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城市

城市是相对于农村而言的非农业生产的场所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基地。在早期，城和市并非同一概念。城有城郭相围，城中居民受到保护；市乃交易场所，多在郊外。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城与市逐渐相容，开始有城市或城镇出现。

1.1.1　城市定义

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即建制市和建制镇）之统称，又称城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城市在法律上的定义是非农业人口的聚居地，是一定地域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中心，包括建制市和建制镇。

城市与城镇术语在本书中同时采用，在泛论时常用城镇，如城镇化率。具有某些社会经济指标时，常用城市，如某某城市人口、GDP为多少等。

从结构和功能上看，城市通常被认为是“三大结构形态和四大功能效应的系统结合体”。“三大结构形态”指空间结构形态、生产结构形态和文化结构形态；“四大功能效应”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组织效应和辐射效应。“三大结构形态”通过“四大功能效应”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地提升到现代文明的中心。

1.1.2　城市起源

城市的起源在学术界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大约在1万年前农业革命的出现，才为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人类只有在稳定地改变了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之后，才具备了集聚的可能。根据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一般认为世界上的第一批城市在公元前3500年出现于西南亚地区。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两湖地区、四川盆地、黄河河套地区，发现了50座古城遗址。地理学界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中国最早的城市起源于三皇五帝之都（约公元前26世纪），如山东章丘县城子崖、淮阳县平粮台等。早在夏代就有“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之说，认为城市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是国家出现的标志。但也有人认为原始的城堡亦应属城市范畴，因此认为城市早在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后期就已产生。本书不刻意从地理学、历史学以及人文科学等方面去追索城市起源的足迹，而是依据与水有关的史料，探知城市发生与发展和水息息相伴的画卷，展示水是城市的命脉这一永恒主题的真谛。

1.1.3　城市特征

“城市”一词常被用来表示集政治权力、军事力量和贸易活动为一体的人口集中居住地。现代城市是各种人类活动特点的地域复合体，是人类文化财富的集中地，是一定区域范围内集中体现政治、经济、文化等职能的非农业人口集居地，也可以称为地区中心。

从历史和地理的视角可将城市看成具有两种空间尺度的实体：一方面，城市本身是一个区域，一个具有一定空间范围的“面”；另一方面，城市又存在于一个大的区域内，是大的区域范围内的一个“点”。从这两种不同的空间尺度出发，研究城市的防洪问题就构成了城市防洪体系的两个层面。

城市一般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1.3.1　人口密集

城市与乡村的主要区别是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这种集中，一方面表现在总人口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又表现在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口和脑力劳动者的高度集中。这种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密切反映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1949年我国在132座城市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有10座，占城市总数的7.6%；到2010年，我国657座县级以上的城市中，400万人口以上城市14座，占城市总数的2.1%，200万～400万人口城市30座，占4.6%，100万～200万人口城市81座，占12.3%，50万～100万人口城市109座，占16.6%，20万～50万人口城市49座，占7.5%，20万人口以下4座，占0.6%。

1.1.3.2　财富集中

城市占整个地球表面面积很小，但却集聚了高密度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越大。因此，城市人口比重（或称城镇化率）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1980年美国城市366座，其面积仅占美国国土面积的1.5%，却集中了美国61%的人口（约1.4亿人）。中国2010年有城市657座，占国土面积19.8%，集中了全国人口的47.5%（约6.36亿人）。大城市为现代化、专业化、集约化的生产提供了极有利的产业环境，成为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金融资源、信息资源及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积极选择，有助于完成对财富获取的不断升级。据统计，2010年全国287座地级及以上城市的GDP为245800亿元，占全国总GDP（401202亿元）的61.3%。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有50座，其中有29座城市超过2000亿元，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佛山、杭州、武汉、南京、东莞、沈阳、成都、苏州、大连、青岛、宁波、无锡、济南、西安、大庆、长沙、哈尔滨、长春、常州、唐山、淄博、包头、厦门等，见表1.1和图1.1。

