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在历史中发酵

近代的尝试与变异

我在阅读有关京都的文献或在街头做实地考察时，有一些史实让我颇感惊讶。京都毫无疑问是一座有着1 300多年历史积淀的古都，当年还是尊王攘夷势力的大本营，对西洋势力最初进入日本，似乎一直是持抗拒的姿态。因此，当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将军率领军舰在1854年打开日本的国门之后，横滨、长崎甚至遥远的函馆等，都已陆续出现了诸多西洋的新元素，而京都似乎依然顽强地坚守着已日趋破旧的老面孔。然而，当明治维新的大幕正式拉开之后，古老的内陆城市京都，也展现出了令人稍稍有些惊异的新面貌。

面对经济困窘的京都，新成立的明治政府的会计官在1869年4月借给了京都10万两的劝业基金，商法司又拨借了5万两，共15万两（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还表示要免除京都市区的房地产税（后来因地租修订而未实行），并下拨一笔产业基金。这对窘迫的京都来说，当然都是利好消息。

日本在1871年7月实行“废藩置县”的行政决定，废除以前的各个藩国，而改为县府制度（现在实行的都道府县的行政区划是后来出现的，1869年设立北海道，1943年设立东京都，之前为东京府），每个府县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知事，由中央政府任命和派遣（战后的1947年根据新制定的地方自治法，知事改为本地区民选）。比较有意思的是，京都或许是由于它特殊的地位，在1868年就认命了知事。不过后来实际主持行政的是当时担任第二把手的大参事槙村正直，他起用了两个人来担任他的智囊。这两个人既有旧学的根底，又接触过洋学，率先在一般认为很保守的京都实施了仿效西方的新政实验。

首先是开办了新式的小学。京都作为一座京城，其整体的文化水准一直是很高的。日本在江户时代，就诞生了“寺子屋”。原本是各家寺院为了吸引本宗派的信徒而开设在寺院内的简易学校，由知识水平较高的僧人担任教员。除了宣讲佛教经典和本教派的教理之外，主要教导一般的平民子弟识字和简单的计算技能，日语称为“阅读写作用算盘”。因为基本不收学费，所以平民阶级乐意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寺子屋来学习。后来一些寺院之外的人，也开设了这类简易学校，收取一点低廉的费用。因此日本在进入近代之前，其基本的教育水准或者说识字率在全世界都算比较高的。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明治政府在1872年就颁布了推行现代教育的“学制”，将全国划为若干个大学区、中学区和小学区，分别计划在各个区内设置大学、中学和小学。但就日本当时的国情而言，这一计划是过于雄大而超前的。设立大学在当时完全不成熟，没有相应的中小学基础，怎么可能一下子冒出来大学呢？因此“学制”在1879年被废除，而代之以比较实际的教育措施。不管怎么说，1875年前后，新式的现代小学开始在日本普遍建立起来了，并逐步推行到义务教育。可是，日本最初的新式小学，竟然最早是出现在京都，而且是超前的“学制”都还没有颁布的1869年！

这一年京都决定设立新式的小学，资金来源于上下两个方面，有地方政府筹资拨款和市民捐助两条途径。以居民的居住区划町组为单位，在每一个町组设立一所小学，全市共设立了69所小学。这可以说是全日本近代教育的先驱，此时明治政府也才刚刚建立起来，而且，那时京都因为遭受了1864年禁门之变引发的大火灾，市中心的一半以上被烧毁，整个城市还处于艰难的复兴期，从这一点来说，京都的做法是相当富有前瞻性的。在今天的下京区御幸町通光寺附近，有一所京都市学校教育博物馆，是利用后来关闭的一所小学的校舍改建而成的。这所小学就是1869年成立的下京第11番组小学，1872年改为下京第13区小学，1875年改为开智小学，以后一直延续到1992年，已有124年的历史。因居民的迁移和学校的调整合并而关闭，以后就改成了学校教育博物馆，里面的资料图片和实物向人们详尽地展示了京都近代教育的历程。这些史实，外人真的了解不多，也不禁让我对京都刮目相看。

