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引言：变革
在西方历史中，每隔几百年就会有一次急剧的变革。我在之前出版的一本书[1]中称之为“时代分水岭”（divide）。短短几十年内，社会对其自身，它的世界观、基本价值观、社会与政治结构、人文学科以及重要机构等，进行了重组。50年后，又会出现一个新世界。此时出生的人已经无法想象过去父辈、祖辈出生和成长的时代风貌了。
如今，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变革中。它正在创造“知识社会”，这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
13世纪曾发生过这样的变革：当时的欧洲几乎一夜之间就转向了以新兴城市为中心的格局。此时开始出现的城市行会（guilds），成为新兴的社会统治团体；长途贸易开始复兴；哥特式（Gothic）建筑显赫地耸立于城市中央，成为资产阶级的象征；锡耶纳（Sienese）画派作品开始流行；人们再次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视为智慧的源泉；城市大学取代遁世的修道院，成为文化中心；城市新兴的天主教修道会，如多明我会（Dominican）与方济各会（Franciscan），肩负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几十年间，人们放弃拉丁语改用母语写作，但丁亦因此开创了欧洲文学的新时代。
约200年后，从1455年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西方）活字印刷术到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的60多年间，欧洲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在此期间，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兴盛期，1470～1500年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达到了高潮；古希腊、古罗马精神再现；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西班牙创建步兵团，这是自罗马军团之后欧洲第一支常备军团；对解剖学的重新探索，启蒙了人类科学的研究方法；西方世界开始广泛使用阿拉伯数字。我再次强调，生活在16世纪20年代的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他们的父辈、祖辈出生和成长的时代风貌了。
下一场重大变革则始于1776年。这一年，美利坚合众国诞生，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从这一年开始到滑铁卢战役（1815年）的40年中，现代社会所有的“主义”（isms）纷纷诞生——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工业革命均产生在这一时期。这40年见证了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1809年）的诞生，教育开始普及。这40年带来了犹太人的解放——到18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的势力已凌驾于王侯之上。这40年，实际上诞生了全新的欧洲文明。我再次重申，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的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他们的父辈、祖辈出生和成长的时代风貌了。
又过了约200年，今天，我们同样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然而，这场变革将不再局限于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之一。从此以后，不再有“西方”历史和“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但后两者的实质是“西方化”的。至于这场变革的开端是什么尚存争议，一种说法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第一个非西方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另一种说法是计算机的诞生和普及使信息成为社会运转的中轴。我自己的看法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该法案资助退伍军人接受大学教育——如果再早30年，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话，这种做法绝对会被认为毫无意义可言。这项法案本身以及美国退伍军人对其产生的强烈反响标志着人类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未来的历史学家极有可能将其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
很显然，我们仍处于这场变革之中。如果历史能成为向导指引我们前进的话，那么这场变革将会在2010年或2020年完成。然而，这场变革已然波及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及道德等诸多领域。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同样无法想象他们的父辈、祖辈（例如我这一代人）出生和成长的时代风貌了。
始于1455年的那场变革，将欧洲从中世纪经文艺复兴运动带入近代社会。直到50年后，随着哥白尼《短论》（Commentaries，1510～1514年）的完成，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穹顶上的巨幅作品《创世纪》（1508～1512年）的竣工（该作品实现了对所有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融合与超越），马基雅维利《君主论》（Prince，1513年）的收笔，以及重建天主教的首次特伦托会议（Tridentine Council，16世纪40年代[2]）的召开，人们才第一次真正地理解了这场变革的意义。
接下来的一场变革，也就是200多年前发生的那场变革，则是在那60多年后，通过托克维尔（Tocqueville）两卷本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840年），人们才开始分析、理解这场变革的意义。
我们早已迈进全新的知识社会，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修订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时代的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因此，这本书要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已被我们抛在身后的时代。用新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变革，可能会有一些令人吃惊的收获（对我来说，的确如此）。
