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制茶、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战国以前，巴蜀地区已经出现茶饮，并于秦汉时期向长江中下游等地区传播。经两晋南北朝三百馀年的发展，南方地区的饮茶习俗已经较为普遍，但当时的制茶技艺与饮茶方式都比较粗陋。直到唐代，情况才大为改观，茶文化开始发达，并出现了第一部茶书《茶经》。
一、《茶经》的作者及其内容
《茶经》三卷，唐陆羽（733—约804）撰。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号竟陵子、桑苎翁等，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幼时为竟陵龙盖寺僧智积禅师收养。成年后做过伶工，“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陆文学自传》）。天宝间，河南尹李齐物、礼部郎中崔国辅相继贬谪竟陵，陆羽得到二人的赏识、提携，开始与士人相往来。至德、乾元间（756—759），游历至吴兴（今浙江湖州），与知名诗僧皎然过从甚密，成为“缁素忘年之交”（《陆文学自传》）。上元初，隐居苕溪，闭门读书。《茶经》大概就是此时写成的。
唐代宗广德间（763—764）至德宗贞元间（785—805），陆羽往来扬州、义兴（今江苏宜兴）、湖州、信州（今江西上饶）、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与颜真卿、皇甫冉、刘长卿、戴叔伦、孟郊、权德舆、张志和等文士交游频繁，唱和颇多。后来游幕湖南、岭南，又被朝廷召拜太常寺太祝，再转太子文学，皆未应召。贞元中（785—805）返湖州，贞元末卒。生平具见《文苑英华》卷七九三《陆文学自传》、《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〇、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等。
陆羽的著述，除《茶经》外，尚有《谑谈》（《唐才子传》作《谈笑》）三篇、《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三卷、《占梦》三卷、《四悲诗》、《天之未明赋》（以上见《陆文学自传》）、《茶歌》（见皮日休《茶中杂咏序》）、《毁茶论》（见《新唐书》本传）、《顾渚山记》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警年》十卷（《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著录）、《穷神记》、《杼山记》、《吴兴志》（以上《宋史·艺文志》著录）、《湖州图经》（见颜真卿《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教坊录》一卷（见崇祯《吴兴备志》）等。均已亡佚。仅《全唐诗》存诗两首，及与颜真卿、耿湋、皎然联句等。今人孙望《全唐诗补逸》辑得联句一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辑得残句二、逸诗一首。《全唐文》存文四篇，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又辑得三篇。
《茶经》凡十篇，各篇分述茶之起源及鉴别法、饼茶制造工具、饼茶制作法、煎茶与饮茶器具、煎茶法、饮茶法、茶事史料、茶叶产区、简略制法、茶图等。《一之源》至《六之饮》六篇，详述陆羽制茶、煎茶、饮茶法，涉及采茶、蒸青、焙制、碾末、煎饮乃至鉴别等内容。其《二之具》、《四之器》记载陆羽创设的采摘、加工、煎饮器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
唐前制茶之法，有原始晒青、蒸青、烘青、炒青等数种，采制及饮用均甚粗略。陆羽探索制作的，则是比较精细的蒸青饼茶。据《茶经》所述，须经采摘至蒸茶、捣茶、拍茶、晾晒、焙茶等复杂工序，所制的蒸青饼茶才易于保存，便于运输，其口感较之前代饼茶、散茶，也有所改善。陆羽又根据饼茶制作的需要，设计或改进了制茶工具，如所制“茶棚”：“高一尺，以焙茶也。茶之半干，置下棚；全干，升上棚。”这些工具的应用，也有助饼茶焙制质量的提升。
唐以前的主要饮茶方法是煮饮，皮日休《茶中杂咏序》称此法“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陆羽于煮饮基础之上，改进而为煎茶法。其程序大致为炙茶、热捣、研末、煮水、煎茶、酌茶等，均详载于《五之煮》篇中。煎茶用水也需讲求，书中称“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又称“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水取汲多者”，总之以洁净、远离污染为佳。唐张又新《煎茶水记》称陆羽曾品评天下水源二十处，并根据其质量高下排定次序。北宋欧阳修虽于《浮槎山水记》、《大明水记》等文中指摘张氏的说法，然而后人多因陆羽重视水源而宁信其真。
陆羽的足迹遍及今南方地区若干省份，又曾游历北方，对唐代的茶叶产区有深入了解，在《八之出》中，概括描述了各个产区的情形。首先划分八大茶产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其中多数当是陆羽亲身所至，才得以如此详细地记述，如淮南，称“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又在注中详载各州产区所在，如称光州“生光山县黄头港”，义阳郡“生义阳县钟山”，舒州“生太湖县潜山”，寿州生盛唐县霍山，“蕲州生黄梅县山谷”，“黄州生麻城县山谷”等。或有少数产区未能到过，因而有“其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州未详”的说法。《茶经》所述产区，并非完全遵照唐时的行政或监察区域，而是依据开元十五道，又参照实际茶叶产区划分的。浙西、浙东均属江南东道，两处单独列出，记述尤其详尽，当与陆羽长居浙中有关。其次，依据一定的鉴别及评价标准，划分各产区内不同产地茶品等级。有些较大的产区，如浙西、剑南，等级划分更加细密。这为后人研究唐代茶叶生产提供了可信的史料。篇中所记地名较多，据之也可考证《茶经》的成书年代。日本学者布目潮沨所撰《茶经著作年代考》（《布目潮沨中国史论集》下册），据《八之出》所述“安康”、“江宁”、“始丰”三县，考其名称改易均在乾元元年（758）三月至上元元年（760）九月之间，进而推断陆氏撰成《茶经》的时间与之相合。
