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沛流寓：抗戰時期的廣州教會學校

「九一八事件」後，日本侵華，全國各地同仇敵愾，抗日呼聲不絕，包括大學與中學師生，教會學校自不例外，救亡運動廣泛而迅速地展開。1937「七七事變」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階段，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隨着日軍步步進逼，華東、華北、華南各大中城市及其附近地區相繼淪陷。當時全國人民，積極投身抗戰。基督教會也起來支援前線，慰問將士，徵集及運送醫藥和食品等物資到戰區，救死扶傷；又安置並救濟難民，這時期不少西方傳教士在大力支援中國。

日本人出於外交上的考慮，對於英、美的宣教士，還不敢大膽迫害，但是他們只准在城市裏活動，不許前往農村佈道福音，當時城市內還有少數教堂仍然開放，鄉村裏的基本上全部停頓下來。

除部分教會學校留在淪陷區繼續辦學，教會學校為逃避戰火多輾轉遷移，有些更一遷再遷(35)。抗戰期間，全國有三分之二的大專院校都遷到了大後方。教會所屬的金陵大學、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和燕京大學齊聚在成都華西協和大學所在地華西壩，成都成為大後方的高等教育中心(36)。1935年，廣州嶺南大學遷港，借用港大的教室、實驗室和圖書館等設施繼續辦學。

烽火瀰漫，學校不斷流徙，歷盡重重難關，教會則往往在危急關頭施援，協助學校度過艱辛歲月。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在廣州淪陷後遷往香港，繼而轉到曲江、連縣等地，並在該些地區建立堂址，進行佈道、教育、醫藥、青年、婦女和文字等事工(37)。連縣雙喜山是美北長老會的基地，公共設施頗能自給自足，學校、醫院、教堂、幼兒院等一應俱全，儼如一個小社區。對於真光及培英聯校辦學之議，長老會大力支持，不但撥出大片土地，更出資興建板屋校舍，供學校共用(38)。

教會的中小學方面，真光被迫停課，同年遷往香港肇輝台續辦，並把白鶴洞真光女中、真中中學（含小學）及香港真光小學合併為一校；至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已遷香港的白鶴洞真光女子中學也被迫停辦。翌年，何蔭棠率領師生離開香港，抵達廣東連縣三江上課，由於三江位置偏僻，同年夏天學校遷到廣東曲江上窰，1944年又遷至連縣雙喜山，其後日軍逼近連縣北部，師生暫避三江，至2月始遷回雙喜山。戰爭結束，真光師生從連縣返回廣州白鶴洞校址復課。培英1937年在香港般咸道開設分校，傅世仕為校務主任，旋因中日戰爭影響，廣州培英中學遷往香港與香港分校合併上課，至香港淪陷，分校停辦，正校遷往澳門復課。1943年，傅世仕任校長，學校自澳門遷往戰時廣東省府曲江，初期借用韶關公園前青年會夜校課室上課，後曲江遭日軍飛機轟炸，校舍被毀，學校購入曲江東河壩南方被服廠廠址繼續上課。抗戰期間，為方便學生中之兄弟姐妹能相互照顧，學校兼收女生，此乃培英中學男女同校之始。1944年，韶關疏散，學校遷往連縣雙喜山復課。主管人馮世安（Chester G. Fuson）以前任教於培英，馮答應撥出雙喜山大片土地建築校舍。培英遷至雙喜山兩個多月後，真光中學也遷至此，兩校實行「分管合教」，聯合授課，但仍維持獨立的行政管理。鑒於招生困難，戰時真光及培英均打破傳統，分別招收男生及女生。至聯校時期，真光不再招收男生，培英不再招收女生，真光既有的男生轉入培英，培英既有的女生則轉入真光(39)。

培正於1937年遷往鶴山，後因局勢進一步緊張，再遷澳門，培道則先遷肇慶，再遷九龍廣華街，1940年，培道校長温耀斌、培正的代表鄺樂生抵達韶關，翌年兩校於粵北樂昌坪石設「私立廣州培正培道聯合中學」，其後因返內地讀書的港生太多，故又在桂林增設另一所「培聯」，至1944年桂林疏散，才告解體。

協和方面，1937年，廖奉靈(40)率領師生遷校台山公益埠，借用當地胥山中學部分課室繼續辦學，其後因在台山受到戰爭威脅，遂遷澳門，在澳門復課。

因戰時教會學校多外遷，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諭教會學校若不在華註冊，則收回其辦學權，那時在港的教會學校校長協商各校聯合在韶關辦一所教會性質的中學，是以各校合組基督教聯合中學（簡稱「基聯(41)」），組成基聯的學校包括培英、真光、協和、華英、嶺英、真中、培道、協恩、美華、嶺南附中等，此實拜省政府教育廳所賜。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各校陸續將學校遷回廣州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