现在就来预测知识社会的未来之貌，未免太过冒险。至于未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问题以及这些重大问题将会出现在何处，我相信我们已经掌握了其出现的可能性，在诸多领域，我们甚至能描述出哪些做法是行不通的。大多数问题的“答案”仍孕育在未来之中，到时方能揭晓。但现在我们就可以肯定，当今世界的价值观、信仰、社会与经济结构、政治观与政治制度乃至世界观，在未来经过重组之后，其变化之大，远非我们现在所能想象。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及其结构领域，基本的改变业已发生。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新社会一定是一个知识社会，而知识必定是其首要的资源，这就意味着新社会必定是一个组织社会（society of organizations）。在政治上，我们已经从有400年历史的主权民族国家转变成多元政体，民族国家不再是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的唯一单位。我所称的“知识社会政体”指的是跨国性的、地区性的、民族国家的、地方性的甚至是部落性的政治体系，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共同存在。其中，民族国家虽然仍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已弱化成为众多存在形式中的一种。
正是因为上述情形均已发生，所以我们才可以对这些情形加以描述。这也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知识社会及其政体
大多数人知道或至少能意识到，发达国家正在进入知识社会。可以确信的是，市场仍将在经济活动中起到有效整合的作用。实际上，有些发达国家早已步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正在迅速成为新生阶级的社会，知识正在迅速成为社会的核心资源。
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受到两大阶级的主导：一个是资本家，他们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另一个是工人，卡尔·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他们被剥削且依附于人。“生产力革命”始于1883年，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发达国家到达巅峰。正是因为这场革命，无产阶级第一次跻身于“收入丰厚”的中产阶级队伍。1950年左右，虽不再被称为“无产阶级”但仍属“劳动力”的产业工人似乎主导了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可是，随着“管理革命”的兴起，从事制造业的蓝领工人数量急剧下降，而其权力与地位的下降幅度尤为明显。到2000年，发达国家从事制造业和运输业的传统工人数量估计不会超过该国总劳动力人口的1/6，甚至不足1/8。
资本家在权势、地位等方面到达巅峰的时间很可能更早，大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最晚不会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那时起，资本家的权力与声望就无人可以匹敌，他们之中有美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卡耐基、福特；德国的西门子、蒂森（Thyssen）、拉特瑙（Rathenau）、克虏伯（Krupp）；英国的蒙德（Mond）、丘纳德（Cunard）、利华（Lever）、维克斯（Vickers）、阿姆斯特朗；法国的温德尔（deWendel）、施耐德；日本的大财阀家族，如三菱、三井、住友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资本家被“职业经理人”所取代，[3]这也是管理革命的首个成果。当然，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资本家活跃于各种报纸的社会版面，但是他们已华丽转身为“社会名流”，从经济事务中全身而退。商业版面主要关注的是“受雇的经理人”，如果提到钱，指的也是这些经理人收入颇丰的薪金与红利，但他们自己很少拥有或根本不拥有企业的任何资产。
在发达国家，养老基金取代了以往的资本家，逐渐控制了资金的供给与分配。以美国为例，1992年养老基金拥有该国各大企业一半的股份以及这些企业固定债务的半壁江山。养老基金的受益人当然是本国企业的雇员。养老基金由“新型资本家”（为数众多、姓名不详、按月领取薪水的雇员）管理，他们是这些养老基金的投资分析师和证券投资经理。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知识社会真正支配性的资源、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劳动者取代了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成为知识社会的主导阶级。
向知识社会的转变
向知识社会的转变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首次谈到“雇员社会”[4]（employee society）的话题，刚好是在1950年以前。大约10年后，我创造出“知识工作”（knowledge work）与“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这两个新词。在1969年出版的《不连续的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中，我首次提出“组织社会”的概念。因此可以说，本书的写作基于40多年的研究，而我之前提出的建议方案大都成功地经受住了时代的检验。
我们早已进入一个与以往社会大为不同的新社会，本书的写作于是成为可能。本书的基调不是预测性的，而是描述性的；本书的目的不是空想未来，而是呼吁社会立即行动。
这个新社会就是知识社会，我们现已身处其中。我再次强调，这种社会必然以自由市场作为整合经济的唯一机制，它不可能是“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仍会继续存在，只是其中的一些组织机构（例如银行）在未来会扮演极为不同的角色。但是，知识社会的重心，比如它的社会结构、社会与经济动力、社会阶级、社会问题等，会和过去250年的主要表现方式不同。而社会的政党、社会团体、社会价值体系、个人与政治承诺等重大议题都将会得到更明确的体现。
知识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也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生产资料”，将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经济学家称之为“土地”），也不再是劳动力。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它一定是“知识”。主要用来创造财富的源泉不再是生产所需的“资本”，也不再是“劳动力”。现在，价值由“生产力”与“创新”来创造，二者都将知识运用于工作之中。在知识社会中，主导力量一定是“知识工作者”，正如资本家知道如何将资本用于生产一样，管理者、专业人士和雇员等知识工作者懂得如何将知识用于生产。事实上，所有这些知识工作者受雇于各种组织，但与以往的雇员不同，他们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说他们拥有“生产资料”，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前面所说的）在发达国家迅速出现的养老基金制度，成为真正的所有人；说他们拥有“生产工具”，是因为这些人拥有知识，可以随意将知识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所以，知识社会所面临的经济方面的挑战，一定是知识工作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问题。
