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昂、廉之間
——照相館的價格盤點

價格「公道」「相宜」「從廉」「相讓」「減定」「克己」「克氣」「不昂」等，是早期照相館廣告中使用最頻繁的宣傳語。為了吸引更多的顧客步入照相館拍照，強調「工美價宜」「工精價廉」「技必精益求精，價當廉而又廉」，或者「減價傳名」，只不過是商業經營中照相館最基本的價格策略而已。今天，重新審視當年一張照片的消費價目，究竟是昂貴還是廉價，還應當把照相館用品的成本、照相館的人工費用，以及整個社會的消費水準，統一納入盤點，才更具有一個相對論的時代意義。

1845年，中國第一家商業性的照相館在香港開辦，創辦人喬治·韋斯特在《德臣西報》（China Mail）的廣告中，明確標明了拍攝銀版肖像的價格：「單人小照價格3美元。合影照片每人另交2美元。」⁽¹⁾雖然韋斯特的照相館可能只開辦了幾個月的時間，至今也沒有發現其拍攝的肖像存世，也不知多少外僑或港人曾經走進了照相館拍照，韋斯特是大發其財？還是入不敷出？我們都不得而知，但廣告中明確的標價，不僅凸顯了照相館的商業特性，更成為後來測度照相館普及程度的基本標杆。

價格趨勢

到19世紀60年代，在廣州、上海等地，外國人開設的照相館已經開始贏利。一開始，因為競爭對手少，照相館甚至可以說是暴利行業。清代文人倪鴻在1861年寫成《觀西人以鏡取影歌》中，描繪了一名外國商人在廣州城內開設照相館，用濕版攝影法拍攝肖像的過程，這種不需傳統繪畫就能留住人的容貌的新發明，吸引了大批顧客進館拍照，店主大發橫財，以致「日獲洋錢滿一車」。⁽²⁾

很快，隨着競爭的加劇，照相館的價格和利潤開始回歸理性。1862年就已在上海開業的「森泰像館」，除了向外僑銷售各種風景、戰爭、民俗照片獲取利益外，從1863開始，也把目光更多地轉向本地顧客，其在上海第一家商業中文報紙《上海新報》的廣告中，用「價錢甚為公道」⁽³⁾來吸引本地顧客。緊隨其後，廣東人謝芬在上海開辦的宜昌照相館，也用「價錢相宜」⁽⁴⁾的廣告來吸引客戶。（1-6-1）

照相業在中國逐漸普及，從清末開始，一直到民國的北洋軍閥時期，中國照相館的材料的購買、照片的拍攝、印製或放大的價格也在不斷變動中，各地照相館在同業的競爭中，通過折扣、奉送等多種形式，上演了一場場價格戰。

一家照相館的開設，首先就是「照相傢夥」，即各種照相器材和藥料的製備。一般來說，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全副照相傢夥，計照相印箱架三個，照相盒三個，另有黑房藥水及各零件」，全部是英國進口，「算最好傢夥，價銀二百五十兩」。⁽⁵⁾而同時期，上海南京路十四號的會地理洋行，在專辦照相材料生意的同時，還兼照人像，「連照費及像紙十二張取銀三元」⁽⁶⁾，對比一下開辦照相館的設備成本，可見照相的利潤相當可觀。同時期，上海米價大概為每擔（一百斤）三元⁽⁷⁾，可見當時照相絕非一般普通人家所能承受。

在激烈的價格競爭中，除了通過降低價格為顧客拍攝普通肖像照片外，為了贏得高端顧客，照相館紛紛通過採用新技術，推出電光放大等新舉措，來彌補照相館的利潤。一般來說，「新法電光放大」起價兩元五角到三元不等。⁽⁸⁾

正是因為電光放大的新技術，為擴放大像奠定了物質基礎，很多照相館開始推出放大像專門業務，大像帶來的也是巨大的利潤。1891年開業的上海致真照相樓，「放二十四寸大像洋八元，再大另議」。而1890年和1892年，先後開業的上海光繪樓照相館和耀華照相館更是把「放可成丈，坐立如生，鬚眉畢肖」⁽⁹⁾的大像作為自己照相館的主打產品。尤其是耀華照相館，把「碩大無朋」作為自己的廣告題目，連續在上海《申報》上推出了「大像」的廣告，巨幅照片的價格，同照片的尺寸一樣，令人咂舌：「二十四寸洋六元，三十寸洋八元，四十寸洋十元，五十寸洋二十元，六十寸洋三十元，七十寸洋四十元，八十寸洋五十元。二丈長，丈六闊。」⁽¹⁰⁾從1893年推出大像，到1894年近一年的時間裏，耀華照相館就拍攝了「八十寸者十餘張，一律髮眉畢肖，神氣活動，世之丹青鳴者見之亦當甘拜下風」。⁽¹¹⁾其中隱含的利潤，可想而知。

