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王 黄起兵
数风流人物，还看盐贩
假如在乾符二年的年底，让大唐史官做一个“年度要闻回顾”，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和冤句（今山东菏泽马头集），先后有两个盐帮头目聚众造反这档子事儿，可能还进不了“十大”。
【作者按：王仙芝起义的时间，在正史中有两个不同的记载，一为乾符二年五月（见《旧唐书·僖宗本纪》），一为乾符元年末（见《资治通鉴》）。相比之下，个人认为前者较为可信。前文说过，唐廷在乾符二年正月，将名将高骈从天平调任西川，另换素不知兵的薛崇接任天平节度使，同时抽调天平、义成、昭义三镇军队驰援成都。王仙芝起兵的地点长垣属于义成镇管辖（黄巢起兵的冤句属于天平镇管辖），假如他在乾符元年起事，唐廷似不可能做出这种火上屋顶时还关水闸的决策。反之，王仙芝如起事于乾符二年五月，则正好利用了中原唐军抽兵调将，实力大为减弱的空子，不管从唐廷，还是从王、黄方面来说，都比乾符元年一说在逻辑上合理得多。方积六先生在《黄巢起义考》一书中，比较了各种史料的异同，也认为王仙芝起义的真正时间应在乾符二年五月，仅比黄巢起义早一个月。】
这一来是因为这年头造反的报告太多，中书门下那几位同平章事的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三月，感化军闹事儿；四月，西川发生成都突将营暴动，而浙西的狼山镇遏使王郢的造反，更加声势浩大，聚众达一万余人，船队横行长江下游以至两浙、福建，连克苏州、常州，重创国家的摇钱树，其声势丝毫不比稍后的北方那两个盐贩子小；五月，盐贩王仙芝在长垣造反；六月，盐贩黄巢在冤句造反，同时卢龙镇兵变，李茂勋驱逐了张公素；十月，昭义镇兵变，赶跑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入冬以后，大批失去正常生路的饥民，更让中原大地变得遍地皆“贼”，支数已经多到没法准确统计（想想卢携的奏章和蝗虫的“义举”，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应该不难明白了）！一片叶子一旦放进一堆叶子，它也就不那么醒目了，这道理是很好理解的。
二来，也是因为田公公和大唐的不少官吏都充满爱心，很注意“保护”大明宫中那个未成年天子的健康成长。对孩子，就应该多向他们展现光明的一面，如那些了不起的蝗虫。像造反杀人之类的负面消息，血腥暴力，你怎忍心告诉少年天子？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僖宗皇帝根本不知道，在山东那边已经发生怎样的大乱子了。
但在很多年后，重新审视历史的人们，会发现其余的事件都很快变成了过眼云烟，而黄巢起兵，才是本年度的第一大事，它成为引爆天下大乱的最重要的一根导火线，并在后世以“黄巢起义”或者“唐末农民革命战争”的提法，浓墨重彩地写入了中小学历史课本。
不过，同历史课本上多数“农民战争”一样，这次领头的也不是农民，而是按当时法律来看，是挖国家墙脚的非法商贩。
那时贩盐违法，是有经济方面的深刻背景的。
在大唐帝国，除掉两税，盐铁专卖就是朝廷最大的收入进项了，而其中又以食盐专卖最为重要。毕竟铁是耐用消费品，如一把菜刀只要保护得好一点，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孙子传给重孙子，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人却不能不吃盐，而一袋盐巴，够吃多久？一旦对它实施垄断经营，还能不财源滚滚，赚个盆满钵满乎？比如，就在乾元元年（758），食盐专卖刚开始执行那一年，盐价就由专卖前的每斗十文上涨为每斗一百一十文（到唐后期涨到每斗三百文以上，而且请注意，铜钱不是纸币，它不那么容易大幅贬值），这是多么巨大的利润空间啊！（在下想，假如水资源不是这样多，这样易得，大唐帝国很可能会出台“饮用水专卖制度”。）
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唐在食盐专卖上取得的收入达到顶峰，每年六百万贯（理论上一千文铜钱为一贯），号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当然，这是古人写史时常用的夸张手法，并不属实。据《通典·赋税下》记载，德宗建中年间，两税收入总额是钱三千万贯、粟一千六百万斛。按一般粟一斛合钱五百文算，总计三千八百万贯，盐利收入只相当于两税的百分之十五点八。
但到唐末，垂垂老矣的帝国早已半身不遂，对不少藩镇失去了控制，根本不能从那些地方收到一分一文。即便是那些仍然听命于中央的藩镇，为应对内外的威胁，也多数卷入了不见尽头的军备竞赛，收到的捐税供养自身都不容易，实在没有多少盈余能上缴中央。正常的两税征缴变得越来越困难，税收收入不断减少，对比之下，只要控制了少数产盐地，就能坐地收钱的食盐专卖制度，由于征收成本低，操作难度小，下降幅度也相对要小一些，其优越性越发明显。
比如，宣宗大中七年（853），朝廷总收入只剩下九百二十五万余贯，其中两税五百五十万余贯、茶酒税八十二万余贯、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余贯，盐利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已上升到两税的百分之五十点五。
美中不足的是，制盐业并不是一个技术门槛很高的行业，巨大的利润空间加上复杂程度有限的制作工艺，必然会给大唐政府创造出海量的私人竞争者。显然，假如百姓能买到便宜的私盐，就不会选择昂贵的官盐，这不是靠一纸法令就能真正制止得住的。一个前途远大的朝阳产业——私盐贩应运而生。他们的经营活动，重创了帝国政府的盐利收入。
