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學習《歷史決議》的若干體會
（這是胡德平2011年8月27日在“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週年座談會”上的發言，原載《同舟共進》2011年第11期。）
錦濤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提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學習之後，我也談一點體會。重要的還是學習《決議》，辨明是非，更加明確今後前進的方向。
一、《決議》的主旨和背景
我認真看了《決議》全文，《決議》確實對我們建國以來的各項成就做了充分肯定，對於黨所犯的錯誤也進行了嚴肅的自我批評，也為今後的發展、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前景和目標做了論證，這是一個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決議》在當時確實秉承了一條原則，就是“宜粗不宜細”。更重要的是，我覺得當時中央還面臨着新的急迫的歷史任務，要盡快開拓新局面，所以就把制定決議的時間往前推了不少。我記得當時討論《決議》的時候，于光遠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提出，現在討論這些問題都很好，但能不能再晚幾年？當然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第一個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1935年遵義會議到1942年的全黨整風，再到1945年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過了將近十年才作出。新的政策和過去“左”的錯誤有了一個很好的對比，才作出了第一個歷史決議。
當然，當時中央為了新的歷史任務、為了開拓新的局面，把這個《決議》作出來，道理也是很充足的。當時我們肯定了1949年以來的成績，而且包括“文革”十年期間國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氫彈、南京長江大橋等，只要有成績可言的都寫上了；對“文革”前中國社會存在的陰暗面也沒有迴避。同時，我覺得，《決議》對我們黨所犯的錯誤儘管說得很嚴肅，但是沒有任何過頭的話，只有說得不夠的地方，而且很多地方說得是不夠的！比如說，為什麼把劉少奇同志打倒？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者，劉少奇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兩個馬克思主義者也互相打架嗎？怎麼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就把另外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打倒了呢？在黨的一個文件中說，打倒劉少奇同志，“四人幫”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話讓人覺得是在看《雍正演義》。他們是“推波助瀾”，那起“主要作用”的是什麼呢？這都是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因此，這個《決議》沒有過頭的地方，只有說得不夠、沒到位的地方。
我們應該堅持《決議》的底線，絕對不能有任何動搖。這個底線就是對“文革”一定要持批判、根本否定的態度！這對我們今後的改革開放，回顧和總結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意義都非常重大。近年來，不管是什麼原因，鼓吹“文革”的這種論調好像在“復活”。有人留戀它；有人儘管不信“文革”，但卻利用“文革”做文章。我覺得這個底線我們要守住！另外就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是否“一分為二”，怎麼就不能一分為二呢？有些人反對《決議》的這條底線，如果他們拿出論文、拿出實踐來辯論那也好，如果只是一個口號，那也是一種利用。中國人民吃這個虧吃得太多了！錦濤同志“七一”講話也說到了《決議》的重要意義，我們應該提高認識水平啊，不能又翻一次，如果說這兩個底線也棄而不守了，那麼中國人也太沒希望了吧？
二、執政黨面臨的嚴峻考驗
現在，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這個很好。但我認為，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還不夠。這個執政黨是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是一個什麼理念的執政黨？對人民的要求，對世界的變化，對共產主義運動各種慘痛的教訓，我們吸收了些什麼？其實我們黨在建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已經提出了執政黨的問題：我們馬上要獲得政權了，人民感謝我們，這種感謝也是真誠的；資產階級也會來捧場，捧場也不是完全虛假的，也是覺得你得了天下不得了啊，只不過說的話有點言不由衷，可能說過了，投其所好吧！但也不是反對你。當時毛主席提出了“糖衣炮彈”“兩個務必”的問題，這都是我們執政黨做得很到位的地方。當時全國各地都在上演《北京四十天》（這是一齣關於李自成攻佔北京、奪取政權又得而復失的戲劇——編者註）。以後是“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1956年、1957年的整風也是出於要適應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這種形勢，但是最後走向了整風的反面，這是為什麼呢？