耀華照相館正是看到了放大像的贏利點，除了照相館拍攝外，還推出翻拍小照、放大像的業務，「半身小照放足原人面目大小，每張計洋六元，且可保百年外分毫不變」。⁽¹²⁾到1901年，庚子之變後，由於東南互保，上海雖然維持了和平局面，但市面蕭條，耀華照相館的放大像業務，也不得不大減價：「十二寸每張洋兩元，十六寸每張洋三元，十八寸每張洋四元，二十寸每張洋五元，二十四寸每張洋六元，三十寸每張洋十元，四十寸每張洋十五元，五十寸每張洋二十元，六十寸每張洋二十五元，七十寸每張洋三十元，八十寸每張洋三十五元。」不過，以上價目是指顧客或照相館有玻璃底片的價格，「如無玻璃底另議酌加。放大字畫則照此價取，半着色公道」。⁽¹³⁾

放大像業務也確實給耀華照相館帶來了巨額收益，耀華在20世紀初成為上海灘照相業的「四大天王」之一，大像帶來的收益應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關於耀華照相館當時的規模和一年的經營收入，我們從1902年施德之準備遠行時，刊登在《申報》上的一則《召盤》廣告可以看出端倪：「生財器具約值洋一萬八千元有奇，每年進賬實收現洋三萬元左右，按月房租、人工、零碎支銷洋六百元，紙料照片在外。實欲頂銀三萬五千兩。」⁽¹⁴⁾（1-6-2, 1-6-3）

1905年8月，耀華照相館又在《申報》上刊登了東西二號新的價目表：「四寸起碼一元三張，添印三角。六寸頭一張一元，添印五角。八寸頭一張二元，添印七角。尺二頭一張四元，添印一元。以上俱八折，以符價廉物美。放大十八寸五元，廿四寸六元，三十寸十元。」⁽¹⁵⁾比較四年前價目，除了部分放大價目微微上漲（十八寸漲一元）外，照相和放大價格基本保持穩定。不僅僅在上海，同樣在北方京師，比較1907年山本贊七郎開設的山本照相館的價目表⁽¹⁶⁾，其拍攝和放大價格與耀華照相館相差無幾。

考量照相館拍攝肖像的價格，另一個可以對比的是當時繪製肖像的潤筆費用。受到傳統習慣的影響，在晚清民國，去畫店繪製肖像和去照相館拍攝照片並存了相當長時間，並且，很多照相館本身也同時經營根據照片繪製大像的業務。1907年，上海的《時報》曾刊登了畫家馬小眉、狄楚青、陳楚生畫室的潤筆價格，總體來說，繪製肖像，以鉛筆畫最貴，油畫次之，綾絹畫最廉，一張照片的價格和一張同時期手工繪製的油畫，價格相差無幾：

綾絹畫：十二寸八元，十八寸十二元，二十四寸十二元。

油畫：十八寸二十元，二十四寸三十元，三十寸四十元，四十寸五十五元，五十寸六十五元，六十寸七十五元，七十寸八十五元，八十寸一百元。

鉛畫：二十四寸六元，三十寸八元，三十六寸十元，四十寸十八元，五十寸二十五元，六十寸三十元，七十寸四十元，八十寸一百五十元。

衣冠着色加兩成，綴景另議。⁽¹⁷⁾

從上不難看出，肖像的繪製基本定位在高端人群，最少的花費：一張二十四英寸的鉛畫，也要六元。而同時期，山本照相館十二張三英寸照片才四元五角，一張才平均不到四角，可見，照相館，更能成為廣大老百姓光顧的場所。

晚清時期，一家照相館的人工費用，相比動輒幾百元的「照相傢夥」來說，可以說佔據照相館開銷的很小比例。上海耀華照相館，在1900年前後「同事有二三十人」，當時照相館「每年照像逾半萬之數」⁽¹⁸⁾，不過，1902年，耀華照相館「房租、人工、零碎支銷洋六百元」⁽¹⁹⁾，可見人工費用支出之少。當時，上海有專門培養照相人才的「照相學局」，可以專門傳授拍攝「人物、山水、百般花草，西法妙速，七日成手」⁽²⁰⁾，收費每位大洋十六元。當然，這樣照相學局的畢業生未必受到照相館多高的待遇，畢竟他們實踐經驗不足。對更多的照相館來說，有經驗的技師更是他們青睞的對象，也是照相館人工最大的開銷。1907年，漢口的麗康照相號準備聘請「精於沖曬師傅一位，每月金由二十元至三十元」，不過，如果「功夫平常，恕不奉復」。⁽²¹⁾晚清時期，照相館數量相對民國來說，還不是很多，同業競爭也不夠白熱化，大部分照相館規模不大，很多照相館都是館主兼攝影師和沖曬師，減少了照相館的人員開支。