帝国政府对有人敢从自己盘中夺食，自然会感到分外不爽。想想看吧，在我们州官放火的时候，竟然有百姓点灯？反了你！钱帛攸关（唐朝的流通货币以铜钱和绢帛为主），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帝国政府不断出台对制贩私盐的惩治办法。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一斗以上杖背，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盗刮硷土一斗，比盐一升。”最严厉时，私自制贩盐达到一石（约合五十三千克），即可处死！
不过，仅靠这些，就能禁绝私盐，让官府独享盐业盘中的那块大蛋糕了吗？
私盐从来就不曾被大唐帝国的严打禁绝，一次次的严打反而锻炼了盐贩，就像被抗生素锤炼出的耐药菌。正是在帝国政府的严刑峻法和重拳打击下，私盐行业如大浪淘沙，胆量和魄力稍差一点的朋友全部被淘汰出局，剩下的私盐贩子，全都是胆大包天，勇气过人，具有亡命徒气质，要钱不要命的主。
显然，要吃这碗饭，就得同大唐政府的缉私部门斗智斗勇，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为了利润和生存，私盐贩子拿起刀枪，组成了一个个武装走私团体。他们整日里行走江湖，纵横大江南北，广交各地黑道白道的朋友，神通广大。不久大家就会发现，在未来数十年间的风云人物中，出身是私盐贩子的比例也空前地高。就这样，大唐帝国通过饮鸩止渴式的食盐专卖制度，间接为自己的灭亡做好了人才储备工作。
盐贩不容易，天天过的都是火中取栗、刀口舔血的日子，尤其是如今，经济那叫超级低迷，旱、蝗相继，千里赤地，闾无炊烟，野有饿殍，连私盐都不太好卖了！
现在，就让我们对一位大唐乾符年间的私盐贩小头目，进行一次假想的跟踪采访吧。
在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上，这位小头目正和几个伙计一起，赶着几头驴，驴身上背的，除了从河中解县那边盗采的十几石食盐，还有暗藏的刀枪。他们一路南来，寻机贩卖。谁承想，霉气无比：很多村庄已渺无人烟，而收不上两税的官府更加重视盐利收入，进一步增强严打力度，结果害得他们这一路，碰上缉盐衙役的概率比碰上买盐主顾还高，这生意真没法做了！
不过还好，他们在两天前和均州盐帮的王八（王家老八）商量好了，王八愿意完全吃下这批货，只是价钱要打打折扣。虽然这位小头目的几个伙计都不太情愿，说王八这个人信誉不好，上次和他做买卖时，他明明说好用足陌钱付账，可收到一数，全是短陌钱（理论上，每一千文铜钱为一贯或一缗，每一百文铜钱为一陌，但大唐的货币发行量低于经济的实际需要量，因此在民间流通时，出现了不到一千文也算一贯，不到一百文也算一陌的现象，不足一百文的一陌即称短陌）。但话又说回来，如今这私盐市场不景气不说，非经营性风险还格外大，能够一次把这批货脱手已属不易，大家也没资本再挑肥拣瘦了。
好，快到说好交货的那片林子了，小头目多了个心眼儿，他让毛驴停了下来，吩咐一个伙计去前边探探路，如果情况不正常，就放支响箭。
这伙计刚走，却见一个身材中等的白脸汉子突然从旁边的林间便道跑了出来，一把拉住了小头目，低声叫道：“孟掌柜，快走！”
“等等，你是谁啊？”吓了一跳的小头目问道。
“在下曹州黄六先生的外甥林言。”白脸汉子答道。
“哦，原来是黄六先生的人，出什么事了吗？”
“孟掌柜还不知道吗？王八反水了，带着他那帮人投了官府，现在已经在忠武军中当上了军官，正抓其他贩盐的兄弟当投名状呢！”林言话未说完，远处一支鸣镝带着尖锐的啸声，划破了山谷的宁静。小头目情知不妙，忙抛弃驴和盐，带着其余的伙计，由林言带路，急速顺小道逃走。
一个时辰过去了，他们总算躲开了追捕，逃到了安全的地方。这个姓孟的小头目出离愤怒了：“这个该死的贼王八！当初他在许州偷盗事发，被关进官府的死囚牢，还是我一个远房的族叔救的他，将他偷放出来呢。今天他要改行吃官饭倒也罢了，可竟然拉我孟楷当垫脚石，真真是太不仗义了！”
“就是，”黄六先生的那位外甥林言附和说，“现在盐不好卖了，换个营生吧。濮州的王大帮主正打算拉起杆子和官府干呢！”
“这个，我也听别人说了，也不是不行，但是……”
“而且，你没听到那句民谣吗？”林言突然一脸神秘，压低了嗓音。
“什么？”
“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翻却曹州天下反
在这句下里巴人级的民谣中，“金色”，就是“黄”的意思，曹州姓黄的人物还能有谁？当然是黄六先生了！
所谓黄六先生，正是在后世大名鼎鼎的黄巢。他生于曹州冤句县（今山东曹县西北），一个世代靠贩私盐发财的富商之家，在兄弟中排行老六，所以又有“黄六”之称。
这位黄家的小六子，自幼就显得天资过人。传说在他八岁那年（也有说法是五岁或六岁时，但在下感觉那样似乎过分天才了），他的父亲和祖父以菊花为题联诗，父亲先成两句，祖父一时未及对出后句，小小的黄巢便脱口对出两句：“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
父亲怪他没有礼数，但祖父对小孙儿的表现颇为吃惊，不予怪罪，要他尝试着重作一首。片刻之后，小黄巢写下了以下诗句：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神童啊！黄家虽然是地方上的小豪门，但因为是靠贩盐而起的暴发户，从没出过官员，社会地位仍比较低下，做梦都想培养出一个当官为宦的，给黄家的家谱镀镀金，洗刷盐贩子之名。这一联诗句，让家族长辈都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位小六子身上！
虽然后来一代大儒欧阳修，在《新唐书》上对黄巢的知识水平的评价仅仅是“稍通书记”，但这可能与正统观念强烈的欧阳永叔先生，不愿给这位反贼头目说好话有关。从黄巢留世的几首诗作来看，豪迈大气，其水平比几百年后那位同样科考失败，只能写些“看主当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此类打油诗的太平天国洪天王，要高得多了。
