与12.6%的负增长。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达到19.8%。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新增城市33座，城市人口年均增长9.5%。大跃进使城市基本建设规模过于膨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从1961年开始国家开始采取大力压缩城镇人口的政策，城市座数从1961年的208座减少到1965年的168座，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19.8%下降到17.98%。

3.1966—1978年城市发展停滞阶段

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城市工业发展受阻、农业经济遭到破坏，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量城市干部下放农村。13年间城市化水平仅仅提高了0.06个百分点，到1978年全国城市总数仅为193座。不过在这个时期，国家重点建设“三线”，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和晋西相继形成一批新兴工业基地，对后来的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城市建设发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沿海工业大量内迁，致使众多沿海城市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损害。

4.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城市逐步发展时期

1978年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城市发展进入了全新的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带动了城市发展，特别在1984—1991年期间，中央颁布了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城务工、落户，小城镇得到迅速发展，建制镇就从1978年的2176座增加到1983年的2786座、1990年的12084座，2009年达到19322座。在经济大潮的簇拥下，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增加到1990年的26.4%、2006年达到了43.9%，2010年进一步达到52%。

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发展历程突出地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多么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50年城市发展历程也深刻表明这样一个朴实的真理，即生产力永远是形成城市并推动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更是在实现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信息知识正逐步改变着城市的结构——城市新开发区、城乡结合部、都市连绵带、都市圈以及国际大都市。这样的城市结构已成为科学技术、第二、第三产业、教育、信息等新的载体，致使人才广泛流动，财富高度集中，生产结构不断调整。城市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发展的集中体现。为了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必然要发展大、中、小相结合的城市群落，作为城市血脉与纽带的交通干线必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为了吸引外资，也为了扩大内需，充分发挥我国城市的政治、科技、文化的影响，提高旅游观光的服务质量，对于发展城市也会起着良好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必须理性地看到，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防洪战线将越来越长，城市防洪的新问题将越来越多，城市防洪任务将越来越重，这是城市发展必须认真面对的挑战。

1.3.2.3　工业化与城镇化

城镇化（urbanization）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企业在地理上趋于集中。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城镇化就已超过工业化，随后便明显地高于工业化水平了，这是各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一般的发展规律。不过，国家不同这一过程的特点也就不同。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所经历的时间相当长，早在工业化之前，城镇就已有相当规模了。漫长的工业化岁月，使城镇化过程所引起的阵痛和代价相对小些，也能在较长时间内消化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发展中国家则不同，在工业化初期以相当短的时间，城镇化率已明显高于工业化率，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而薄弱的工业基础根本来不及完成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形成了城市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生活贫困的局面。

虽然第一次农业革命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改变了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具备了集聚、交换和社会分工的可能，从而推动城镇的增多、扩大和发展；但世界上人口的高度集中和迅速发展，却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1950年，世界上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仅有7.5亿人，到了2000年已经上升到近30亿人，50年增加了3倍，使世界的平均城镇化率达到近50%。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相对迟缓，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0.64%，到2002年上升到37%，但仍低于同期世界平均城市化率13个百分点。在1970—1975年及1986—1990年期间，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分别平均每年增长3.7个百分点与4.5个百分点，而中国分别增长为-0.04个百分点与0.47个百分点。中国城镇化率自改革开放后得到很大的发展，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0年的52%，增加了近34个百分点之多。

城镇发展具有趋大性和加速性。在公元1000年、1900年和2000年，世界上10座最大的城市人口分别为214万人、2580万人和1.62亿人，表明在过去的1000年里，世界上10座最大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了75倍。东京是现在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城市，其人口数量相当于1000年前世界上10座最大城市人口总和的7.6倍。在近100年里，世界上10座最大城市人口增加了1.36亿人。1949年，中国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共10座，到2008年达到122座，近60年里增加了112座。199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共186座，到2010年达到287座，增加了54.3%。从1990年到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由3.32亿人增加到6.7亿人，20年间增加了近3.4亿人。英国考文垂大学克拉克教授指出：“世界上一半人口进入城市用了8000年时间，预计到21世纪，全球应有80%的人口在不到100年的时间也将完成这个过程”。

由此可见，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城镇化率的增加，我国第二产业GDP也随之增加。例如，1978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分别为17.9%、26.4%、36.2%和49.9%，第二产业GDP比重分别为47.9%、41.3%、45.9%和46.8%，见表1.9。2010年各分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见表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