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部

我們在自修室上課，校長進來了，後面跟著個沒穿制服的新生，還有個校工端著張大課桌。打瞌睡的同學驚醒過來，全班起立，仿佛剛才大家都只顧用功似的。

校長做個手勢讓我們坐下；然後，轉身對學監低聲說：

“羅杰先生，這孩子交給您了，他上五年級。要是功課、操行都不錯的話，就讓他轉到高班，按年齡他該進高班了。”

那新生縮在門後牆旮旯那兒，幾乎誰都看不到。這鄉下孩子約摸十五歲光景，個子比我們大家都高。頭髮齊額剪平，像個鄉村教堂唱詩班的孩子，看上去挺懂事，神情卻很窘迫。肩膀不算寬，可是那件釘著黑紐扣的綠呢上衣大概袖籠太小，裹得緊繃繃的，袖口還露出一截紅彤彤的手腕，想必平日裡是裸露慣的。淺黃色的長褲用背帶吊得高高的，穿藍襪子的小腿肚露了出來。腳上那雙皮鞋挺結實，敲了好些鞋釘，但擦得不亮。

大家開始背書。他豎起耳朵聽，專心得像在教堂裡聽講道，既不敢架起腿來，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課桌上，到兩點鐘，下課鈴響了，他還不起來跟我們一起排隊，學監不得不提醒他一聲。

我們有個習慣，一進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好騰出手來；而且帽子非得一進門就扔，從凳子底下穿過，一直飛到牆腳根，揚起一片灰塵；這叫派頭。

可是這做法，新生不知是沒注意到，還是不敢照做，直到祈禱完畢，他仍把帽子放在並攏的膝蓋上。這頂帽子是個雜拌兒，有點像毛皮高統帽，有點像波蘭騎兵帽，又有點像圓筒帽、獺皮帽或棉便帽，反正看上去挺寒磣，那副諱莫如深的醜樣兒，活像一張表情讓人莫名其妙的傻瓜的臉。帽子裡面有撐條撐著，胖鼓鼓的像個橢球，底下先是三箍輪緣形飾邊；而後交替鑲拼著絲絨和兔皮的菱形方塊，中間用紅道隔開；再往上就是口袋似的帽筒，頂上是塊硬板紙的多邊形，上面繡著圖案複雜的飾帶，然後從帽頂垂下一條極細極細的長繩，下端蕩著一個金線編成的小十字架。帽子倒是新的；帽檐閃著光。

“你站起來，”老師說。

他站起來：帽子掉了下去。全班都笑起來。

他彎身去撿帽子。鄰座同學用胳膊肘一捅，帽子又掉了下去；他又俯身撿起來。

“就別管你那頂頭盔了吧，”老師說，他是個挺風趣的人。

同學們哄堂大笑，弄得這可憐的孩子狼狽不堪，不知那頂帽子是捏在手裡好，還是撂在地上或戴在頭上好。他重新坐下，帽子放在雙膝上。

“站起來，”老師說，“把你的名字告訴我。”

新生嘟嘟囔囔說了個名字，誰也沒聽清。

“再說一遍。”

還是那幾個含混不清的音節，淹沒在了全班的喧嘩聲中。

“大聲點兒！”老師喊道，“大聲點兒！”

新生橫下心，拼命張大嘴巴，使足全身勁兒，像大老遠喊人似的喊出這幾個字：“夏包法利”。

教室裡頓時炸開了鍋，喧嘩聲猶如crescendo[1]那般愈來愈響，夾雜著陣陣尖利的噪聲（有人亂嚷嚷，有人學狗叫，有人跺腳，有人一個勁兒地學舌：“夏包法利！夏包法利！”），震耳欲聾的聒噪好半天才平靜下來，變成此起彼落的個別音符，但不時還會從一排座位冷不丁冒出沒能忍住的笑聲，仿佛一枚爆竹還沒燃盡似的。

然而，罰做作業的警告雨點般落下來，課堂秩序漸漸恢復了正常，老師又要新生報名字，叫他一個一個字母拼讀，臨末了再重念一遍，總算聽明白了夏爾·包法利這名字，當即吩咐這可憐蟲上來坐講臺前的懶生凳。他立起身來，但還沒挪步便又躊躇起來。

“你找什麼呢？”老師問。

“我的帽……”新生怯生生地說，一邊心神不定地朝四下裡張望。

“全班罰抄五百行詩！”一聲怒不可遏的吆喝，猶如那聲Quos ego[2]，制止了一場風暴的發作。“都給我靜下來！”老師氣沖沖地嚷道，拿起剛從帽筒裡抽出來的手帕擦額頭。“你，新生，給我把ridiculus sum[3]的動詞變位抄二十遍。”