当然，后来也有人从“赭黄衣”和“为青帝”这两个词中，证明黄巢是天生反骨，这恐怕就有点儿反应过度了。九百多年后，在福建侯官有个少年作过一副有名的对联：“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揣摩一下，是不是也 “反意”浓烈？但这位少年的名字，叫林则徐。
总之，在青少年时期的黄巢，孜孜以求的也是如何通过科举，进入大唐帝国的统治阶层，而不是去推翻它。
懿宗咸通年间，黄巢曾多次到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但结果次次都是名落孙山。黄巢通过合法途径出人头地的小小梦想，终究还是被大唐的科举制度击得粉碎！
根据这一结果，有些网上文章把黄巢说成史上最牛的“高考落榜生”之一，说实在话，这种比喻不太恰当。首先是两者的性质不同，高考被录取者还是学生，将来就算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者仍然比比皆是，而进士科的中举者已经端上了朝廷的铁饭碗，进入了让大多数人羡慕的官老爷行列。
其次，它大大低估了在唐代进士科考试中中举的难度。高考算得了什么？当年连不才如在下者，都曾蒙混过关，现今高校不断扩招，录取率已超过百分之五十，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如果把科举比喻成国家公务员考试，那还有几分接近。据清人所著的《登科记考》统计，在大唐帝国二百八十九年的历史上（包括武周），高中的举子总共也只有六千四百四十二人，平均到每年不过二十二人，编成一个班，都嫌人数偏少。参加考试的举子总数超过五十万人次，平均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一点三。
然而，更让黄巢这一类缺少强力背景的考生绝望的，还不是进士科那奇低的录取率。
如果和后来的宋、明、清三朝做一比较，不难发现，唐朝的科场弊案数量很少。这当然不是因为在唐朝负责科考的官员比宋、明、清三朝干净，而是因为大唐的科举制度，已经在操作层面上基本实现了舞弊的合法化，不用再花心思钻空子了。
合法舞弊之一：考试开始前，考生可以主动拜见考官，呈献自己的作品（会不会顺便呈献点儿别的东西，那谁也说不准了），打好印象分。同时疏通疏通感情，如让主考大人了解到，我四叔的二女婿的堂哥的表姨妈是大人您的小舅子的岳母的表妹之类。
合法舞弊之二：唐代科举没有“糊名”“誊抄”的制度，考官一看见考卷，便对考生姓名、籍贯等情况一目了然。考试内容，又是以不存在单一答案的诗赋为主，评分的主观伸缩性极大，考官要上下其手，可谓易如反掌。
合法舞弊之三：大唐科举规定的选拔人才标准，是以平时成绩为主，以考试成绩为辅。假如考官确实是一心为国，绝对大公无私，又非常了解考生平日的情况，那这的确是个好制度。但大家都清楚，在真实世界里，出现这种极不正常考官的概率会有多大。所以，这条看起来似乎很合理的规定，才是最要命的一条。即使你的考试成绩无懈可击，让考官没有纰漏可抓，但只要你在第一个舞弊环节的工作不到位，考官仍然能以你平时表现不好为由，轻松将你淘汰出局，反之亦然。
因此，著名的“诗圣”杜甫，曾两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结果都被淘汰；而同样热衷于入仕的“诗仙”李白，则压根儿就没去考过！所以说嘛，既然连李、杜这两位宗师级的文坛巨匠，都不能仅靠自身才学进入那百分之一点三，黄巢你没能考上，那也是顶顶正常的，应该淡定点儿才对。
可黄巢没法淡定，他是家族亲友眼中的天才，是背负着黄家几代人的梦想而来的啊！
而且，他可是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精通击剑骑射，好与黑道上的勇武豪侠之士结交，“喜养亡命”，在江湖上声名赫赫，自我期许极高的黄巢啊！
当他最后一次来到长安赶考，并且确认了自己再一次榜上无名后，已经被兜头浇过多盆冷水的黄巢，这次终于浑身凉透，科举入仕的火苗彻底熄灭了。
于是，就在那日暮斜阳下的长安西市，游人喧闹中的花街酒肆，一首货真价实的反诗，终于从一位酩酊醉客的笔下发泄而出：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位即将回乡的落第举子兼资深私盐贩子，望着这座富丽繁华的帝都，用这种极为露骨的宣言，发下了誓愿：长安，我还会回来的！而且，将以主人的身份回来，洗雪今天所有的耻辱！
假如我不是一千多年后，已经了解未来的故事，坐在电脑前码字的业余写手，而是和黄巢一起来到长安，又一起名落孙山的难兄难弟，一定会对他的表现嗤之以鼻：这可是一百多年前，连那个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帅的安禄山都没能做到的事（虽然安禄山的叛军曾短暂攻下长安，但他自己一直没敢离开洛阳，直到被儿子和属下一刀捅死），就凭你一个落第举子，也发这种白日梦？别喝高了，明天还要上路呢，早点儿洗洗睡吧。
可谁知道，在天灾与人祸交相辉映的晚唐，时局的变化是很快的。“恰如猛虎卧荒丘”的黄巢，“潜伏爪牙忍受”的时间并不太长。
从咸通九年（868），感化镇（总部徐州）有一批被长期下放到桂林地区锻炼的士兵，发动兵变，杀掉长官，推举一个管粮草的小官庞勋当首领，造大唐的反开始，帝国气数将尽的味道，已逐渐弥漫大唐的天空。
此后数年，旱灾与蝗灾，成双结对，摩肩接踵地光临山东、河南，与猛于虎的苛政默契合作，将大批本分朴实、与人为善的农夫，改造成了为一碗粥能与人拼命的饥饿难民。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便有几乎是用之不绝的兵源。这便如同在大唐帝国的地基之下，埋设了一个大火药库。