知识社会所面临的社会方面的挑战，将是另一个阶级（服务劳动者）的尊严问题。通常来说，服务劳动者缺乏成为知识工作者所需的教育资源，几乎在任何国家，甚至包括高度发达国家，服务劳动者都是社会成员中的多数。
基于价值观与审美观念的不同，知识社会将形成二元对立的局面。虽然这种对立已明显存在，但它不同于英国小说家、科学家及政府官员C.P.斯诺1959年在其《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所说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而是“知识人”（intellectual）与“经理人”（manager）之间的对立，前者强调文字与理念，后者强调人际与工作。因此，用一种全新的整合办法消解二者之间的对立，将是知识社会在哲学与教育方面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超越民族国家
1991年多国部队制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军事行动，标志着400多年来主权民族国家始终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的主角地位的终结。
这种多国部队对某一个国家采取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必然会将1991年2月发生的这一事件列入大事表。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一致反对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置国民情感于不顾，甚至牺牲自己的国民利益去打击恐怖主义。现在，大家却达成共识，认为反恐不能仅仅依靠各国政府独自应对，而需要各国联合行动，这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人们（尤其是美国的自由派人士）普遍认为，1991年制裁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主要是为了保护西方国家的石油供应，但这绝非事情的真相。实际上，如果伊拉克实际控制了科威特和沙特的油井，将会极其符合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因为这意味着石油价格会下降。科威特和沙特两国人口稀少，对石油出口带来的收入依赖性低；伊拉克的情况则大为不同，人口过剩，除石油外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因此，科威特和沙特两国希望降低产量，减少供给，以抬高油价，而伊拉克希望尽可能多地出售石油，增加供给，从而使油价下跌。
这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海湾战争前大力支持萨达姆政权，直到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公然开始恐怖主义活动，美国的支持才戛然而止。我认为，这也说明了萨达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相信美国为了保证低价石油的供应，必然会姑息他的入侵。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我所认识的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人都认为，美国只会对伊拉克发出口头警告，而不至于出兵干预。
1576年，法国的法学家、政治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在《国家六论》（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在此后的400多年中，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民族国家都是唯一的政治权力机构。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即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它成为世俗宗教的载体，肩负拯救社会的使命。事实上，作为以唯一权力机构形式存在的主权民族国家，发展到极致，就会发展出极权主义。
当下，政治理论和宪法仍适合于主权国家。在过去100多年中，主权国家的权力与势力越发强大，俨然成为“巨型国家”。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所熟悉的政治结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外交和军队等标准化部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近200个脱离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都已成为主权民族国家，苏联解体后，苏联的原加盟共和国也希冀成为主权民族国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40年中，主权民族国家正在逐渐丧失其作为唯一权力机构的地位。从国家内部来看，发达国家正迅速转变为多元的组织社会结构；从国家外部来看，一些由某国政府行使的职能的范围正在扩大，有的成为跨国的，有的成为地区性的（比如欧盟），还有的成为部落性的。
即便如此，民族国家并不会消亡。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依然是最有权力的政治机构，只不过不能像以前那样有绝对唯一的地位。它必将逐渐与其他机构、组织和决策者分享权力。因此，我们的问题是：民族国家保留的权力范围有哪些？哪些权力由国家自治机构来行使？我们如何定义“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和“跨国的”（transnational）权力机构？哪些权力仍由“地方性的”机构来行使？
这些问题会是未来几十年的核心政治问题。从细节上来说，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但未来的政治秩序必将有别于过去4个世纪的政治秩序。在过去的政治舞台上，国家无论大小和贫富，无论其宪政结构和政治信仰如何，均统一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在其领土范围之内行使主权。然而，我们正在步入（实际上已经步入了）“知识社会政体”。
“前现代”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人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终其一生致力于基督教国家的统一，但结果是徒劳的。他并不担心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或新教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宗教战争（其实这种战争的危险在他出生前就早已不存在了），他所担心的是一旦众人丧失对超自然的上帝的崇拜，世俗宗教就会接踵而至。他深信，世俗宗教必将压制人性自由，必将导致专制统治。