还在明治政府尚未明确提出“殖产兴业”政策的明治三年（1870年）11月，京都当局就在河原町二条下原长州藩宅邸的西北设立了舍密（化学）局，开始了药物检查。翌年1月又在高濑川七条坊设立了制革场，引进西方近代的制革技术。1872年1月又在贺茂川（鸭川上游段的名称）西岸二条上新设了舍密局分局，研发制造肥皂、冰糖和柠檬水（这些以前在日本都没有）。这一年的4月，在上京土手町丸太町开设了以职业教育为主旨的女红场新英文学校，到了10月，又在桂川东岸建造了近代的造纸厂。当时的日本人对于这些新玩意还是相当陌生的，具体的技术工艺也不大懂，于是京都当局就聘请了不少洋人来做指导，其中有在织物染色方面掌握了良好技术的法国人莱昂·朱利、在陶瓷器业的技术革新上留下了重大功绩的德国人歌德弗里得·瓦格内尔、建筑专家英国人伊尔斯科德·威顿夫妇等人。不仅引进来，还走出去，1872年派遣了3名西阵织的技工到法国去学习先进的织布技术，以推动京都传统产业迈上新的台阶。

当时京都的主政者确实富有新眼光和大格局，他们觉得应该通过新的形式来让京都人看一下新的世界，于是就鼓励民间人士于1871年10月在西本愿寺的书院里举办了京都博览会。开幕后不久，在京都当局的支持下，成立了京都博览会社。翌年举行了第一届正式的京都博览会，会期从3月10日到5月30日，并且允许外国人进入京都。当时德国陶瓷专家瓦格内尔等都参加了这一届的博览会。这差不多也是日本最早的博览会。古老的京都，在洋风吹入之后不久，在许多领域，竟然成了一个开风气之先的都市。

这里稍微说一下京都在行政区划上的沿革。1868年旧历闰四月，京都府正式宣告成立，行政长官曰知事。但当时的管辖区域还比较小，之后把龟山藩、福知山藩、宫津藩等收归在旗下，到1876年8月，京都府的范围大致与今日相同。1889年4月，京都市作为一个行政区划正式成立，由京都府知事兼任京都市市长。1898年10月，产生了第一任京都市长，府知事不再兼任，但仍由中央政府任命。战后的1947年起根据新制定的《地方自治法》，市长由市民选举产生。

进入明治时代后，京都一方面由于许多王公贵族随天皇一起移往东京居住，以及诸多藩主撤离京都而造成了城市上层居民的大量减少，又因为部分寺院的土地被官府没收，而造成了大批房屋和土地的荒芜，另一方面却也为新政府发展新的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和房产，因而新的学校获得了开设的可能。明治政府在刚刚建立时就迫不及待地推出了一个“废佛毁释”的激进政策（这部分在第二部分中再细说）。因为丰臣秀吉的京都改造计划，大批原来聚集在寺町一带的寺院被迫交出土地，或缩小寺院规模，因而腾出了许多空地，这就为京都的近代城市商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今天甚为热闹的新京极一带的商业繁华街就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

而几乎所有的这些启动近代产业的资金，都来自明治政府拨付的15万两产业基金。然而到了1880年底，上京和下京的区长要求把这笔基金直接转到上下京联合区会，主导京都市政的槙村就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这样一来却也造成了京都府一级的产业发展本金的消失，槙村的施政陷入了困境，不得不在1881年宣告下台。接替他的新知事是北垣国造。

北垣并不是京都本地人，他出生于今天的兵库县但马（神户牛其实就产自那里）。后来辗转各地，在东京接受了自由民权思想，并成了这一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因其开明的政治姿态而受到了京都人的欢迎。他上任伊始，就积极推进建设开发京都的政策，创建了京都商工会议所，推动同业组合（类似于行业公会）和会社（近代公司）的创设，促进社会资本的整合，对近代产业的培育，由政府直接主导改为间接参与，以激发市场的活力。

在北垣的任上，他做的最大的两项事业，一是建造开通了京都与面临日本海、位于现在京都府宫津湾的宫津（那时还不属于京都府）之间的车道。1881年11月开工，1889年12月竣工，2年后交付使用。行驶公共马车，从京都到宫津，30个小时多一点可抵达（我后来从京都乘坐特快火车去过那里两次，单程两个半小时）。就当时的技术和资金能力而言，这确实是一项颇为宏大的工程。这样，就把京都与北边的日本海沿海地区连接在了一起。

