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
在1750～1900年这150年中，资本主义与科技征服了全球，创造了新的世界文明。在此期间，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技术创新，都不是新生事物——长久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一直都存在的事物。世界之所以出现崭新的面貌，是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快、在全球的覆盖范围广，跨越了文化、阶层和地理的界限。正是由于其传播速度快和覆盖范围广，才使早期的资本主义转化为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并成为一种“制度”，使技术创新转化为“工业革命”。
这场转变是由知识的意义的根本改变所驱动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知识一直被视为“道”（being）的存在，但几乎一夜之间，它就变为“器”（doing）的存在，从而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实用利器。在此之前，知识一直被视为个人资源，但同样几乎在一夜之间，它迅速成为公共资源。
在这场转变的头100多年，即第一阶段，知识运用于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和产品的创新，从而产生了工业革命，同时也产生了卡尔·马克思（1818—1883）所说的“异化”（alienation）、新阶级、阶级斗争。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大约从188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时间里，知识被赋予新的意义，开始应用于工作之中，引发了“生产力革命”。在这场持续了75年左右的生产力革命中，无产阶级逐步转化为收入接近上层社会水平的中产阶级。在这一阶段，生产力革命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
最后一个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今天，知识正应用于知识本身，这就是“管理革命”。知识正在迅速成为首要的生产要素，使资本与劳动力居于次要位置。但如果要说我们这种社会就是成熟的“知识社会”，恐怕还为时尚早，而且未免过于草率。目前，我们的社会所拥有的只是“知识经济”。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也无论其形式如何，资本主义都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反复出现。同样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曾出现过早期的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其传播速度非常快，由此导致的技术变革和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的任何一场变革一样剧烈[5]。资本主义与技术在过去250年中的发展，速度之快、涉及领域之广，是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不再像以前一样仅仅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俨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即大写字母C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在1750～1850年这100年当中，现代资本主义不再像以往仅局限于某个地区，而是逐步传播到整个西欧和北欧，又在随后的50年中传播到整个世界。
所有早期的资本主义仅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群体，而对贵族、地主、军人、农民、专业人士、工匠甚至体力劳动者，几乎均未触及；而现代资本主义在所到之处，迅速地渗透并改变了所有的社会群体。
从13世纪起，新工具、新流程、新材料、新（农）作物、新手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技术”，在旧世界迅速传播。
其传播速度之快，就连现代的发明也无法与之匹敌。拿眼镜来说，它的发明可以追溯到1270年左右英国方济各会修士罗杰·培根（Roger Bacon）的光学实验，当时眼镜仅供老年人阅读使用，1290年传播到位于法国阿维尼翁的罗马教廷，1300年传播到开罗的苏丹王宫，还不到1310年就传播到了中国元朝宫廷。在19世纪的所有发明中，只有缝纫机和电话这两样东西的传播速度才能与之媲美。
早期的技术革新，几乎无一例外，都仅局限于一种工艺或一个应用范围。直到培根发明眼镜约200年之后，也就是16世纪初，眼镜才用于矫正近视，拥有老花镜之外的第二种功能。制陶用的转轮也是如此，早在公元前1500年它就为地中海世界所广泛使用，用于制作家庭必备的烹饪、储水、储粮用的陶器。然而，它的工作原理直到公元1000年才用于妇女使用的纺纱机上。
同样，风车在古典时代只是一种玩具，直到公元800年，人们才对其进行重新设计，使之成为真正的机器，一种完全“自动化”的机器。300多年后，也就是公元1100年后，风车的原理才应用于船只航行。在此之前，船只航行主要靠人力划桨，有时也靠风力推动，但只能把风力作为辅助动力，而且只有当风向和船只前进的方向一致时才行。驱动船只航行的帆和驱动风车运行的翼，二者的工作原理完全相同。人们虽然早就知道需要找到一种方式，使得无论风向如何都能推动船只航行，但直到公元1100年后，法国北部或低地地区精于航海的人才对风车的原理进行重新设计，用于船只航行。然而，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仍没有人能够将其应用到陆地或近海地区的抽水灌溉和碾磨谷物等事务上。
不同的是，工业革命的种种发明立即得到了广泛应用，应用于几乎所有我们能想到的行业与产业，而且很快就被视为“技术”。
1765～1776年，蒸汽机经詹姆斯·瓦特（1736—1819）的重新设计，成为极具成本优势的动力来源。其实，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本意是为了从矿井中抽水，而这种用途的蒸汽机早在18世纪初就由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发明出来了。但是，一位英格兰著名的冶铁专家很快发现，经重新设计的蒸汽机可以用于将空气注入熔炉，于是他出价竞买瓦特的第二部蒸汽机。瓦特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1728—1809）很快就再次改良了这种蒸汽机，使其作为动力来源适用于所有工业生产，尤其是当时制造业领域规模最大的纺织业。35年后，一位名叫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1765—1815）的美国人制造出第一艘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轮船，并在纽约州的哈德逊河成功下水。又过了20年，蒸汽机安上轮子，蒸汽机车就此诞生了。到了1840年左右，最晚不会超过1850年，蒸汽机已经改变了从玻璃制造业到印刷业的所有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改变了陆上和海上的长途运输方式以及世界各地的农耕方式。至此，蒸汽机的使用几乎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只有尼泊尔、中国西藏地区和非洲热带地区除外。