1.1.3.3　职能多样

为满足并保证人们的愿望能较好地实现，或者说保证各种活动的顺利进行，相应地产生了各种城市部门和组织，即各种城市的组成要素。其中，一部分是为满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和生产活动必需的部门，如提供生活用水、饮食服务、建筑、商业、交通、供气、供电、通信、文化、卫生、教育等。这些属于城市的一般职能，每个城市都必须具有。同时，受不同地区各种条件的影响，许多城市还有自己的优势部门，即特殊专业部门，如高科技电子技术、冶炼、采矿等部门。一个城市靠这些部门的产品，保证城市自身正常运转，并与其他城市或地区进行物资交换，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城市信息化是现代化城市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其重要标志是将信息技术全面转嫁于传统的产业部门之中。例如，美国休斯敦有一家生产教学用的地球仪厂家，原来的产品每个售价22美元，其成本为15美元。1998年，厂家在每个地球仪中加了一张芯片，成本增加10元，售价提高到61美元，利润则从原来的7美元增加到36美元，而且订单源源不断。这种特征只有在信息化的城市才能具备。

1.1.3.4　系统复杂

城市内部各种活动形成的各个城市部门，构成许许多多的子系统，各子系统的组合构成了城市总的有机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系统，不仅城市内部各子系统之间要保持密切的交流（物质流、信息流和人员流），即各部门之间需要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相互制约，而且城市也要通过自己的特殊专业部门不断与外界保持交换，即与其他城市和周围地区进行物质、信息和人员交流，以此保证并促进自身的正常运转和不断发展。城市的这种内部与外部两种机能的运行，形成了内部和外部两种空间结构，前者是在城市地区范围内的城市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制约，称为城市地域结构；后者指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有机结合和相互影响与促进，形成一定区域的城市体系结构。因此，城市既要考虑在城市地域结构内保护各种职能交流渠道的畅通，也要考虑保护城市体系结构内重要职能交流渠道的畅通。

1.1.3.5　个性很强

我国城市众多。城市的形成、发展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地理因素关系十分密切。江南水网、塞北草原、沿江滨湖、滨海河口、山地丘陵，它们在孕育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同时也哺育着各具特色、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很大的城镇。城镇独特的个性，与千差万别的水文情态相结合，演绎着繁多的城市洪水问题与防洪抗旱要求，需要人类认真面对与妥善处理。

1.1.4　城市分类

城市的个性很强，不可能逐一加以研究，为了便于从整体上获得城市的概念，需要对城市进行分类，以便在同类城市中看出共性，在不同类别城市间找到差异。进行城市分类可以有不同目的，目的不同，分类的结果自然不同。例如，可以根据城市的职能进行分类，可以根据城市所在区域地形进行分类，也可以按照城市规模（人口与面积）将城市分为特大（超大）、大、中、小城市等等。顾朝林认为，现代城市是社会（含政治、文化）、经济和物质三位一体的实体，因此，城市应按城市的基本职能分类，即作为社会实体的城市，可按照城市的行政职能划分成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地方性中心城市三个层次。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可将城市划分为以交通职能为主的城市和以流通职能为主的城市。作为经济实体的城市，可将城市依据制成品原料采集、加工和流通三大环节，划分为矿业城市、加工业城市和流通城市。区域地形条件与城市分布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可按城市的地形条件对城市进行分类。据周一星研究，1981年世界197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80%以上分布在海拔不足200m的滨海、滨湖或沿河的平原地带，其中，又以位于海拔100m以下的居多。中国的设市城市分布在地形的第一、第二、第三级阶梯上的比例大致分别为1%、32%和67%（1983年）。周一星根据中国城市所在的区域地形特点，将城市分为10类，包括滨海城市、三角洲平原城市、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城市、平原与低山丘相邻的城市、低山丘陵区的河谷城市、平原中腹的城市、高平原上的城市、高原山间盆地和谷地的城市、中山谷地城市以及高山谷地城市。

本书将从城市防洪减灾意义上对城市进行分类，即根据和防洪减灾有密切关系的地形、洪水风险以及城市防洪减灾对策的特殊性进行城市分类。首先，根据城市的自然地理特征（主要是地形）和城市不同的洪涝风险特征，将城市进行分类，然后根据城市的社会地位、经济价值等条件，制定各自的防洪减灾对策。同一类型的城市可相互借鉴具有共性的对策措施，对比不同的策略，更好地做好城市防洪减灾规划。