隨後，聲音放得緩和了些：

“嗨！你的帽子麼，會找到的，沒人偷你的！”

教室裡安靜下來。一顆顆腦袋俯在練習本上，新生一連兩小時坐得畢端畢正，儘管有人用蘸水筆尖朝他彈小紙球，墨水濺在他臉上，可他只是用手擦擦，依然坐得一動不動，眼睛垂得低低的。

晚上在自修室，他從課桌裡取出袖套，把文具整理好，然後仔細地用尺在紙上劃線。我們可以看到，他很用功，每個詞都查詞典，弄得很吃力。他大概就是憑這股刻苦勁頭，才沒降班；因為，他雖說語法還過得去，可是碰到造句就不開竅。他的拉丁文當初是村裡本堂神甫教的，父母親圖省錢，一拖再拖，耽誤了送他上學。

他父親夏爾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曾當過助理軍醫，一八一二年那會兒，在幾起征兵事件裡受了牽連，不得不退役，當時他利用自己得天獨厚的條件，憑那副身材贏得一家內衣鋪千金小姐的芳心，毫不費力地撈進了一筆六萬法郎的陪嫁。他相貌堂堂，好說大話，靴子扣著馬刺，錚錚作響，漂亮的頰髯連著唇髭，手上戴滿戒指，身上的衣服光亮鮮艷，一眼看上去就是條漢子，那股見面就熟的熱乎勁兒又像個旅行推銷員。結了婚，頭兩年全靠妻子供養，吃得好，睡得好，捧個挺大的瓷煙斗吸煙，晚上不到夜戲散場不回家，咖啡館裡更是常客。岳父去世，沒留下什麼遺產；他悻然之餘，發憤辦個小布廠，虧了些本，於是歸居鄉間，指望吃田產。可他對農事並不比印花布在行，幾匹馬不打發到地裡幹活，整天騎到東騎到西，蘋果酒不裝箱拿出去買，光知道一瓶一瓶喝個痛快，院子裡最肥的家禽宰了自己吃，豬的油膘用來擦獵靴，沒多久他就明白對這份田產也不能存什麼指望了。

於是，他以兩百法郎的年租，在科地區[4]和庇卡底地區交界的一個村子，租下一座田莊兼住宅的場所；從此成天悶悶不樂，怨天尤人，悔不當初，四十五歲起就閉門不出，聲稱厭倦人世，只想清清靜靜過日子。

妻子曾經愛得他死去活來；她對他一往情深，百依百順，他反而對她愈來愈冷淡。當年她活潑、外向、多情，上了歲數卻變得（就像酒走了味變了醋）脾氣乖戾，好磨嘴皮，神經過敏。起初看見他滿村子圍著那些騷貨娘們轉，瞧著他天天晚上讓人家從烏七八糟的地方送回家，爛醉如泥，渾身酒氣，她只覺得心痛如絞，但從不抱怨。而後自尊心抬起頭來了。於是她壓住怒火，抱定三緘其口的堅忍態度直至去世。她到處奔走，裡裡外外忙個不停。她得去找訴訟代理人，見法庭庭長，得操心票據什麼時候到期，設法把應付款展期；在家裡又得熨燙、縫補、漿洗、督工、結賬，而先生卻賭著氣，見天不是懶洋洋、昏沉沉地躺著，就是沖她說些沒心沒肺的話，要不就是待在壁爐邊上抽煙斗，往爐灰裡吐痰。

有了孩子，只好寄養在奶媽家。小傢伙一回家，就給寵得像個王子。做母親的盡喂他吃果醬；做父親的讓他光著腳板到處亂跑，還擺出哲人的架子，說什麼就像獸崽那樣一絲不掛也挺好。他對妻子那種母性的溫情不以為然，心裡自有一套頗具男子氣概的標準，打算用於訓練自己的兒子，要按斯巴達人的方式，讓兒子從小吃苦耐勞，造就強健的體魄。他打發兒子去睡不生火的屋子，教他大口大口喝朗姆酒，朝聖事行列罵粗話。可是，這孩子生性溫順，做父親的種種努力收效甚微。母親把他帶在身邊；給他剪硬板紙圖畫，給他講故事，整天跟他絮絮叨叨地自言自語，其中滿含令人傷感的快樂和近乎孩子氣的溫存。在生活的孤寂中，她把自己凋零破碎的夢輸進這孩子的心田。她渴慕顯赫的地位，仿佛已經看見他長大成人，當了建築工程師或是法官。她教他識字，甚至還在那架舊鋼琴上教了他兩三首抒情的曲子。然而對所有這一切，不諳文墨的包法利先生都說是白費勁兒！難道他們能供得起他上公立學校，能為他捐個前程或者籌齊一筆本錢嗎？再說，一個男人只要拉得下臉皮，是不愁吃不開的。包法利夫人閉緊嘴不吭聲，孩子在村子裡到處閒逛。