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相信（现在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工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改变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进而改变了社会结构，创造了新阶级——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早在公元700～1000年，由于技术的改变，欧洲产生了两个新阶级——封建骑士与城市工匠。公元700年左右，中亚地区出现了马镫，随后传入欧洲，从而导致了骑士阶级的诞生；水轮与风车的重新设计，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机器（这是迄今为止人类首次利用水力与风力等非生命动力取代了以往使用的人力），从而促进工匠阶级的形成。
马镫的出现使人可以更好地在马背上作战。若不是马镫的保护作用，骑手们在挥舞长矛、利剑和弯弓作战时极易因这些武器的反作用力而摔落于马下，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的体现，即每一种作用力都有与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数百年来，骑士一直都是所向披靡的“战争机器”，但这种机器必须依靠“军事农业复合体”的支持才能运转，而这种复合体形式在历史上才出现不久——德国人直到20世纪还称其为“Rittergut”，意思是骑士采邑，指国王封赏给骑士阶级终身享有的土地，还包括其在法律、经济、政治上享有的特权。这种战争机器，包括每名骑士以及他的随从、3匹战马、12～15名马夫的食物所需，至少由50个农户家庭或约200人提供。换句话说，正是马镫创造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古典时代的工匠一度是奴隶身份。在“机器时代”的早期，即欧洲的中世纪，他们一跃成为城市统治阶级，即“市民阶级”，创造了当时欧洲极具特色的城市，继而创造了颇具哥特式与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城市。
前面提到的马镫、水轮和风车等技术创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欧洲。总体而言，早期工业革命所产生的阶级仍只局限于欧洲，但日本是个例外。约在公元1100年，日本开始出现独立的、地位突出的工匠阶级，深受社会尊重。到了1600年，他们开始享有巨大的社会权力。但是，日本在采用骑兵作战的同时，保留了步兵作战的传统。日本乡村的统治者是徒步作战武士的指挥官——大名。他们有权力向农民征税，但并不像欧洲的骑士阶级一样拥有自己的封建采邑。在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这些新技术对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中国的工匠虽有一技之长，但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中国的军人虽可骑马射箭，但没有获得自己的采邑。即使在欧洲，由早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直到400年后才得以充分显现。
相比之下，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工业革命在西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仅用了不到100年就得以充分显现。在1750年，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仍只是社会边缘群体。实际上，19世纪的无产阶级就是工厂工人，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难以生存。到了1850年，西欧的资本家与无产阶级成为社会颇具活力的两大阶级，但相互对立。之后，世界各地，只要是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科技所至之处，他们都迅速成了社会的主要阶级，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日本，这种转变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从1867年的明治维新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而在中国的上海、香港，以及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或者沙皇统治下的俄国，这个过程也不会长过日本。
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工业革命，正是因为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才得以创造了新的世界文明。[6]
知识新义
与那些19世纪的思想家，如黑格尔等“极度简化者”（terrible simplifier）不同，我们现在知道，重大历史事件极少只有一个原因或一种解释，它们往往是众多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的发展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以计算机的诞生为例来加以说明。计算机最早的理论基础是二进制，它源自17世纪德国数学家兼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的理念，即一切数字都可以只用0和1来表达。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19世纪英国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他发现齿轮（也就是机械）可以实现十进制下加减乘除的运算功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计算器”。接着在20世纪初期，英国两位逻辑学家阿弗烈·诺夫·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这本合著中阐述了以下理论：任何可用严格的逻辑形式来表达的概念，都可用数字来表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美国战时工业局当统计员的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奥地利裔美国人）从上述理论推导出以下观念：来自任何领域的信息只要能被量化，那么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来处理与表达（顺便提一下，这也是现代统计学的理论基础）。这种全新的观念在当时被认为是异端，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一位叫李·德·弗雷斯特（Lee De Forest）的美国人发明了电子晶体管，它可以把电子脉冲转化成声波，从而使音乐和其他声音的广播成为可能。20年后，在IBM（当时还只是一家制造打孔机的中型企业）工作的工程师恰巧发现，晶体管可用于实现0和1之间的反复转换。