進入民國，直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前，照相館同類照片的價格並沒有太大的變動。上海耀華照相館1922年推出兩個月的大減價：「十八寸放大三元五，念四寸放大五元，三十寸放大七元五角，四寸相三張七角，六寸相二張一元，八寸相二張一元九角，十二寸相二張三元五角。」⁽²²⁾比較耀華照相館1922年和1905年的價格，整體價格向下微調，但並不是特別明顯。不過，隨着逐年的通脹，從相對價格來說，民國照相館拍照要比晚清便宜許多了，1922年上海的高級白米價格已經上漲到每擔（一百斤）十二元左右⁽²³⁾，比起晚清三四元的價格要貴了許多。所以對廣大民眾來說，更多人開始有能力承受拍照的價格，照相館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同時，隨着各種新型照相器材的發明和投入商業應用，各種規格的手持相機開始流行，一般相機價格也開始下降，「白朗尼鏡箱，價目自三元四角至二十九元止。柯達鏡箱價目自十一元起至二百二十七元止。」⁽²⁴⁾在照相館之外，更多的攝影愛好者可以自行購買小型相機，自己拍攝照片了，這無形中給照相館帶來了競爭，因此，投入資金購買一般攝影愛好者無法企及的高級相機，成為各大照相館不得不為之的行為，新機器和新型的照片也給照相館帶來了特別的利潤。

1918年，北京的太芳照相館購入「價值壹仟元之照相鏡」，此照相機「乃德國柏林著名鏡廠所鑄，命名噶氏COERZ CELOR，此鏡之奧妙……可照千數百餘人，照出之相，其細如豆，其大如斗，無不鬚眉畢現，可稱照相鏡中之巨擘」。⁽²⁵⁾1919年，上海寶記照相館也購買了「最大號新式照相機器」，拍攝成「上海碼頭全埠風景，長五十四寸，闊十寸。精美絕倫，為中國空前所未有」，這種長條照片「連裱及裝玻架實價八元五角，長四十寸闊六寸者，實價五元，如欲不裝玻架或不裱價值較廉」。⁽²⁶⁾1925年，北京的光明照相館由美國購來沙克梯大轉機，俗稱「搖頭機」，「能照百餘寸，專備各界喜慶典禮及新年團拜合影大像」⁽²⁷⁾，後來，北京多家同業照相館向光明照相館租借此機器照相，以至於光明照相特別登報聲明：「以致本號自用反不敷分備，本號雖有數份之多，無奈每日外照用長條轉鏡者實在佔多數，今後再有欲借本號轉鏡者，實難從命，寶號無論為誰家，均請勿開尊口。」⁽²⁸⁾可見當時搖頭機受歡迎的程度。自此，各種城市全景照片，各種學堂畢業照片，以及多人聚會大合影成為照相館的新利潤點。

從20世紀20年代起，隨着西風東漸，美術照相在各照相館成為時髦，從價格上來說，一般美術照相「較普通相增價雙倍」。⁽²⁹⁾北京的太芳照相館為了培養顧客拍美術照相，一開始採取免費贈送「特為用作敝館之事實廣告，商祈各界諸君光臨賜教」。⁽³⁰⁾1929年，上海跑馬廳的匯芳照相館「為普及美術照相起見，特將美術照相之價目特別從廉」，不過，降價後的六英寸照片需要「四元再打七折」，雖然「同時可攝取兩式，於光線姿態上力求美化，務使顧客滿意而後止」，並且，匯芳聲稱，「此項美術照相價目實為滬上最低廉也」⁽³¹⁾，但這種照片遠遠高於同期六英寸普通照片五角一張的價格。