一个世纪后，这种担忧在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身上得到了验证。卢梭宣称，社会能够也应当统治个人，社会能够也应当创造一个“新亚当”，社会能够也应当创造普遍的人性的完美，但是，与此同时，社会能够也应当使个人服从于非个人的、超个人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即“历史客观规律”（objective laws of history）。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社会救赎在西方国家逐步演化为占主导性的信仰，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传播。但是，无论社会救赎如何将自己装扮成“反宗教”的，它在本质上仍属宗教信仰。虽然它采取了一些世俗手段，如禁酒、屠杀犹太人、广泛使用精神分析、废除私有财产等，但其目标仍是宗教的，即通过创造“新人类”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
也许，人类没有任何救赎的希望。有位拉丁诗人可能说得对：“人性往往前门进，后门出。”（意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许犬儒主义者说得对：“人性中根本就没有美德、善良和无私，只有自私和虚伪。”（虽然我在人生中的黑暗时刻曾这样提醒过自己，但事实并非如此。）
未来会出现何种信念，我们还不得而知，唯一能做的只有希望与祈祷。也许我们只能忍耐和顺服，也许我们只能寄望于通过传统宗教的复兴来解决知识社会中个人的需求与挑战。美国近来激增的新教、天主教以及诸多不知名教派的“田园式”教堂就是某种预兆。
预测未来不可能发生的事要比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容易。日本作家堺屋太一（Taichi Sakaya）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本畅销书（《知识价值革命》，讲谈社国际出版社，1991年）中预测：未来我们将不会看到对物质和技术的抗拒，也不会听到“重返中世纪”的呼声。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与技术的传播，使“重返中世纪”的梦想不再可能实现。
救赎、自我重生、灵魂提升、善良、美德等“新人类”所应该具备的特征将来很可能作为某种只属于个人的特征而存在，而非社会目标与政治方案。社会救赎信念的终结必然代表某种由外向内的转变，这种转变强调个人的重生，甚至导致向个人责任的回归——至少我们希望如此。
第三世界
本书论述的重点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及其他亚洲新兴的发达国家等，而不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这么认为，那肯定是非常愚蠢的。目前，世界人口的2/3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到这场变革的末期（2010年或2020年左右），这一数字将达到3/4。不过，我认为，在今后的一二十年中，极有可能出现新的、惊人的“经济奇迹”——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几乎一夜之间就发展成为经济强国。这种转变甚至比过去40年中（也就是从我们刚刚开始讨论“经济发展”的时候至今）发生的还要剧烈。
北起天津南至广东的中国高度城市化的沿海地区，具备了经济高速发展所要求的所有因素。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尊重知识且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与“海外华人”的紧密联系，使其可以分享“海外华人”的资本、贸易网络和知识型专业人才。如果这些有利资源得以有效利用，就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拉美地区的几个主要大国也是如此，它们同样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墨西哥经济已经起飞，而巴西一旦鼓足政治勇气，效仿墨西哥的成功经验，废除1970年开始实施的而后被证明是失败的（实际上是自杀性的）政策，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样可能会震惊世界。
发达国家并不能独善其身，它们必须与第三世界国家辅车相依。如果后者不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定会有大批移民涌入发达国家，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承受能力。
因此，讨论知识社会及其政体所面临的挑战、机会和问题，只能从其发源地（也就是发达国家）入手。
社会、国家与知识
本书论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知识社会、知识社会国家以及知识本身所面临的新挑战。然而，本书未论及之处远远超过所涉及的话题。它不是描述“未来”的历史进程，而是着眼于“当下”。
本书即将讨论的三大主题——社会、国家与知识，是按照“可预知性”的顺序依次排列的，而不是按照“重要性”，否则本书最后一章“知识人”的探讨将会出现在第一章的位置。关于知识社会，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及其原因；我们也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及其理由——至少大致知道，而且其中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关于知识社会国家，我们只知其大致轮廓，对其未来将如何发展还无从知晓。但我们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实和原因，而且可以明确必将发生什么及其原因。至于知识方面的挑战，我们却只能提出问题，并希望这些问题是正确的。
我常常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对于任何一个20世纪那场人类大灾难的幸存者来说，如果他说自己是乐观主义者，那他一定是非常愚蠢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仍处于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之中，现在就说已接近种种骚乱、变革、动荡的终结还为时尚早。任何宣称“历史即将终结”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必将遭遇令人不悦的意外。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型期。未来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姑且不论未来的社会是否会成为我们所期望的“知识社会”），取决于发达国家对这一转型期所面临的挑战的应对。这要靠发达国家的知识领袖、商业领袖、政治领袖的集体智慧，但更重要的是，要靠每一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行动。然而，可以确信的是，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现在正是创造未来的时刻！现在也正是行动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