以上因素如果缺少了任何一个，计算机就不会出现。我们也很难说，它们之中哪个因素是最主要的。具备了所有这些因素，计算机的出现实际上是早晚的事了。但是，计算机的发明会出现在美国纯属偶然。这种偶然是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促使美国军方情愿耗巨资用于计算机的研发，使其能够快速计算出高速移动的飞机和敌舰的位置。这项研发虽然当时并没有奏效，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成功。不然，计算机的发明很可能出现在英国。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一家名为J.莱昂斯（J.Lyons&Co.）的公司（当时经营食品与餐饮业）的确曾投资研发了世界第一代商用计算机（the Leo）并取得了成功，只是后来在资金投入上无法与美国五角大楼竞争，不得不放弃继续研发（成本更低的）计算机的计划。
同样，历史上诸多领域的发展（其中绝大多数相互之间并无联系）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技术进步转化为现代工业革命。对此，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提出了他的著名理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的产物。但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他的这种论调颇受怀疑。相反，有更多的证据支持马克思早期的理论：蒸汽机这种新动力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使得工匠无法再为购置“生产资料”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不得不将控制权拱手让给资本家。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少了它，资本主义与技术进步等现象就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这一关键因素就是，在1700年左右或稍晚发生于欧洲的有关“知识意义”的彻底改变[7]。
关于我们能知道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能知道，从柏拉图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再到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出现了诸多理论。但是，自柏拉图时代起，关于知识的意义与功能，在西方只有两种理论，大约自同一时期起，在东方也只有两种理论。柏拉图对话录中的发言人——智慧的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唯一功能是自知，即促进个人在智力、道德与精神层面的成长。然而，苏格拉底的劲敌，博学多才的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却认为，知识的作用是使掌握知识的人更有效地知道要说什么和怎么说。对普罗塔哥拉而言，知识意味着逻辑、文法与修辞，它们后来成为中世纪学问的核心，即三学科（trivium），随后逐渐发展成为现在我们所讲的“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德国人所说的“通识教育”（allgemeine bildung）。在东方，也有两种相似的知识理论。对儒家而言，知识也指知道要说什么、要怎么说，儒家还将其视为修齐治平之道。对道家与禅宗而言，知识意味着自知，他们视其为获取智慧的途径。虽然双方对于知识到底指什么达不成共识，但对知识不指什么达成了一致。他们都认为，知识不是“工作技能”（ability to do），也不是“实用利器”（utility）。“实用利器”不是知识，而是“技术”（skill），用希腊语表示就是“téchne”。
与远东地区的同代人不同，苏格拉底与普罗塔哥拉更尊重“技术”[8]。
即使是对苏格拉底与普罗塔哥拉而言，无论“技术”多么令人称赞，它也并非知识。因为技术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用途，不具备普遍性。从希腊到西西里岛，船长所熟知的航海技术均无法应用到其他领域。学习技术只能通过学徒与经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技术很难用语言来说明，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只能通过示范、练习获得。直至1700年，甚至更晚，英国人都不谈“手艺”，而只谈“秘技”，这不仅因为技术师傅对其手艺誓不外传，还因为技术本身就很难学，不通过拜师学艺，不通过师傅的言传身教，任何人想要学会某项技术都是很难的。
现代工业革命
1700年（误差仅在50年之内），“technology”（技术）出现了。这个英文单词由两个词根构成：一个是“téchne”，指某门手艺的奥秘；另一个是“logy”，指有组织的、系统的、有目的的知识。1747年，世界第一所土木工程学校——路桥学院（Eco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在法国成立；1770年，第一所农业学校在德国成立；1776年，第一所矿业学校也在德国创设；1794年，第一所技术学校——综合理工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在法国成立，专门培养工程师。1820～1850年，医学教育与医疗业务两种职能合并，成为一种系统化的技术。
与此同时，1750～1800年，英国一改以往的专利特许制（即由王室依据自己的喜好授予专利权），而改用注册登记制，鼓励人们将知识应用于新工具、新产品与新流程的发明与创新。在注册登记制之下，只要发明者能够公开其发明，就可得到相应的奖励。这种转变不仅引发了英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机器发明热，而且结束了技术的秘传性。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与让·达朗贝尔（Jean d'Alembert，1717—1783）在1751～1772年编纂了《百科全书》（the Encyclopédie），这套伟大的文献就记载了这种由技能到技术的巨大转变。这套文献试图以组织化、系统化的形式，把所有的技术知识汇合在一起，使那些没有拜师的人也能通过学习成为技术人才。《百科全书》所记载的每种技术（如纺纱、织布等）均不是出自工匠师傅之手（这一点绝非偶然），而是由分析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等“信息专家”所撰写，其中就有伏尔泰和卢梭。《百科全书》隐含的基本思想是：只有对知识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加以系统的和有目的的应用，才能使技术在物质世界（体现在工具、流程与产品）卓有成效。
《百科全书》主张，对某一门技术有效的原理对其他任何一门技术也一定有效（也就是技术普遍性）。然而，对于传统的文人及工匠而言，这种观念是无法容忍的。
18世纪没有任何一所技术学校的宗旨是产生“新”知识，《百科全书》所代表的启蒙运动也是如此，甚至没有人提出要把科学应用于工具、流程、产品，也就是技术上去。于是不得不又等了100年，直到1840年左右，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在首次应用科学方法发明有机肥料和浓缩肉精（用于保存动物蛋白）时，产生“新”知识这种观念才被提出。然而，18世纪的那些技术学校与《百科全书》编纂者所做的工作，或许更为重要。他们搜集、编纂并出版流传千年的技术，把经验转为知识，把工匠师傅的言传身教转变为书本上的文字，把技术的秘密转变为方法论，把工艺流程转变为应用知识。这些都是后来的现代“工业革命”（那场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社会与世界文明的变革）所必需的要素。