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小平同志做報告時就明確提出反對個人崇拜，而且呼籲應該加強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指出執政黨最危險的就是脫離群眾。你能說當時執政黨的思想不明確嗎？但還是擋不住極左、“文革”的那股風！個人崇拜、個人專斷，在“文革”中都表現得極端又極端了。《決議》在肯定毛澤東同志功績的時候，也說到新中國成立後他的專斷，個人取代黨中央，淩駕中央之上。《決議》說“文革”中形成了反革命集團，形成了“四人幫”集團，——在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中還形成一個反革命集團？這些方面的原因，《決議》起碼說得不充分吧？胡錦濤同志提出了“四種考驗”和“四種危險”，這也說明我們僅僅成為執政黨是不夠的。有同志提出了共產黨怎麼領導、“憲政社會主義”等問題，我沒有研究過，但覺得這些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值得我很好地學習。
我認為，民主和集中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極度不平衡。在革命戰爭時期，這些都好解決，黨中央高層內部圍繞各種路線、國際背景等問題鬥爭得很厲害；在白色恐怖期間，有些問題做得不周到，但都可以理解。那時民主和集中要想達到平衡的關係，很難。執政後毛澤東開始講，既有自由又有紀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個人的心情舒暢又有統一的意志，要有這樣一個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毛澤東確實表述得很好，在集中的時候也要有個人的心情舒暢，說“一人向隅，舉座不歡”，說得多好啊！1957年毛澤東說過，“文革”時也說過，但名不副實，現在連說都不說了，現在要做太不容易了。
關於民主集中制，我覺得民主一直很弱勢，集中很強勢。集中就是權威，只要黨內有權威在，只要省裡、市裡有權威在，就是很強勢；民主是弱勢，像婢女，應該把它們統一起來。剛才也說了，當時《決議》對有些問題雖然不可能說得那麼清楚，但是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分析還是非常到位的，說他專斷，淩駕於中央之上，取代中央，原因之一是共產黨受到封建專制主義影響。《決議》專門談到為什麼會形成個人崇拜，就是封建主義的影響，這對我們的啟發是很大的。
再來看一些具體的問題。有一個學者曾問我，1966年是什麼年代，我說是“文化大革命”。他說，1966年世界有個人權公約，中國是過了三十多年之後才簽署的（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98年中國政府已經簽署，全國人大尚未批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國政府已簽署、全國人大已批准——編者註）。1966年，連劉少奇都沒人權。相比之下，我們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有什麼好處？！孤立起來不會有純潔性！利比亞就說我一切都好。只有孤立起來才會說自己什麼都好。開放的人會說，哎呀，我怎麼不如你呀？1966年兩件事對比一下非常有意思，國際公約是保護人權，我們連共和國主席都不能自保。1979年理論務虛會上，法學界就談到人權問題怎麼解決，那可是在1979年！真正的民主要是發揮好了，集中也就在裡面了。怎麼做到兩者統一和諧，這是黨要研究的問題。
三、黨內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談談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從革命黨到執政黨是一個階段，我們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現在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還要繼續研究。我們不研究，那些錯誤思潮也難以認清。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曾是執政黨的理論。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實行全面專政，這也是“文革”中“四人幫”的提法。林彪說得也很“精彩”，當時怎麼就沒人識破他呢？什麼叫政權？林彪說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有權就有一切。這話在當時也是贏得一片喝彩啊！你即便當時懷疑他，你敢說話嗎？那種政治氣氛、那種借着革命的名義，對廣大幹部、對人民實行專政是確實存在過的呀！
談到共產黨合法性的時候，我倒不願意用“合法性”這個說法。但是如果說到這個問題，我覺得比合法性更深刻的問題就是執政黨的人民性，黨性和人民性能不能一致起來？為什麼要把黨性孤立在人民性之外？如果孤立於人民性之外，確實很可怕。關於黨的事業接班人的問題，關於老子打天下兒子坐天下的說法，千萬不能受“文革”初期反動血統論的影響。我覺得，合法性的根子就是黨性必須和人民性相統一。
