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的三大都市之一

纵观世界文明史，在一些文明的中心区域，真的很难寻到长达200年以上的和平年代。人类对于利益和权力的渴求，引发了无数的猜忌、倾轧、纠葛和争斗，导致了兵戈扰攘、刀光剑影的不断迭现。日本列岛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在17世纪至19世纪的中叶，日本得到了罕见的250年左右的和平时期（期间也曾有1600年的关原大战、1614—1615年的大阪之战和1637—1638年的岛原之乱），这就是最后一个幕府执政的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可以叙说的事情当然有很多，但本书主要讲京都，也可稍稍扩展一下，讲到江户时代形成的三大都市。除了京都之外，还有江户和大阪（那个年代，大阪都写作大坂）。京都，因为始终是一个朝廷所在的王城，所以在三大都市中具有鲜明的特色。

1603年，德川家康将幕府正式设置在江户时，江户还只是一个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的“城下町”（以日本式城楼为中心形成的城镇），此后因为幕府当局实行了“参勤交代”制度以及要求各地大名的妻儿长住江户以作人质，开始了“天下普请”的大建设。幕府要求各地大名派出人夫参与江户的扩建，削平山头，填埋洼地，架桥造屋，大兴土木。到了1633年，新的城市已经轮廓初现，渐成规模，宽永时期（1624—1644年），町人（市民，不包括武士阶层）人口达到了15万。江户历史上曾屡遭大火的毁坏，其中以1657年的明历大火最为严重，几乎烧毁了大半个江户城。此后又制定了新的城市建设规划，着手新的建设，规模也愈加壮大。据18世纪上半期的人口调查，町人人口超过了50万。一般认为，武士的人口也有同样的数量，那么到18世纪前期，江户已是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了。

大阪位于近畿地区，与王城的关系密切。645年大和朝廷还曾在此地建造过难波宫，但不久就遭到冷落。15世纪时，其南部的堺，作为一个与海外进行贸易的窗口，曾经相当兴盛，在战国时期又衰落下来。直到1583年丰臣秀吉建造了大坂城，大阪再次在日本历史上崛起，依靠便利的港口和海运，在江户时期发展成为一座大城市。关西一带的各种货物，尤其是食品，包括酱油、稻米、果物、蔬菜，多在大阪集散，大阪被称为“天下的厨房”，也由此孕育了一大批商人。到了19世纪初，大阪也汇聚了将近50万的人口，成了江户时代日本三大都市之一。

由于长达260余年的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再加之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孤岛状态，已经在近两千年的历史积淀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列岛特色的日本文化，在江户时代便渐渐地蕴积、酝酿、催发、生长出诸多成熟的形态和样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现今人们所熟识的日本传统文化，大部分竟是在江户时代才正式定型、正式登场、正式展现出身姿的。比如戏剧中的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诗歌中的俳句，绘画中的浮世绘，通俗小说的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草双纸、洒落本、读本、滑稽本、人情本等，可以说都是以江户为中心的都市文化的代表形式。饱暖思淫欲，商人和工匠的大量诞生，也催发了青楼业的兴盛，在日本桥附近的吉原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红灯区，日语称为“游郭”。后来虽因火灾地点有迁移，盛况却是长久不衰，而京都则以“岛原”最负盛名（有关京都的游郭，本书的下篇中再叙说）。

在这260余年中，就政治或实际的权力而言，江户无疑已经成了全国的中心，但是朝廷依然在京都，它仍然是一个王城。武将或武家们大都去了江户，这倒使得京都原有的公家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酵和成熟，同时因为京都厚重的历史底蕴，有影响力的寺院和神社大都依然集聚在京都，不只是集聚，由于两百多年的和平岁月，还有了长足的发展。江户成了政权中心之后，人口迅速膨胀，物流发达，在17世纪下半叶已经成了全国的经济中心，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京都的丝织、印染等传统手工产业一直拥有自己的优势。至于文化，相对于江户和大阪的庶民性，京都则试图在庶民和公家（宫廷）、寺家（寺院文化）三个领域都显出自己的优位性。

总体而言，江户时期，德川幕府与朝廷之间基本上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幕府对朝廷在财政上给予了稳定的支持，也对朝廷表现出了相当的尊重，而朝廷则一般不干涉幕府的政令，实际的国家行政一直由幕府在施行。而在京都，体现朝廷和幕府存在的，就是江户时期兴建的御所和二条城。

