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论文

沙俄与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不但是日本对中、朝的侵略战争，也是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组成部分。沙俄积极参与了这场战争，对中、朝人民犯下严重的侵略罪行。

一

还在19世纪80—90年代，沙俄的扩张重点已移向远东。它一方面加速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另一方面支持日本对朝鲜进行渗透和扩张。1888年，沙俄讨论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明确表示：日本“直到最近才又关怀到利用哪些方法才能保证上述国家（按：指朝鲜）不被中国所夺取。日本政府的此种方针，与我们的看法完全符合，我们应该竭力支持东京内阁的这一方针”。

沙俄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它当时在远东的力量有限，同时也取决于远东的国际条件。当时在远东势力最大的是英国，英国对沙俄在远东的动向早有戒心。1885年，英政府在给清政府的照会中明确提出英国的“大敌实在黑龙江之北”，强烈希望“抗拒俄之东下”。沙俄对远东的扩张，也势必与日本发生矛盾。同时沙俄要侵略中、朝，必然会激起两国人民的反抗。由于中、朝、英、日等国对沙俄在远东的扩张都持戒心，因此沙俄很担心会出现某种抵挡沙俄向远东扩张的联盟。例如，1885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日清签订天津专约，中、日关系出现了暂时缓和。沙俄甚至对这样一种关系也感到不安，惊呼“中日的联盟”，使其地位“在各方面都感到非常困难。”因而沙俄需要掩饰自己的扩张野心，并力图加剧中日以及远东各国间的紧张关系，以造成可乘之机。所以，当日本随着战争力量的增强，加紧对朝鲜进行渗透扩张时，沙俄立即表示支持。

此外，沙俄当时把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当作争夺远东霸权的主要对手。1887年4月26日沙俄讨论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即认为：如果占领朝鲜，“不仅会破坏我国与中国的关系，还会破坏我国与英国的关系，因为英国也觊觎上述国家。”所以沙俄极力拉拢日本，图谋利用日本排挤清政府和英国在朝鲜势力的发展。

在这样的基础上，甲午战争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沙俄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甚至互通情报。这对日本侵略中朝的阴谋必然发生助长作用。

二

1894年1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统治阶级求助于清政府。清政府派叶志超率军赴朝。日本政府得讯后，急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军赶赴朝鲜，揭开了对中、朝侵略战争的序幕。

1894年2月26日，在远东局势出现新变化时，沙俄驻北京公使在给其外交部的急件中表示，“我们当然不能置身局外”，并附呈窃取的清驻汉城商务代表袁世凯致李鸿章的一份密电。5月20日，沙俄驻朝鲜代办致沙俄外交部电称：对朝事变“中国可能加以干涉”。接此电后，沙俄即派“朝鲜人”号炮艇前往仁川观察局势发展。5月26日，沙俄驻东京公使在致外交部的密电中告称：英国“在巨文岛储有足够供全部太平洋舰队三个月用的给养。”6月4日，在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后，沙俄驻朝公使馆即向袁世凯提出质问：“华兵由韩请，抑自派？”袁答：“韩请。”李鸿章知沙俄有意干涉，便令袁世凯复以：“韩请我派兵助剿，此乃上国保护属邦老例，俟事竣华兵即回，与俄无涉，不必过问。俄若再来诘问，可直告之。”沙俄驻朝代办韦贝在天津晤见李鸿章，“于派兵助韩一事”，也“晓晓致辩”。

从上述情况，联系到1888年沙俄关于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即对清政府可能出兵朝鲜一事表示极大担心，并认为，如果清政府将军队留在朝鲜，沙俄则将采取“压迫中国的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到，沙俄当时一方面对英国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同时担心中国出兵，会妨碍沙俄对朝鲜的扩张。