到1937年全面抗戰前夕，中國的照相館市場已經基本成熟，此時，隨着美國柯達等大公司全面進入中國市場，照相器材銷售已經遍佈大、中、小城市，價格也保持基本穩定。觀察作者收藏的192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德國《伊卡照相用品目錄》，以及1936年上海美國柯達公司出版的《照相業攝影用品價目表》，不難看出，照相館所使用的各種照相材料，包括「鏡箱及三足架」「印相器及放大用品」「黏性膠質」「附加鏡及矯正框」「電光照相用品」「暗匣鏡箱背軟片套及抽蓋」「燈光」「鏡頭及鏡頭罩」「各類雜件」「快門」「沖曬用品」「修像用品」「着色用品」「軟片」「乾片」「紙張」「藥品」等已經分門別類，應有盡有。價格從最貴的一整套的搖頭機，「第十號沙克梯搖頭鏡箱：裝華倫薩佛塔士鏡頭，兩盒快門，及開放機關。外附沙克梯齒狀轉輪，沙克梯三足架頭及三足架腳，全套連提箱兩隻」，價格為大洋一千九百二十元；便宜的如「修改照相鉛筆」，一支六元；最便宜的當屬「牛愛斯裝裱護角」，分「黑色、灰色、棕色及白色四種，每袋一百隻」，才要「洋三角」。（1-6-4, 1-6-5）

民國時期，因為照相館同業競爭激烈，技術高低就成為一家照相館能否生存和發展的關鍵，照相館的人工費用比晚清時期有所上升，很多照相館真正的師傅都是館主高薪聘請的。應聘的師傅，最重要的是有技術專長，手藝過硬。在湖南長沙，「應聘的師傅稱『客師』，客師任期有長有短，聘金也有高有低，多數是每月三十六塊大洋，最高的每月達四十塊。客師來館後一般是搞專業工種，如照相、暗室、修版等」。⁽³²⁾在東北遼源，照相館技師稱為「勞津」，各家相館的「勞津」來源有三：一是本店徒弟滿徒晉為勞津，二是挖同行業的牆角，三是從外地聘請水準高的技工做勞津。「本店徒工出徒後工資每月十五至二十元。若被其他相館『挖去』，工資往往高出二倍……勞津大多是西裝革履，被人呼之先生，是受人敬重的人物。一般照相師月薪五十至六十元，最高者李化坤月薪九十元。」⁽³³⁾在貴州省會貴陽，鍾大亨開設的黑白照相館，「從香港聘來了技師溫克明、黃文輝，每人每月工資為大洋五十元，另供膳宿」。⁽³⁴⁾而在當時貴陽「每月的伙食花上三元錢，還吃得相當好」。⁽³⁵⁾可見照相館技師工資水準之高，甚至導致不少攝影師「自認為職業高尚，也有些清高感」。⁽³⁶⁾在北平，「以攝影師的薪水最高，普通都在四五十元至七八十元之間，所謂名譽好，價錢高者是也，其次就是洗片者，因此項職務，關係材料消耗之多寡，假如每瓶藥水以及其他應用對象按照規定，一百張膠片，洗片者能充下九十張片者，即為第一能手，其待價由三十元至四十元不等，再次，則為寫賬者，每月只不過拿五六元，至多十數元而已」。⁽³⁷⁾

相比照相館的攝影師或技師，照相館「其他一切事務，則充由所謂小徒弟者料理」。⁽³⁸⁾

照相業學徒工資很低，幾乎可不計入照相館成本，學徒期一般為三年，「第一年每月大洋五角，第二年一塊，第三年兩塊，到學徒期滿正式辦請師酒後才算『參師』，『參師』後要能正式擔任一項工種才能每月拿六塊大洋，工作成績好的，工資還可以高些。但即使成績很好，甚至超過客師，也只能拿到客師約一半的工資，這是不成文的規定」。⁽³⁹⁾

1937年，隨着抗戰的全面爆發，照相業的價格完全被打亂。受到日本人的封鎖，各種照相材料的舶來品來源極其困難，價格飛漲。各種照相器材、材料成為囤積居奇的熱門貨。因為「材料供應極其困難。以至過去的存貨，過期的材料，已經發黴的相紙，玻璃片等等，都千方百計地加以利用，但此類數量極少，完全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⁴⁰⁾當時國統區還有一個供應管道，就是國民黨軍用過期航空片的標賣。從表面看來，這是合法的標價購買。但這類材料，數量較大，又不分散零售，都是一批一次銷售，絕不是一般小本經營者所能購買的。就是有了錢，也得要請客送禮、拉關係、談條件才能到手。由於照相材料的緊缺，價格猛漲，大照相館不但照相業務眾多，在照相材料的囤積上也獲利不少。但較小的照相館和個體戶，很多都由於照相材料的缺乏而斷炊改行，甚至歇業。