在与大唐盐政的对抗中，经历千锤百炼的私盐贩子，由于受灾荒影响，遭遇全局性行业危机，急需转业。早已挣过大钱，见过大世面的私盐贩子自然不会甘于平庸，回去种地，他们或者吃官家饭，或者造官家反。这就像为火药库的炸药装上了性能优良的引信。
南诏王酋龙的入侵，使唐廷将高骈和中原部分兵力调往巴蜀，这等于最后擦出火星，点燃引信的那个动作。
于是，一切条件都已成熟，即将把大唐帝国带入深渊的大爆炸，便很合理也很正常地发生了。第一响的时间是乾符二年五月，地点在义成镇滑州长垣县（今河南长垣县，但此时唐朝并无长垣县，另有一说是在天平镇濮州的濮阳）。
带头大哥正是濮州盐帮的首领，黄巢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王仙芝。可能是为了增加对失业贫民的吸引力，王大头领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鼓舞穷人心，但从不认真兑现的漂亮口号——天补平均！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怎么办？没关系，跟着我上吧，上天让我王仙芝来给你们这些穷汉和那富人均一均！对于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的大批饥民，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具诱惑力的说辞呢？于是，三千多人几乎是一眨眼工夫，就聚到了这面大旗之下，号称“草军”。这个军名虽然有点“草”，但王仙芝自封的职称听起来威风无比，叫作“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也就是说，宋公明的替天行道和天下武林盟主，全都被他占了。
不过，据《新唐书》记载，“王盟主”此时成色并不太高，他手下所谓的“诸豪”，也就是那些被称作“票帅”的小头目，不过尚君长、柴存、毕师铎、曹师雄、柳彦璋、刘汉宏、李重霸等十多人而已。这些人多数只在史书上露过这一次脸，混得比较久的只有毕师铎和刘汉宏两位，而且后来的表现都颇为平庸。
短短一个月内，王仙芝的“草军”先克濮州（今山东鄄城），再克曹州（今山东定陶），人数更像吹气球一样膨胀到几万。濮州、曹州都是天平镇辖区，因此水平比草军诸将更次的天平新节帅薛崇，不得不出兵镇压，结果被打得大败，逃回郓州（今山东东平）。
形势一派大好，蓄势已久，而且可能与王仙芝早有秘密协议的黄巢，再也按捺不住自己跳动的雄心，便与黄揆、黄邺、林言等心腹八人共谋，借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这条很可能是由他原创的民谣，聚众数千在家乡冤句起事，而后与王仙芝合兵一处。
黄巢在江湖上名声大，辈分也不低，因此他一来就像宋公明上梁山，马上越过了尚君长、柴存等一干票帅，成为“草军”中仅次于王仙芝的二把手。打破天下平衡的黄巢起义，正式开始。
毫无疑问，乾符年间的大唐王朝，绝对是一个极端黑暗腐朽的王朝，它的存在已经变成万民苦痛的重要根源。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无疑是对暴政的反抗。
招安
本来，田公公认为，对于山东、河南有几个刁民造反，不过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只要压一压，地方上的衙役自然会把他们像打苍蝇一样清除干净，好让他与小皇帝的幸福世界继续保持清静。但时局的发展，总是偏离田公公与大唐各级官吏的良好期望，他们很快发现，用纸包火是一项难度系数很高的工作，对少年皇帝的消息封锁，马上就维持不下去了。
到乾符二年的年底，王仙芝、黄巢的“草军”已达数万之众，而由他们带动兴起的大大小小的“盗匪”，“多则千余人，少则数百人”，已经充满了从黄河到长江间的广大区域。面对遍地的火苗，再不灭火，只能等着被烧死了。
十一月，朝廷不得不承认现实，下诏命淮南（刘邺）、忠武（杜审权）、宣武（王铎入朝，改任穆仁裕）、义成（李种）、天平（薛崇）五镇节度使及监军宦官，要切实转变工作态度，把消灭“草军”当成现阶段压倒一切的核心任务：你们调兵进剿也好，招安怀柔也罢，总之要从速从严，给我抓出实效！
可朝廷的计划赶不上前方的变化，实效不是这么容易就能抓出来的。十二月，王仙芝率军东进，越出朝廷划定的剿匪区域，以数万大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时归泰宁镇管辖），一下子打乱了朝廷原先的部署，暴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不过，对大唐中央政府来说，这个月既有坏消息，也有一个好消息。辖区内还算安定的平卢节度使宋威，可能考虑到，与其等“草军”入境后围追堵截，不如趁王、黄未到，以邻为壑。所以他竟然自告奋勇（此时大唐这种勇于负责的节度使颇为少见），愿意出马挑大梁，率步骑五千出征，讨伐王仙芝。
不过，让朝廷欣喜的，主要还不是宋威这种积极肯干的精神，而是他过硬的专业技能。
在此时大唐的职业军人中，宋威虽然没有高骈那么有名，但也算是一员有着光荣履历的老将。六年前，徐州庞勋兵变时，宋威曾担任徐州西北面招讨使，攻取萧县，为最后剿灭庞勋立下功勋。五年前，南诏皇帝酋龙第六次扰唐，时任左武卫上将军的宋威率两千忠武军救援成都，在新都大败南诏军，杀敌五千余人，一仗打响了他宋威的“威”名。现在由他出马，当然比草包薛崇、贪官刘邺、书生杜审权这些人更让朝廷放心。
于是，备感欣慰的大唐中央下令，任命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也就是此次讨伐“草军”的“总司令”，规定黄河以南各藩镇派遣的军队，都要统一归宋威节制，并从中央抽调禁军三千、铁甲骑兵五百，交给宋威指挥。
