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内阁激化钓鱼岛争端的内外因分析

2012年4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华盛顿宣布将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其后，日本首相野田表示，日本政府已着手筹措预算，以正式启动钓鱼岛“国有化”程序。为壮声威，日本不忘拉上美国。日本外相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称此言已得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确认，并宣传美军在日本部署V 22“鱼鹰”运输机目的是遏制中国。更有甚者，野田公开表示：“在包括尖阁诸岛在内的我国领土领海上若发生不法行为，政府将视必要，毅然采取包括动用自卫队在内的应对措施”野田也成为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第一个公开扬言要在钓鱼岛动武的日本首相。9月11日，野田内阁又与钓鱼岛所谓的“岛主”栗原家族正式签署了岛屿“买卖合同”，对中国领土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野田内阁激化钓鱼岛争端的内外原因。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

由于美国西部经济地位的上升，以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崛起等内外因素为背景，美国近年来开始了重要的战略调整。对美国此次战略调整，有各种定义，例如“重返亚洲”“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再平衡”等。这些定义反映了人们对美国战略调整的方向、目标、态势的判断。

“重返亚洲”，使用的不是战略学用语，是一种通俗性口号。它表达了美国战略调整的方向，但对战略调整的目标、态势都缺乏说明和规定。这样的口号，现在显然已不足以用来定义美国的此次战略调整。

“战略重心东移”，是目前使用较多的定义。美国官方也有类似的表达，2011年10月14日，希拉里在关于美国外交的讲话中声称“世界的战略与经济重心正在东移，我们正在更加关注亚太地区”。在2002年1月3日发表的美国新国防战略前言中，奥巴马表示：“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战争之际，我们将会把工作重点放在范围更为广泛的挑战和机遇上面，包括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

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亚太地区在美国世界战略规划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美国对亚太的关注和力量投入在增强，但美国对是否将世界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用语是谨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世界战略的重心一直在欧洲，其间虽然用兵重点发生过转移，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期，但其世界战略的重心没有东移，用兵重点和其世界战略重心发生悖逆的态势，是美国在朝鲜被迫停战，在越南被迫撤兵的重要原因。

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美国的目光虽然日益转向太平洋，但要将其世界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需要多方面的酝酿和准备。而且，即使下了决心，何时能实现转移，还有很多不确定性。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仍然认为：“美国人民面临的最大威胁莫过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谋求核武器以及扩散到其他国家造成的危险”；欧洲是美国“在谋求全球范围的经济安全方面”主要的合作伙伴，与欧洲的关系是美国在实行战略转移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俄罗斯的复兴也是美国放心不下的问题，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认为，“如今美国的地缘政治敌人是俄罗斯”。因此，现在就用“战略重心东移”来定义美国的战略调整，难以涵盖美国此次战略调整面临的复杂问题和不确定性。

“亚太再平衡”，是较后出现的定义。美国新国防战略认为：“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地区和南亚的弧形地带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不断演变的挑战与机遇的混合。因此，虽然美军将继续为全球范围的安全作出贡献，但是我们必须恢复亚太地区的平衡。”这样一个定义，既显示了美国此次战略调整的方向，又表明了其目标——谋求亚太地区的再平衡，而且由于其目标的相对有限性，比较明确地显示出其现阶段战略调整的态势。因此，笔者主张用“亚太再平衡”战略，来定义美国现阶段的战略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包含有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一些重要诉求，但能否或何时导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仍然需要观察。

考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在安全和价值观方面，美国虽没把中国作为唯一平衡对象，但却是主要平衡对象；在经济方面，矛盾有所增加，但相互依存关系仍占主要地位，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在扩大。美国新国防战略强调：“与亚洲盟国和重要的伙伴国的关系对于该地区今后的稳定与经济增长至为重要。”其中，特别注意利用日本。

长期以来，为了操控中日矛盾，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虽然偏袒日本，但在主权所属上保持中立；对日美安保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也保持一定模糊性。20世纪70年代，其立场是“关于钓鱼诸岛最好的办法是不要让它成为大众关注的目标”；不要肯定地答复日美安保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应该说能够被解释为是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美国政策有所调整。2004年3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艾瑞里声称，1972年归还冲绳施政权之后，钓鱼岛就处于日本的行政权之下。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规定，该条约适用于日本行政下的领域。因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奥巴马政府前期，重复了艾瑞里表态的前两句，省略了第三句——“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引起日本不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应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要求，美国务卿希拉里表态，《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此次钓鱼岛风云又急之时，美国务院高官再度表态《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7月11日，美国务院发言人文特雷尔对此立场作了说明，声称虽然美国政府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上不采取立场，但钓鱼岛在1972年作为冲绳县一部分归还日本后，都在日本行政控制之下，因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