本书在考虑城市分类时，对河湖这一以洪水为风险之源的城市作了较多分析，由于我国滨河湖城市较多，特将滨河、滨湖地级及以上城市所傍依的河流与湖泊名称列于附表5，以便读者查询。据统计，全国滨河、滨湖地级及以上城市总计192座（其中嘉兴、岳阳、常德与益阳4座城市既滨河又滨湖，统计数重复），占全国287座地级及以上城市的67%，其中滨河城市182座，滨湖城市10座（滨湖、滨河有4座重合）。重点滨河防洪城市61座，重点滨湖防洪城市8座（济宁、无锡、苏州、嘉兴、湖州、岳阳、常德、益阳）。非重点滨河防洪城市121座，非重点滨湖防洪城市2座（巢湖、宿迁）。

1.1.4.1　城市分类的依据

根据上述分析，本书采取适用于防洪减灾意义下的城市分类依据主要包括城市的地形特征和城市的洪水风险特征。

1.以城市的地形特征为分类依据

根据方如康《中国的地形》专著可知，中国的地形不仅西高东低，而且各种地形大致围绕“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像阶梯一样做半圆形向东方的太平洋逐渐降低。由昆仑山、祁连山和横断山等山脉以及大兴安岭、太行山和巫山等构成的两条重要的地势界线，将我国大陆地形分成三个阶梯，见图1.2。

方如康关于我国地形“三个阶梯”的论述很形象：第一级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m以上，面积达230万km2。越过青藏高原北缘的昆仑山-祁连山和东缘的岷山-邛崃山-横断山一线，进入第二级阶梯，地势迅速下降到海拔1000～2000m，局部地区可在500m以下。它的东缘大致以大兴安岭至太行山、经巫山向南至武陵山、雪峰山一线为界。这里分布有一系列海拔在1500m以上的高山、高原和盆地，自北而南有阿尔泰山、天山山脉、秦岭山脉；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和四川盆地。第三级阶梯为翻过大兴安岭至雪峰山一线，向东直到海岸，这是一片海拔500m以下的丘陵和平原。其中200m以下的为平原，200～500m之间的为丘陵。我国的广大平原都分布在第三级阶梯内。

全国287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大多集中分布在第三级阶梯内。

中国的地形特征为城市分类提供了重要依据。据统计，中国的山地丘陵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43%，高原占26%，盆地占19%，平原占12%。若把高山、中山、低山、丘陵和崎岖不平的高原都包括在内，那么中国的山区面积要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3以上。

（1）山地。山地不但有显著的起伏，而且有较大的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比较容易和其他类型的地形相区别。一般把相对高差在50m以上的归为丘陵，相对高差大于100m的归为山地。

（2）平原。平原、高原和盆地在形态上是很难严格区分的。平原通常指地表起伏比较小而平缓，相对高差一般不超过50m的地形。平原又可分为低平原和高平原，一般把海拔在0～200m之间的平原称为低平原，如沿海和盆地底部的平原多为低平原；海拔在200～500m之间的称为高平原，而把海拔超过500m的开阔平地列为高原范围，但这样划分不是绝对的，习惯上的称谓有时就打破了这种划分界线。例如，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海拔在500m以上，黄河河套平原的海拔在1000m左右，都称为平原，而不叫高原，甚至海拔3500m以上的拉萨平原也叫平原。

中国的平原面积约112万km2，约占国土面积的1/10强，规模巨大的平原主要集中在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一线以东地区。这是一个依山连海，南北纵贯的平原带，经东西走向山脉的分隔，形成包括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等几大平原。

2.以城市的洪水风险特征为分类依据

城市的地形大体将我国城市分为山丘与平原两大类，但城市防洪除与地形关系密切外，尚需考虑城市的洪水特征。在划分山丘城市时应特别注意其相对高差的大小，和陡涨陡落的洪水特征，城市的绝对高程不是划分山丘和平原城市唯一的条件。绝对高程高的，如果城市的相对高差很小，洪水平缓，就不一定划作山丘城市。有些位于高原、盆地的城市绝对高程虽高，但地势相对平坦，水流并不湍急，具有平原地区洪水特征，且其防洪措施与平原城市也大同小异，因此，将这类城市划归平原城市类是合适的，例如，海拔500m以上的四川省成都市，海拔1000m以上的准噶尔盆地边缘的新疆克拉玛依市等。反之，绝对高程低的，如果城市的相对高差较大，则可划为山丘城市，如沿海地区的山东省淄博市。

