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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索托马约尔的民主党人相对轻松一些。奥巴马总统竞选时的声明可能会被指责为“选择性同情”，但在索托马约尔的记录中能支持这一点的东西非常少。来自纽约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列举了多个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申请政治避难、坠机受害者，以及一个宣称因为自己的种族致使其住房权益贷款被否决的低收入女性，在这些案例中索托马约尔法官都作出了对这些看起来令人同情的诉讼当事人不利的判决。不过，她多次提及自己作为联邦公诉人的经历，在其开场白中，她说自己“看到儿童受到剥削和虐待……[并]体会到因某个深爱的人无辜死亡导致的受害者家庭被撕裂所带来的痛苦”。

民主党人能够很顺利地把同情加入他们对宪法解释的陈述之中。对双方来说，同情是一种法官们可用于理解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所说的“他们的判决对现实世界的意涵以及对普通美国人的影响……”的途径。不过，在共和党人所倾向的宪法理论框架之中，后果并不重要。对民主党来说，后果非常重要，而具有同情心的法官能作出一个比像罗伯茨所说裁判员那样对结果全然淡漠的法官更好的宪法解释。

在索托马约尔的确认听证会上，民主党的提名人口学策略将她的种族放在最前面。像“定点策略”一样，人口学策略也要求将一些引人关注的细节加入他们对索托马约尔的展示之中。例如，她曾患糖尿病的事实就被提了出来，但并不是当作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而是为了说明她如何克服了逆境（与她的种族无关），另外还提到了她曾骑了一辆摩托车追赶销售山寨奢侈商品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