二、日本展开海洋战略的要求

日本是岛国，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日本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大陆政策”受到沉重打击。战后，日本总结教训，提出若干战略思路，其中和美国等“海洋国家”结盟，维护和扩展日本海洋权益的战略思路占主导地位。

日本首相野田在其上台前夕发表的《我的政治哲学》一文中便表示：“20世纪初期，日本与英国结成同盟，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艰苦胜利，在后来的国际秩序中构筑起稳定的立场。遗憾的是，以后日英同盟关系解除，日本的外交进入漂流状态，这成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21世纪，理应加强日美同盟”。野田又表示，“认为日本‘领土狭窄，资源贫乏’是错误的，日本有海，其排他的经济水域面积位居世界第六，如果加上深度的要素，则位居世界第四”，如能开发利用好日本如此广阔的水域，“日本的前途洋洋可观”。

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根据该公约规定，沿海国可拥有12海里领海、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最多不超过350海里或2500米等深线外推100海里的大陆架。制定该公约的本意，是促进各国对海洋的开发。但某些国家却想以它作为扩大海洋权益的工具，加之该公约某些条款规定得不明确，导致海上权益矛盾增加。

抓住此时机，日本积极行动。2005年11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提出“海洋立国”思想，要求加强对包括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在内的海洋国土管理，完善海洋监管与协调机制，制定日本海洋基本法，完善海洋法规体系，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事务。

该政策建议强调“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海洋问题，例如国家间在管辖海域方面的竞争与对立、海洋资源的滥用以及海洋环境污染等”；认为“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进一步积累了海洋这一地球最后空间的科学知识。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调查日本周边海域，开发、利用、保护及管理海洋资源是多年的愿望，通过不断研究开发，日本已拥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力，应该说，实现这一愿望的时代已经来临”。该政策建议还指出：“日本在落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1世纪议程》等所需的体制建设方面极为迟缓”，“日本在与邻国重叠海域的划界，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我周边海域等问题上动作迟缓。另外，对于发生在我周边海域的海洋环境恶化问题、邻国的油气开发以及海洋调查、偷渡、间谍船入侵、海上航线安全等问题也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这不仅有损国家利益，而且也无法履行国际职责”。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该政策建议带有明显的竞争性，对其竞争对象虽然未点名，但十分明确。

其后，日本设立以首相为本部长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通过了《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颁布了第一个《海洋基本计划》，规定了日本政府在维护海洋安全中的义务、责任和规划，显示出扩大海洋权益的明显意图。钓鱼岛虽小，但无论在划定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在东海划界，在资源开发，在军事上，所具有的战略价值日显重要。占取钓鱼岛，是日本扩大海洋权益的重要步骤。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趋向强硬。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更增强了上述趋向。

2010年日本提出的新《防卫大纲》在分析世界战略态势时，与2006年《防卫大纲》强调美国的优势地位不同，强调的是因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世界战略平衡在发生变化，首次明确表示了对中国崛起的强烈警戒感，决定调整日本防卫方针。主要内容为：第一，将防卫重点“从北方转向南方，着重加强西南诸岛地区的防卫。要以包括南西地域的警戒监视、海上侦察、防空、反弹道导弹等机能为重点”。第二，强调“动态防御”，从“基础防卫力量”建设，转向“动态防卫力量”建设，增强军队机动性。

野田就任首相不久，即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基地发表讲话称：“由于中国在地区水域活动的加强及迅速的军事扩张，加上朝鲜反复的军国主义挑衅，围绕我国的国家安全环境越来越不明朗。”要求自卫队为应对“不测事态”做好准备。

最近，野田内阁又批准了2012年日本《防卫白皮书》。该白皮书继续用大量篇幅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连续两年对外采取“高压”姿态，试图扩大在日本“近海与南海的活动范围并将活动常态化”。日本共同社认为，野田内阁批准此白皮书，目的在于告知日本国民加强日美同盟的意义和实行“动态防卫合作”的重要性。

同时，日本战略界一些重要人物，露骨地提出了展开日本海洋战略的要求。日本前自卫舰队司令主张日本海上安全有若干重点，其中包括：

第一，“东海防卫”。日本认为随着实力增强，中国必将对“尖阁群岛采取更加露骨的挑衅行动”；“日中之间在东海大陆架划分和油气田开发问题上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因此，“在取得美国政府同意的基础上，日本应向争议海域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以显示日本专属经济水域不容侵犯的姿态。”