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很多大中城市充滿了美國的軍用物資，美國軍用航空片和10×12×100的蠟背軍用印相紙，大量傾銷到中國市場，照相材料的價格猛跌九成。如當時的印相紙從每筒一千多元，跌為一百元左右。經過八年離散，很多重新團聚的親朋好友相攜去照相館拍攝合影，因此，照相材料下跌，照相館營業額卻大幅上升，照相行業出現了供不應求的黃金時代，利潤增加。其後的解放戰爭中，照相業的發展又一次受到影響。

價格戰

從晚清開始，隨着照相業的逐步普及，在廣州、上海等大沿海城市，照相館越開越多，也使得照相館的門檻慢慢降低，更多的顧客有經濟條件走進照相館。照相館在尋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面臨最大的障礙就是同業者的競爭。因此，對相對同質化的產品，價格戰就成為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1-6-6）

採取價格折扣是一個最直接的降價方法。每逢照相館開業、中國的傳統節日或者照相館館址遷移重張、開業週年、存貨過多、市場不振等，很多照相館利用「減價招徠」，來「傳名」或聚集人氣、回收貨款。一般來說，減價「八扣」為一般減價，也有「七扣」「六扣」。

1887年，上海五馬路的日本鈴木照相館，在英租界四馬路樂善堂書房對門開設分館，「照價格外便宜，每位洋二角起碼，以便群賢畢至，早臨為盼」。⁽⁴¹⁾開辦近三十年的上海蘇三興照相館，面對市場的激烈競爭，不得不大減價，「以廣招徠。四寸紙相，一張價洋三角」。⁽⁴²⁾另一家照相老字號日成照相樓，因為存貨過多，也推出暫時減價措施，「四寸照用金邊厚紙，光彩鮮明，價洋兩角，五寸相洋三角，以廣招徠」。⁽⁴³⁾正是因為價格的降低，讓更多的民眾走入照相館，照相館營業額大大增加，當時上海一家較大的照相館，一年的經營額可達到紋銀三千兩之巨。⁽⁴⁴⁾1909年，上海耀華照相館因「市面不振，兼之光珠薪桂，深恐不復見前之臣門如市，故再擬於乙酉年照舊減收五折，工藝則仍精進不已」。⁽⁴⁵⁾1921年，開業六十年的上海英昌照相館，從五馬路遷至四馬路東首，英昌一直「選科手術本極精研」，強調服務質量，「凡往攝影者，稍不遂意，即為重照三次、四次，均所不計，必使顧客滿意而後已」，不過，它也借遷移和中國農曆新年之際，推出七折優惠，為「六十年來第一度之減價」，結果是「照者趨之若鶩也」。⁽⁴⁶⁾純粹照相的折扣一般不會很低，而照相館放大業務利潤較高，故有較低的折扣，1928年，北京大北照相館於「新正大減價，照像八扣，放大像四扣」⁽⁴⁷⁾，可見擴印利潤之高。

不過，在降價戰中，各照相館為了佔領市場份額，有時也形成了不計成本的惡意競爭，這也遭到了很多有識之士，包括照相同業人士的反感。北京容光照相館的館主雷卓霆，面對市場上降價聲一片，在《順天時報》上刊登廣告說：「減價折扣者，貨劣也。本號以藝術精巧，貨高價實，是以不折不扣，惠顧諸君，欲得精良相片者，必不在乎此區區折扣也。」⁽⁴⁸⁾也有市場觀察人士指出：「減價，贈送，兜拉生意，固為商業之常事，不過高尚之藝術，並非普通商品，實屬不應有此現象，須知同一照相，材料上下相差甚多，工程高低距離亦遠，餘如取巧底片縮小尺寸。處處皆可無形討巧。一言以蔽之，價錢愈低，贈送愈多，而藝術之退步亦必愈甚，諺云『羊毛出在羊身上』，理至明也。」⁽⁴⁹⁾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各地成立的照相同業公會，目的之一，就是協調各家照相館的價格，防止惡性競爭。

隱性降價

降價之外，照相館在特殊時期，還通過額外贈送顧客照片或者小禮品的方式招徠顧客，本質上也是一種隱性降價，這種方式更具人情味，受到顧客的普遍歡迎。

贈送照片，一般來說，照一張送一張，或者免費送一張放大照片，還有的為推廣起見，免費贈送化妝相、美術照相、着色照片等。長沙的蓉光照相館，在開張時，大肆宣傳，以贈送五彩大像（即按原價照四英寸美術像一份，加贈八英寸彩色放大像一張）為號召，「一時全市轟動，顧客蜂擁而來，從早到晚排座等候，兩部大座機，七八個人連續不停地工作，仍照不完，乃一方面委托光華代照，並發售預約票。每天收入光洋一千多元，打破了行業的紀錄」。⁽⁵⁰⁾（1-6-7, 1-6-8）