正是知识的意义的这种改变，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成为无可抗拒的历史洪流，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成为世界主要的社会形态之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快，导致对资本需求的大幅增加，远超工匠的承受范围，因此要求资本集中化。同时，新技术也要求生产集中化，即需要从家庭作坊式生产转变为大工厂集中式生产。在成千上万的小作坊和乡村家庭的工场中，知识难以派上用场。只有在大厂房之下的集中生产中，知识才有用武之地。
新技术还要求大规模的能源供给，而无论是水力还是蒸汽动力，在当时都无法分散获得。不过，这些大规模的能源供给倒是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之前基于手艺的生产模式几乎一夜之间就转变为基于技术的生产模式。其结果是，资本家迅速成为经济与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在此之前，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只不过是扮演“配角”罢了。
1750年之前，大型企业大多归政府所有，归个人所有的几乎不存在。数个世纪以来，欧洲旧世界规模最大的制造企业是威尼斯政府拥有并经营的兵工厂。18世纪的“工厂”，如德国麦森（Meissen）、法国塞夫尔（Sèvres）等地的瓷器制造厂，也都归政府所有。但到了1830年，资本家拥有私人大企业在西方已占据主导地位。又过了50多年，到了1883年，除了阿拉伯沙漠等偏远地区之外，资本家的私人企业已遍布世界各地。
在此期间，反对技术与资本主义的例子也有不少。例如在德国的西里西亚或英国就出现过多起骚乱，抵制技术与资本主义。但这些骚乱都是地方性的，持续几周，至多几个月，就会平息，还不足以放慢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与传播的脚步。
现代工业革命的机器与工厂体系的传播速度之快，足以和现代资本主义相媲美，即便遇到一些阻力，也不是太大。
就在瓦特为改良后的蒸汽机申请专利的同一年（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然而，《国富论》几乎一点也不重视机器、工厂与工业生产。斯密在书中所描述的生产仍是基于手艺的生产。即使在40年之后，也就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就连敏锐的社会观察家也不认为工厂与机器有什么重要性，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在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的经济学中，工厂与机器也没有什么地位。更令人吃惊的是，就连19世纪初对英国社会最有洞察力的批评家和小说家简·奥斯丁（Jane Austen）在其作品中也没有提到工厂、工人和银行家。她身处的社会，正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是完全的前工业社会，到处都是地主与佃农、牧师与海军军官、律师、工匠与小店主等。只有在大洋彼岸的美洲，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很早就看出，基于机器的生产正迅速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他在1791年发表了《制造业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实际上，当时就连他的追随者也很少有人重视这份报告，一直到他去世（1804年）后很久，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到了19世纪30年代，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频繁在他的小说中描写当时受银行家和证券交易者操控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果他的书一路畅销。又过了15年，工厂体系、机器、（作为新兴阶级的）资本家与无产阶级，成为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成熟时期作品中的主题。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1852年）中，狄更斯利用两兄弟之间的差异来凸显当时新旧社会之间极其紧张的社会状态，从而衬托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地主管家的这两个儿子都很能干，一个成了北方的大实业家，准备竞选议会议员，对抗地主的权力；另一个则选择继续追随那些破产的、没落的、无能的前资本主义“绅士”。狄更斯的另一部作品《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年），是描写欧洲工业时代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迄今为止描写得最有力的一部作品，讲述了一家棉纺厂严重的罢工事件及劳资双方的阶级斗争。
这种社会转变的速度如此之快，前所未闻，造成了社会的紧张局面与新旧秩序的冲突。人们曾普遍认为，19世纪初的工厂工人，其生活与待遇比他们在前工业化的乡村做工时更为糟糕，但我们现在知道这并不是事实。毫无疑问，他们在乡村的境遇的确可悲，但之所以他们会大批涌入城市工厂，是因为这儿的生活再怎么可怜也要胜过停滞的、专制的、挨饿的农业社会底层的生活。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生活质量”都要比以前在乡村强得多。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在《新耶路撒冷》（The New Jerusalem）这首著名短诗中表示，希望“英格兰青绿愉悦的土地”能从“撒旦般黑暗的工厂”中获得解放。其实，他心目中“英格兰青绿愉悦的土地”在现实中不过是一个巨大的乡村贫民窟罢了。[9]
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物质进步，但其给社会带来的变化速度太快，以致许多人深感痛苦。
有些人相信，一旦无产阶级发动暴乱，军队势必对其进行血腥镇压，持此观点的人中就有19世纪最大的资本家之一，美国银行家约翰·皮尔蓬·摩根（J.P.Morgan，1837—1913）。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都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有其固有矛盾，但可以加以改良和修正。但是，19世纪晚期几乎每个有思考能力的人都坚信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阶级冲突，事实上，到了1910年，至少在欧洲（还有日本），这些人开始倾向社会主义。在这些人中，就有19世纪最伟大的保守党人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跨越英吉利海峡，在欧洲大陆与他同属保守主义阵营的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也是如此。俾斯麦在1880年后试图通过社会立法来缓和阶级矛盾，而这些法案为后来20世纪福利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保守主义阵营的社会评论家、美国财富与欧洲权贵的编年史作家、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曾一度对阶级斗争感到着迷和恐惧，并以此为主题写成了他那部最扣人心弦的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The Princess Casamassima）。
生产力革命