应该说，宋将军至少在开始时的表现没有辜负他以往的名声。王仙芝得知唐军援兵正向沂州会集，并不敢与唐军主力交战，便解除了对沂州的包围，在今山东地界与宋威指挥的唐军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不过，山东毕竟不算大，让几万人躲闪腾挪的空间不够充足，这也就决定了这个游戏的时间不会太长。乾符三年（876）七月，宋威在沂州附近抓住了王仙芝、黄巢主力。起义以来，“草军”主力与唐军主力之间的第一场恶战，终于爆发。
这次会战的具体经过，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它似乎可以证明，此时王仙芝、黄巢手下由饥民临时凑成的数万大军，只不过是一支庞大的乌合之众，他们大多数是为了能在死前吃上一顿饱饭来的。真正有战斗力的骨干，多是盐贩子或土匪头出身，人数并不太多。要同唐朝诸藩镇的主力正规军较量，赢的机会很低。
因此，一仗下来，“草军”遭遇惨败，尸体布满了沂州的郊外，让山东南部的乌鸦兴奋了好几天。当然，临阵被打死的，大多数是那些缺乏训练、体力欠佳的饥民。经验丰富、身强力壮的盐贩子是不那么容易被干掉的，更不用说他们的首领王仙芝、黄巢、尚君长等人了。
不过，拥有谎报战功优良传统的大唐军队（还记得高骈的天平亲卫队在成都干的好事吗？），在向上级呈递的报告中，习惯成自然地将击毙这些“匪首”的性命，也列入了此次的战果名单。可能多少已经有点儿老糊涂的宋威在得意之余，也没有进行核实，便兴冲冲地向朝廷上报：贼首王仙芝已经被诛杀，此次刁民暴动已基本被平定！
随后，宋威体恤兵艰，命令将各藩镇抽出来的特遣兵团解散：大家辛苦了，各自回各自的防区休息，等待领赏吧！宋威本人也回青州（今山东青州，平卢镇总部所在地）慰劳自己去了。
宋威的捷报传到长安，满朝洋溢的喜庆气氛，就同一年前蝗虫飞到长安时一样。有资格上朝的文武官员，全都盛装入宫，向皇帝李儇表示对“剿灭草贼”的衷心祝贺！
可惜，实际上还活得好好的王仙芝等人，对朝廷大员难得的愉悦心情缺乏起码的同情心。仅仅三天之后，便有州县政府向朝廷上报：王仙芝又回来了，而且攻城劫财，“工作态度”仍和过去一样认真。得知实情，大失所望的朝廷只好再次下旨，命令刚刚各自回乡，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的诸镇兵马重新集合，给我打仗去！
但命令好下，事却不好做。大唐的藩镇军队早已骄悍成风，早在今年一月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天平镇派遣过一支部队救援受围攻的沂州，因王仙芝主动离开沂州，便又奉命返回，可就在返回途中，上级听说北边又出现新的“匪情”，便命他们不许回去，原地驻防。谁承想，这群老兵油子得知自己的休假被取消，干脆拒绝接受命令，发动兵变，大声喧哗着，擅自奔回郓州（今山东东平，天平总部所在地）。
郓州的两员守将得知此事，急忙出城，不过不是去镇压兵变，而是去求情讨好。两位将军撕裂衣袖为誓，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并自掏腰包，设宴款待这些擅自返回的士兵，好像他们有功似的。经过好一番折腾，这件事才算平息下去。之后，朝廷还特别下旨，要妥善处理此事，不许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事儿不大，但很有代表性，表明了那个时代，不愧是悍卒的牛市与朝廷的熊市。
现在可好，所有参战部队都被取消休假了！不难想见，这些骄兵悍将不闹几次兵变，已经是很给面子了！还想让他们斗志激昂、英勇战斗、欢欣鼓舞地勇为前驱，是不是有点儿过分啦？
所以，诸镇军队消极怠工是可以理解的，宋威在这次谎报事件后声名扫地，要有效节制这些骄兵就更难了。而“草军”在大败之后，仍能进出中原诸州，如入无人之境，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另一边，成功从沂州大败中逃出来的王仙芝等人，也在总结经验教训：山东已有重兵云集，继续在这儿玩“躲猫猫”的游戏已经不容易了，但在山东之外的广阔天地，仍大有可为。北边有黄河，南边有淮河，继续往东是大海，王仙芝、黄巢不是孙恩、卢循，他们的人马既没船，也不熟水性，下不了海，那干吗不到西边去试试呢？（当然，王仙芝可能还在内心总结出了其他的经验：当“贼”的危险性太高了，如果有机会，还是当官好）
于是，在沂州战败一个月后，西进的王仙芝出现在东都防御使下辖的汝州（今河南临汝）境内。河南的灾情一点儿也不比山东轻，到处都是生计无着的饥民，所以“草军”的队伍又像滚雪球一样，重新膨胀起来，并先后攻占阳翟（今河南禹州）、郏城（今河南郏县）两县。
受惊不小的唐廷，急忙出台了一连串手忙脚乱的对策：一是调精明干练的江西观察使崔安潜升任忠武节度使，代替杜审权，命他迅速出兵从后方“追剿”王仙芝；二是命昭义节度使曹翔统率步骑五千，会合义成镇派来的援兵守卫东都的行宫；三是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负责防守洛阳；四是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把守通往汝、邓二州的要道；五是命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从各自的镇兵中抽出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卫长安的东大门陕州、潼关。
但这一系列措施似乎没有马上见到成效。九月初二，王仙芝攻陷汝州，生擒刺史。
汝州城并不算很大，但距离大唐的东都洛阳很近，换句话说，也就是距离很多朝臣元老、名门望族的豪宅别墅区很近，众多有头有脸的士绅官僚，以及害怕被“天补平均”的富裕殷实之家，都开始成批地逃离洛阳。这也是自王仙芝、黄巢率领的这支“草军”兴兵以来，给朝廷最大的一次震动！
而在这些受惊的朝廷大员中，表现最不冷静的，要数刚从宣武节度使任上调回中央的宰相王铎了（唐朝宰相同时有数人任职，大唐此时的宰相，也就是能进政事堂的同平章事，共有四人，按权势排行大致是卢携第一、郑畋第二、王铎第三、李蔚凑数）。