由于战国时代的长期战乱，到16世纪后半期，天皇居住的所谓御所，已经到了相当惨淡的境地，当时被人描写为“偏远地区的一所民居”。织田信长进入京都两年后的1570年，开始着手对御所进行修整。丰臣秀吉掌权后，差不多花了两年的时间改建了紫宸殿、清凉殿，对御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在这一过程中，狩野画派的重要代表狩野永德率领自己的一干弟子，在御所几个殿堂内创作了诸多色彩绚烂、富有装饰效果的障壁画，大大提升了御所内的亮色。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创了幕府，并获得了朝廷授予的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后，也对朝廷伸出了橄榄枝，再度对御所展开了整修，先是为后阳城天皇建造了院御所，继而又在1612年为后水尾天皇重新建造内里（宫城）。后来，在整个江户时代的两百多年中，一共对内里进行了8次营造。尤其是在1708年的宝永大火之后，将内里也就是御所的范围划定在乌丸通以东、丸太町通以北，命令原本这一带的居民迁移至鸭川以东（那时候鸭川以东是在丰臣秀吉建造的城墙御土居之外的所谓“洛外”）。如此一来，今天京都御苑的范围就全圈给了朝廷，人们如今看到的京都皇宫—御所，是在1854年大火之后于1855年复建的。

1869年，明治天皇在新政府的请求下，迁都江户，改名东京。于是，东京成了日本正式的首都（而不只是幕府政权的所在地），朝廷也迁离了京都，京都作为一座都城的历史，由此画上了休止符。那时，居住在御所周边的王公贵族们，也纷纷跟随天皇迁居到了东京。一时，不仅御所空落冷寂了起来，周边公家的宅邸，也成了荒无人烟的空巢。有将近20年的时间，这一带变得相当的萧索。有感于此，明治天皇便下令保护御所，于是京都当局便将这些渐趋破败的贵族宅邸拆除整顿，才有了目前御苑的模样。

御苑，我曾经去过几次，如今已宛如一个巨大的公园，四周是高大的宫墙，也称外郭，南北有今出川御门、堺町御门，东西有乾御门、石药师御门等可出入，里面树木苍翠，多少还留存着些许皇家的森严气象。御苑向国内外所有人开放，无须门票，自由进入，原先皇室居住地的御所，只是在一年之内作有限的定期开放，现在除了周一和新年假期之外，已全年开放。我曾经进入过一次，那时还是限期开放，是在2010年的11月，秋意正浓，是赏枫的时节，御所内虽也有庭院，却似乎并无特别让人迷醉的红叶，那天游人如织，有点摩肩接踵的感觉，却毫无嘈杂的喧嚣。那时，国内来的游客还很少。与北京的故宫相比，所有的建筑，均无灿灿的琉璃瓦，也没有朱红或明黄的亮色。取代了以前太极殿功能的紫宸殿，是御所内最主要的大殿，宽33米，进深23米，比奈良东大寺的大佛殿要小多了，主要用于天皇的即位和重大的仪典。远远望去，是一座有些素朴的大建筑，殿前是一片开阔地，地面铺着白白的细石，踩上去沙沙作响，很容易损伤鞋子。屋顶是扁柏树皮铺设的，有一种暗旧却洁净的感觉。梁柱门楣都是黑漆漆的，自上而下的窗户，却是由白纸糊成，一眼望去，只是黑白两色，简素而耐人吟味。与我在奈良看到的新复建的平城京太极殿，风格迥然相异。御所内的所有建筑，几乎都是灰黑的色调，或是建材的原色，很难让人生出皇家的富丽感。御所东西长250米，南北长450米，与紫禁城的规模，自然完全不可比肩。御苑内还有一处迎宾馆，是国宾级人物的下榻之地，也可供人参观，需购门票。还有一处称为仙洞御所，与大宫御所合为一体，平素并不开放，需要在宫内厅京都事务所预约，行期匆忙的游客，很难在短期内预约成功。御苑内还有三处神社，可自由观览。拾翠亭，也是游人常常光顾的一个景点。只是要记得，这并不是遥远的古迹，这只是100多年前重新修建起来的新构，但它依然让无数游客的眼前，浮现出了一个古都的意象。