250年前，当知识的意义发生改变时，知识就开始应用在工具、流程与产品上。这种知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工程学校所教的“技术”。1881年，生产力革命开始。这一年，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首次把知识应用于工作研究、工作分析和工作管理上。
自古以来，人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工作，事实上，动物也是如此，为了生存不得不“工作”。长久以来，西方对工作尊严的赞美广为传颂。《荷马史诗》面世后约100年，即公元前800年左右，赫西俄德（Hesiod）在名为《工作与时日》（Work and Days）的一首长诗中，就歌颂了农夫的工作。作为古罗马诗歌的杰出代表之一，维吉尔（Virgil）的《农事诗》（Georgics）同样对农夫的工作进行了歌颂。虽然在东方文学的传统中，并没有这种对农夫工作的歌颂，但中国有一年一度的“亲耕礼”——皇帝亲自扶犁，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以上这些都是纯粹象征性的表达。无论是赫西俄德还是维吉尔，都没有实际研究过农夫的工作。有史以来的大多时间中，也没有人去这么做。[10]以前，工作是奴隶的事情，那些有钱、有权和有学问的人才不会重视。19世纪的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大多认为提高工人生产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其劳动时间（或增加其劳动强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刚刚提到的美国人泰勒，望族出身，既不差钱又不差学问，他却跑去当一名工人，实属意外。因为眼疾，泰勒不得不放弃到哈佛求学的机会，而去一家钢铁铸造厂当了工人。由于天赋过人，他很快就成了这家企业的股东。泰勒在金属加工工艺上的发明使他早早就步入了富人的行列。正是19世纪末期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愈演愈烈的相互敌对给他带来的巨大冲击，促使他对工作（过程）进行了研究。换句话说，泰勒看到了阶级斗争（冲突）的存在，同时，他想避免阶级冲突的发生。于是，他着手研究如何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从而使他们赚取更高的收入。
泰勒（科学管理）的研究动机不是为了提高效率，也不是为资方创造利润。他直到去世还坚持认为：生产力的提高，最大的受益方必然是劳方，而不是资方。他的主要动机是要创立这样一个社会，即通过将（管理）知识应用于工作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劳资双方都可以从中获益，从而停止对抗，构建和谐的关系。迄今为止，最能领略其中真义的恐怕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劳资双方。
泰勒在知识史上的影响力，几乎无人能出其右。但与此同时，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受到恣意的误解，也没有谁的著作像他的著作那样被频繁地错误引用。[11]泰勒之所以遭此厄运，一部分原因在于历史证明了他是对的，而众多的知识分子是错的；而他之所以至今仍被忽视，一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工作的蔑视，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更是如此。的确，铲铁砂的工作（源自泰勒著名的“铁锹试验”）不会是“文人墨客”赞赏的东西，更不用奢望这种工作在他们心中有多重要了。
泰勒受到指责，更大的原因在于他将知识应用于工作研究上。这就等于向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发起挑战，于是它们对泰勒的人格进行恶意中伤，这是美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次诽谤事件。
在工会眼中，泰勒的罪名是他断言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技术工作”，凡是需要手工操作的，都是普通的“工作”。按照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对于任何工作都可以进行同样的分析。任何工人，只要他愿意按照工作分析的指示去干，那他就是“一流的工人”，也理应获得“一流的工资”，也就是说，理应获得跟有多年学徒经验的熟练技术工人相同或更高的工资。
在泰勒生活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负责战备生产的国有军工厂与造船厂的工会，享有相当高的地位与权力。这些工会实行技术垄断制，新发展的会员只局限于老会员的儿子或亲属。它们要求新会员必须干够5～7年的学徒期，期间完全没有系统的培训或工作研究，技术完全靠“口口相传”，不著文字，甚至连设计蓝图和其他工作图纸都没有。此外，工会成员还被要求必须发誓保守技术秘密，不许和非工会成员探讨有关工作之事。但泰勒主张：工作可以通过研究和分析分割成一系列简单的重复动作，每个动作都要以唯一正确的方式，用最短的时间，使用最合适的工具去完成。对工会来说，泰勒的主张就等于当头棒喝。因此，工会开始诽谤他，还成功地迫使国会立法在国有军工厂与造船厂禁止工作研究，这一法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被废止。
泰勒的工作研究既得罪了资方，又得罪了工会，并没有使事态朝好的方向发展。对工会而言，他没有丝毫利用价值，同时，他对资方嗤之以鼻，称其为“贪婪的猪”。泰勒坚持认为通过科学管理所获的收益应由劳方获得最大份额，而不应是资方。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第四原则”的提出——即使不能与工人合作开展工作研究，也至少要与他们进行沟通协商，这引起了资方的更多不满。
泰勒还主张，谁是工厂的权威，不能看谁拥有工厂的所有权，而要看谁拥有高深的知识。换句话说，他所要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专业管理”知识，但这在19世纪资本家眼里，可谓是十足的异端，令人厌恶至极。他们对泰勒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斥其为“捣乱分子”。（他的一些密友，尤其是他的左膀右臂之一卡尔·巴斯，确实曾公然宣布自己是“左派”，强烈反对资本家。）
泰勒所认为的公理，即所有以手工操作的工作，无论是有技巧的还是无技巧的，都可以通过知识的运用来分析和组织，在其同时代的人看来，是相当荒谬可笑的。长期以来，大家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手艺（技能）有其奥秘，并非人人都可以掌握。恰恰是这种观念，使希特勒在1941年对美国宣战。希特勒认为，美国要想将其有生力量运至欧洲战场，就必须有一支庞大的运输船队，而当时美国没有多少商船可用，用于海上护航的驱逐舰更是少得可怜。希特勒进一步认为，现代战争需要大量的精密光学仪器，而当时美国缺乏技术熟练的生产光学仪器的工人。
希特勒的看法绝对是正确的。当时美国的确没有多少商船可用，而驱逐舰不仅数量少得可怜，而且设备陈旧。此外，美国也几乎没有什么光学产业。但是，通过运用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美国可将完全没有技术的工人（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南方前工业化的种植园地区），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培训成一流的焊工或造船工。美国还以同样的方式在几个月内培训了一些完全没有技术的工人，再加上采用了流水线生产，结果生产出来的精密光学仪器比德国的还要好。