陆羽发明的煎饮法，所用器具甚为考究，在特殊的条件下，如寒食禁火，处身郊野，仍能以简便的方法煎饮。《九之略》即记述此类步骤简化的方法，并称“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则又表明若无众多器具与繁缛步骤，煎饮法的精妙之处就难以体会。如果对于陆氏煎茶法不甚熟悉，可将《一之源》至《九之略》诸篇钞于绢素之上，以便临时观摩，因而有《十之图》专门言此。或称陆羽确曾绘图描摹器具、煎饮等，如明代万历十六年（1588）秋水斋刻本《茶经》，将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附刻于后，即表明此种看法。然而原书本来无图，《十之图》篇中已经说明，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才称“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
《茶经》既是中国茶学拓荒之作，又是后世茶书的楷模。《茶经》的出现，对唐代的饮茶风气的进一步流行，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详细描述了复杂、精细的制茶、煎茶、饮茶方法，使人倍感雅致；记载的茶事史料，也增添了饮茶的趣味。再通过与陆羽交往的一些文人如戴叔伦、权德
舆，以及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鼓吹，陆羽及其《茶经》很受唐人的推崇，从唐赵璘《因话录》卷三所记载的陆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又有追感陆僧诗至多”云云，就可见一斑。
二、《茶经·七之事》的史料来源
《茶经》十篇中，以《七之事》所占篇幅最大。此篇大致依照时间顺序，汇集了上古至隋唐茶事史料。对于陆羽撰写此篇时所依据的来源，存在不同意见，一些研究认为是陆羽平时读书的积累，也有学者认为主要抄自著名的类书《修文殿御览》。后者的可能较大，但仅认定一种类书似乎不确，更大的可能是辑录自包括《修文殿御览》在内的几种类书，并少量取材于陆羽参与修纂的《韵海镜源》，甚或还羼入了后人的增补。
提出《茶经·七之事》取材于《修文殿御览》的是日本学者布目潮沨，他在《〈中国茶书全集〉解说》中提出这个观点。《修文殿御览》这部北齐时官修的类书，唐代较为风行，并在北宋时作为修纂类书《太平御览》的蓝本之一，南宋时犹存全帙，后来亡佚。敦煌所出古类书残卷P．2526，被罗振玉、曹元忠等定为《修文殿御览》。但这种说法尚未得到完全认可，如洪业即认为P．2526更可能是修纂《修文殿御览》的蓝本《华林遍略》（《所谓〈修文殿御览〉者》）。据《宋会要辑稿》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太平御览》所依据的蓝本，还有《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书，其编纂“特因前诸家类书之旧尔”。近人曹元忠《唐写卷子本〈修文殿御览〉跋》称：“余谓《修文殿御览》今尚存宋李昉等所编《太平御览》中。”又考《太平御览》皇王部、皇亲部编次等，称“《太平御览》之中，非惟具存《修文殿御览》，并具存《文思博要》，亦断可知矣”。认为《修文殿御览》尚保存在《太平御览》中，其说较为可信。
但陆羽编撰《七之事》时是否只依靠《修文殿御览》一种类书，也值得怀疑。因为通过《七之事》与《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茗类比较，可以发现《七之事》所收多有不见于《太平御览》的材料，如引自扬雄《方言》、傅巽《七诲》、弘君举《食檄》、王微《杂诗》、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等各条，而这些极有可能采摭于《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艺文类聚》以外的类书。另外还有所引出处不同的情况，如《七之事》引《搜神记》：“夏侯恺因疾死。宗人字狗奴，察见鬼神，见恺来收马，并病其妻。著平上帻、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太平御览》所引仅“夏侯恺亡后，形见，就家人求茶”一句，且注明出自《晋书》。《太平广记》所引此条甚为详细，其出处为王隐《晋书》，因唐修《晋书》之前有所谓“十八家晋书”，故特为标明。可知《七之事》中此条与《太平御览》出处不一，当是引自其他类书而非《修文殿御览》。
古人著述取资类书的情况并不少见，唐代类书流布之广，也远非今日所可想象。《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唐开元间所存类书二十二部，凡七千八十四卷。现存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等均在其中，规模较之其他数百上千卷者仅居中等。陆羽如果仅见到数种中等规模类书，稍加纂辑，《七之事》即可大致编成，没有必要再翻检原书，从中一一辑录。
首先，陆羽未必有从原书中手自辑录的条件。因为五代以前，抄写的书籍大多藏于官方，私家藏书远不如两宋以后丰富，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历代藏书家故实，即以五代毋昭裔起首。陆羽并未入朝为官，较难具备利用官方藏书的条件。《七之事》中所收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从集部材料来看，如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史演书》、傅咸《司隶教》、左思《娇女诗》、张载《登成都楼诗》、傅巽《七诲》、弘君举《食檄》、孙楚《歌》、王微《杂诗》、南齐世祖《遗诏》、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等，全是唐代最流行的《文选》以外的诗文。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依据前朝藏书目录并核对了官方藏书，所存总集如《文章流别集》、《集苑》、《集林》、《文苑》、《词林》、《赋集》、《诗集》等较之梁时，卷数减少，已有不同程度的散逸。而《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开元时期尚存的官方藏书，上面列举的几种总集除《文章流别集》、《集林》、《诗集》外，都已经亡佚。至《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总集，较之开元时更少。总集如此，别集的情况可以类推。所以能够推测，陆羽在当时难以全部见到《七之事》所征引的各书。而唐代类书主要供文士“储材待用备文章之助”（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其流布范围远大于总集与别集，既易于得到，又便于翻检。