他跟在農夫後面，扔土塊驚飛烏鴉。他沿溝渠採黑莓吃，拿細樹枝看火雞，幫著翻曬谷物，到矮樹林裡撒腿亂跑，在教堂門前玩造房子遊戲，逢到下雨天，或是重大節日，就央求教堂執事讓他敲鐘，吊住粗實的繩子，在半空中蕩來蕩去。

因而他長得像橡樹般壯實，手勁很大，膚色紅潤。

到了十二歲，做母親的執意要送他讀書。老師是本堂神甫。可是上課時間挺短，又時作時輟，所以效果不怎麼樣。神甫趁洗禮和葬禮中間的空隙，站著在聖器室裡匆匆給他上課；或是在響過晚禱鐘，也不必再出門的當口，打發人去把學生找來。他倆上樓到神甫屋裡坐下：蚊蚋和夜蛾圍著燭光飛舞。屋裡挺暖和，孩子打起盹來；那位好老頭兒雙手擱在肚皮上，不一會也張著嘴起了鼾聲。也有時候，本堂神甫先生剛給鄰近的病人做完臨終聖禮回來，路上瞧見夏爾在田野裡淘氣玩兒，就喊住他，訓誡個刻把鐘，再趁這機會在一棵大樹下面讓他練練動詞變位。天下雨課就停，有個熟人路過也一樣。不過，神甫始終對他挺滿意，居然還說小伙子記性挺不錯。

夏爾這樣下去可不行。太太決心已定。先生有些不好意思，或者說懶得再爭，沒多說什麼就讓了步，但做父母的還是又等了一年，讓孩子行過了初領聖體[5]儀式。

又過了半年；再下一年，夏爾終於進了魯昂[6]中學，做父親的在十月底親自把他送去，正好趕上聖羅曼節[7]的市集。

現在我們誰也記不起他當時的樣子了。他是個挺乖的孩子，課間休息就玩，進自修室就做功課，在教室裡好好聽課，在寢室裡好好睡覺，在食堂裡好好吃飯。作為寄宿生，他的監護人是岡特裡街上的一個五金制品批發商，他每月領孩子出去一次，那總是星期天，等他的店鋪打烊以後，他帶著孩子一路走到碼頭看輪船，然後一到七點就送他回學校，不耽誤晚餐。每星期四晚上，夏爾給母親寫一封長信，用紅墨水，封口粘三個面團；然後複習歷史課筆記，或是讀一本在自修室撿來的舊書《阿納卡西斯》[8]。散步的時候，他跟校工聊聊天，那人也像他一樣是從鄉下來的。

全靠用功，他在班裡始終保持在中等水平；有一回考博物學甚至還得了口頭表揚。可是，到第三年末了，他父母叫他退學，打算讓他去學醫科，他們滿心以為他就這麼照樣也能通過中學會考。

他母親認識洛貝克河[9]岸邊一家洗染鋪的掌櫃，就在五樓上給他租了個房間。她談妥膳宿條件，弄來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從老家運來一張櫻桃木舊床，另外還買了一隻生鐵小火爐，備好劈柴讓可憐的孩子取暖。然後她在周末動身前，千叮萬囑要他自己學好，因為以後就沒人照看他了。

貼在布告板上的課程表，把他看得暈頭轉向；解剖學課，病理學課，生理學課，藥劑學課，化學課，加上植物學，診斷學和治療學，還有什麼衛生學和藥材學，他對這些名稱一竅不通，覺得它們就像一座座聖殿的大門，裡面黑黢黢的令人敬畏。

他什麼也不懂；上課像騰雲駕霧，聽了也白聽。但他還是很用功，一本本筆記裝訂成冊，一堂課也不缺席，一次出診也不拉下。他當天的事當天了，卻好似一匹拉磨的馬，蒙住雙眼繞著碾磨轉圈，不知道磨的是什麼東西。