另一项重大的事业是琵琶湖疏水工程。琵琶湖的水面与京都市的地面，有50米的落差，中间有斜坡和山峦阻隔。这项工程是想把琵琶湖的水通过水渠引到京都市内来，一方面可以为京都市民提供足够干净的饮用水，另一方面则可以开辟一条途经琵琶湖到京都的水路，可以把京都西北部的物资通过水路运送到京都。北垣知事为此事组织了一个专家调查组，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量和计算。由于京都各界反复商议，筹措资金，又得到了中央政府农商务省的同意，最终定于1885年动工，启用了刚刚从工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田边朔郎担任工程的最高技术负责人（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做疏水设计），相当于今天的总工程师。那一年田边才22岁。这里补充一下，所谓工部大学，最初是直属政府工部省（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工业部）的工学寮，1877年改名为工部大学，后归文部省（教育文化部）管辖，1886年东京大学改名为帝国大学的时候，工部大学与原东大内的工艺学部合并组成帝国大学工科大学，也就是今天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疏水工程需要开挖水渠、在山间辟通隧道，为了使船舶能够在落差很高的两地通行，就在坡度较大的路段修建索道铁路，通过索道的牵引用平板车来运送船舶。1889年4月工程竣工，翌年天皇、皇后出席了竣工典礼。在此期间去了美国考察的田边等人在参观科罗拉多州阿斯本水力发电站时深受启发，回国后建议将原来通过水车产生动力的装置改为水力发电，于是就有了运用疏水渠的水流落差建成的日本第一座水力发电站。这不仅改变了原来索道车的动力，而且产生的电量为京都市内的弧形电灯、有轨电车、近代产业、电话等提供了电力，由此大大改变了京都市的面貌，也使后来的现代设施得以诞生。京都市后来还开凿了鸭川运河，与宇治川相连接，如此一来，琵琶湖水域就通过水路与宇治川打通了，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物资流通。后来在1908年又启动了开挖第二条水渠的工程，1912年竣工，进一步提升了两地之间水上运输和发电的功能。好几处隧道口还修建了门楼式的纪念性建筑，门楼上题写了颇有意思的词句，均为汉文，诸如“气象万千”“过雨看松色”“美哉山河”“雄观奇想”等等。北垣和田边都题了字，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汉学修养和书法都很不错。

2010年秋天我去南禅寺散步，就看到了此地的疏水纪念馆。还有一段高9米多的用红砖砌成的拱形水渠，长近100米，后面映衬着林木蓊郁的山坡，红砖的拱形柱上，斑驳的印痕显出了历史的沧桑。在今天看来，或许已无壮观的感觉，在当年，作为一项基本靠人工完成的工程，想来也是颇为不易。那里还矗立着一尊田边朔郎的全身雕像，潇洒跃动的身姿，体现了他意气风发的年轻风貌。当然，琵琶湖疏水工程的实际功效，在今天已变得微乎其微，这条水道，已成了人们坐船游览的观光路线。

京都本来迁都之后可能会比较沉寂落寞，但经几位行政长官及京都上下的努力，现代的元素在传统的积淀中发酵、萌发，使京都走上了近代的行程。1894年，京都迎来了建都1 100周年的大庆，京都当局想借此机会重新在全国突出自己古都的历史地位，决定建造平安神宫。在与大阪进行了激烈的举办权争夺之后，成功地于1895年在京都举行了大规模的为期4个月的第四届内国劝业博览会，吸引了113万人入场。这一年还在平安神宫举行了盛大的建都纪念仪式。这些都提升了京都在近代日本的人气。神宫占地22 000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殿宇建筑模仿当年平安京的大内里（皇城）规制，规模是原来的八分之五，如今也成了京都的一个热门景点，且成了京都市青年男女举行神前婚礼的人气场所。我也曾陪人去过那里几次，就我个人而言，除了能感受一点当年平安京的皇城风情外，并无特别的魅力，周边都是人流如织的观光客。只是有一次，恰值黄昏时分，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斜照在平安风的殿宇屋甍上，金光灿烂。抬头望去，东面是郁郁苍苍的绵延山峦，如果此时，蓦然羌笛声起，孤鹜横空，倒也多少会让人生出几分时空倒错的苍凉感吧。