其次，《七之事》所存茶事，除难以确定年代的地理类、医家类各书，以及唐高宗显庆年间由徐勣领衔奏上的《新修本草》之外，大都是唐以前的史料。按照常理，陆羽应能获见较多隋至盛唐的茶事史料，但不予采摭，而仅采与各类书大致相同的内容。实际上是沿袭了唐初类书的做法，可以推知陆羽编撰《七之事》时对于类书的依傍。例如《七之事》所采医药书，除唐修《本草》外，年代多不可考，而唐代流行颇广的孙思邈《千金翼方》却未征引。如《千金翼方》卷二十二“治石痢方”：“淡煮真好茶汁，服二三升，重者三服，轻者一二服即差。”时代更早而未采摭的书还有晋常璩《华阳国志》。书中记有西南各地茶产情形，如卷一《巴志》：“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同卷又称：“涪陵郡……无蚕桑，少文学，惟出茶、丹、漆、蜜、蜡。”卷三《蜀志》：“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与《七之事》所引山谦之《吴兴记》“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以及《夷陵图经》“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等极为相类，但均未采入。唐代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均对《华阳国志》有所征引，但未引涉及茶事的条目。《七之事》中引用各地“图经”，而不引此书，如果是陆羽手自辑录的话，应当将此书中与茶有关的内容采入《七之事》。除此之外，王维、岑参、李白、杜甫等人集中均有涉及茶的诗句，《七之事》全未征引，而唐初所编的类书对上述各家的诗文当然是无从采摭的。
再次，《七之事》所引各书，除司马相如《凡将篇》等少数外，其馀各条多能在今存唐宋类书中找到相似记载，且裁取、节引的原文也大致相同。而引用时不免删节和改动，也正是类书的一个特点。如左思《娇女诗》，全诗甚长，《七之事》节引为“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姊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 ”。《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茗类所引虽用字多有差异，但节引的诗句与之完全相同。对比《玉台新咏》卷二所收全诗，“口齿自清历”与“有姊字惠芳”之间有十二句，“眉目灿如画”与“驰骛翔园林”之间有十四句，“果下皆生摘”与“贪华风雨中”之间有两句，“倏忽数百适”与“心为茶荈剧”之间有八句，“吹嘘对鼎 ”后还有八句，可以看出节略不顾全诗内容，较为轻率。而《茶经·七之事》与《太平御览》所节选的诗句竟然完全相同，不可能只是巧合，使人不得不怀疑两者均非辑自原书。前面已经讨论过《太平御览》的编纂是有其他类书作为所依据的蓝本，那么由此看来，《七之事》所引《娇女诗》与《御览》应为同一出处。另外，两书所引文字差别甚大，应当排除《御览》取材于《茶经》的可能。
另举《七之事》所引《世说》的例证。《世说》即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七之事》的引文为：“《世说》：任瞻，字育长，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下饮，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分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茗类亦引此条，而文字稍有不同：“任瞻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不饮茗，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之曰：‘向问饮为热为冷。’”对比之下，除《御览》所引“既不饮茗”当有误字外，其他大致相同。然而再对比《世说新语·纰漏》，则会发现存在较大问题。首先，“任瞻，字育长”是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的内容，《七之事》所引将其移至正文之首。其次，“有令名”至“自过江”之间有“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一段文字。因与茶无关，引用时删去也未尝不可，但关键在于，“失志”至“既下饮”之间又有“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一段文字，由此才能理解任瞻所谓“为茶为茗”，实际上是失意之下心不在焉的口误。《纰漏》门所收均为因行为、言语疏漏导致尴尬的轶事，《七之事》及《御览》所引均缺少具体语境，使人难以理解，甚至误以为冷、热是区分茶、茗的要素。之后又有“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等文字，《七之事》、《御览》也都删去未引。由所引不顾及语境的做法来看，《七之事》与《御览》应该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有共同的蓝本。
《七之事》取资类书的痕迹，还表现在仅见于二者的异文上。如《七之事》引《晏子春秋》，作“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卯、茗菜而已”，“五卯”、“茗菜”均与《御览》卷八六七所引相同。《晏子春秋》各本中有“卵”作“卯”者，但“茗菜”均作“苔菜”。《御览》卷八四九“食”下引《晏子》此条，作“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卯、菜耳”。《七之事》与《御览》卷八六七同将“苔菜”讹作“茗菜”，可知《七之事》与《御览》修纂蓝本之间的沿袭关系。
最后，《七之事》的编次，除篇首以朝代为次列举人名外，茶事的胪列与类书相似，从中不难发现辗转承袭的痕迹。列举的人名仅表明书证的时代，篇中还有一些材料并未在篇首列举。比如各地“图经”及《后魏录》、《桐君录》等作者不明的书。一般类书的编次方式，多是先胪隶事，再列诗文，《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均如此。相比之下，《七之事》的编排方式更像《太平御览》。《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茗类，实际上比《七之事》更难看出编次的依据。《御览》先引《尔雅》，再列举大致以时代先后为序的隶事各条。其中地理类各书如《坤元录》、《括地图》、《广州记》、《南越志》及各地“图经”等，均排列在一起。最后是诗文。还可以肯定的是，《御览》茗类的排列并非受《七之事》的影响，因为《御览》中其他部类的排列也基本如此。如卷九六六《果》部橘类，隶事之后列举了地理书《水经》、《南夷志》、《湘州记》、《云南志》，及其他书中记载的各地的出产情形，最后是自《楚辞》以下的历代相关诗文。又如卷九六七《果》部桃类，也是先列隶事各条，再举地理书记载的各地出产。其后又有隶事数条，继以《本草》及诗赋等，可能反映出《御览》修纂时混编几种类书的痕迹。但无论如何，与《七之事》所引各条的编次方式是极为类似的。
此外，古人著书观念也与今日稍有不同，采摭相关史料纳入所著书中，如《汉书·艺文志》删省《七略》，唐宋笔记相互因袭，以当时的观念尚能接受。因而《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小叙称：“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又称：“注书者得之，左右采获，裨益博闻，不俟旁求，典则悉在。高明之士，固有别择去取之材；下愚者则不免蹈剽窃稗贩之失，斯又编书之人所不能任咎者也。”