二条城，是体现江户幕府在京都权力的所在，现在已是京都的重要景点。关原大战后的1601年，德川家康基本上已平定了天下。那时他还没有在江户开设幕府，但其权势已是如日中天，于是就吩咐西日本地区的各个大名，征召劳役和准备资材，帮他修建德川家族在京都的居所，由京都的所司代（治理京都的最高长官）板仓胜重担任工程的总指挥。这就是1603年时差不多建成的二条城。那一年他刚好获得了征夷大将军的任命，于是就在二条城内接受了部下的庆贺。二条城虽然后来也有毁损，但地点与最初大致无异。有意思的是，二条城的背面就是当年丰臣秀吉建造的聚乐第，东北面是当年织田信长为室町幕府最后一代将军足利义昭建造的旧有的二条城。

德川家康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二条城，就有自己的幕府是继室町幕府之后又一个正式幕府的意思，因此名称相同。1611年，后水尾天皇继位的时候，他再次来到了京都。1614年和1615年两次与盘踞在大阪城内的丰臣秀吉的儿子丰城秀赖开仗的时候，作战的大本营就设在二条城。此后，为了迎接后水尾天皇的入住，德川家康的孙子、江户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下令对二条城进行改扩建，1626年扩建工程完工后，天皇家族在城里住了5天。家光的目的是向天皇显示自己的实力和威望。1634年，家光率领了号称的30万大军，浩浩荡荡进驻京都，下榻在二条城。之后留下200多人驻扎在城内，算是驻守的军队，显示幕府力量的存在。后来幕府的将军几乎就再也没有来过京都，二条城只是显示他们权势的一个存在而已。

二条城在1750年的时候进行了改建，整个二条城的面积，包括本丸（内城）和二之丸（外城），共有27万平方米，规模很大。城内的天守阁是从以前丰臣秀吉建造的伏见城那里移建过来的，后来遭到了雷劈而被烧毁，就再也没有重建过。1788年即天明八年1月京都发生大火，二条城本丸以及部分的角楼、大门被大火烧毁，只留下了二之丸，其中的御殿、庭园以及东南的角楼、唐门等比较有价值，今天的游客去那里，主要也是看这些，不过，若是对日本的这段历史不甚了了的话，看了恐怕也会有些云里雾里。

1860年代初，德川幕府的势力已经有点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因为在1858年与英美法俄诸国签署了通商条约后，西方的势力陆续进入日本，引起了朝廷和部分藩国的恐慌。于是部分藩主与朝廷联起手来，举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号。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就在1863年来到京都（此前的第4—13代将军都没有来过京都），与天皇等攘夷派商议对西方强硬的路线。最后不愿意退让的幕府派出了“新撰组”到京都来刺杀攘夷派藩主，导致了1864年“禁门之变”在京都发生。1866年，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来到京都，在二条城接受了天皇授予的征夷大将军的任命。翌年，迫于尊王（即要求幕府将军下台、恢复天皇的亲政）势力的压力，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二条城内二之丸的御殿大广间（即面积最大的正房）宣布“大政奉还”，即把权力交还给朝廷。历时265年的德川幕府在形式上就此于二条城内谢幕（实际上翌年还有一场武力的较量）。

当然，人们今天到二条城去，也可以撇开这些有点无聊的政治风云，只需静静欣赏江户时代留下的建筑和庭园就好。

由于江户时代两百多年的和平，京都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安宁和发展。据日本学者的研究，1634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到京都来的时候，京都的人口有41万人，之后大概一直维持在40万左右；而在较晚的1692年，大阪的人口约在34.5万人；在18世纪的1716—1736年间，江户町人（城市居民）的人口在50万左右（不包括较为庞大的武士阶层），这在近代以前，算是相当大的都市了。京都的安宁和发展，除了上文述及的皇室的御所、将军的二条城的修建和长期留存之外，还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产业和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在京都有传统优势的产业，诸如西阵织、唐织、纹纱、绢丝等的兴盛，由此带动了印染业的发展，诸如绀染、梅染、茶染、蓝染等。其他还有武器、铠甲类的武具、佛具、美术工艺品、日用杂货品、食品等。各个行业还出现了规模不同的行业公会，以保护各自的利益。这时候，平安京时代城市的条坊制形式虽然延承了下来，但早年围绕坊而建造起来的围墙早已崩塌，彼此阻隔的墙垣早已不见了，甚至连坊的名称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开放的格局。这样的产业和商业的繁荣，也为近代大商家的出现提供了温床。比如1673年从伊势（现三重县）松阪来到京都创业的三井家，在新町六角下町开设了吴服店“三井越后屋”，用实价现金销售（不虚设高价，也不赊账），价格公道合理，以品质取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生意日渐兴隆。以后又在江户开设了同一屋号，并在京都江户两地，开设了汇兑金融业务，成了著名的京都商人。如今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大百货公司“三越”，其名称就来源于“三井越后屋”。早已跻身世界五百强的日本综合商社三井物产，最初也是由三井家开设的。