沙俄的这种忧虑，从当时日本对俄态度上也可以间接看出。在日本训令大鸟圭介率兵返朝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即对沙俄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说：“中国军队无论如何不会满足于对暴动的镇压与平定。而可能企图留驻朝鲜并控制朝鲜。”“鉴于此，我国（日本）能不派兵至朝鲜监视中国的行动吗？”并表明：“日本派遣军队前往朝鲜目的纯为保护日本侨民以及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陆奥宗光这番话，主要反映日本利用远东国际矛盾掩盖其侵略的企图，但也表明当时在朝鲜问题上，沙俄与日本有一种共同利害，即担心清政府在朝势力的加强，会妨碍它们对朝鲜的侵略。

6月10日，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四百名海军陆战队抵汉城。但他发现情况意外平静，中国军队未有一兵一卒驻扎城内，东学党起义已失败。日本出兵的借口——保护公使、侨民，再也不能成立。大鸟担心日本如按原计划向朝鲜增兵，很可能会过早暴露侵朝野心，因而频电日政府，“力说现时我国若派过多之军队来朝鲜，使朝鲜政府人民，特别第三者之外人，抱无谓之疑团，外交上不可谓得策”。但日本政府已成竹在胸。15日，陆奥宗光致电大鸟，令其无论如何不可撤退部队，并告诉他：“关于俄国出兵朝鲜之事，据本大臣与俄国公使谈话及驻英日本公使之电报观之，似无此虑。”显然，在此之前，日本已直接或间接地摸清了沙俄对其出兵朝鲜的纵容态度，因而有恃无恐，继续向朝鲜增兵。

沙俄与日本的这种暧昧关系，致使当时流传着日俄密约侵朝的说法。清驻朝电报局官员李毓森致盛宣怀电即称：“今倭人之敢于如此者，难保不与俄人订有密约。中国如欲用兵，也非易之。”在盛宣怀转呈李鸿章的信件中还称：“恩都统来电，俄人暗中接济（日本）子药等事，必须急筹补救之策。”盛宣怀曾为这类说法在天津会晤沙俄外交官员，提出质问：“各国均说此次日本滋事有贵国在暗中帮助。有此事否？”这些并非“空穴来风”的消息，对清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三

在日本大规模出兵朝鲜后，由于出现了中日军队直接对峙的局面，沙俄的政策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1894年6月22日李鸿章会晤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请求俄国干涉，并表示：“朝鲜内政确有改革的必要”，“同意此改革问题应由俄、中、日三国全权代表以会议方式调查解决之。”喀西尼大为高兴，认为这样可以“增加俄国在远东势力”，极力主张沙俄介入。

虽然沙俄政府十分希望得到喀西尼所说的好处，但在全面权衡情况后，拒绝了喀西尼的建议，采取了更加狡诈的政策。

1894年6月25日，沙俄外交大臣致电喀西尼，表示不能接受李鸿章建议，因为这个建议企图使俄国卷入纠纷，并取得俄国帮助。10月27日，其给喀西尼的信件再次强调：沙俄的“目标是不为远东敌对双方任何一国的一面之词所乘，也不被他们牵累而对时局有偏袒的看法”，否则将“限制”将来的“行动自由”。很清楚，这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以前的对日纵容政策的继续和发展，目的在于获取更大利益。无怪乎赫德当时说：俄国人在“等着梨子熟了落在手里，好捡便宜。”

根据清政府当时派驻海参崴的情报官员李家鏊报告：沙俄为避免刺激日本，严令其远东舰队停止到与日本接壤的库页岛进行年例航行，留驻海参崴，“不得越雷池一步。”又说：“九月杪倭兵在图们江越界设帐，旋有俄猎户见之，询以越界何事？倭人佯作不知，但云驻守韩地，猎户告以此俄界非韩地，请速退，倭人即赧颜领罪而退”，“猎户回口威时，正杜督阅边到此，猎户即将此事详告杜督，……但闻倭兵设帐在图们江一带有四千之谱，此杜督委员越界探得着也。卑职愚以为俄人若欲寻衅于倭，从此足可启齿。而在杜督阅边事毕回，仍回伯利，想系佯作不动之势”。一个“佯作不知”，一个“佯作不动”，沙俄的这种姿态，无疑给正在扩大侵略活动的日本以极大鼓舞。