滨海地区城市仅从地形看，属于平原类；但从洪水风险看，这里的城市不仅有江河洪水风险，还有风暴潮风险。这类城市不仅要防洪，还要防御风暴潮，因此，从防御水灾的需要出发，应将这类城市划入滨海城市类。若单纯从地形特征分类（如周一星分类），又可将滨海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滨海城市，另一类是三角洲平原城市。前一类城市有的直接面向大海，如大连、青岛；有的位于短小河流的河口，距海很近，如椒江、防城港，周围平原极为狭窄。三角洲平原城市周围则很开阔，如上海、广州。不过，由于这些城市都遭受风暴潮威胁，因此，根据防洪的需要，本书都将其划为滨海城市类。

1.1.4.2　城市类别

本节仅对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了分类，主要是因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经济产值等社会经济指标在有关年鉴中有正式刊布数值，便于统计分析；另一方面，这些城市代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在我国的经济社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以2010年为例，地级及以上城市实现GDP 24.60万亿元，占全国GDP的61.3%）。根据城市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征以及城市的洪水风险，将城市分为三类，即山丘城市、平原城市与滨海城市。

2010年全国共有657座县级及以上城市，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287座，县级市37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有防洪任务的城市共285座，其中90%位于江河支流与其他中小河流上，其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或不足20年一遇的城市占82.7%（按2006年资料统计）。

我国小城镇众多，分布极分散，防洪能力又很低，如何针对小城镇的这些特点制定相应的防洪减灾对策，值得认真研究。

我国小城镇具有数量多、分布广、个性强以及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区位特点，小城镇的防洪减灾对策必然显露出有别于一般城市防洪减灾对策的特征。本书将小城镇界定为657座设市城市以外，以建制镇为主体，适当包含大的集镇（非建制镇）在内的城乡居民聚集地。因此，在讨论小城镇防洪减灾问题时，主要以建制镇与大的集镇作为研究的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建制镇已从1978年的2176座增加到2010年的19410座，增加7.9倍。

数以万计、分布广而散的小城镇星罗棋布般地镶嵌在众多防洪标准很低，甚至没有防洪能力的河流旁。小城镇的洪灾既与一般城市的洪灾有共性，又因小城镇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状况的差异而显示出特殊性，防洪形势十分严峻。

综上所述，我国小城镇众多、分布广而散，自然环境和建设条件差异性大，经济发展程度很不平衡，以及防洪减灾能力薄弱等实际情况，突显出我国广大小城镇这一承灾体的极度脆弱性，一旦遭遇较大暴雨洪水的袭击，小城镇将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小城镇地域范围虽小，但因其为数众多，聚集起来的防洪战线就很长了；而且因其星星点点的分布，设防难度也很大，不可能都采取地级市编制防洪规划的办法，对小城镇逐一进行规划。因此，本书根据这些特点，将小城镇视作一种特殊的城镇群，也当做一种类别，统一探讨其防洪减灾对策。

1.山丘城市

山丘城市指位于山地丘陵地区的城市，这类城市多建在沿河谷地平原、阶地、坡地或山丘坪坝上，面临江河、后靠山丘的城市洪水陡涨陡落，水位涨幅较大，洪水历时相对较短。山丘城市的城区分布有一定垂直跨度，有的山丘城市的垂直分布跨度还很大。如重庆市，嘉陵江洪水涨幅可达一二十米；广西柳州市，柳江1996年洪水涨幅近16m；安徽黄山市，1942年新安江水位涨幅达10m，1996年洪水陡涨7～8m。山区城市的主城区有的分布在阶地上，城市主城区受到洪水威胁严重，如安徽黄山市；有的山丘城市仅沿河谷地带的非主要经济区受到洪水威胁，如甘肃省兰州市，青海省西宁市。

山丘城市除受到江河洪水威胁外，有的还常遭山洪泥石流的袭击，造成巨大的山地灾害。

2.平原城市

我国的平原城市分布很广，大多位于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面高程往往低于江河洪水位，地势平坦（包括盆地）低洼，洪涝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平原城市还受到湖泊水位的影响。平原城市中，有的受江河湖泊洪水威胁严重，如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等；有的位于江河沿岸或水网中，如湖南省长沙市、江苏省扬州市等。