其次是城市的扩大和繁荣。丰臣秀吉进行京都城市大改造时，为确定“洛中洛外”的区域分割，在洛中的周边围建了“御土居”这一夯土墙。那时东面以鸭川（包括它的上游加茂川等）为界，河的东面就是洛外，也就是市郊，相对比较荒凉。江户时代，鸭川以东的地域，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如今十分热闹的祇园一带和冈崎公园及其周边，已经成了京都市区的重要部分。南部的七条一带，一直被列为下京，相对比较萧条，随着西本愿寺和东本愿寺的崛起，周边形成了一个以寺院为中心的街区，居民渐渐集聚起来，佛具香烛的生意也随之兴隆。另外，市内水运业的发达，也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以及相关产业商业的兴盛。最著名的便是运河高濑川的开凿和运营。日本的内河，因其地理环境的因素，除了入海口等少部分河域之外，大都落差较大，水流湍急，且河水较浅，河床卵石突起，几乎都不适宜于航运，这同样也给京都的物流带来了不便。当时的大商人角仓了以就带着他的儿子，在得到官府的允准后，于1614年开凿了高濑川这条运河。比起中国的京杭大运河来，高濑川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在今天的京都鸭川的西侧，当你看到樱花树枝摇曳婆娑下的这条清浅的小河时，只会觉得风情万种，若无人告知，恐怕万万不会想到，这居然是一条江户时代在京都水运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人工开凿的运河！高濑川全长10千米，宽约7米左右，水深不及半米，由鸭川（鸭川本身不宜航行）引出，再往南注入宇治川，通往大阪。如此窄、如此浅的一条小河，是如何来运送物资的呢？运河的开凿者发明了一种特制的窄而长的平底船，吃水极浅，加上运河的河床是用细石铺设，没有高低起伏，也不会淤积河泥，运送一般的物资以及木材，竟然可以畅通无阻。运河的开通，促进了京都的物资流通，也带动了沿岸码头仓库的兴隆，聚集了人流和人气。两岸一带随之开出了多家相关的商号和店家，也造就了鸭川东西两岸的繁盛。

再次，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文化领域的灿烂。丰臣秀吉当政的时候，为自己修建聚乐第，为皇家修复了紫宸殿、清凉殿等，再后来营造伏见城（日后这一带种植了大片的桃花林，每到春天便成了姹紫嫣红的世界，人们就把伏见城又称为桃山城，这一时期绚烂的文艺也被称为桃山文化），等等，都要对殿堂内部进行装饰，由此带动了狩野派画风的走红。狩野一派在整个16世纪末到18世纪的两百多年中，因其既蕴含了优雅的文人画的元素，又具有明显的装饰性风格，一直受到公家、武家和町人阶级的欢迎。到了17世纪20年代，又涌现出了本阿弥光悦、俵屋宗达等创作的富有文人画气息的杰作。在他们的影响下，到了17世纪末的元禄年代，诞生了尾形光琳、尾形乾山兄弟这样出色的工艺美术家。由他们创建的光琳画派，引领了这一时期日本的工艺美术世界，或者说光琳派与狩野派交响在一起，构成了江户时代日本工艺美术界的主旋律。而狩野派也好，光琳派也好，都创建于京都，并且以京都为舞台崭露出了头角。江户时代的京都，同时也是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地方，后来风靡于江户的日本朱子学，就是由藤原星窝在京都创建的。藤原星窝少年时即来到京都，在曾是京都五山之一的相国寺学习禅学和儒学。1590年结识了作为朝鲜通信使来到京都的许筬以及丰臣秀吉从朝鲜强行带来的程朱理学家姜沆等，为其宣讲的朱子学所倾倒，日夜研习，学问日深，此后便以朱子学者闻名天下。晚年退隐于京都北郊的市原野，门下培养出了后来声名远扬的林罗山等日本朱子学大家，以至于日本的朱子学被称为京都学。林罗山后来经藤原星窝的荐举，1629年离开京都前往江户，当上了德川家康的侍讲。日后在江户开建家塾，宣讲朱子学，以至于后来朱子学成了江户幕府的官学，其实最初的发祥地都在京都。