照相館所贈送的禮品更是五花八門，小到一條毛巾，大到一台文明戲，可以說，招數使盡。上海耀華照相館，從開業開始，不斷採取各種贈送方式招徠顧客，尤其抓住中國傳統新年的照相高峰期，進行派送活動。1894年新年，顧客每消費「英洋一元者，奉送彩票一張。頭彩得洋五百元，二彩得洋二百元，三彩得洋一百元」。⁽⁵¹⁾1897年新年，「由新正月初一日起，貴客賜顧照像者，每元隨送良濟大藥房頂頂上好香水一罇」。⁽⁵²⁾1902年6月，「士商賜顧者附送頂好肥皂」。⁽⁵³⁾1904年春節，「於正月初一為始，凡賜顧照相一元者奉送頂好白巾一條，十元十條，聊以報德」。⁽⁵⁴⁾上海福生照相樓在新開之際，「每款兼贈外國金架壹台，以廣招徠」。⁽⁵⁵⁾上海二馬路口日華照相公司，抓住學堂放假之際，除了「特別減價放盤，照章對折」外，對來照相館的顧客，「無論城廂內外，一律車錢奉送。如上一打者，另送秋瑾歷史墳墓、西湖全景冊頁一本」。⁽⁵⁶⁾

在北京，照相館贈送的力度更具魄力。1917年，開業二十多年的山本照相館，所拍照片之號數已達三萬號，「今因酬謝顧客並祝三萬號之起見，准由十月一號起至三十號止，所有駕臨敝館照像或購材料者均行敬送紀念贈彩，是以散佈廣告」，所有照相或購買材料者，購品達到一元以上，即可獲得贈籤一支，並且所有十等抽獎，「並無空票」，這種抽獎的獎品和價值如下：

頭彩一張　三尺鏡框並附本人放大像一份　五十元

二彩二張　二尺五寸鏡框並附本人放大照像一份　每份三十元，共六十元

三彩五張　二尺放大照像一張　每張十二元，共六十元

四彩十張　一尺五寸放大照像一張　每張六元，共六十元

五彩二十張　一尺二寸放大照像一張　每張三元，共六十元

以下到十彩。⁽⁵⁷⁾

1922年，山本照相館由霞公府遷移至王府井大街，一年之後，「應酬主顧起見」，山本照相館又「不惜巨資，特製美觀團扇數百把，扇面所畫各處風景及十三陵、萬壽山、萬里長城、西陵等，計二百餘種，奉送各界人士。自登報日起駕臨敝館照相者，按價洋計，滿三元者贈送一把，六元贈送二把，由此類推」。⁽⁵⁸⁾

1916年在西長安街西安飯店對門開業的小彭照相館，為了在競爭中生存，開業兩年後，於1918年10月推出大贈品，包括贈送一萬張剛剛當選為大總統的徐世昌的肖像，另外，還有「頭等足赤金鐲一付，二等褲緞衣料新式大氅，三等金戒指，四等大鐘，五等衛生衣，六等至十等：各種洋貨金銀器件、香水、香皂、化妝用品」，並且，「如有喜事照相，敬送文明新戲劇一台」⁽⁵⁹⁾，可見贈送力度之大。

1921年春節時，由溫章文開設的北京廊坊頭條路南太芳照相館和香廠萬明路美芳照相館（美芳還在新世界屋頂花園設立了分館），聯合向市民贈送新世界與城南遊樂園的門票，「凡在敝館照像者，每照六寸像一份，奉贈新世界入門券一張或城南遊藝園入門券一張」。⁽⁶⁰⁾1925年，一直不參加照相打折的北京容光照相館，也不得不面對「營業競爭」，自陽曆新年起「照相一份敬贈極精美月份牌一個，薪酬賜顧者之雅意」。⁽⁶¹⁾

多種盈利

從晚清起，照相館還推出各種化妝照、着色照等，不過，這些都是額外的利潤點，一般都是「戲裝加半，洋裝加倍」。⁽⁶²⁾着色照片基本是按照片上的人頭收費，每多一個人就加收一定費用。另外，很多照相館「半夜照加倍」「出門照相均加兩成」，各種風景照片冊的「紅木盒每隻洋三元、楠木盒每隻洋二元」。⁽⁶³⁾上海南京路拋球場的心心照相館，還專門銷售由德國名廠運來的大批裱相簿，「分綢面、皮面、布面、紙面多種，售價自七角五分至一元六角，式樣精緻，顏色鮮豔」，以滿足「攝影家之需要」。⁽⁶⁴⁾早期照相館拍攝的玻璃底片一般都是照相館留存，如果顧客需要再次印相或放大，只需報出號碼，交由照相館即可。不過，如果顧客照完相後連底片一塊取走，則「取回底片照加印價算、取回團體底片照正價加倍」。⁽⁶⁵⁾也有照相館因為底片存儲太多，需要顧客取回的情況，取回底片也不是免費的，上海耀華照相館登廣告說：「如願取回原底者，十二寸洋三角，八寸洋二角，六寸洋一角。須帶照片，以便找尋，過期毀去。」⁽⁶⁶⁾