王铎，字昭范，出身仕宦名门太原王氏，其伯父王播在穆宗和文宗朝两度出任宰相。王铎本人字写得很好，在武宗会昌年间考中进士，而后仕途顺利，历任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到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升任同平章事。就个人素质来看，王铎能力一般，是一个典型的唐末大官僚，文凭不低，水平不高，酒、色、财、气一样不少。
王相爷着急上火，倒不是因为他操心国事，先天下之忧而忧，而是因为被王仙芝俘虏的汝州刺史，名叫王镣，正是他的堂弟。打仗嘛，死人总是难免的，几个官兵被杀或杀死几个草民之类的寻常事，都不会打动王铎已经很肥厚的中枢神经，但如果连自家兄弟都有了生命危险，我们的王相爷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一般来说，在绑架案中，被绑架人质的家属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讨好绑匪，向他们支付赎金。这样做的好处是人质的安全系数比较高，但坏处是容易产生反面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想走捷径发财的人投身绑匪行业。二是报警，借助武力打击绑匪。这对绑匪行业的打击比较大，从长远看，社会效应良好，但人质的安全难以保证。
显然，在宰相王铎看来，堂弟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至于将来更多的人想当官时，再选择“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条路怎么办，那他就管不着了！
于是，在王铎格外高效的朝中运作下，仅仅在汝州被攻陷的第九天，即九月十一日，长安城中的皇帝李儇，就下达了朝廷招安的诏书：只要王仙芝、尚君长等人归降，就赦免他们的罪过，候旨封官！
圣旨拿到了，这就等于赎金凑齐了，但是，怎么让“绑匪”王仙芝知道这个利好消息呢？王铎突然发现，这看起来应该不太难的任务，竟然比他从贪玩的皇帝和贪财的田公公那里弄一道圣旨还要困难。
那时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信息只能靠人工递送。且不说王仙芝这个收信人的地址天天在变，就算“草军”不挪地方，又有谁敢去联系绑匪？谁知道那个“天补平均大将军”是怎么想的，万一他的意志和他自封的称号一样坚定，那去联系“草军”的官员，不就变成打狗的肉包子了？毕竟要找到一只敢于主动前往猫脖子上系铃铛的老鼠，实在太不容易了！
其实，王仙芝正等着这一天呢。做“草贼”虽然自由痛快，来钱畅快，但掉脑袋也快，如何比得上做官？不用千里奔波，风餐露宿，更不用一刀一枪地玩命，便可坐享俸禄和贿赂，多好啊。所以当他得知刚刚拿获的这位王刺史是当朝宰相的堂弟时，立即感到，自己抓住了一块通往荣华富贵的敲门砖。就像宋江捉住高俅，王仙芝颇有奇货可居之感，他吩咐好好款待王镣，将他裹挟于军中，待价而沽。
惊魂未定的王刺史，发现王仙芝心底的这个秘密后，为了活命，忙投其所好，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愿意借助堂兄在朝中的势力，为王大头领实现由匪变官的华丽大变身，穿针引线。只是，王仙芝的想法与王镣给他的建议，大唐朝廷暂时也无法得知。
就这样，尽管朝廷有情，仙芝有意，但招安协议还是没能迅速达成。所以，落后的通信设备多害人啊，本来已经时刻准备“叛变”，到朝廷做官的王仙芝，由于不知道大唐中央已经降旨招安，仍得带着那帮弟兄继续四方流动，转战南北。
攻下汝州不久，王仙芝、黄巢先是率“草军”挥师北上，克阳武县，但由于唐朝北方诸藩镇兵力较强，“草军”回攻郑州不克，在中牟又被昭义军击败，于是王、黄改变策略，率军大踏步南下，进入唐军兵力相对较弱的山南东道。
十月间，王、黄率军攻入唐（今河南泌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十一月，进入江汉平原的王仙芝攻下郢（今湖北京山）、复（今湖北天门）二州，声势越来越强。十二月，“草军”又东进杀入淮南，流动战的水平再上新台阶，不到一月，横扫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庐（今安徽合肥）、寿（今安徽寿县）、舒（今安徽潜山）五州。害人有术、作战无方的淮南节使度刘邺无力招架，只得频频向朝廷和周边藩镇求救。
但在朝野舆论交相攻讦下的宋威，因为又老又气，得了病，对“草军”此时已经没了“威”，只剩下“送”，他待在亳州，拥兵自保，“殊无进讨之意”。唐廷只得急命感化军援淮南，一路尾随“草军”南下的招讨副使曾元裕，保守蕲、黄。仗，是越打越大了，由王铎全力推动的招安大计，似乎要黄了。但历史之所以能够精彩，就是因为在平常中总会夹杂着些意外，那只勇敢的老鼠，终于让王铎找到，他的名字叫裴渥。老鼠之所以勇敢，是因为已经落到了猫的嘴边，避无可避了！
十二月底，王仙芝、黄巢的人马抵达鄂东重镇蕲州（今湖北蕲春）城下，他们的兵并不太多，只有五千人，但似乎都是以盐帮子弟为核心的骨干力量，较为精锐。
与此同时，曾元裕的援兵离蕲州还很远。那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蕲州刺史，正是裴渥。这位裴市长也是进士科班出身，他赶考高中的那一届主考官，正好是王铎，他算是王铎的门生。因此，他和王镣也是老相识。王镣乘机说服了王仙芝，暂停攻城，让他与裴渥联系，争取朝廷的招安。
就这样，准备招安的大唐朝廷，终于和准备就抚的王仙芝对上了话，一切问题似乎都应该迎刃而解了。
不过，要能顺顺当当办好一件事，不打折扣，不出岔子，那就不是僖宗朝的大唐中央政府了。两个多月前就已经下达招安诏书的朝廷，此时又想反悔了。原因是不难理解的：王仙芝这帮人目前已经不在汝州了，而去了千里之外的蕲州，这意味着洛阳的达官贵人又可以返回豪宅，听着曲，品着茶，从容地谈论如何剿灭“草贼”了。