京都不仅是一个雅文化或学术文化的孕育地，它也孕育了庶民文化。社会稳定、产业发展催生了町人（其中很多主要从事各种商业）阶层的诞生，他们更多地追求消费性的文化，于是最初在大阪和京都联动产生的、由出版印刷业推动起来的各种书刊画本受到了民众的喜爱。日本的活字印刷技术，最初是由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时从朝鲜半岛带回来的。在江户时代之前，日本的印刷业几乎为寺院和官府所垄断，寺院主要是印制佛教经典和各种普及读本。17世纪初，民间的印刷业也借着活字印刷技术的东风，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大阪和京都的街坊，假名草子等各种通俗文学读本受到了读者的追捧。到了17世纪中期，位于京都二条高仓东入的风月堂、二条乌丸西入的平乐堂、锦小路新町西入的文昌堂等，都是出版书肆的大佬。17世纪下半期，是京都出版业的高峰期，京都共有70—80家出版商。1693年共出版了7 300种书刊，佛教经典、俳谐作品、和歌集、儒学汉诗集、通俗小说类等，门类繁多，每一种书刊的印数在800—8 000册。书肆中，最负盛名的要数位于六角麸屋町誓愿寺下的“八文字屋”，由八文字屋自笑创办，专门出版一些通俗甚至有些低俗的市井小说。17世纪末，与京都出身的浮世草子（通俗小说的一种）的作者江岛其碛联手推出了一系列以市井生活，尤其是商人的吃喝玩乐为主题的小说，来迎合一般的町人读者，一时大卖，尤其以《倾城色三味线》最为走红。18世纪以后，出版业和娱乐业的中心渐渐转到了江户，京都的这些行业就有些凋敝了。

京都在进入18世纪后的渐趋凋敝，与一百多年间发生的三次大火可谓紧密相关。

第一次史称宝永大火，发生于1708年3月8日的凌晨，位于京都中心区的油小路通附近的一户商家起火。火势在西南风的煽动下，向北烧到了今出川通，向南烧到了锦小路通，西止于油小路通，东到鸭川河畔。皇室所在的御所和诸多王公贵族的住宅都遭到了大火的侵害。大火共烧毁民房10 351幢，寺院和神社119处，大名的宅第21处。京都的中心区域几乎全被烧毁，城市受到重创。

第二次史称天明大火，1788年正月三十日开始，起火于鸭川东岸团栗辻子的民家。火势趁着大风，不仅席卷了东岸的大部分建筑，而且越过了鸭川一直蔓延到西岸。由于当时缺乏有效的消防设施，加之建筑都是木结构，大火一直燃烧了两天两夜才平息。燃烧的范围，北到鞍马口通，南到七条通，东到鸭川东面，西到千本通，几乎涵盖了大半个京都。共有3.7万幢房屋被烧毁，6.5万户人家流离失所，连朝廷所在的御所、将军住地的二条城以及规模宏大的东西本愿寺都被烧毁了大半。在留存下来的文献记录中，这或许是京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大火，整个城市以及市民的生活和都市的产业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很多产业被迫流向其他地区，京都的一些传统的优势产业诸如染织业、酱油酿造业等从此走向衰落。

第三次则是由兵戎相见引发的大火。时代已经到了江户幕府的末年，围绕尊王攘夷的问题，长州藩（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口县）与幕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立。长州藩企图重新扶植并鼓动朝廷来与幕府对抗，结果在1863年遭到失败而退出了京都。但他们心有不甘，翌年的1864年7月再度进入京都，于18日晚上突袭京都御所，企图胁迫天皇来与幕府相拮抗，结果与萨摩藩和幕府的联军发生激战。这场事变日本历史上称为“禁门（禁门就是皇宫也就是御所的大门）之变”。当时洋枪洋炮已经传入，不只是简单的冷兵器之间的互相击杀，炮火还引燃了今天御苑西面的“蛤御门”。战火从御所传出，蔓延到了京都的部分街区，范围向北到了丸太町通，南到七条通，东到寺町，西到东堀川，也就是说今天京都的中京区和下京区的大部分都被殃及。幸好御所本身（烧毁了几处木门）以及二条城、西本愿寺等幸免于难，但是东本愿寺、六角堂、本能寺等都被烧毁。遭难的居民共2.7万户，中心城区的60%被焚毁，损失惨重［有关京都的火灾，主要据伊东宗裕的《京都の火災図 京都市歴史資料館蔵大塚コレクションについて》，载《京都歴史災害研究》第9号（2008年）、中村琢巳等《都市大火史から見た近世京都の景観研究》，《京都歴史災害研究》第14号（2013年）等］。这差不多是京都历史上最后一场遍及全市的大火灾了。