做母親的替他節省開支，每星期托郵車捎來一塊烤小牛肉，他上午從醫院回來，一邊用腳底跺牆，一邊拿這塊烤牛肉當午飯。飯後匆匆趕去教室、解剖室、濟貧院，然後再穿過一條條街道回到住所。每天晚上，用完房東準備的那頓可憐的晚餐，他就上樓到自己房間埋頭用功，衣服濕漉漉的貼在身上，給燒紅的爐火烤得直冒熱氣。

晴朗的夏日傍晚，暖烘烘的街上空蕩蕩的，女傭人在門前拍板羽球，這時他就推開窗子，倚著窗臺往下看。那條小河，魯昂的這一地區因它而變得像個髒兮兮的小威尼斯，在他下邊淌過，時而發黃，時而發紫或發藍，流經小橋和柵欄。工人蹲在岸邊，在河裡洗胳膊。頂樓高處伸出的晾桿，曬著成絞成絞的棉紗。前面那一排排屋頂上方，是一片高曠明凈的天空，紅日正在冉冉下沉。那邊天氣該有多好啊！山毛櫸樹下有多涼爽！他張大鼻孔想吸進鄉間宜人的氣息，但到底沒能嗅到。

他變得瘦削了些，身材也拔高了，臉上有一種傷感的表情，讓人見了不覺會多看上一眼。

稍一松懈，早先下的決心自然而然就給拋到了一邊。有一回，他落下了出診實習，第二天又缺了課，而一旦嘗到了懶怠的滋味，漸漸的想改也難了。

他習慣了去酒吧，玩骨牌上了癮。每到晚上，一頭扎進一家骯髒的賭場，拿起帶黑點的羊骨牌在大理石牌桌上碰出去，在他就如一種體現自由的壯舉，讓他平添了幾分自尊。這就好比領受涉世的啟蒙，初嘗禁果的滋味；進門的當口，他捏住門的把手，就有一種近乎肉感的快意。於是，許多鬱積心間的東西膨脹了開來；他學會了唱歌給女伴聽，對貝朗瑞[10]崇拜得五體投地，調潘趣酒頗有一手，最後連談情說愛也入了門。

試前如此預熱，結果醫師資格會考一敗涂地。可當天晚上全家人都在等著為他慶賀哩！

他一路走回家，到了村口停住腳步，讓人去把母親找來，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訴她。她原諒了他，將這次考砸歸咎於考官不公，安慰了他幾句，答應把這事兜起來。五年過後，包法利先生方才知道實情；時過境遷，他也就讓它去了，再說他也沒法相信自己的兒子會是個笨蛋。

於是夏爾發奮用功，沒日沒夜地埋頭溫習功課，把所有問題的答案都背了下來。他通過了會考，成績相當不錯。這真是他母親的大喜日子！全家人吃了頓豐盛的晚餐。

上哪裡去行醫呢？去托斯特。那地方只有一個上了年歲的醫師。包法利夫人早就在盼著他死，還沒等到這位老兄卷鋪蓋，夏爾就在對面安頓下來，接管了他的地盤。

可是，光把兒子撫養成人，讓他學醫並在托斯特找到地盤行醫，還算不得大功告成：他得有個老婆才行。她為他物色了一個：迪耶普[11]一位執達吏的遺孀，年紀四十五，年金一千二百利弗爾。

這位迪比克夫人，雖說長相難看，骨瘦如柴，滿臉粉刺像春天的樹芽，想娶她的卻大有人在。包法利大媽為了達到目的，憋足了勁把他們一個個擠出去，有個肉鋪老板背後有神甫撐腰，照樣也讓她很巧妙地破了他的招數。

夏爾原以為結了婚就會情況大大改觀，指望從此可以自由自在，行事花錢都不用受人管了。不料這個家是他妻子說了算；他當著人家的面，有的話該說，有的話就不能說，每星期五得守齋，平時得按她的心思穿戴打扮，得聽她的吩咐盯住沒付錢的病人，不放他們過門。她拆看他的信件，窺伺他的行動，還隔著板壁偷聽他在診室裡怎麼給女病人看病。

她天天早上得有巧克力喝，隨時隨地得有人關心。她沒完沒了地抱怨神經緊張，胸口悶，情緒不好。腳步聲叫她心煩；人都走開了，她又嫌冷清，覺得受不了；誰要來看她，那想必又是來瞅瞅她死了沒有。每晚夏爾一回來，她就從被窩裡伸出瘦長的胳臂摟住他的脖子，讓他在床沿坐下，向他訴說她的苦惱：他把她給忘了，他愛上了別的女人！人家早就說過她會受苦的；她說到最後，要他為她的健康給配點糖漿，還要他多給她點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