为使这种两面态度不被清政府察觉，沙俄政府与其驻清公使的来往电文一贯使用密码。中日宣战后，为防止日本间谍传递情报，清政府按当时国际惯例，规定各国人员在中国发报一律使用明码。但沙俄却拒不按此规定办事。当其驻烟台领事用密码发报的要求被当地电报局拒绝后，其驻津外交官气势汹汹地责问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盛宣怀回答说：“烟台为我国海军要地，岂容他人传递军情。前者线阻三日，我军均平安到韩，廿二因喀使急欲通电，是以开报，竟送广乙，高升，操江三船，已受深害。既有前车之鉴，断难再蹈复辙。”这一对话表明，日军能够于1894年7月25日，在丰岛海面伏击中国运兵船，是与沙俄有密切关系的。

当日军大规模在朝鲜集结，占领仁川、开进汉城时，清政府驻朝官员曾连电李鸿章告急，水师提督丁汝昌也电李鸿章请求备战。但李鸿章正陶醉于喀西尼关于沙俄允许调停之说，乃电复驻朝官员谓：“顷俄使来告，已奉俄皇电谕，驻日俄使转致日廷，勒令照华议同时撤兵，再妥议善后云。似日不能不遵。速电叶请仍静待勿妄动为要。”同时并电丁汝昌：“日虽增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现俄国出为调处，或渐就范”。

6月27日，日本第二次遣韩部队抵朝鲜。清驻朝官员再次告急。6月30日，丁汝昌再电李鸿章请调回在朝三舰，集中海军力量，候陆兵大队调齐，与日决战。但是，同日沙俄驻华公使遣员告李鸿章：日虽不允撤兵，但保证不先挑衅。李鸿章得此信后，即复电清驻朝官员：“俄廷迭谕该使调处，必有收场。”复丁汝昌电说：“日外部告俄使，在韩之兵如无他缘故，不先与华兵开仗。”对丁备战之请，不置可否。

7月2日，清驻朝官员又致电李鸿章：日“似将有大兵续至”，“叶军居牙（牙山），难接济”，“应迅派兵商船全载往鸭绿或平壤以待大举。若以牙军与续兵相持，衅端一成，即无归路”。前线军情如此严重，但李鸿章听信沙俄花言巧语，6日电总理衙门：“喀今午电俄京，甚切实。想此电到俄，或有办法”。8日再电总理衙门：“闻俄廷连日电驻东使，语气甚紧”。对前线将士备战要求，根本不予考虑。

日军乘此机会节节进逼，结果造成牙山战役失利。清军初战失利，不但士气受沉重打击，而且由于日军占领牙山，解除腹背受敌之忧，对今后的战局也发生了重大影响。

四

1894年底，日军继甲午海战后，开始向中国本土进攻，相继占领大连、旅顺。沙俄发现日本的侵略活动正在逸出其许可范围，日俄矛盾开始上升。

1895年2月1日，沙俄讨论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指出：“日本接连的军事胜利”，“使人担心上次会议中根本不能预见到的中日冲突的那些后果”。根据这样的情况，特别会议决定：第一，增强俄国在太平洋的舰队。第二，争取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协同行动。但特别会议同时指出：“我们至今还不知道日本的要求”，“假使日本的要求相当温和，我们仍应采取以前的不干涉政策”。

日本明了沙俄意图，为尽可能长时间使沙俄对日本侵略中朝保持纵容态度，对将向中朝提出的侵略要求讳莫如深；同时，要求沙俄帮助其诱迫清政府放弃抗战，提出乞和要求。

日本与中国相比是个小国，无法支持长期战争。1894年11月6日，美国为通过“调停”中日战争，扩大在远东的影响，曾照会日本政府，指出战争持久对日本不利。日本此时也感：“中日战争非能永久继续。”但日本决不能主动停战。因此日本力图诱迫清政府直接向其提出乞和要求。11月17日日本交美国的复照即声言：“在中国政府尚未直接向帝国政府乞和前”不能停战。

