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和中國企業的合資體驗

因為董浩雲先生的公司是家族生意，我有機會一窺家族生意的典型面貌。東方海外持有青衣島上的一家船塢，它不大成功，就連我們自家的船要修理時都不去那家船塢，很明顯有問題。不少人已為它想過辦法，但也不成功，董浩雲先生要我給他一些建議。

那是八十年代初，剛好油價上漲，很多人都談論南中國海可能蘊藏大量石油和天然氣。我們又剛好收購了英國一家大型的航運公司Furness Withy。它有一家子公司叫Houlder Offshore，是英國北海最大的海上鑽探支援公司。於是我想到改建我們的船塢，配合南面的大海，來迎合未來預期的需求。我們可以把船塢改成石油供應基地，來支援海上的鑽探活動；也可以利用現時的設施，興建海上鑽井平台，出海勘探石油和天然氣。最後我們決定與中華船廠的王敏剛合作成立歐亞船廠，興建海上鑽井平台。

就像典型的家族生意環境一樣，我的建議獲接納，但同時要負責這項目。所以我除了管理自己的公司，也同時接管這個船塢。我亦因此獲委任為Furness Withy的董事會成員，並且代表他們和中海油談判，成立一家合資企業，這樣我們這家外資企業才可以在南中國海鑽探石油。那時是1983年，讓我分享一些和中國交手的有趣經驗。

和我一起談判的同事是英國人，那時中國缺乏優秀的翻譯員，大家對對方的理解只有一半，一來一回後便只剩四分一，彼此的溝通不太有效。故每天開會後，中海油的人員便來到我的房間，問我“究竟他們想要甚麼？我完全不了解這些外國人。”他們又說：“為甚麼要談這些？”商業合約細則總會列明，若出了問題，便要怎樣解決。但他們尚未熟悉這類合約，便說：“我們還未有結婚，為何就要談離婚？”

最後，我們的談判還是成功的，成立了一家50：50的合資企業，亦是全球首家海上鑽探的合資企業。中海油現已成為一家很大型的企業，去年他們還打算收購美國的石油公司Unocal。

當年和中國企業合資還有一個有趣特質。那時的合資企業的組成通常是50：50。主席一定是中國的，副主席是外國的；總經理是中國的，副總經理是外國的。到最後你會發現兩個不相關的結構，基本上是一個實體裏有兩家公司。雖然他們會坐在同一間房間，但溝通幾乎是零。那時一切還在摸索階段，大家都要透過這個過程去了解中國的合資企業是怎樣一回事。

身為合資企業的一方，我們負責培訓中海油的人員，及提升他們的鑽井技術，確保一切符合國際標準。他們派人來英國受訓，但語言始終是一大障礙。而在這個個案，雙方各自提供一個鑽井，雖然中海油也有一個符合當時標準的鑽井，叫Aker H3，但經年使用下他們作了多處改造，結果不符合國際標準，無法滿足國際油公司所需。基於時間壓力，我的英國同事大刀闊斧地修整他們的鑽井，沒有事事諮詢對方。寶貴的豬舍被移去了——他們為了吃新鮮豬肉，在鑽井上加了一所豬舍。他們修改過的起重機和各式各樣的東西，我們都要一一修正，但這並不討好中方。初時合資企業的運作良好，也就無風無浪；但遇到逆境時，他們便說我們自作主張，應該為這些單方面的決定作賠償。現在已事過境遷了。回想起來，簽這份合約實在令人興奮，合約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的，其中一位見證人是英國大使，因為Houlder Offshore是英國公司；桌上有中國旗和英國旗，我代表英方，感到很彆扭，但那是很有趣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