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水平线的上升

因此，这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可怕现实，我们在对它进行描述时，没有丝毫掩饰其野蛮特征。而且，在现代文明史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说，在文明发展史上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想找到类似的情况，就得跳出现代历史的范畴，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罗马帝国的历史也是大众帝国的崛起史，大众逐渐同化并驱逐了精英，然后取而代之。之后也出现了聚集和充满的现象。因此，正如斯宾格勒所观察到的，和今天一样，在那个时代营建大型建筑是有必要的。大众时代是崇尚宏伟壮丽的时代[1]。我们现在就生活在野蛮的大众帝国的统治之下。没错，这是我第二次称其为“野蛮”了，我藉此向平庸之神致敬。

现在，门票在手，我可以愉快地进入我的主题，坐在里面观看表演了。或许有人认为我会对这样的描述感到满意，因为我已经尽可能准确了，但其实还不够深入。我不过是从过去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可怕现实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和方面。如果我就此打住，马上结束本文，那就会让读者认为，历史上大众的反叛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不过激发了我几句偏激和轻蔑的言辞，引起了我某种程度的憎恨以及厌恶，如果他们这样认为，也在情理之中。众所周知，我对历史持有一种极端贵族化的解释，因此，我就更有理由这样想了。极端，是因为尽管我从未说过人类社会“应该”是贵族式的，但我认为不止如此，我走得更远。我说过——而且我现在仍这样认为——不管以后如何，人类社会本质上一直“是”贵族式的；甚至可以说，是否是贵族式恰为衡量是否成为社会的标准。当然我现在提到的是社会而非国家。在面对大众的蓬勃发展时，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恰当的贵族式反应不过是做出高傲的表情，就像凡尔赛的体面绅士那样。凡尔赛——故作姿态的凡尔赛——并不能代表贵族；恰恰相反，这代表着高尚的贵族精神的消亡。因此，在这些人身上，贵族精神留下的唯一标志就是在断头台上有尊严地接受死亡，就像接受外科医生的肿瘤手术一样。不，任何一个人，只要有真正的贵族使命感，看到大众就会让他激动不已，就像雕刻家见到未经雕琢的大理石一样。社会贵族与一小撮声称自己是“社会”的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那些人靠彼此相互吹捧为生。既然世间万物都有其优点和使命，那么在广袤的世界中这一小小的“高贵世界”也是如此，但其使命微不足道，与真正贵族的艰巨使命不可同日而语。我不反对讨论这一“高贵世界”的意义，尽管从各方面看来都毫无意义可言，但是现在我们的主题从属于一个更大的范围。当然，“与众不同的圈子”也在与时俱进。我这样想是因为一位属于马德里的“高贵世界”的明星，有一次对我说：“我无法忍受少于800人的舞会。”这句话让我看到，大众的风格已经全面占领现代生活，就连那些看起来是为“快乐的少数人”而保留的角落也未能幸免。

有些人在对我们这个时代进行解释时没有阐明大众的真实统治之下隐藏的积极意义，还有人满怀喜悦全然无惧地接纳这一切，这些我都拒绝接受。每一种命运都有戏剧性，悲剧性是其最深刻的意义。时代的危机就在我们的手心，像一颗心脏那样怦怦跳动，任何人只要没有感觉到这种危机，那他就没有真正洞悉命运的要害，他看到的不过是表面现象。因为大众在道德方面势不可当、猛烈无比的巨大变化，加剧了这个时代命运中的恐惧，它同所有命运一样，来势汹汹、无往不胜、诡谲多变。它要把我们带往何处呢？这个时代已经病入膏肓还是有药可救？它就在这里，硕大无朋，像一位巨人、一个巨大的问号那样高耸在上，形状多变，既像断头台，又像绞刑架，同时还在努力想变成凯旋门。

我们必须详加考察的事实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表述：首先，今天的大众在社会生活中行使的功能和迄今为止只属于少数精英的功能别无二致；其次，这些大众同时表现为不服从精英——他们不顺从、不追随也不尊重精英，反而把他们推到一边，自己取而代之。

让我们分析一下第一个方面。我这里的意思是大众开始享受并使用精英团体发明的乐趣和设施，而在此之前，这些是只属于后者的。对于以前视为奢侈的事物，大众现在充满渴求，因为以前这只属于少数人。举一个小例子，1820年，巴黎带有浴室的房子不超过十幢（参见《德布瓦涅夫人回忆录》）。而今天的大众不仅很熟悉，而且能够很熟练地使用以前仅限个别人使用的设施与技术。这不仅包括物质技术，更重要的是还包括法律和社会。18世纪时，某些少数群体发现，每个人刚出生时，无需获取任何特殊资格，就拥有某些基本的政治权利，即所谓的人权和公民权等。严格来说，这些权利是所有人共有的，也是为数不多保留至今的权利。