然而此时清政府迫于国内人民的抗战要求，尚未明确表示乞和愿望。在恭、庆亲王向慈禧、光绪汇报美使田贝调停活动时，光绪曾说：“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战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

沙俄为诱使中国在其允许的范围内与日本达成和议，积极配合了日本的逼降活动。

11月28日，沙俄外务次官密告日本驻俄公使：“一周前驻俄中国公使委托俄国政府仲裁战争”，俄国已告他“媾和事件不若直接与日本交涉”。同时又对日本驻俄公使表示：“为日本国计，早日收拾战局，以得多额偿金为得策”，“俄国政府对日本占领台湾当无何等障碍”，并说只要日本同意这些条件，“俄国为日本之利害，不辞随时周旋尽力。”

在国际资本主义诱迫下，清政府不顾国内人民反对，于1月5日派遣张荫桓、邵友濂至日本乞和。但这时清政府尚指示张、邵，“如割地及力所不逮者，万勿擅许。”

日本政府觉察清政府这时尚不愿满足其侵略要求，因此，在张、邵抵广岛前，已决定以拒绝张、邵的行动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张、邵到日后，果被日政府以“全权不足”为理由加以拒绝，日本同时将该事密告沙俄。

沙俄立即与日本站在一道逼迫清政府。2月24日，沙俄驻日公使施特罗渥拜会陆奥，表示了沙俄政府的态度：只要日本“宣言名义上及事实上承认朝鲜独立”，沙俄即能“劝告中国政府”，派遣具有“割地”“赔偿”等全权的使节去日媾和。日本立即复照沙俄表示：“能得到俄国政府此种赞助，甚为欣悦”。

沙俄的这种态度，使日本更肆无忌惮，接连攻占牛庄、营口，直逼京津。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终于结束了要不要接受日本割地要求的争论，于1895年3月4日，授李鸿章以割让土地之权，至日本乞和。

3月下旬，当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谈判时，沙俄得到了日本要求割让辽东半岛的消息。其外交大臣立即上奏沙皇：“日本所提和约条件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地的半岛。”在同一天的另一个奏文中，又说：“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了便利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筑起见，我们必须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中国在丧失朝鲜之后，没有任何港口可以让给俄国。”可见，日本企图占领辽东，使日俄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即使在这时，沙俄仍未最后放弃劝告日本将其侵略要求限制在沙俄允许的范围内，以达成日、俄瓜分中、朝的妥协的企图。

鉴于沙俄的这种态度，日本驻俄公使4月11日给陆奥的电文说：“本使窃思，俄国大概当不以兵力干涉。”因而日本敢于继续出兵攻占我澎湖列岛。

为了缓和日俄矛盾，日本也做了些让步，曾企图以同意沙俄占领北满作为沙俄允其占领辽东半岛的交换条件。1895年4月10日，日本在与清政府的谈判中要求割让的辽东半岛土地，与第一次提出的要求相比，向东南方向作了一些紧缩，这也未尝不是对沙俄的一种姿态。

但日本的这种交换条件绝对填不满沙俄的巨大扩张胃口。

五

当沙俄得悉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仍然包括割取辽东半岛，于是暴跳如雷。4月11日，在沙俄讨论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声称：“假使日本占领南满，对我们将是威胁，以后大概会引起朝鲜的全部归并日本”。因此，维特提议：对于日本，“最好现在就积极行动。”特别会议通过了这一主张。

在这次会议前后，沙俄一方面以帮助清政府抵抗日本侵略为借口，积极扩充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力量；同时加紧拉拢资本主义强国，力图增强对日干涉的力量。特别会议透露：在此期间，沙俄通过其驻“伦敦、柏林及巴黎代表征询英、德、法三国对今日中日间和谈的意见。”

英国洞察沙俄在远东的扩张野心，决定利用日本力量抵挡沙俄的扩张，因而声称，它“没有理由干涉和谈。”