3.滨海城市

滨海城市指位于滨海感潮地区或独流入海小河河口地区的城市。如上海、广州、温州、海口等城市；不仅受洪水威胁，还兼受风暴潮的影响；另有一类滨海城市主要受风暴潮、海浪的袭击危害，但洪水影响不大，如青岛、厦门、大连等城市。

除地级及以上城市分类外，尚有一般的县级市和为数众多的小城镇群。它们中的县级市和小城镇群有的位于山丘，有的位于平原，或位于滨海。除其中少数很重要的县级市和建制镇，必要时可分类单独编制防洪规划外，一般可与新农村建设规划、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山洪灾害防治规划、水土保持规划等结合，提出广大小城镇防洪减灾要求，而不必仿照大中城市，逐一编制防洪规划。

1.1.4.3　分类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特征

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共计287座。其中山丘、平原与滨海城市分别为138座、116座和33座，分别占48.1%、40.4%和11.5%。基本情况详见表1.2。

201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人口总数为3.89亿人，其中1.81亿人口集中在平原城市，占地级及以上城市总人口的46.5%，比重最大；1.41亿人口集中在山丘城市，占36.3%；另有0.67亿人口集中在滨海城市，占17.2%；详见表1.2。

1.1.4.4　分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特征

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287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分布在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有34座、87座、81座和85座，分别占11.8%、30.3%、28.2%和29.6%，见表1.3。

1.人口分布

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分布在东北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有0.41亿人、1.62亿人、0.85亿人和0.98亿人，分别占10.5%、41.6%、22.6%和25.2%，见表1.3。

2.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布（当年价计算）

2010年全国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共实现GDP24.68万亿元，其中，平原城市、滨海城市和山丘城市分别实现GDP 12.19万亿元、6.56万亿元和5.83万亿元，分别占地级及以上城市GDP的49.6%、26.78%和23.7%。但就人均GDP而言，以滨海城市最高，平原城市次之，山丘城市再次之，分别为9.79万元、6.73万元和4.13万元。表明我国滨海城市的经济实力最强，详见表1.2和表1.3。

1.1.5　城市与水

水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母亲，没有水就没有人类，也就没有城镇。尽管世界文化千差万别，但世界上的水文化则是相通的。

黄河流域是孕育中国文明的摇篮，从考古及史料可知，只有平原、沿河地带才是人类容易生存和繁衍的场所。因此，中国最早的原始村落大都散布在一些开阔的山前冲积平原上。大约在6000～7000年以前，黄河流域母系社会首先进入比较繁盛阶段，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较稳固的发展。这是与该地区的适中气温和适度降水分不开的，水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人类聚集发展形成族群、形成部落、形成集市，进而形成城镇的必要条件。

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及发展情况，本书参考与引用了吴庆洲着《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书中的部分相关内容。

1.1.5.1　人随水聚居

在城市雏形出现以前，人类的聚居形式大致经历了从原始族群、原始村落、原始市集，进一步演化成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和以手工业、商业为主的城镇的漫长过程。在这过程中，人总是与水聚居相伴。

大约在6000～7000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以西安半坡村遗址为代表的原始村落。半坡村人制造的从河中提水的瓶壶，被杨振宁教授赞誉为符合朴素力学原理的远古之作，是中国古文化的象征。考古发现，在农牧业较发达的地方，已有不少这类原始村落。例如，陕西西安附近的沣河中游一段长约20km的河段，两岸建有十多处村落。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时期，这类原始村落已广泛出现在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的广大范围内，东至河南、河北，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渭河上游和洮河流域，北抵河套。

1.1.5.2　城市依水发展

中国城市发展可分为早期城市、古代城市、近代城市和现代城市发展期。中国早期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始于夏，终于商代末期，历时约1500年左右。古代城市形成于奴隶社会末期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大约自西周开始至清朝鸦片战争，前后近3000年。1840—1949年是近代城市的发展时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是中国现代城市的发展时期，是中国城市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期。在漫长的岁月里，尽管中国城市经历了巨大的演变历程，但总的规律是以水定城，没有水就没有城镇。