三、《茶经·七之事》与《韵海镜源》的关系
《七之事》所引史料不见于今存类书征引的，有些可能出自陆羽参与编纂的大型韵书《韵海镜源》，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傅树勤《茶经的成书年代》）。今略述《韵海镜源》的成书、编纂情形及性质，以考察《七之事》从中取材的可能性。
大历间（766—779），陆羽寓居湖州，参与颜真卿主持的编纂工作。《新唐书·文苑传·萧存》：“颜真卿在湖州，与存及陆鸿渐等讨摭古今韵字所原，作书数百篇。”颜氏早年即有编纂之意，《颜鲁公文集》卷四《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云：
真卿自典校时，即著五代祖隋外史府君与法言所定《切韵》，引《说文》、《苍雅》诸字书，穷其训解，次以经、史、子、集中两字已上成句者，广而编之，故曰“韵海”，以其镜照源本，无所不见，故曰“镜源”。
编纂历经三次，据《妙喜寺碑铭》，“天宝末，真卿出守平原，已与郡人渤海封绍、高篔，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浑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属安禄山作乱，止其四分之一”。检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颜氏任德州（平原郡）刺史，在天宝十二载（753）至至德元载（756），由于安史之乱的原因，编纂工作陷入停顿。大历三年（768）至七年（772），颜氏任抚州刺史，与“州人左辅元、姜如璧等增而广之，成五百卷。事物婴扰，未遑刊削”（《妙喜寺碑铭》）。其时此书规模已具，但以卷帙过繁，为求精审起见，务必进行删省。因而“大历壬子岁（772年），真卿叨刺于湖。公务之隙，乃与金陵沙门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 、陆羽……以季夏于州学及放生池日相讨论，至冬徙于兹山东偏，来年春遂终其事”（《妙喜寺碑铭》）。参与末次编纂者约二十人，以颜氏抚州任上所编为基础，从五百卷删省至三百六十卷，其中或许有查缺补遗处，但删省之事居多，所以仅用半年即可完成。全书编成后，于大历十二年献呈朝廷。《旧唐书·代宗纪》：“十一月……刑部尚书颜真卿献所著《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
《韵海镜源》卷帙浩繁，传写不易，流传不广，到北宋时已残缺大部，南宋时全部亡佚。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颜鲁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为《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万汇，其广如海，自末寻源，照之如镜。《崇文总目》仅存十六卷，今不传。”《崇文总目》成书于庆历初，其时《韵海镜源》只存十六卷，实际上大部分已经亡佚了，南宋末王应麟连这十六卷残本也没能见到。清道光间，黄奭《汉学堂经解》辑得一卷，大多数仅有条目、别体及反切，胪列的书证仅有鲍明远《书势》一条，所辑均未注出处，较难从中看出《韵海镜源》体例。
《韵海镜源》是兼具类书性质的大型韵书，取材广泛，征引闳博。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二《声韵》条记其体例：
更于正经之外，加入子、史、释、道诸书，撰成三百六十卷。其书于陆法言《切韵》外，增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说文》为篆字，次作今文隶字，仍具别体为证，然后注以诸家字书。解释既毕，征九经两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编入本韵，爰及诸书，皆仿此。自有声韵以来，其撰述该备，未有如颜公此书也。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六《骈字类编》条称此类以韵为纲隶事之书，“所采诸书，皆齐句尾之一字，而不齐句首之一字”。清人所编《佩文韵府》，即与之类似。这种依韵编录的类书源出于唐前，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群玉典韵》条称始于《群玉典韵》及张谅《韵林》、潘徽《韵纂》等。依前人所述体例，《韵海镜源》隶事书证必然宏富广博。加之陆羽所见的最初五百卷的规模，虽小于一千二百卷的《文思博要》、一千卷的《太平御览》，但较之三百六十卷的《修文殿御览》、一百七十三卷的《北堂书钞》、一百卷的《艺文类聚》，规模相当可观，应该包含不少茶事书证。陆氏很有可能在参纂时加以采辑，补入尚未完备的《七之事》中。从今日可见的《佩文韵府》看来，此种韵书所引材料多与类书相似，只是编次方式有所不同。
陆羽编纂《七之事》时主要依靠前代的类书，《韵海镜源》仅起到补充作用，原因在于大历七年（772）参与修纂《韵海镜源》时，《茶经》已经初步成书。日本学者布目潮沨《茶经著作年代考》（见《布目潮沨中国史论集》）据《八之出》所述“安康”、“江宁”、“始丰”三县地名均出现在乾元元年（758）三月至上元元年（760）九月之间，进而推断陆氏撰成《茶经》时间与之相合。还有国内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只是《茶经》最初撰成的时间，《四之器》中所称“盛唐灭胡明年铸”，大约反映了作者在广德二年（764）安史之乱彻底平定以后的修改。（傅树勤《茶经的成书年代》）两种说法所认定的《茶经》初步撰成、修改时间，均早于参与编纂《韵海镜源》的时间。
事实上，陆羽汇集书证、编纂类书的经历，不仅只有参与编纂《韵海镜源》一事。《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及《宋史·艺文志》等均著录陆羽所编类书《警年》十卷。这部书在北宋是存在的，其亡佚可能在宋元之交。元丰、元祐间杨彦龄所撰《杨公笔录》称：“又云陆机入洛之年，史传莫可考知其岁数，唯陆羽《警年》云二十岁，亦不知何从知之。”从杨氏的记载可知，《警年》颇与后世的“疑年录”类似，且仅有十卷，所涉及的茶事自然不多，应与《七之事》毫无关涉。另外，由杨氏所云“不知何从知之”，不禁使人怀疑《警年》的编纂，也存在辗转抄撮类书的可能，只是不注明出处而已。
《七之事》之价值，尤在于其中记载有现存类书所不载的内容，仅见《茶经》者，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所称“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也称“所引司马相如《凡将篇》、何法盛《晋中兴书》、卢綝《晋四王起事》、山谦之《吴兴记》诸条皆久佚之书，亦深有资考证”。至于《七之事》中所存他人增补之文的问题，详见下文。