总的来说，泰勒最大的影响很可能是在工作培训方面。比泰勒早100多年的亚当·斯密曾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若想获得制造优质产品的必要技术，至少需要50年（很可能至少100年）。他举了波希米亚（Bohemia）与萨克森（Saxony）的乐器制造、苏格兰的丝织品制造等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70年后，也就是1840年左右，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博尔西希（August Borsig，1804—1854）的德国人（他也是英国之外最早制造蒸汽机车的人）创立了一种的新学徒制度，即建教合作制，将工厂师傅所教的学徒经验与学校的理论学习结合起来。这种制度至今仍是德国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即使是博尔西希的建教合作制，学徒期也长达3～5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运用泰勒的方法，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训练出“一流的工人”。这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解释为何美国能够迅速生产出战争物资，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击败日本与德国。
现代史上所有早期的经济大国，如英国、美国、德国等，都是在技术上取得领先优势而迅速崛起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经济体，最早是日本，然后是韩国、新加坡等，都将自己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归功于泰勒的培训方法。他使这些国家与地区迅速摆脱了前工业化和工人收入低的状态，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生产力的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中，泰勒的培训方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唯一真正有效的引擎。
将知识运用于工作，导致了生产力[12]的激增。数百年来，工人制造或搬运物品的能力一直没有得到改善。随后，机器的出现才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工人本身的生产力，跟以前古希腊的奴隶、古罗马帝国的筑路工人以及为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带来巨额财富的梳羊毛工人一样，没有任何提高。
自泰勒将其知识运用于工作后的短短几年中，社会生产力便以每年提高3.5%～4%的速度持续递增，这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每隔18年左右就会翻一倍。自泰勒时代至今，所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均已提高了50倍左右。这种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前所未有，因而导致了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明显改善。
这种提高的生产力，有一半现已转化到购买力的增加上，也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另有1/3～1/2已转化到休闲时间的增加上。直至1910年，与之前一样，发达国家的工人每年至少工作3000小时以上。到了今天，就连以“工作狂”著称的日本人，一年也就工作2000小时，美国人差不多1850小时，德国人最多也就1600小时，但他们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是80年前的50倍左右。这些多出来的生产力，部分转化到了医疗和教育等项目中，在发达国家，用于前者的预算开支从过去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0%提升至目前的8%～12%，而用于后者的预算开支则从过去的约2%提升至现在的10%或更多。
正如泰勒所预言的，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受益者是工人，也就是无产阶级。1908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推出第一辆廉价的T型车。然而，说其“廉价”，是和当时市场上的其他种类的汽车相比较而言的。如果按当时的平均收入水平计算，它的价格相当于今天的一架双引擎私人飞机的价格。当时，一辆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750美元，相当于美国一个产业工人三四年收入的总和。这还是按每天80美分的工资计算的（当时这个收入还算不错），而且，这些工人除了工资外，几乎没有任何“津贴”。在那个年代，就连美国的医生也很少能达到年收入500美元以上。今天，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一个加入工会组织的汽车工人，每周只需要工作40小时，一年就能挣到50000美元（这一数字包括工资和津贴，税后约45000美元），这大约相当于8辆普通新车的总价。
到了1930年，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尽管之前遭到了一些工会与知识分子的反对）已经横扫发达世界。
如果说泰勒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还是小事，那么直到现在还鲜有人明白，正是知识运用于工作，才使得这100年来的社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的增长，从而创造了发达经济体。这可就严重了：这100年来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技术专家将之归功于机器，而经济学家将之归功于资本。其实，以1880年为分水岭，在之前资本主义发展的头一个100年中，与之后的第二个100年中，技术与资本对生产力的贡献是差不多的。然而，在头一个100年中，工人的生产力绝对没有明显提高（从而导致他们的实际收入没有明显提高，劳动时间也没有明显减少），而在第二个100年中，他们的生产力却大幅提高。之所以存在如此之大的区别，我们只能解释为：这是将知识运用于工作的结果。
只有将知识运用于工作，知识社会的新兴阶级的生产力才能得到提高，而机器与资本均做不到这一点。实际上，如果单靠它们二者之一，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反倒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4章会做进一步的讨论。
在泰勒刚开始对工作进行研究时，劳动力人口中的90%从事体力工作（如制造、搬运物品一类的工作），他们广泛分布于制造业、农业、矿业、运输业等行业。这种从事体力工作的劳动力人口的生产力，现在仍以每年3.5%～4%的速度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在美国和法国的农业部门，增长率甚至会更高。但“生产力革命”到目前为止也已结束。40年前，也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发达国家从事体力工作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体劳动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到了1990年，他们所占的比例已削减至1/5。预计到2010年，这一数字不会超过1/10。仅靠提高制造业、农业、矿业、运输业中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再也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从这个意义来说，生产力革命已经成为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从现在起，对于创造财富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提高非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将知识运用于知识本身。