黨內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問題應該引起我們更多的注意。在《決議》裡面說到新的奮鬥目標，就是既要建設四個現代化，又要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強國，我們的根本任務之一是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這些都是和我們黨內的政治生活、民主制度有關係的。當時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個《準則》現在誰還記得啊？現在這個問題應該更有現實意義、更突出了。黨內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問題是黨建中的核心問題之一，應該保障大家的權利啊！
另外，一些事情也被搞亂了，比如關於堅持黨的領導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關係問題。以前看有關材料，我也被嚇懵了，如果你說“改善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那你就是自由化！批評者的意思是必須把“堅持”放在“改善”一詞的前面，這樣才“順理成章”。《決議》是說，“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堅持是目標，但前提是必須“改善”。不在內容上下功夫，只在形式上喊口號，於黨不利。
如果我們真要搞黨內政治生活民主化，那麼我們要付出的成本會是很大的。我們敢不敢承受這種成本？現在搞，一定有成本，敢不敢承擔這個成本？現在是不是這個時機，我還說不好，但是我覺得有的地方可能會有些“亂”，一時的“亂”，局部的“亂”，我們應該有這種準備。提出這個任務，才能逐漸解決這個問題。
結束語
這個會對我的思想認識是有提高的。
第一點，我們應該相信多數人的消化力是可以承受的。現在我們正是處在一個思想的飢餓期，對不對？希望吸收很多的東西，吃進自己思想的胃囊裡面，我們有這個消化力。同時，應該把我們的理念、觀點勇敢地說出來，但是不要情緒化，可以很尖銳，越坦誠越安全。咱們開會老害怕也不行！很極端的話我也不贊同，但是真正去反思、說問題、說遺憾、說希望，這有什麼不行？恩格斯說，科學越是無所顧忌、大公無私，說出理論工作者關心社會的想法，就越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和願望。
第二點，我們心中也應該有這種願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難道只在1978年是對的嗎？1978年之後這個觀點就扔掉了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應當用實踐的觀點來檢驗我們的改革開放，如果這也錯了，那咱們的1978年也錯了！現在的問題是，《決議》是當時人民和黨的共識，為什麼現在還有人要突破這個底線？對“文革”的問題，對毛澤東的問題，這些應該值得我們深思。這個是退步，不是進步啊！另外一個就是“思想解放”，現在哪個領導不說思想解放？但很多官方媒體，可能連報道我們這個會也怕……
有同志說這個《決議》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在生死路口上，到底是走上一條活路，還是一條死路的一個選擇。我們這些經過了“文革”、也經過改革的人應該明確，我們走上了“活路”，但是現在負擔還很沉重，還有很多問題。
《決議》的閃光點在什麼地方？是在當時全黨、全中國人民，包括我們的領導者的精神狀態是好的，精氣神是勇敢的。要是遇到墨守成規的人，好不容易打倒“四人幫”了，咱們得過且過吧，原來是“四人幫”掌權，現在是我們來掌權了，那又會是個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呢？當時四千多人共同討論，這個方法很好。討論《決議》的態度也是好的，是迫切要求解決一些問題的。對這些問題，我們現在怎麼看？是個什麼態度？由於各種原因，當時我們極力想翻過這一頁，在很複雜的形勢下能有這麼一個態度，作出《決議》那是很好的。
我想說這麼一件事：1888年恩格斯訪問美國，之前他在歐洲對資本主義世界已經有了全面的分析，他說美國是個沒有國王的國家、沒有貴族的國家、沒有任何封建餘孽影響的國家。在恩格斯看來，沒有國王！沒有貴族！都是公民！沒有臣民！恩格斯尤其在看了美國的監獄之後說，那裡面的犯人有自己的組織，有自己的俱樂部，他們在勞動，他們在認真做工作，他們沒有負罪感，我要向美國人民致敬。恩格斯學習、接受新鮮事物的態度是何等地好！
現在中國人民最寶貴的是時間啊！我說這個話恐怕也要受批判，台灣宋楚瑜說得好，中國再埋頭苦幹十年、二十年，就會迎來中華民族二百年、三百年的太平盛世。這是很感性的一段話，這個時間對美國、俄羅斯等國家來說，和對我們來說價值是不一樣的。給我們更多的時間，我們就能做出更多的事，給其他國家，它們可能平平穩穩地度過。這個時代我們最需要腳踏實地，埋頭苦幹。
說了半天，三十年之後能夠開這麼個會，大家能說說心裡話，這是值得稱讚的。我在統戰部經常說，請朋友們來開會，真話、假話放在第一位，對的話、錯的話放第二位、第三位。如果能這樣的話，批評和自我批評也就可以自如地展開了，友誼不受影響，各種觀點的交流、批評也就自然了。感謝大家來開這個會，希望以後有活動大家還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