四、《茶经》的早期传本
陆羽《茶经》撰成以后，当时即已递相传抄，他所发明的煎饮法也风行甚广。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氏所称《茶论》，为《茶经》的别名，由此可知唐时常伯熊已对陆氏煎茶、饮茶法有所改进，并且极有可能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所以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八一《唐税茶法》称：“陆羽著《茶经》三篇，常伯熊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其后尚茶成风。”此处后一“著”字虽更适于训为“表”而非“著述”之意，但如果改进后的方法仅为一人使用，是得不到广泛流传的，而经过改进的技艺得到他人的传承，或者形诸文字，其影响自然扩大，才能形成“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的风气。由于常氏是在陆羽煎茶法的基础上改进的，所以这些改进很可能在唐代《茶经》的传本中有所体现。
此后，又有太原温从云、武威段磶之二人增补《茶经》之事。晚唐皮日休《茶中杂咏序》称：“余始得季疵书，以为备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磶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茶之事，由周至于今，竟无纤遗矣。”季疵为陆羽之字，《顾渚山记》是其所写关于唐代著名产茶区湖州顾渚山的文章。此处“方册”作为书的代称，所谓“并存方册”，是指写入原书。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七《方册》条称：“方册云者，书之于版，亦或书之竹简也。通版为方，联简为册。近者太学课试，尝出‘文武之政在方册赋’，试者皆谓册为今之书册，不知今之书册乃唐世叶子，古未有是也。”皮氏生活时代通行书的形制尚为“叶子”，即横宽纵短、不加装置的散叶。皮氏抄入的茶事，有可能附在《七之事》叶子之后，也有可能直接抄入《七之事》叶子之中。《七之事》专门记载从上古到唐代有关茶叶的史料，皮氏所增，意在补陆羽所未备。补入的数量，如所述从温、段二氏“各补茶事十数节”，则为三十节左右，加上皮氏从《顾渚山记》中抄出的，增补篇幅比较可观。从中还可看出，温、段二氏所增补的仅为茶事，而不同于常伯熊的改进之处在于煎茶、饮茶方法。
温、段二氏生活时代介于陆羽与皮日休之间，所增补的《茶经》未见传本，现存唐宋各种官私书目，皆未著录温、段所著书。直到清代，才有人予以格外关注，如陆廷灿《续茶经》卷下之五《茶事著述名目》有温、段二氏《补茶事》。其依据也是皮日休《茶中杂咏序》，并猜测确有此书别本单行而加以著录，实际没见到此书。又如毛奇龄《西河集》卷九四《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舍人刘先生墓志铭》谓：“曩渡淮时谒刘先生，会先生著《茶史》成，甫就坐，即询茶銙之制，且以未见皮袭美所记太原温从云、武威段磶之所补茶事十数节为问。”毛氏也注意到这一点，并请教对茶史有专门著述的刘源长，只是文中未记得到的回答如何。根据以上记载，可以推断，温、段二氏所补茶事，经皮日休补入《七之事》后，多次转写，已混同陆羽原本。雕版印刷书籍尚未广泛流行时，写本的文本具有不稳定性，容易出现此类后人增补或注记混入原本的情况。而即便经过皮日休整理之后，还不断有内容混入原本，最明显处，如皮氏《茶中杂咏序》谓“茶之事，由周至于今，竟无纤遗矣”，宋《百川学海》本《茶经·七之事》“周公”前又有“三皇：炎帝神农氏”一条，且引《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皮氏所见《茶经·七之事》的上限是周代，此条时代“更早”的史料，应当是晚唐至北宋间增入的。之所以宋本中皮氏增补的痕迹极少，是因为后来大部分被删除。如皮日休《茶中杂咏序》所称“余始得季疵书，以为备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而《顾渚山记》记载茶事的痕迹，今本《茶经·七之事》中未见，《八之出》中有一处，应当不是皮氏的增补。又《七之事》现存四十八条，如果皮氏增入的至少三十馀条还包括在内的话，则陆羽原本的茶事仅十馀条，不符合皮氏所称的“以为备矣”，可以看出整理时删除的情况。
《茶经》一书体例较为严谨，唐宋人所述《茶经》内容大致相同，后人增益最多的除《七之事》外，还有《八之出》。这两篇的撰成源自材料的积累，属于一种开放式的、颇为松散的结构，只要是陆羽生活年代以前的材料，尽可以无限地增入，并不改变其篇章结构与撰写意图。相比之下，记述陆羽煎茶法步骤各篇，除注释外，改变文本的馀地较少。
正因为不断地传抄、增益，《茶经》产生了繁简的差别。北宋时陈师道曾整理《茶经》，之后撰写的《茶经序》（《后山居士文集》卷十六），记录了当时所见的四种版本：
陆羽《茶经》，家书一卷，毕氏、王氏书三卷，张氏书四卷。内外书十有一卷。其文繁简不同，王、毕氏书繁杂，意其旧文；张氏书简明与家书合，而多脱误。家书近古，可考正，自《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书以成之，录为二篇，藏于家。
所谓“内外书”，即以家为内，其馀皆外。这些不同版本，极有可能是写本而非刻本，毕氏、王氏、张氏，均为出资抄写或收藏者姓氏。毕氏、王氏书卷数、繁简相同，二者应系一本，惟文字稍有差异。张氏书析成四卷，其特点是文字简明。陈氏家传一卷本虽“自《七之事》其下亡”，但脱误较少，可供校勘之用。整理时“合三书以成之”，当是以陈氏家藏本为主，并采纳了其他三书的优点。因为“王、毕氏书繁杂”，整理时删掉了一些内容，其中自然包括混入原本的后人注记及注释。然而，陈师道的这段话里仍有难以理解处，如既考虑王、毕氏的繁杂本为“旧文”，又认为家藏一卷简本“近古”，到底何种最接近陆羽撰写的原貌，讲得不很明白。又由陆羽所撰《陆文学自传》可知，陆氏原本三卷，至晚唐时，皮日休所见亦为十篇三卷，至五代、北宋间才产生歧异。后山定本“录为二篇”，不同于原本。《四库全书总目》推测这种差异的原因时称：“此本三卷，其王氏、毕氏之书欤，抑《后山集》传写多讹，误三篇为二篇也。”除《陆文学自传》、皮日休《茶中杂咏序》外，《新唐书·艺文志》、《新唐书·陆羽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玉海》等也俱作三卷，陈师道家藏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作一卷，后山所见其他各本也不存在析作两卷者。惟有清钱东垣等辑本《崇文总目》作“《茶记》二卷，陆羽撰”，称作《茶记》，与《封氏闻见记》卷六所称《茶论》一样，当是《茶经》的别称。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五十《茶经》条以为：“《崇文总目》作《茶记》二卷，皆字之误也。”《崇文总目》编成于景祐间（1034—1038），陈师道生于皇祐五年（1053），但他用以校勘的诸本中无二卷本，可能并没有见到《崇文总目》所著录的“《茶记》”。《四库全书总目》推测因《后山集》传写讹误而作“二篇”，较为合理。陈师道整理《茶经》时，删掉了繁本中部分内容，极有可能包括皮日休所增入的茶事。