法国由于在欧洲与德国的紧张对峙，需要依靠沙俄在东线牵制德国力量；加之它本身也抱有扩大在远东殖民利益的愿望，所以很快表示愿意和沙俄“共同行动”。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中日战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采取观望态度。为吸引德国参加“干涉”，1895年4月初，沙俄外交大臣即与德国驻俄公使在彼得堡谈判。《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前，德国对远东问题开始了新的考虑，它一则想通过与沙俄合作，“转移俄国的视线于东方”；二则希望“同俄国一致行动”，有可能自中国“取得一个地区作为军事基地”。沙俄摸准德国意图，很快作出反应。俄国通过德国驻维也纳大使通知德皇：如果德国维持了和平，俄国愿意保证德国边疆的和平。沙皇在答复德皇要求在中国获得一个港口的信件时，称这种要求为理所当然的。以此为基础，德国参加了对日干涉。

1895年4月17日，日本胁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俄日争夺远东霸权的矛盾更加尖锐。当天，沙俄即向德、法正式建议：三国采取共同行动，劝告日本“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如日本不接受此劝告，则由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4月23日，三国向日递交照会，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限十五天内答复。

5月1日，日本政府分别对三国提出备忘录，主要内容为：除包括旅顺港在内的金州厅外，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权”，中国应以“相当款项”补偿日本。

但旅顺港恰是沙俄在远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扩张目标。因此，沙俄内阁会议决定：“坚持最初劝告，毫不动摇”。为进一步对日施加压力，沙俄并经喀西尼劝告清政府迟延对条约的批准。

这使日本感到，如不满足沙俄要求，“有逐两兔而不能得一兔之虞”。5月4日，日本内阁与大本营联合会议决定：“抛弃奉天半岛之永久占领”。次日照会三国。日俄矛盾又暂时缓和。

然而，这时在中国出现了新的变化。《马关条约》内容传出后，中国舆论大哗，强烈要求清政府废约。同时由于发生三国干涉还辽事，清政府部分官僚中产生了依靠三国力量修改甚至废弃条约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批准和约表示动摇，指令两江总督刘坤一、署直隶总督王文韶重新考虑是和还是战。

可是，清政府的幻想很快破灭。沙俄并非中国的朋友，其出面干涉还辽，不过是为从日本手中夺得更多赃物，清政府如不与日本签订屈辱条约，沙俄又有何赃物可分？

事实正是如此。当清廷想利用三国压力，要求日本延缓换约时，沙俄称：“缓换约，俄国委难照办”。当清廷请求沙俄要求日本减少赎辽费用时，沙俄回称：“此数业经三国公议减之，日既复允，碍难再与商减。”当清廷请求沙俄阻止日本割台要求时，沙俄称：“俄国不及顾台，亦不能再向日本说话。德国已由领事告台民不能保护，实无他策。”在沙俄得知日本愿意满足其分赃要求时，更转而压迫中国早日答应赔偿辽费，与日换约：“俄主愿中国偿费早给，日兵早退。”

于是，清廷只得派出伍廷芳至日换约。1895年10月19日，沙俄等三国与日本达成协议：中国须向日本补偿赔款三千万两；自中国偿清上述补偿赔款之日起三个月内，日军撤出辽东半岛。甲午战争按照俄、日对中、朝的分赃协议宣告结束。

通过三国干涉还辽，沙俄取得了在远东扩张的有利条件。它诱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中俄密约》《旅大租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沙俄不仅攫取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权，使西伯利亚铁路穿越黑龙江、吉林抵达海参威，而且将舰队开进旅顺湾，强租了旅顺、大连，曾被日本咬住的肥肉终于落入了老沙皇口中。它还积极向朝鲜扩张，使朝鲜当时主要沦入它的势力范围。

狡诈毒辣的老沙皇纵容日本政府挑起侵略战争，给中、朝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它则利用这场战争，猎取了久已垂涎的扩张目标。回过头来，重温恩格斯1894年所说的“我认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人们怎能不为革命导师这种鞭辟入里的揭露和深刻的观察力而叹服呢？

（原载《社会科学》198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