管理革命
1926年，从高中毕业后，我决定不去念大学，而是去工作。父亲对此相当恼火，因为我们的家族成员一直都是从事律师、医生等上流职业的。但他当时并没有称我为“辍学生”，也不打算让我改变主意，更没有预言我今后一定会一事无成。当时我认为自己已经成年，应负起责任去找份工作，养活自己。
30年后，我的儿子18岁了，我却逼着他去念大学。就像我当年一样，他高中毕业后，也想做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去找份工作，养活自己。他觉得已经在学校念了12年，也没学着什么东西，因此就算到大学再念4年，也未必能多学多少。他跟当年的我一样：注重实际行动，而非书本知识。
高中毕业后，我跑到一家出口公司实习。然而到了1958年，情况发生了转变，要想求职，就必须得有大学文凭。在那个时代，对于像我这样出身望族、高中成绩优异的年轻人来说，不去读大学就意味着被逐出了上流社会。在我高中毕业时，父亲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帮我在一家小有名气的贸易公司找到工作。但30年后，这些公司再也不会让一个高中毕业生去实习了。它们会说：“再去念4年大学吧，可能的话，你接着念，最好拿个硕士、博士文凭再来找工作吧！”
我的父亲出生于1876年。那个时代，大学是为有钱人家的孩子准备的，只有极少数出身寒门但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才有机会踏入大学的门槛。19世纪美国成功的企业家中，只有一个人念过大学，他就是大银行家摩根。他曾远赴德国，在哥根廷大学攻读数学，但不到一年就退学了。其他人中，上过一两年高中的都寥寥无几，更不用说拿到高中文凭的了。[13]
到了我这一代，情况就不同了，上大学并非那么遥不可及，通过努力就有实现的可能。但如果说只要上大学就一定有助于社会地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职业生涯的发展，这在当时也是不现实的。当我第一次对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做调查研究[14]的时候，该公司的公关部门极力隐瞒他们公司很多高管上过大学的事实。当时通常的做法是，无论哪个行业，人们都要求从基层干起，然后一路升迁，直至坐到高管的位置。[15]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不包括日本），念过大学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坐上“开往中等收入家庭的地铁”，以最快的速度迈向中产阶级，而当时最好的做法是在16岁就去一家有工会组织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工作。在这些企业工作上几个月，就会拿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薪金，这便是生产力水平爆炸性提高的结果。但到了现在，这类机会已一去不复返了。目前的情况是，要想获得中等收入水平的薪金，就必须有一张正式的文凭，用以证明你经过系统的学校学习，已获得了必备的知识。
这种从250年前开始发生的知识的意义的改变，导致了社会与经济的变化。如今，正式的知识被视为最为关键的个人资源与经济资源。事实上，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与资本，虽然至今仍未消失，但已经处于次要地位了。现在，只要有了知识，土地、劳动力与资本就会纷至沓来。在这种新的意义之下，知识被视为一种效用，也就是说，获得知识已成为获取社会与经济效益的一种手段。
无论这些发展是好是坏，它们都是对某种无法逆转、无法抗拒的改变所做出的回应。这种改变就是：知识正在运用于知识本身。这是知识转变过程的第三个阶段，或许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实际上，运用知识去找出现有知识创造效益的最佳途径，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但是，知识现在正被人们系统地、有目的地运用，去界定将来需要什么样的新知识，无论这可行与否，也无论必须怎么做才能产生效益。换句话说，知识正应用于系统化的创新。[16]
这场知识运用的第三次变化，我们称之为“管理革命”。正如它的前两次变化（即第一次将知识运用于工具、流程及产品上，第二次运用于工作上）一样，这场管理革命目前已席卷全球。现代工业革命成为主导力量，席卷全球，这一过程大约花了100年（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生产力革命的这个过程，大约花了70年（从188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管理革命，仅用了不到50年时间（1945～1990年），就已经成为主导力量，席卷全球了。
大多数人一听到“管理”这个词，就会立即把它当作“企业管理”来对待。管理目前的形态的确是在大型企业组织中最早出现的。大约50年前，我刚开始研究管理的时候，也主要关注企业管理方面。[17]但我们很快就了解到，不仅仅是企业，几乎所有的现代组织都需要管理。事实上，我们同样很快就了解到，在非企业组织中，无论是非营利性质的非政府组织（NGO，后文中我准备用“社会部门”来称呼它），还是政府机构，它们甚至比企业更需要管理。这些非企业组织之所以更需要管理，是因为它们缺乏企业组织那种“财务账目盈亏底线”的约束。最早认识到管理的应用并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的是美国，但现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接受了这一理念。
我们现在知道，管理是所有组织的通用机能，不论它们拥有什么样的职能机构。总之，管理是知识社会的通用机能。
事实上，管理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经常有人问我，谁是最优秀或最伟大的管理者。我总是这样回答：“是4000多年以前古埃及那些构思、设计并建造第一座金字塔的人，那座金字塔至今仍巍然耸立于浩瀚黄沙之中。”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管理才被视为一种具体的工作，而将其视为一种学科，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了。直到1950年，世界银行开始向各国提供贷款以发展经济时，它也没有用过“管理”这个词。事实上，尽管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管理，但是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管理才为人所知。