然而最不清楚的问题在于，陈师道整理本《茶经》是否得以广泛流传，南宋咸淳间刊刻《百川学海》时，是否见到并参考了陈氏整理本。《百川学海》本《茶经》是已知最早的刻本，后世各种版本均由此本而来，《四库全书总目》论及《茶经》卷数时怀疑“其王氏、毕氏之书”，则否定了《百川学海》本曾参考陈氏本，而推测直接从王氏、毕氏本而来。另一种推测“《后山集》传写多讹，误三篇为二篇”，似乎又暗示了宋刊《百川学海》本与陈氏整理本之间的关系。综合看来，当以后者为是。原因在于陈师道称王氏、毕氏书“繁杂”，说明较之另外两本增补相当多的内容。《百川学海》本注释不甚多，且主要集中在《八之出》，假设将此本注释全部删掉，再与未删前对比，原来的本子也称不上“繁杂”，因而《百川学海》本实际上可算作简明的本子。如果《百川学海》本与陈氏整理本的确存在关系的话，则可以称，从后山定本问世到南宋刊刻以前，《茶经》正文中增入的淆乱不多，只有抄手的注记阑入注中。例如《五之煮》：“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注称：“一本云：其味苦而不甘，槚也；甘而不苦，荈也。”这条注显然不是出自陆羽之手。
五、《茶经》的注释问题
陆羽原本中有少量注释，其体例可能受中古著述“合本子注”影响，即将“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唐刘知幾《史通·补注》）的文字列为子注，以与正文有所区别。唐人著作常有这种体式，如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宋人的一些撰述中仍然可以见到，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述辽史补注序》云：“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陆羽早年居佛寺，对于源自内典注释的“合本子注”当不陌生。十篇中以《八之出》子注最多，篇中正文胪举八大茶叶产区，除黔中、江南、岭南等仅列产茶各州名称外，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等处，又据产茶品质分作数等。子注则详列各处具体产地，如“峡州生远安、宜都、夷陵三县山谷”，“襄州生南漳县山谷，荆州生江陵县山谷”；并比较各地茶叶品质，如“生光山县黄头港者，与峡州同”，“常州义兴县生君山悬脚岭北峰下，与荆州、义阳郡同”。既用以补充正文，同时又避免枝蔓。
《八之出》外各篇子注较为复杂，其中既有陆氏原文，又有后人增入的内容。版本先后不同，子注也存在差别。宋刊《百川学海》本《茶经》子注多为陆氏原本已有，较能确定的如《五之煮》：“既而承热用纸囊贮之，精华之气无所散越，候寒末之。”注谓：“末之上者，其屑如细米；末之下者，其屑如菱角。”注中描述的茶末形状或称品质标准，是他人难以确立的。也有少量应当是后人注记阑入的，如《五之煮》：“谓弃其啜馀”，注谓“啜，尝也。市税反，又市悦反”；“其馨 也”，注谓“香至美曰 ， 音使”。两处皆训释繁难文字，兼注字音。又如前面所引注谓“一本云：其味苦而不甘，槚也；甘而不苦，荈也”，则属校语。所注字音，或直音，或反切，应该也非陆氏原有。如《二之具》：“芘莉”注“音杷离”，“穿”注“音钏”；又如《五之煮》“候炮出培塿”，“炮”字注“普教反”，“无乃 而钟其一味乎”注“上古暂反，下吐滥反。无味也”。陆羽如果有意为《茶经》增加音注，应当贯串全书，而不是仅注个别几处，并且只集中在《二之具》、《四之器》、《五之煮》三篇。还有混用两种注音方法的，如《二之具》“籝”字，一注“加追反”，用反切法；一注“《汉书》音盈”，用直音法。虽然古人著述中也存在同用数种注音方法的现象，但此处所注两音明显不同。籝，《广韵·清韵》音“以成切”，与所注“《汉书》音盈”音同，但“加追反”，却是由“羸”字反切“力追反”形近而讹造成的。又今日所见各本《茶经》注“《汉书》音盈”下均有“所谓‘黄金满籝，不如一经’。颜师古云：‘籝，竹器也，受四升耳。’”一句，与正文籝“受五升”相抵牾，显然也不是陆羽所注。所以说，此类音注当是后人读《茶经》时随手所施，由于递相抄录而混入原书注中的。
宋本《茶经》中多抄写时的注记混入子注中，明清刊本《茶经》则多校语混入。如明嘉靖间竟陵刊本、清宛委山堂《说郛》本《一之源》“中者生栎壤”后，均有注谓“栎当从石为砾”，显然属于校语，但其字体已与陆羽原本子注不能区分。明刊诸本中，混入的注记尤其多，清刊本多由明本而来，承袭明本的注释之外，新增较少。竟陵本刊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为现存最早单刻本，后代颇多版本也源出此本。布目潮沨《杏雨书屋藏明嘉靖竟陵本茶经について》（见《布目潮沨中国史论集》）一文，经与《百川学海》本对勘，部分竟陵本所增注释已予指出。然而对明嘉靖以前《茶经》版本而言，因版本依据少，欲完全区分陆羽自注与后人增入者，仍待进一步的研究。
六、《茶经》的版本情况
现存《茶经》版本颇多，已知者有六十馀种。因未能全部寓目，其版本系统并不能完全梳理清楚，仅略述校勘所用各本如下：
南宋咸淳九年（1273），左圭辑刻丛书《百川学海》，所收《茶经》，为已知最早《茶经》刻本。此本校勘不甚精严，讹字较为明显，也有校语混入子注的情况，如前引《五之煮》注“一本云”之类。然因刊刻时间最早，后世版本皆从此而出，故取为校本。
《百川学海》本传至明代，有弘治十四年（1501）华珵活字本、嘉靖十五年（1536）郑氏文宗堂刻本、明人重编《百川学海》本等数本。据陶湘《覆刻宋本百川学海》序称：“华本目次虽更，行格未改；坊本擅易原书，不足讨论。”故取华氏活字本为校本。
元末陶宗仪编集《说郛》一百卷，其卷八十三收《茶经》三卷。据昌彼得《说郛考》上篇《源流考》，陶氏原编仅以抄本流传，至明代佚去三十卷，明人郁文博自《百川学海》补辑六十四种，始为刊刻，《茶经》就在补辑之列。此本流传甚罕，现仅存以其为底本的明抄本数种，近人张宗祥取明钞六种汇校，民国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由此可知商务排印张校《说郛》本《茶经》出自《百川学海》，故取作校本。
又有清顺治间宛委山堂刊一百二十卷本《说郛》，也收入《茶经》三卷。昌彼得将其与商务排印本校勘，相同者有四八六种，“如取各本来校勘，可以考出重编《说郛》所根据刊雕之底本，绝大多数并非出自郁本”（《说郛考·源流考·重编说郛与郁文博本之关系》）。通过比勘，可以看出宛委山堂本与商务排印本多有不同，而与明嘉靖间竟陵刊本接近，竟陵本所增注释也大多沿袭，仅少量文字存在异文，而略有删汰。明代其他《茶经》刊本多收入丛书、类编，如《唐宋丛书》、《五朝小说》等。昌彼得《说郛考·源流考·重编说郛版之始末》称：“就今传而可考者如《五朝小说》，所谓伪本《唐宋丛书》、别本《百川学海》、《合刻三志》诸书，皆以此漫漶之《说郛》残版编印者也。”由此可知这几个版本间的渊源关系。
