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黄埔老兵的人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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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山义蓬

次日,我背起铺盖,跟随人事干部步行到绍兴西郭汽车站(当时萧山与绍兴不通火车),他替我买了车票,连同一封介绍信,我便上车了。

到了萧山粮食局,局长周兰玉似乎看过了我的档案,说道:“我们县局的主办会计已经有人了,你还是到区里去工作吧。那里有发挥你专长的空间,也更有利于你的锻炼与学习。目前义蓬区粮库正缺少一个主办会计。”

于是,我又拿起背包,到船埠头乘船去了瓜沥镇义蓬区粮库,见到了粮库主任戴谷文。当时,萧山政府正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作为粮食干部,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工作队的一名成员。

瓜沥,地处钱塘江南岸,当年南岸大坝的防洪堤主要在瓜沥一带,因塘堤突出于江面,又称“塘头”。早年钱塘江主流北移,南岸大坝以外的地方不时受到大潮涨落的侵袭,成为一片旷无边际的沙滩。由于受到潮水的冲击,泥沙越积越厚,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涨潮退,渐成一些零散的旱地。

早年,在“谁垦属谁”政策的鼓励下,许多乡民迁徙到此,在无主沙地上垦荒落户。他们在垦地四周筑起了一些简易的土堤坝,以防江潮侵袭,顺带水利疏导,栽些旱地作物。然而,那里土咸地瘠,只能广种薄收,生活极其困苦。不过,随着岁月的推移,土质逐渐改善,产量也在不断增长。但是,由垦民零散所筑的堤坝过于简陋矮小,根本无力阻挡稍大一点的潮汐,大潮一来,垦地即被潮水冲垮淹没,农地时常颗粒无收。

为了防范钱塘江大潮的侵袭,垦民只是在垦区筑了一些极为简易的临时茅草屋,用以避风御寒,垦民生活、生产艰难困苦。垦区人民的收入大大不如里畈地区的居民,因而,衣食住行各方面也远远落后于萧山其他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虽然有少数较为富裕的乡民造起了砖瓦平屋,但是,大多数垦民仍住在早年开荒时盖的那种草棚内,这些草舍形式各异、大小不一,其中不少茅屋依然停留在原始的“稻桶舍”状态(形似稻桶倒置的茅屋)。遇到狂风暴雨之时,草蓬漏水进风,甚至大风将草舍揭顶而去,由此,水灾、旱灾、风灾时有所闻,居民极易染病。

当时,瓜沥的交通状况较差,堪可代步的只有一人推的独轮车。水路交通,人与货多用“牛拖船”,就是一艘用一头或两头水牛在水中拖着走的船。我们有时要到杭州去办事,虽然有钱塘江大桥,但离瓜沥太远,于是,大家多在瓜沥渡口摆渡到杭州的九堡、七堡。

由于南岸滩高水浅,渡船不能靠岸,须先由“牛拖车”将人、货从岸上载到停在远处深水中的手划渡船。然后,船工费大力气逆水行舟,划到上游,再迎着激流,顺水划下,到达北岸渡口上岸。这样的过渡方式,又费时又惊险,时有“渡过钱塘江,跨越阎罗堂”之说。

说到吃饭问题,我们下乡干部流动性大,均须步行往返于村落之间。当时采用的是供给制,就餐只能在基本群众家搭伙。定额付给县府统一印发的就餐券,农户可以凭券向政府兑换粮食。

瓜沥多为沙地,不能种植水稻,也就没有大米。我们吃的是杂粮,以六谷为主。沙地土质贫瘠,收成差,灾害多。我们到群众家去就餐时,掀开锅盖,往往见菜不见粮,只有用勺子一舀,才能看清拌有少量六谷糊。不过,瓜沥特产的梅干菜与萝卜干倒是十分美味可口。

1953年11月,义蓬粮库获得萧山县颁发的“劳动红旗竞赛优胜”奖。我们小组全体成员拍了一张合影。

1953年,郑以淼(后排左三)任萧山县粮食局直属粮库会计兼工会小组长时,荣获劳动竞赛红旗,全小组会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