第二，“防止台湾被吞并”。日本认为对日本的海上防线而言，台湾岛具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如果两岸统一，日本的安全“必将受到重大威胁”。主张“日美联合制定有关台湾问题的长期战略方针”，日本应该“加快修改有关集体自卫权和专守防卫政策的步伐”，并着手讨论制定“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问题”。

第三，“防止南海的内海化”。日本认为，南海海域是连接日本的海上大动脉。保障南海航行自由，既取决于美日澳印等国能否团结起来形成可与中国对抗的势力，更取决于军事实力。

第四，“确保印度洋和龙目海峡的海上通道”。日本认为，该海上通道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中国已开始在该海域构筑被称为“珍珠链”的沿海根据地，日本必须通过与美国、印度的紧密合作，确保印度洋通道的安全。

上述观点虽以个人名义发表，但因发表观点人物的特殊身份和观点的极端性，仍然显示了问题的严重。

三、日本政坛右倾影响和政客争权夺利的需要

日本政坛围绕钓鱼岛出现的强硬姿态，除上述原因外，还与日本政坛失衡和右倾影响增强，以及日本政客争权夺利的需要直接相关。

日本政坛自“55年体制”瓦解后，日益趋向失衡和右倾。所谓“55年体制”，是指1955年日本成立保守主义政党自民党、日本革新政党社会党两派实现合并后，各自占有国会议席的第一、第二位而形成的自民党长期执政、社会党长期在野的相互制约格局。自民党代表的是社会保守势力，更多地反映日本财阀利益，坚持日美同盟、与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社会党代表的是社会革新力量，更多地反映劳工阶层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利益，反对日美同盟，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由于这两个党代表的社会阶层、对外政策选择等方面均存在重大分歧，因而在当时的日本政治中发挥了相互制约作用，使日本政坛保持了相对平衡的状态。

但是，战后以经济迅速发展为背景的日本中产阶层数量的扩张，以及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日本社会党存在的内外条件发生很大变化，社会党被迫修改了其传统政策，放弃“非武装中立”立场，承认自卫队符合宪法，接受日美安保条约，支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承认“日之丸”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等，所以，1993年成立的联合政权，虽然打破了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的一党执政，但是在执政方针上却是社会党向自民党的靠拢，而在执政方针上缺乏自身鲜明性的政权，很难获得广泛而稳定的支持，不久便被自民党重新夺回了政权，社会党也改名社民党，从对自民党具有相当大制约力量的第二大党，落魄为在众参两院均只有个位数议席的小党。

制约力量的大幅度减弱，使日本政坛日益趋向失衡和右倾，同时也出现了可供争取的选民空间，这促使日本几个由自民党分裂出来、成立较早的反对党合并而成立日本民主党。2009年，民主党赢得政权，鸠山由纪夫成为首任民主党首相，舆论期待日本出现稳定的两党制，轮流坐庄，相互制约。鸠山也想有所作为，针对自民党的执政方针，提出了具有民主党色彩的执政主张，内政上“摆脱官僚，政治主导”；经济上重视民生，承诺育儿补助、高中教育免费、高速公路免费；外交上希望“美亚平衡”，认为美军应撤出冲绳，“东亚共同体”不应包括美国。鸠山的执政方针，遭到美国和日本保守力量的强烈反对，鸠山被迫辞职。有此前车之鉴，鸠山后任的执政方针相继向自民党摆动，特别是野田内阁，其执政方针已经和自民党难分彼此。两党所争，权利而已。失去制约的日本政坛更显右倾。

前日本防卫大学校长、日本神户大学五百旗头真教授曾指出，战后“日本政治分化为三条路线：第一，宪法体制派，其核心理念是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第二，日美安保体制派，即吉田路线，其核心理念是经济中心主义、轻军备和通商国家模式；第三，改宪再军备派，其核心理念是传统的国家观”。从目前情况看，坚持第一条路线的力量已经极其式微，而主张第三条路线的力量却甚嚣尘上。

上述情况下，特别是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在对外战略方面，日本政客不可避免地对美一边倒，争相对中国显示强硬姿态，以拉选票。

今年，日本自民党公布了第2次宪法修正案草案，要求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将日本自卫队改为“保有战力”的“国防军”，还赋予首相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限，在此期间，日本内阁可以临时颁布同样具有法律效应的政令。日本自民党前政调会长石破茂在其竞选自民党总裁的纲领中明确提出，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及把自卫队改编成“国防军”。