其他权利都与特殊天赋相关，因此，被认为是特权。起初，这仅仅是一种理论，是少数人的观点；然后那些人开始将其付诸实施，推行开来并坚持下去。然而，在整个19世纪，尽管大众逐渐开始对那些权利产生热情，但他们视其为理想而非权利，也没有去行使或推广。实际上他们虽然生活在民主立法的时代，却仍认为自己生活在旧制度之下。“人民”（当时人们是这样称呼大众的）已经明白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但他们不相信。今天这一理想已变为现实，这不仅体现在立法上（这是公共生活的基本框架），还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不管持有何种观念，即便保守派（也就是说即便他猛烈抨击和严厉斥责保障这些权利的机构）也是如此。在我看来，任何人，只要没有意识到大众所处的这种奇怪的道德处境，那就对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没有资格的个人所拥有的主权，已经从司法概念或者说理想转变成了普通人一种固有的心理状态。请注意，过去的理想一旦变为现实的一部分，就无法避免消亡的结局。理想的魔力消失殆尽。充分的民主所激发的平等要求已经从愿望和理想变成了欲望和无意识的假设。

现在，这一人权宣言的意义就在于改变人类灵魂内在的奴隶状态，在他们内心注入自主和尊严的意识。换句话说，普通人难道不希望掌控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吗？好，现在这已经实现了。那为什么这些30年前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会心生怨怼呢？难道说，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想拥有某样东西但又不想承担后果？你想让普通人成为主人。好，如果他代表自己，如果他要求拥有各种形式的享受，如果他坚决维护自己的意愿，如果他拒绝所有义务，如果他不再服从任何人，如果他考虑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安逸生活，如果他关注的是自己的穿衣打扮，不要惊讶，这些都是主人意识的固有特性。今天，我们发现这些特性在普通人和大众身上扎下了根。

那么情况就是这样：今天构成普通人生活的“至关重要的特征”以前仅属于少数精英。现在普通人代表着每个时代的历史活动领域，他与历史的关系相当于海平面与地理学的关系。因此，如果今天的平均水平在以前仅有贵族可以达到，那么其意义很简单，就是历史的水平线突然上升了——经过漫长而隐蔽的准备，这变成了现实——但现在大家眼睁睁地看到这在一代人身上突然发生了。从整体来看，人类生活已经达到了更高水平。可以说，今天的士兵在水平上非常接近军官，甚至可以说今天的军队是由军官组成的。只要看看今天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在抓住稍纵即逝的快乐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时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决断力和轻松感，就足够了。

现在或将来的一切事物，不论好坏，其根源都在于历史水平的总体上升。但是，现在还存在一种从未发生过的现象。这一事实（今天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相当于过去少数精英的生活水平）在欧洲刚刚出现，但在美国却已属寻常，是“受宪法保障”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读者可以考虑一下法律面前的平等意识这一问题。认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而且与他人平等，在美国这种心理状态始于18世纪（因此，实际上相当于一直如此），在那里这是事情的自然状态，而在欧洲只有出色的群体做到了。还有一个更奇怪的巧合：当欧洲的普通人出现这种心理状态时，当其生活水平上升时，欧洲人在各个领域的生活格调和生活方式突然看上去焕然一新了，因此，很多人说：“欧洲正在美国化。”持这一观点的人没有过多关注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服装和时尚方面发生的微小变化，事情的表象欺骗了他们，让他们将其归因于美国对欧洲的各种影响。在我看来，这等于是把一个微妙而惊人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琐碎的小问题。

如果我要故作殷勤，那我就会告诉大洋彼岸的兄弟，受美国的影响，欧洲实际上已经美国化了。但是并非如此，当殷勤与事实相抵触时，事实终将取胜。欧洲并没有美国化，美国对欧洲的影响也不大。可能以上两种情况现在开始出现了，但其根源由来已久。到处都是持虚假观点的大众，他们让人困惑，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被蒙蔽了。在欧洲，大众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是有内在原因的，那就是两个世纪以来对大众的教育以及社会经济的同步发展。只不过其结果碰巧与美国人生活中最显著的方面相一致；而且因为欧洲和美国的普通人面临同样的道德处境，欧洲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了解了美国人的生活，而这在以前对他们来说是个谜，因此，这不是影响而实际上是“再次影响”（这样说确实有一点奇怪）。而且换句话说，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平均化的问题，尽管现在还没有什么人意识到。欧洲人一直模模糊糊地认为，美国人的总体生活水平比“欧洲大陆”要高。就是这种对现实的强烈的、未经分析的直觉令人萌生了一个看法：未来属于美国，对此大家从未怀疑过。要知道这样一种广为人知且根深蒂固的观念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基于美国人达到了较高的平均生活水平这一事实，而在欧洲，就连少数精英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农作物的养料来自河谷而非高原，推动历史发展的是社会的普通阶层而非少数杰出人士。

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均化的时代，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性别而言，财富、文化都平均化了。大陆与大陆之间同样平均化了，欧洲人以前在活力方面有所欠缺，但现在却从平均化中获益匪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众的反叛意味着活力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这与我们经常听到的欧洲衰落的说法是相反的。这种说法混乱不清，没有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在衰落，是欧洲的国家还是欧洲的文化或是两者背后欧洲的活力，而其中欧洲的活力更为重要。

关于欧洲国家和欧洲文化，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尽管我们可能已经讲得够多了——但是关于活力问题，最好从一开始就明白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可能如果我换一种说法的话，会看上去更有说服力或更可信。那么，我要说今天普通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德国人在活力方面和北美人或阿根廷人的差异比30年前小得多。美国人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