而这种情绪，反映在朝堂上，便是几位宰相对招安的反对。当然，理由是很高调的：“当初懿宗皇帝坚持不赦免庞勋，也只花一年工夫就将他诛杀。如今的王仙芝不过一个小蟊贼，声势与实力根本比不上庞勋，对他赦罪封官，只会助长那些刁民逞凶作恶的气焰！”（史书上没有记载是哪位宰相的言论，在下怀疑是卢携与李蔚，因为王铎入朝为相，是郑畋推荐的结果，而卢、郑二相一向不和，郑畋的后台是神策军右军中尉西门思恭，权势略逊于卢携的后台左军中尉田令孜。）
但在王铎的力争之下，朝中各派进行了妥协：朝廷招安的计划在跌跌撞撞中还是通过了审议，但降低了规格，原先说好“除官”的名单包括王仙芝、尚君长等人，现在改为只限于王仙芝一人。而且那官位也给得没一点儿诚意。
尽管如此，当长安的消息传来，在蕲州城还是出现了一幕化干戈为玉帛的和谐景象。
仗不打了，城上守军与城外“草军”都回营休息。裴渥打开城门，将王仙芝、黄巢、尚君长等三十余名“草军”首领迎入城中，并在府衙内大摆宴席，热情款待各位首领。
在欢快的气氛中，从长安来的中使（朝廷的使节，一般由宦官担任）宣读了招安诏书，并当场颁发了两份委任状。自然，都是给王仙芝的，别人没有。职务分别是左神策军押牙（大致是左神策军亲卫队队长，等中尉大人田公公出入朝堂时，负责在前方开道，级别属于未入流。押牙接近主帅，常由主帅的心腹担任，故官虽小，地位却较重要。但王仙芝的情况显然不属此列，田公公不可能用个“贼首”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监察御史（大级别正八品下）。
官很小，级别还不如县太爷（唐代的县令，根据所在县城的大小不同，级别可从正五品上到从七品下），说句实在话，大唐中央政府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真是吝啬得可以。
但就这样，也已经把王仙芝乐得满脸桃花开，不知道是因为他“天补平均”的雄心壮志就只值一个八品小官，还是他身为老粗，和刚上天宫的孙猴子一样，不了解上头的行政编制。前任汝州刺史王镣和现任蕲州刺史裴渥，也连连向这位即将成为下级小同事（唐代刺史是三品、四品官）的王大头领表示祝贺，此次招安“草军”的行动，似乎马上就要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了。
招甚鸟安
然而，如此和谐美好的动人场面，还是被堂下突然发出的一声非常不礼貌的大吼打破了。
习惯了在宣读圣旨后，听跪在下边的人高呼“谢主隆恩”的中使大人，瞪大了惊愕的眼睛，想看看是哪个家伙如此缺少教养，竟敢在天使面前高声喧哗？
只见“草军”的副首领黄巢跃众而出，当场痛骂王仙芝：“当初我们发下誓言，要横行天下，现在你一个人跑到神策军中做官，想把我们这五千弟兄放到哪儿去？”说罢，他便抡起钵盂大的拳头，照准王仙芝刚才还乐呵呵的脑袋，挥了过去。
据史书上说，黄巢武艺过人，但没说过王仙芝在这方面的功夫怎么样，从这次打架的情况来看，估计不怎么样，“武林盟主”算是白当了。黄巢几拳下来，打得王仙芝头破血流，后来“镇关西”被鲁提辖痛扁时看到的景象，王大头领差不多都提前欣赏了一遍。
更让王大头领心寒的是，一同而来的尚君长等心腹，一个个或袖手旁观，或干脆给黄巢高声喝彩，好像现在挨揍的不是他们的老大。是啊，凭什么就你王仙芝一个人去做官，完全不考虑我们的出路，把我们当成你的嫁衣裳了吗？众怒难犯，王仙芝已经犯众怒了。
而王镣、裴渥两位刺史大人和长安来的中使大人，都是斯文人，何曾在酒宴上见过这副阵仗？他们全吓得不知所措，更不可能来帮他了（就算插手，估计也只能是挨扁的料）。
俗话说得好，不吃眼前亏的才是好汉，王仙芝显然也是这样的一条好汉，所以当他弄明白自己的处境后，连忙高呼饶命，并发誓和弟兄们共进退，绝不再独自接受招安！
眼见情形不妙，裴刺史和传旨的中使趁众人不注意赶快开溜了，王镣的反应稍慢，又被鼓噪起来的“草军”头目当场拿住。不仅如此，王仙芝为了挽回威信，抚慰部下受伤的心，便和这三十多个头领冲出衙门，打开城门，让城外的“草军”杀进城来，进行了一番痛快淋漓的洗劫。据《资治通鉴》记载，在这次人祸中，蕲州城差不多被“草军”放的火烧成了灰烬，城中居民半数被杀，半数被“草军”强行征兵（这一条记载的可靠性存疑，假如半个蕲州城的居民都成了“草军”，随后王仙芝与黄巢分兵时，总数不应该还是五千）。
在这整个过程中，大唐的蕲州守军仿佛是纸糊的，完全不堪一击，连困在城中的三十几个“草军”头领都搞不定。难怪见机早的裴刺史那么热衷担任招安中介人，而且在招安搞砸后，也没有组织抵抗，而是立即弃城出走，向西逃到鄂州（今湖北武昌）。长安来的中使，别看是个公公，身体不健全，人家腿脚比裴刺史还快，一溜烟跑到了襄州（今湖北襄阳）。总之，这次招安完全失败，起义仍将继续。
现在，让我们暂停一下叙事的脚步，回过头来好好分析一下蕲州城中发生的这件事吧。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这起事件发生的原因，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古代史籍给出的解释是，朝廷封官的名单中没有黄巢，害得黄巢红眼病发作了；旧版教科书的解释是，黄巢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在革命面临中途夭折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与王仙芝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挽救了革命！
古史的说法，不存在直接的证据，仅仅出自旧史家略带一点儿恶意的主观臆断，不过看起来似乎更合乎人之常情。但按此说，大唐朝廷只要再多发几份八品、九品小官的委任状，让“草军”的大小首领有官同做、利益均沾，就会真的天下太平了吗？