又有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竟陵刊本，在《茶经》版本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据卷首鲁彭《刻茶经叙》，可知此本由龙盖寺僧释真清抄本而来，真清本又钞自《百川学海》。再由汪可立《茶经后序》知此本曾经汪氏校勘，所增注释，也可能出自汪氏之手。此本虽源出《百川学海》，但与《百川学海》本出入较大，可视作一单独系统。明俞政刻《茶书全集》本《茶经》附张睿卿《跋》称“竟陵本更烦秽”，大概就是改易底本稍多的缘故。竟陵本在明代流传颇广，后附童承叙《与梦野论茶经书》谓“暇日令人持纸来印百馀部如何”，童氏一次所印即有百部，其印数不少也可以想见。万历以后各本多据为底本，以致当时所见竟陵本系统以外者较少。甚至有人经过与竟陵本的比勘，称《百川学海》本尚存缺略，如前引张睿卿《跋》谓“《学海》刻非全本”，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本次整理限于条件，未能见到竟陵本，仅以源出竟陵本系统的宛委山堂《说郛》本权作替代。
又有《四库全书》所收“浙江鲍士恭家藏本”《茶经》三卷，未注明是何种版本。鲍士恭为藏书家鲍廷博之子，《碑传集三编》卷三七《鲍廷博传》云：“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廷博命长子士恭进家藏善本六百馀种，大半宋元旧板、写本，又手自校雠，为天下献书之冠。”又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载《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茶经》（一卷）。《酒史》（六卷），明徐渭著。六本。”《采进书目》与《四库》著录抵牾，可能有讹误。《四库》本源流颇不明朗，大概来自抄本，再经过《四库》馆臣的校勘，虽然难以保存原貌，但因校勘的水平较高，故取为校本。
又有清嘉庆间虞山张氏照旷阁辑刻《学津讨原》本，源出《百川学海》，又校以竟陵系统版本，校勘与刻印俱精，也取为校本。
又有民国初年武进陶湘影刻宋《百川学海》本，任校雠者为学者章钰、唐兰。此本不脱宋本的藩篱，能保存最早刊本的面目，宋本中的明显讹误，也略作订正，并且校勘较为审慎，不能够仅以“影刻”看待，故而用作底本。
此次整理，以陶氏影宋《百川学海》本《茶经》为底本，校以2004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刻《百川学海》本，明弘治十四年华珵刻《百川学海》本，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影印清宛委山堂《说郛》本、民国间商务印书馆据张宗祥校明抄本排印《说郛》本，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嘉庆十年虞山张氏照旷阁刻《学津讨原》本等。校勘时又参考《旧唐书》及《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
七、宋代的《茶录》与《品茶要录》
两宋是中国茶史上的一个兴盛时期。北宋建立后，因袭唐五代以来的贡焙制度，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在福建建安设置御焙，专造龙凤茶，以满足宫廷的需要。
宋代尤以北苑贡茶著称，现存的宋代茶书，有陶穀《荈茗录》、叶清臣《述煮茶小品》、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曾慥《茶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等，其中大部分为福建人的著作，这与宋代北苑贡茶的兴盛有较大关系。唐朝贡焙设在湖州顾渚山，自五代起，贡焙移到了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的北苑凤凰山。两宋时期的北苑贡茶，更将蒸青团饼茶的生产制作工艺发挥到极致，其选用茶芽的严格与制作工艺的精细，都是前代贡茶及各地民间茶焙所不及的，并且名目、种类繁多，极尽奢华之能事。特别是北宋丁谓、蔡襄督造的大小龙团茶，最负盛名。宋徽宗《大观茶论》中称赞道：“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
为反映宋代团饼茶的制作、饮用、鉴别方法的进步，本书选取蔡襄的《茶录》与黄儒的《品茶要录》两种茶书，加以译注，供读者参考。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曾官福建路转运使、枢密直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既是北宋名臣，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位列“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宋史》本传称：“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除《茶录》外，还著有《荔枝谱》一卷，文集四十卷等。蔡襄担任福建转运使时，在前人进贡的大龙凤团茶基础上，挑选更为精华的茶叶，制作出小龙团茶。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称：“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欧阳修又在《龙茶录后序》中称：“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录序所谓上品龙茶者是也，盖自君谟始造而岁贡焉。”由此可知，北宋时期在蔡襄主持下的贡茶生产，是蒸青团饼茶制作工艺上的高峰，而蔡襄论述团饼茶点试方法的《茶录》，也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制茶、饮茶的情形。
《茶录》分《论茶》与《论器》两部分，分别记述饮用团茶饼的要领与需用的器具。值得注意的是，《茶录》中所述的器具较之《茶经·四之器》所载，已减少很多。一方面是制作工艺的进步使器具减少，另一方面是饮茶方式的改变使然。唐代盛行陆羽始创并倡导的煎茶法，宋代则在煎茶法基础上又发展为点茶法，即将少量茶末置入茶盏，注入少量水调匀，再根据茶末多少灌注开水，边注入边用茶筅击拂，然后趁热饮用。由于点茶有技巧性，不同的人操作会产生一些差异，加之茶叶的品质及制作也有高下之分，于是产生了宋代盛行的“斗茶”活动。《茶录》中对斗茶品赏的鉴别方法作了记载，即通过观察茶汤水痕的出现先后与持续时间长短来判断茶的优劣。除此之外，篇中还涉及茶的烘焙、碾磨以及收藏等诸多方面。虽然只有短短一千馀字，但却称得上是反映宋代制茶、品鉴水平的一流茶书。