从1708年开始到1864年，这三场大火对于京都的打击都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天明大火，因此京都从18世纪末期开始进入了衰退期，而与此同时恰好是江户迅速崛起的年代。但江户幕府本身终于在倒幕力量的联合进攻下，于1868年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幕胜利的萨摩、长州诸藩组成了新政府，拥戴天皇重新执政，改年号为明治。

此时京都经历了三次大火，尤其是“禁门之变”，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在1868年的时候还没有恢复过来，于是主流意见便主张迁都江户，并改江户为东京。这一年的9月20日，在京都的御所紫宸殿内举行了即位仪式的年少的明治天皇（那一年才16岁）出发去东京，历经长途跋涉（当时还没有铁路和现代公路）后抵达，象征着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王权东移。然而在年底的时候，他又回到了京都。也许他觉得新年还是要回到自己熟悉的京都御所度过。但是1869年的3月7日，他再度踏上了前往东京的旅程，历经20余日，于28日抵达东京。原先将军的居所经修缮后成了他的新御所，这就是今天东京的皇居。鉴于当时京都大部分人反对迁都的呼声，天皇也非常为难，他并没有正式发布迁都的诏书，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迁都这一重大的动作。9月24日，反对天皇东行的市民包围了京都御所，有数千人集聚在御所东面的石药师门，群情激动。留在京都的长官和京都府知事就宣谕民众，应允说天皇在明年的3月将会回到京都举行传统的皇家典礼大尝祭，民众的激情这才平息了下来。到了天皇东行不久的10月5日，年轻的皇后也出发去了东京。而翌年春天的大尝祭最后也没有在京都举行，黄鹤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在京都的公卿外山光辅等人就试图通过武力迫使天皇重新回到京都，这一计划被发觉后，这些人在1871年3月被抓了起来。随着新都东京的奠定，原先在朝廷里供职的众多王公贵族就以加入明治新政府的形式，连同众多侍从、仆役也一并迁移到了东京。京都在幕府末年号称有7万户（1户大约有6—7人）居民，这时减少到了6万户（据朝尾直弘等的《京都府の歴史》，第275—276页）。

以御所为首的京都一些中心区域，一下子人去楼空，变得冷寂萧索起来，一时间民众也是人心惶惶，不知未来前景如何，唯有白云千载空悠悠。而随着那些有钱的王公贵族的动迁，原本比较高级的手工艺品的消费市场也大大萎缩，京都的传统产业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原先一直受到有地位的武士和大名支撑的各种传统文化（诸如茶道、花道、演艺、舞蹈等）的家元也失去了保护者，传统文艺迎来了一个有些艰难的考验期。不仅如此，当时的皇室与京都及周边的寺院有着特别的关系，朝廷及众多王公贵族的离去，割断了这一特殊的联系，各家寺院也都感到了一阵凄凉。

实际上，这就是近代大幕拉开之际京都最后的图景。作为京城，它已不复存在；作为古都，它的中心区域已被历代的劫难和大火糟蹋得满目疮痍。都城地位的失落，大大减弱了它昔日的金环与威光。因此，当时留给世人的京都，并不完全是一座屋甍鳞次栉比、荡漾着晨钟暮鼓、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古城。

我在本书中屡屡写到了京都这座城市因宫廷的内讧、宫廷与武家之间的争斗，以及公武两者各种犬牙交错的利益纷争而引发的各种战乱，还有火灾、水害、流行的疫病、饥荒等给京都这座古城带来的频频破坏，并不是要刻意渲染京都的阴暗一面，而只是想让今天流连徜徉在古都街巷的观光者知晓，作为古代京城的这座都市，由历史积淀起来的地面上的有形物象，其实大半已随着历史的风尘而灰飞烟灭了。今天人们看到的所谓古老的京都，大都是19世纪中叶及以后的留存，我们只能通过这些不太久远的物象，来触摸、来感受这座古都悠长的历史脉络。事实上在人们的视觉和脑海中浮现的古都意象，更多的只是一种幻象，或者说是后人努力修复的实像与虚像交错叠合的图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