除了顧客上門拍照，各照相館一直還把銷售各種名人肖像，或者照片冊作為自己額外的收益。1904年，上海耀華照相館，發售「皇太后御容小像，每張價洋五角。」⁽⁶⁷⁾1917年，位於北京的廣東太芳照相館，拍攝了梅蘭芳嫦娥奔月、黛玉葬花等喬裝肖像二十餘種銷售，「八寸每張實價現大洋一元，十張八扣，明信片每打三元」。⁽⁶⁸⁾後來又拍攝了黃潤卿、白牡丹等喬裝肖像數十種，「對茲妙容，令人神往。計八寸每張現大洋壹元，每打十元，四寸六寸均照此定價計算，遠處函購，原班回件不誤」。⁽⁶⁹⁾也是在1917年，張勳復辟後，段祺瑞組織討逆軍進入北京，與張勳的辮子軍激戰，山本照相館「於戰事告終後，即派上等技師前往各處，攝其悲慘之實況，曬成相片，用作紀念，堪稱奇觀。每張取價大洋三毫。又將此等相片縮製銅版印成明信片，每三份十八張，取價大洋五角。每一份六張，取價大洋二角」。⁽⁷⁰⁾北京同生照相館在1925年拍攝了民國大學十週年遊藝會的長條攝影，「每張特價壹元陸角」。⁽⁷¹⁾價格是市場的晴雨表。照相業的價格，一方面受到市場供求的影響，而反過來，價格又會影響市場的供求。從晚清到民國，中國照相業的價格，也一直處在不斷變動和調整當中。照相業的價格變動，影響了照相館顧客數量的多寡；而照相館之間的價格競爭，無形中又促進了照相館改良與發展。價格的昂貴或廉價，有地域的差異，有時局的印跡，更是照相館商業屬性最明顯的特徵，與大時代的經濟狀況和文化環境息息相關。價格機制的合理制訂與形成，保證了照相館的利潤空間，推動了照相業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並為國人對照相業的進一步探索提供了基本的物質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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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臣西報》1845年3月6日，見（英）泰瑞·貝內特，《中國攝影史：1842—1860》，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11年，第11頁。

(2)　倪鴻，《小清秘閣詩集》，又見《退遂齋詩抄》，詩名為「照相篇」。

(3)　《森泰照像館》，見《上海新報》，1863年3月5日。

(4)　《宜昌照相》，見《上海新報》，1864年5月21日。

(5)　《照相傢夥出售》，見《申報》，1878年3月5日第7版。

(6)　《照相及照相具料出售》，見《申報》，1877年5月7日第6版。

(7)　《論舊歲滬市情形》，見《申報》，1878年2月8日第1版。

(8)　《申報》1891年12月15日第6版，《照相廉極》文中，五馬路日成照相館，新法電光放大像（十四寸），價兩元五角；而《申報》1891年12月19日第8版，《天然照相減價馳名》文中，天然照相館電光放大「起碼三元」。