《茶录》的版本主要有宋刻《百川学海》本、明华珵刻《百川学海》本、《格致丛书》本、《五朝小说大观》本、《四库全书》本、民国间陶湘影刻宋《百川学海》本、据宋《百川学海》本排印之《丛书集成初编》本等。此次译注以陶氏影刻《百川学海》本为底本，校以宋刻《百川学海》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黄儒的《品茶要录》也是宋代著名的茶书。黄儒字道辅，福建建安人，生卒年不详，熙宁六年（1073）进士。其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这部茶书。书中内容主要是探讨制造团饼茶的十种弊病，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的茶品鉴别方法，还可以通过对十种弊病的叙述推知北宋采茶、制茶技术的一些情况。宋代茶书多侧重记载团饼茶的品类、点试方法、点试器具及茶叶产地之类内容，而《品茶要录》另辟蹊径，着眼于团饼茶制造时易于出现的错误方法，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与他家茶录惟论地产、品目及烹试器具者，用意稍别”。
《品茶要录》不见于《宋史·艺文志》，也未闻存有宋元刻本，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新安程百二刊《程氏丛刻》本。此外常见的还有宛委山堂、张宗祥钞校两种《说郛》本，《夷门广牍》本，《五朝小说大观》本，《四库全书》本等。其中《夷门广牍》本题为《茶品要录》，与《品茶要录》同书异名。有些版本后附有题为“眉山苏轼”所写的《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据《四库全书总目》考证，此篇文字采自伪本《东坡外集》，为明人焦竑附入。本书依照这种意见将其删去。
此次译注《品茶要录》以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影印商务印书馆据张宗祥抄本排印之《说郛》本为底本，校以《说郛三种》影印宛委山堂《说郛》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需要说明的是，宋代茶书记载的多是团饼茶的制作及饮用，而且大都集中反映建茶的情况，可是并不能将以北苑贡茶为代表的团饼一类紧压茶视作宋代茶叶品种的全部，需知宋代散茶的发展也极为迅速。《宋史·食货志》称：“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绿茶之类十一等。”散茶不但品种多，而且产量也大，到南宋就已经逐渐超越团饼茶而占据上风。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称：“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宋元之交时，散茶已经取代蒸青团饼茶而成为流行的茶类。
八、明代的《茶疏》
南宋灭亡以后，历经元朝九十馀年的缓慢发展，又迎来明代这一中国茶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明代炒青绿茶的制造工艺逐步完善，成为明清以降茶业生产的主流，并在绿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出现黄茶、白茶、黑茶等诸多茶类。如前文所述宋代茶书记载的茶类与实际茶类之间的关系一样，明代茶书虽然记述的多是炒青绿茶，但蒸青团饼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在某些茶叶产区仍然存在——蒸青团饼茶与炒青散茶的消长关系从南宋一直到明代，持续了数百年。
炒青绿茶之所以成为明代茶叶的主流，首先在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废除贡焙及专门制造团茶的旧制。《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二一二：“庚子诏……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春、次春、紫笋。”明代社会饮茶风气也随之而变。
在茶类繁多且各类茶都发展迅速的环境中，明代茶书创作也异常繁盛，形成两宋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据近人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著录，明代共有五十五种茶书，大部分产生于中后期，而且作者也以江浙一带为多。其中，尤以许次纾《茶疏》较为知名，也足以反映明代的茶学成就。
许次纾字然明，号南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材料较少，从清人厉鹗《东城杂记》的记载中得知，许氏为“方伯茗山公之幼子，跛而能文，好蓄奇石，好品泉，又好客，性不善饮”，“所著诗文甚富，有《小品室》、《荡栉斋》二集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姚绍宪《题许然明茶疏序》称，许次纾有嗜茶之癖。姚氏一生种茶、制茶、饮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将这些躬行而得的经验全部传授给许次纾，“故然明得茶理最精，归而著《茶疏》一帙”。
《茶疏》共有三十六则，主要记载明朝中后期的制茶、藏茶与饮茶方法和技术，涉及方面较多。如《炒茶》一则，详细记述炒青时选用的锅和柴火，以及炒制的技法；《采摘》一则，认为不同茶叶产区的采摘时机选择应因地制宜；《收藏》一则，专门探讨贮藏茶叶、保持香燥的方法等。书中还专门谈及明代罗岕蒸青茶类的采制情况。另外，许次纾极为注重饮茶与环境的关系，书中有专门篇幅论述适宜及不适宜饮茶的时间、地点、人物情况，对于茶文化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茶疏》的主要版本有万历三十五年（1607）许世奇刊本、《茶书二十种》本、《宝颜堂秘笈》本、《广百川学海》本、《说郛续》本、《重订欣赏编》本等。此次译注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湖南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一年刻《茶书二十种》本为底本，校以据《宝颜堂秘笈》排印之《丛书集成初编》本、《说郛续》本。底本所缺部分补以《丛书集成初编》本。底本原书前有姚绍宪《题许次纾茶疏序》一篇，与古代茶叶科技关涉较少，径直删去。
本书的译注工作，完成于2009年3月，当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当时得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徐传武师的指导与帮助，底本及参校本等相关材料承蒙金晓东博士代为复制。书稿完成后，又请卢和先生审阅，并润色过其中的译文。
尽管得到诸位师友的帮助，但因水平有限，成书仓促，存在较多遗憾。出版以来，重印多次，只是俗冗丛脞，未能做较大修订，仅在重印时偶有挖改。去年秋天，蒙上海古籍出版社慨允，对全书进行修订，《前言》也根据近年研读所得，做了改写。
宋一明
2016年9月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