实际上，对管理有所认识，一部分原因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尤其是当时美国工业在战时的表现。但同样重要的是，由于日本在1950年后所取得的成就，管理才被广泛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虽没有完全沦落为“欠发达国家”，但其工业基础与经济基础基本上已被完全摧毁，况且它还没有自己的技术。这个国家的主要资源就是它情愿采纳并改进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出来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培训模式。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美军实际占领的20年中，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世界技术大国。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韩国被战火破坏的程度远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日本。韩国以前一直是落后国家，尤其是在日本对其进行殖民统治的35年中，它的企业与高等教育更是受到了日本系统化的压制，因此韩国就显得更为落后了。但朝鲜战争后，韩国采用美国高校的教育模式培养有为青年，并引进、消化、吸收美国的管理模式，从而在短短的25年中，迅速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之一。
随着管理在世界范围内的有力扩张，我们也逐渐理解了管理的真义。我最初开始研究管理这门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当时经理人还被定义为“为下属的工作负责的人”（someon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work of subordinates）。换句话说，经理人就是“老板”，而管理代表着级别与权力。直到今天，在谈到经理人和管理时，极有可能有相当多的人仍持有这种看法。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经理人的定义已经改变为“为大家的业绩（表现）负责的人”（someon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erformance of people）。但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定义太过狭隘，正确的定义应该是“为知识的运用及表现负责的人”（someon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这种定义的改变意味着我们已将知识视为最重要的资源，但作为限制因素的土地、劳动力与资本同样是重要资源——没有它们，光有知识也无法生产；没有它们，光有管理也无法执行。但是，如果有了有效的管理，也就是说将知识运用于知识之上，我们往往就能获得其他资源。
知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而不是普通的资源，是我们的社会成为知识社会的主要原因。这一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同时，它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经济动力，以及新的世界政治格局。
从统合（性）知识到专业（性）知识
贯穿知识运用的三个阶段（现代工业革命、生产力革命与管理革命）的前进动力，源自知识的意义的根本改变。现在，人们最需要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统合（性）知识，而是专业（性）知识。
传统的知识是一般性的、统合性的，而现在我们认为必要（或有用）的知识都是经过细分的、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以前我们不讲“有知识的人”（a man of knowledge），而说“有教养的人”（an educated person），这种“有教养的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通才（generalist）。他们能说会写，讲起大道理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但没有能力实实在在地去做任何一件“有实际用处”的事儿。正如一句谚语所说：“你一定想和一位‘有教养的人’共进晚餐，但绝不会想和他一起去荒岛，因为在那儿你需要的是一个为了生存什么都会做的人。”事实上，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那些传统的“有教养的人”不再被认为拥有真正的“学问”。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甚至被贬低为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半吊子”。
马克·吐温的小说《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A Yankee at the Court King Arthur，1889年）中的主人公就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肯定不懂希腊语和拉丁语，可能也从未读过莎士比亚，甚至连圣经的内容也不知道多少。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对机械类的活儿干得得心应手，鼓捣发电机、摆弄电话都不在话下，手到擒来。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知识的目的是达到自知与自我发展，知识对人产生的效果都是内在的。但对于他的老对手普罗塔哥拉而言，知识的效果是外在的，表现在知道说什么、如何说才能更好的能力上。用今天的话来讲，这种能力就是一个人的“形象”。普罗塔哥拉对知识的看法统治了西方学术界长达2000多年之久。中世纪的三学科，即逻辑、文法与修辞，构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科教育”的基础，它们是决定我们要说什么、如何说的必备工具，而不是决定要做什么、如何做的必备工具。儒家对知识的看法与普罗塔哥拉极为相似，同样统治了东方学术界与东方文化长达2000多年之久。禅宗与道家主要强调“自知”，而儒家对知识的看法正如中世纪的三学科一样，也主要关注逻辑、文法与修辞。
我们现在所讲的知识，是在行动中可以证实的知识，是对行动结果有效的信息。这种知识产生的效果是外在的，主要体现在社会与经济上，或者体现在知识本身的进步中。
为了做成任何一件事情，必须对相关的知识加以细分，使之成为高度学科化的知识。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统（从古至今“文科教育”一直保留了这种传统）将之贬低为一种技术或一门手艺的原因。这种技术或手艺既不能学又不能教，也不蕴含任何能推而广之的普遍原则。它们被细分为各行各业所需的技术，是靠拜师学艺、积累经验来获得的，而不是靠正规的学校教育来获得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高度细分的知识不是指某种“手艺”，而是指某种“学科”必需的知识。这是从古至今人类智慧史上的巨大变化。
学科将某种“手艺”所需的知识转化为方法论，比如工程设计、数量分析、病因诊断等科学方法。每一种方法都可以把某一特殊行业的经验转化为知识体系，把秘而不宣的行业技术转化为可以公开的信息，从而可教可学。
这种从统合（性）知识到专业（性）知识的转变，赋予了知识创造一个新社会的巨大力量。但是，这种新社会必须构建于以下认识的基础之上，即它必须拥有专业化的知识和掌握这种知识的专家。这赋予了知识与专家权力，但也向我们提出了关于人类的价值、梦想和信仰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是事关社会凝聚与生活意义的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本书最后一章将要讨论的重大而全新的问题：在专业（性）知识社会中，“知识人”的含义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