1.城市随水利与水运的发展而兴起

秦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统一的政权而通水运兴水利，发展经济，以加强中央集权。在北方地区，秦不仅疏浚河渠，而且沟通济、汝、淮、泗四大水系，从而形成了当时北方的水道骨干网络。在南方地区的吴、楚、蜀旧地也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发展航运和灌溉。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就是在比较偏僻的岭南地区开凿的人工水道。

由于水运交通的畅通，大大促进了商贸的发展，一批商贸城市随之兴起。例如，除咸阳以外的临淄、洛阳、邯郸、苑（南阳）、成都等并称为五大都会，吴郡、陈（淮阳）、睢阳（商丘）、陶（定陶）、平阳（临汾）、寿春（寿县）、合肥、江陵等城市，也无一不是水陆交通发达的商贸要地。据统计，秦代已设置县约800～900个，到东汉时期，县以上城市已增加到1076座。约占全国城市2/5的城市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的城市数约占全国城市的14%。随着全国性城市网的形成，全国已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十大城市经济区，如关中地区以咸阳为中心的城市群，巴蜀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群等。从地理位置着眼，这些城市几乎都散布在沿河两侧。

汉、魏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从中原地区南移，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汉水、湘江成为当时的主要交通水道，将其沿岸以及“三吴”地区经济带的城市同重要的农业区联结在一起，逐渐成为中国又一条东西向的城市发展轴线。魏、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流域已发展成为全国主要经济基地。

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南移，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隋唐时期形成的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江南水运网，构成了中国南方及东部发达的水运系统，把众多的城市联结在一起。至唐末，沿运河和沿长江形成的南北与东西两条城市轴线，出现了中国城市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雏形。其中，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水运连接起来，成为中国主要商品通道和经济发展动脉。

2.城市因漕运与海运的繁荣而增多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漕运（古时国家用水道向京城运输粮食或供应军需，称为漕运）日益发达，促进了水陆交通要道沿线城市的发展。如在大运河沿岸，出现了临安（杭州）、汴京（开封）、大都（北京）等人口众多的商业大城市。长江沿岸兴起了京口（镇江）、芜湖、江州、蕲口、鄂州、荆州等大城市。

从北宋时期起，海上贸易逐渐兴旺起来，促使东南沿海地区海港城市得到了很大发展。据记载，元代先后曾于长江以南的广州、泉州、温州、庆元、杭州、澉浦、上海等处设立市舶司。而长江口以北的海上交通运输则以漕运为主。元朝重新开通的大运河已成为联系北方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的重要通道，对全国城市体系内部结构的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明、清时期，长江、大运河这贯穿东西、南北的两大通道，对促进唐代以后形成的沿江、沿运河两条轴线城市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大运河成为全国经济的主要命脉，通州、天津、德州、聊城、章丘、济宁、韩庄、淮阴、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城市在当时就已负盛名，闻名遐迩了。

伴随着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明、清两代推行了向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和台湾省等边陲地区移民进行屯田的政策，使全国城镇地域空间分布得到进一步扩大。明清时期全国已经形成首都—省城—府（州）城—县城—镇5级行政中心城市网。其时人口大于100万人的特大城市有3座，即南京、北京和苏州；人口在50万～100万人的城市有9座，即扬州、杭州、广州、汉口、福州、佛山、天津、上海和厦门；人口在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约100座；小城市及镇约2000多座；农村集市约4000～6000座。

3.水同时也促进了外国城市的发展

人类的文明总是相通的，相传世界上的第一批城市在公元前3500年出现于西南亚地区的滨河地带，并以中东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中、下游最为集中，包括厄尔克、厄里都、乌尔、拉格什、吉什和巴比伦等。尼罗河流域的最早城市出现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包括孟菲斯、太阳城以及稍后的底比斯等。印度河流域的古城莫亨朱达罗、哈拉巴则形成于公元前3000至前2500年。