恐怕，这又把黄巢的野心和水平估计得太低了。空口无凭，让我们来看看同时期另外几个实例吧。
比如，前文提到过的，横行江南十余州，声势不低于王、黄“草军”的狼山变军首领王郢，就已经向朝廷申请招安，时间比王仙芝向唐廷乞降还早几个月。他通过温州（今浙江温州）刺史鲁寔向长安方面传话，他的要求不太高，只希望归顺之后，朝廷能给他一个望海（今浙江宁波东北镇海镇）镇守使当当。
但朝廷不答应，任命王郢为右率府率（太子东宫的侍卫长，级别正四品，比朝廷给王仙芝的官大），到长安任职，并保证，他这几年掠取的财物仍归他所有。
虽然看起来唐廷给王郢开出的价码，好像比给王仙芝的更优厚，但经过长达半年的讨价还价之后，这一轮谈判仍告破裂。愤怒的王郢诱擒了鲁寔，接着破望海，掠明州，克台州，继续反唐。
又如，半年之后，离开王仙芝，自立门户的“草军”首领柳彦璋，攻陷了江西重镇江州（今江西九江），抓住刺史陶祥。柳彦璋取得这次胜利后，接下来的做法和他曾经追随的王老大很相似，命陶祥替他上表朝廷，请求招安。史书上没有记载他开出的要价，但联系前后文，在下猜测他很可能是请求当江州刺史。
不久，朝廷做出答复：任命柳彦璋为右监门卫将军（天子禁军南衙十六卫中的中高级军官，从三品，级别又比率府率高。但十六卫如今仅存虚名，故该职务无权无势，只具有装饰性），同时命他立即解散部众，前往长安任职。而江州刺史一职，则由中央派来的左武卫将军刘秉仁担任。
同王郢一样，柳彦璋拒绝入朝和解散军队，这笔交易也没做成。
至于黄巢本人，今后还会提到他向朝廷开价天平或广州节度使，朝廷还价率府率的事。与上两个例子情况相同，双方谈崩了。
好了，综合以上几个事例，我们差不多可以给这一时间段的反唐军的谈判条件与大唐的招安政策做几点小结了。
一、除了给个官就行的王仙芝外，王郢、柳彦璋、黄巢这三个“贼首”提出受抚的条件都有三个共同点：不解散军队，给一块地盘，地方任职。
二、大唐朝廷给这些“贼首”安排的招安条件也有三个共同点：解散军队，不给地盘，中央任职。
三、正是因为在这三个最关键的原则性问题上，彼此都不肯让步（王仙芝例外），所以招安协议总是达不成（就连《水浒传》中，宋江受招安后也没有解散人马，等他征完方腊，军队一解散，死期马上就到）。至于入朝后官位的大小，不过是浮云一类的东西，不能太当真。所以实力最弱的柳彦璋，朝廷给予的官位反而最高。
至此，在下大概已经揣摩到黄巢等人的真实想法，可以将他们的心声喊出来了：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你王仙芝，还是那个自命豪雄的大丈夫吗？还是那个堂堂的“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吗？就算要倒下，你多少也该中枚口径大点儿的糖衣炮弹吧？这回好了，一颗小小的糖衣子弹就把你给崩翻了！
更何况，这还远远不是官职大小的问题。一旦你解散部众之后，还有什么本钱和朝廷讨价还价？等到了长安，就只有受人摆布的份儿。孙猴子够牛了吧？可到了天上又怎么样？封你个“弼马温”时，你是看马的，就算封你个“齐天大圣”，你也不过就是个看园子的！
而且，王老大，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如果你只是个“胁从”，朝廷还有可能放过不问，可你是“贼首”啊！人家可能对你放心吗？只要稍有嫌疑，随时可以置你于死地。太久远的事儿咱就不用说了，在本朝之初，就有过恶例。
那时李唐正开国，雄踞江淮的农民军首领杜伏威，审时度势，认为天下必将为唐朝一统，便向唐朝称臣，并且主动放弃权力，前往长安朝见，而且留在了中央，以身为质，大唐因此而轻取江淮。
最初，高祖皇帝李渊，为了给众多割据一方，还在与唐军对抗的群雄树立一个自废武功的“好榜样”，也给了杜伏威极高的礼遇，远远不是朝廷赏给王仙芝的那两个芝麻小官可比。先是任命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安抚大使，赐爵上柱国（勋官，正二品），并赐姓“李”，编入大唐皇室的家谱，封为吴王。入朝后又改任太子太保（从一品）兼行台尚书令。这样，就使他成为此时大唐帝国名义上的第四号人物（前三号分别是皇帝李渊、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位在齐王李元吉之上。
可是，镀金的笼子还是笼子，再显赫的虚衔也只是虚衔。尽管他已经改姓李，尽管他从未与唐军为敌，且对唐朝平定天下立有大功，但他做过“贼首”，便永远是人家眼中的异己分子。随着天下一统基本已成定局，大唐不再需要这个颇有威望，有可能带来威胁的不安定因素，“李伏威”在朝中的身影，自然变得越来越碍高祖李渊那警惕的眼睛。
果然，到武德七年（624）二月，大唐朝廷找了个捕风捉影的借口——杜伏威参与了其旧部辅公祏的反叛——便将他削爵革职，抄家没产，逮捕入狱，妻儿全部送入官府为奴。不久，杜伏威不明不白地暴亡于狱中。
好了，王老大，不妨看看，论功绩、实力、官职，你有哪一项比得上当年的老杜？老杜入朝后都保不住自己的性命，你凭什么认为你入朝就能幸免，还要连累我们？
总之，大唐朝廷这次蕲州招安的失败，一点儿也不让人意外，让人意外的是，它竟然差点儿成功了。
黄巢挥拳的原因，不是他革命信念坚定，也不仅仅是招安诏书中没让他做官，而是王仙芝太笨！朝廷的招安，根本就没有让黄巢等人放心的诚意，可王仙芝竟然接受了，暴露了这位王大盟主不过是个鼠目寸光的浅碟子。在下相信，即使长安来的中使多带几份闲散京官的委任状来，让其他头领也见者有份，黄巢的老拳仍有极高的概率，邂逅王仙芝的鼻子。
经过这一事件，王仙芝的威信大受打击，已经没法继续保持他的“武林盟主”地位。与他打了一架的黄巢，不愿也不能继续在他的手下做事了，于是便在蕲州各自带上自己的支持者，分道扬镳。五千部众中，有三千余人跟着王仙芝、尚君长西进鄂州，其余两千多人跟随黄巢，北上回老家，从此各奔前程。数月后，王仙芝手下的“票帅”柳彦璋也率部脱离了王大盟主，东下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