平安神宫的所在地冈崎，原本是一片菜地和杂木林。内国博览会结束后，场内的美术馆就成了后来的京都市美术馆，博览会馆的主建筑也移建到了冈崎的广场上，成了冈崎町博览会馆。1903年借皇太子成婚之际，冈崎建造了带有动物园的冈崎公园。在此前的1886年就已在今天的八坂神社里侧建造了圆山公园。而那个年代，在中国，除了洋人在租界建造的几个只许洋人进入的小型公园外，公园的概念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是非常陌生的，1903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任何一处动物园。

一座城市向现代的迈进，内外交通是极其重要的。京都在开辟水路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现代的都市，仅有水路是远远不够的。这一问题，全日本都注意到了。1871—1873年，由当时明治政府的主要领袖组成的海外考察团在欧美游历了两年多，其深刻的体验之一，就是欧美已经开始了便捷的铁路建设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们一行从旧金山出发乘坐火车经过横贯全美国的东西大铁路，到了英国，更是感受到了铁路带来的极大便利。回国之后，明治的领袖们便设法筹措资金，请来外国专家做技术指导，具体规划操作则是由日本人自己来。于是在1872年建成了日本第一条东京新桥通往横滨的铁路（顺便说及，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1876年由英国人建成的淞沪铁路，因上下的强烈反对，最后不得不拆除）。以后铁路建设便在日本各地铺开。作为东京大阪神户铁路的一部分，1877年开通了连接京都与神户的铁路。1889年，京都与东京之间的铁路也告竣工。数年之后，又开通了连接京都与奈良和日本海沿岸地区的铁路。由此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更加便捷，一下子跃进到了一个新时代。

需要特别叙述的一点是，京都是全日本第一个建成市内有轨电车（日语称为“路面电车”）的城市。1895年，民营的京都电气铁道会社建成了从当时的京都火车站到伏见町的市内轨道交通，这是全日本首次出现的城市有轨电车。1912年，京都市营电车公司成立并开始营业，不久收购了民营电车公司，对京都市内的有轨电车路线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和建设。那个时候，私人汽车还非常罕见，公共巴士也远没有普及，因此市内有轨电车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上海以前也有多条有轨电车，至今欧洲以及日本的部分城市依然还保存着颇具古风的有轨电车）。京都总会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开风气之先的举动。这些市内有轨电车一直运行到1970年代初，后来被发达起来的市内巴士和地铁以及出租车替代了，如今节奏有点悠然、伴有叮当铃声的有轨电车已经在京都街市的风景中被抹去了。

在现代的日本文化风景中，京都一度曾以它辉煌的成就在日本电影业中扮演了一个前卫的角色。说起日本近代最大的电影公司，无疑要推1912年成立的“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简称“日活”，那时日本把电影称作活动写真，后来改称映画），而组建“日活”的核心分子，就是京都的横田商会。横田商会的老板横田永之助本来是一个商人，1900年被派往法国，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世博会），被那里方兴未艾的电影业所吸引，于是就购买了摄影机和胶片等带回了日本。当时只是拍摄一些很简单的片子，主要以进口电影为主。日本最早的固定电影院是1903年开设的东京浅草电气馆，京都在1908年也开设了西阵电气馆等好几家室内电影院，尤其以横田商会开设的新京极电气馆最为著名。1910年，横田在京都二条城西南角楼的下面搭建了一个摄影棚，开始拍摄一些古装剧和武打片，后来就是与其他公司一起组建了日本最大的“日活”。1920年，由京都出发去东京创业的松竹合名会社创建了松竹电影公司。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东京的电影公司全都转移到京都来了。松竹在京都的下加茂（今左京区下鸭宫崎町）建造了摄影所，“日活”也在北区大将军一条町建造了日活关西摄影所。由于京都拥有强大雄厚的演剧力量，一时间以古装剧为主体的电影就在京都兴盛起来了。1935年前后，电影跨进了有声时代。日本最著名的日活、松竹、新兴电影等十来家电影公司纷纷集聚在京都偏西北的太秦这个地方，后来太秦被称为日本的好莱坞，京都成了日本电影制作的主要舞台。二战以后，日活改为“大映”，新兴电影分成了“东横”和“东映”。1960年前后，太秦汇聚了12个大型摄影棚。一直到1970年代，随着日本电影业的衰微，京都作为日本电影之都的地位才慢慢陨落。如今太秦已成了大型的电影游乐场，即游客们常常光顾的“太秦电影村”。

进入近代以后，京都也成了除东京之外全日本水准最高的学园都市，这在下篇再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