美国的历史虽短，但因贴近近代，因而城市的发展更与水紧密相连。以密西西比河流域开发为例：在18—19世纪，大量欧洲移民在上密西西比河流域定居，大多数早期移民都集聚在沿河地带，既靠水源，又利运输。随着农村与城市人口逐渐增加，对森林木材资源与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到1824年初，商业迫切要求改善航运。到19世纪末，移民为了农作疏干了大片湿地，并在较高的泛区种植作物。流域的早期开发与河系关系密切，开发航运，兴建堤防。到20世纪初，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河道淤积、污染以及因砍伐森林与发展农业而使河道水位不稳定，引起渔业资源的衰竭。在1930—1950年，因发展农业需要，高地不断被疏干排水，流域继续发生剧烈的变化，一些大城市形成工商企业中心。

自1788年欧洲移民来到澳大利亚以后，移民大多以沿海地带为生活、生产地点，并逐渐建立起重要城镇，除首都堪培拉外，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都建立在沿海，其中80%的人口生活在宽约50km的沿海地区。澳大利亚城镇建立在沿海地带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首批移民乘船抵达后在安全的海港建立居民点；二是，移民们发现沿海河流有可靠的供水。随着人口的增加，后到的移民逐渐迁往内地，直至较大河流感潮河段航运受到限制的上游末端，但仍在有水源供给的范围内建立新的城镇。

1.1.6　以水定城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我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中城镇化是四化同步的纽带。水与城镇密不可分，没有水就没有人类，也就无所谓有无城镇。因此，推进我国城镇化，做好城镇布局，必须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其核心思想就是“以水定城”。

1.1.6.1　我国的水危机

我国是水资源不优越的国家，突出地表现在水多、水少、水脏等诸多方面。

我国地处东亚季风气候区，全国1/3的人口与1/2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大江大河下游平原地区，且降雨集中，城市深受洪涝灾害威胁。此外，我国还有许多中小城市工业区分布在未经系统治理的中小河流周围，洪涝灾害也很严重。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占世界平均的28%，耕地亩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的一半；而且，水资源的60%～80%还都集中在汛期，洪水资源利用困难很多，水资源形势日益紧迫。

我国目前工业与生活用水量达到年均2000亿m3，废污水排放量达到年均700多亿t，从而对江河湖泊水环境质量造成威胁，致使一些地区水源地水质恶化。此外，我国水环境本底就不好，全国有300多万km2是自然环境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加上长期以来不合理的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导致许多地方河湖被侵占而萎缩，甚至断流，湿地减少，水生态遭到破坏。

水多、水少、水脏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就达不到治水目的，就无法“以水定城”，就无法推进我国城镇化。

1.1.6.2　破解水危机的出路

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我国水安全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新近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的治水思想，这是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做出的关键选择，是新时期治水的根本方针，是成功实现我国城镇化的方向。

解决我国水危机问题的出路就是要牢牢把握保护我国水资源的红线和底线。最近，国务院提出加大节水、控需、调水、江河治理等工作力度，以破解目前面临的严峻的水危机。主要是把握五个“坚持”：一是坚持节水优先，把节水项目列入水利重大工程，大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二是坚持控需减荷，控制需求过度增长和不合理增长，建立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合理规划城镇布局；三是坚持提高水的循环利用水平，加大城镇雨水积蓄利用和中水利用；四是坚持加速加大灌排设施建设力度，改善我国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建设严重滞后的局面；五是坚持保护好城镇生命线工程，加大城镇防洪减灾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免供水、供电、供气、排污以及水源地安全保障的洪水威胁。

由此可见，破解我国城镇水危机的出路，在于实现从单一的治理向多目标系统治理的转变，将城镇洪涝灾害防治理念归纳成“十字”策略，即靠、泄、疏、围、避、蓄、挡、排、垫、管。

“靠”就是城镇防洪减灾要依靠流域水系防洪体系作依托，而不能单纯依靠城镇本身建造堤防；“泄”就是利用河道与堤防宣泄洪水；“疏”就是疏浚、连通河湖水系、开辟分洪道疏导洪水；“围”就是修建城镇围堤；“避”就是避开洪水锐势；“蓄”就是河道兴修水库、蓄滞洪区蓄滞洪水、存蓄境内外引调水、就地调蓄雨水；“挡”就是修建海塘、丁坝、闸坝阻挡洪潮；“排”就是利用城区地下管网排除地面积水和处理过的污水；“垫”就是将地面垫高防止或减轻积涝；“管”就是建设城市洪涝综合信息立体监测系统加强管理。打造水多可防排，水少可供给，水脏可净化的弹性“海绵”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