(9)　《光繪樓精巧各法影像》，見《申報》，1892年2月12日第6版。

(10)　《碩大無朋》，見《申報》，1893年8月7日第11版。

(11)　《大像》，見《申報》，1894年7月14日第8版。

(12)　《耀華最精放大各像》，見《申報》，1895年4月28日第7版。

(13)　《大減價放大像價目（六月初五日起）》，見《申報》，1901年7月24日第11版。

(14)　《召盤》，見《申報》，1902年4月3日第7版。雖然施德之召盤，但似乎無人接盤，當年6月6日，耀華又在《申報》開始了廣告刊登。

(15)　《耀華照相價目錄》，見《申報》，1905年8月23日第14版。

(16)　《京都山本照相館照相價目寸法規條》，見《順天時報》，1907年11月28日。

(17)　見《時報》，1907年11月5日。

(18)　《公答狂吠》，見《申報》，1898年8月15日第6版。

(19)　《召盤》，見《申報》，1902年4月3日第7版。

(20)　《照相學局招人》，見《申報》，1894年6月23日第7版。

(21)　《延聘沖曬》，見《時報》，1907年3月19日。

(22)　《耀華照像館大減價兩月》，見《申報》，1922年6月28日第5版。

(23)　《米價又漲》，見《申報》，1922年3月2日第15版。

(24)　《柯達公司大宗貨品運滬》，見《申報》，1923年2月9日第17版。

(25)　《太芳1000元照相鏡》，見《順天時報》，1918年3月27日第6版。

(26)　《特出》，見《申報》，1919年10月4日第1版。

(27)　《光明照像新正六扣》，見《順天時報》，1925年1月13日第8版。

(28)　《招考優等照相技師》，見《順天時報》，1925年4月16日第4版。

(29)　《太芳照像新正減價七扣外再奉送特別美術相片一張》，見《順天時報》，1926年2月26日第8版。

(30)　同前註。

(31)　《匯芳美術照相七折》，見《申報》，1929年10月17日第22版。

(32)　黃祖德、夏循海、章運軍整理，《相館滄桑話顯容》，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沙市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沙市文史資料》第2輯（工商史料專輯之一），第228—236頁。

(33)　劉育新，《解放前的遼源照相業》，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遼源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遼源文史資料》第4輯（建國前的遼源工商業），1991年，第84—99頁。

(34)　吳傳德，《解放前的貴陽市照相行業》，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貴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陽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1983年，第115—132頁。

(35)　龍耀祖，《我所知道的遵義照相業》，見遵義市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編，遵義民國《工商金融》（遵義文史十四），2008年，第143—146頁。

(36)　同前註。

(37)　韓大風，《故都的照像事業》，見《工商新聞》，1934年第10期，第4頁。

(38)　同前註。

(39)　黃祖德、夏循海、章運軍整理，《相館滄桑話顯容》，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沙市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沙市文史資料》第2輯（工商史料專輯之一），第228—236頁。

(40)　吳傳德，《解放前的貴陽市照相行業》，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貴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陽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1983年，第115—132頁。

(41)　《新設照相分館》，見《申報》，1887年2月18日第5版。

(42)　《照相大減價》，見《申報》，1891年11月14日第5版。

(43)　《照相廉極》，見《申報》，1891年12月15日第6版。

(44)　《照相樓出售》，見《申報》，1890年8月23日第5版。

(45)　《大大減價》，見《時報》，1909年1月16日。

(46)　《英昌照相館遷移後之營業》，見《申報》，1921年2月13日第11版。

(47)　《大加選中內幕種種》，見《順天時報》，1928年2月2日第8版。

(48)　《容光照相》，見《順天時報》，1925年2月5日第4版。

(49)　培雯，《一年來的照相業》，見《社會畫報》，1948年第2卷第1期，第19頁。

(50)　朱振三，《長沙照相業史話》，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2—170頁。

(51)　《隨送彩票》，見《申報》，1894年2月14日第6版。

(52)　《敬送香水》，見《申報》，1897年2月11日第6版。

(53)　《耀華照像啟》，見《申報》，1902年6月6日第7版。

(54)　《奉送洋巾》，見《申報》，1904年2月24日第7版。

(55)　《新開福生照相樓》，見《申報》，1894年9月19日第4版。

(56)　《又是一年》，見《時報》，1908年12月16日。

(57)　《山本照相館三萬號紀念贈彩》，見《順天時報》，1917年10月2日。

(58)　《注意奉贈精巧團扇》，見《順天時報》，1923年6月7日第6版。

(59)　《褒獎金牌，小彭照相》，見《順天時報》，1918年10月22日第8版。

(60)　《緊告》，見《順天時報》，1921年2月18日第3版。

(61)　《容光照相特別廣告》，見《順天時報》，1925年1月11日第4版。

(62)　《自由談》，見《申報》，1919年3月19日第14版。

(63)　《西湖月溪照相店各種價目》，1930年前後，王秋杭收藏。

(64)　《心心運到裱相簿》，見《申報》，1924年4月5日第19版。

(65)　同前註。

(66)　《招取玻璃底》，見《申報》，1896年12月8日第6版。

(67)　《請購御容小像》，見《申報》，1904年5月15日第7版。

(68)　《廣東太芳照相，兩週年紀念大減價》，見《順天時報》，1917年2月11日第1版。

(69)　《廣東太芳照像大減價廣告》，見《順天時報》，1917年3月29日第8版。

(70)　《山本照像館》，見《順天時報》，1917年8月24日第1版。

(71)　《同生》，見《順天時報》，1925年6月2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