石原慎太郎是老牌政客，善于以极端言行蛊惑人心，捞取选票，曾以反美吸引人们眼球，当“中国威胁论”盛行于日本之时，又以反华作秀，力掀“购岛”恶浪，舆论认为不能排除他在为其儿子成为自民党党首并领导自民党再取政权准备条件。

目前，野田内阁外则面临民众反对增税和重启核电，内则遭遇大批党员反叛。消费税增税法案虽获众院通过，但舆论调查显示，民众对该法案的支持率仅为36%，反对率则达52%。自小泽一郎率40余名国会议员脱离民主党自立新党后，民主党内又有若干名国会议员出走。据《每日新闻》调查，野田内阁支持率跌到了23%。民主党干事长承认：“民主党进入危机状态，政权可能崩溃。”野田身为首相，承担有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责任，却不顾中日在1972年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中得到确认，在两国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的规定，发表要在钓鱼岛动武的言论；并不顾中国一再反对，对中国领土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这与其急于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提升支持率不无关系。

四、日本国内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分化

当然，前述动向只是钓鱼岛问题的一个方面，它同时受到另外一些重要因素的制约。中国已成为当今国际秩序极为重要的“利益攸关者”和维护者，要保持当今国际秩序的稳定，缺少不了中国的合作，任何想孤立中国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美国新国防战略在表示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同时，强调中美在建立“合作性的双边关系”方面，有着“很强的共同利益”。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在强调加强美日同盟的同时，主张“维护当前基本秩序，同时逐步适应崛起的中国，符合美日两国的利益”。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李侃如认为，虽然美中关系在2012年不太可能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美国不应忽略提升对华关系对于成功实施地区及全球战略的重要意义，因为其他亚洲国家再怎么成功也不会给该地区带来奥巴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因此，在日本挑起钓鱼岛事端，遭到中国强硬反制时，因担心事态扩大影响美国利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2年9月28日在与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的会谈中，表示希望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小心、慎重且有效的”行动。日本共同社评论，“美国为牵制中国，多次表示规定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而其高官用强硬口吻对日本也做出提醒的消息则属罕见”。

日本极端势力企图利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机会，扩张海上权益，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再升级。日本社会对这种冒险的忧虑也在增强，评论家丸山浩行指出，在美国的新国防战略中，“作为最前线国家，日本被期待发挥‘盾牌’作用。但是，日本政府和国民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种使命及其带来的重大后果”。

同时，日本极端势力的倒行逆施，已经在影响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共有14394家日企进入中国市场。其中，制造业5951家，居首位。这些企业担心中日关系紧张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据共同社9月19日电，日本东北地区在华企业有不少已经停工停业；关西经济界高层预测日中关系将长期紧张，并担心对经济的影响“今后有所显现”。日本财务省8月27日公布的贸易统计（以通关为准）数据显示，9月上旬（1—10日）日本贸易收支逆差257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9亿元），连续第3个月上旬出现逆差，主要是因为海外经济发展减速导致出口大幅减少。9月28日，东京股市日经指数收报8870.16点，下跌79.71点，跌幅为0.89%。持续恶化的日本经济更感雪上加霜。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指出，石原购岛计划如果实行，“将给日中关系带来极为严重的危机”。丹羽大使曾任伊藤忠商事会长，和经济界有广泛的联系，他的声音反映了经济界相当部分人士的要求。

上述情况正在促使日本国内发生分化。据《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53%的受访者认为“国有化”将“延迟”钓鱼岛争端的解决；72%的人认为应“尽快”解决争端。49%的人认为中日今后“应该深化两国关系”，40%的人认为“最好保持距离”。

民意的变化使日本政客和官僚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最近成立的新党“日本维新会”党首、大阪市长桥下彻一方面表示，日本应在钓鱼岛长期派驻警察，加强实际控制；同时，又表示日本政府应该舍弃关于钓鱼岛不存在领土争端的主张。他认为日本坚持竹岛（韩国称独岛）和钓鱼岛都是日本固有领土，但又要求不承认竹岛存在领土问题的韩国到国际法庭上见，那么日本对钓鱼岛不存在领土问题的主张就站不住脚；他还指出因钓鱼岛和北方领上（俄称南千岛群岛）以及竹岛的海域和地下资源目前还没有利用规则，应该与周边国家建立“共同管理”的规则。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认为，为预防发生不测，中日双方应尽早展开对话。“如果日本坚持‘不存在领土争端，所以无需对话’的立场，拒绝同中国就此进行对话，这样的做法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新当选自民党总裁的安倍晋三，近日决定起用前外相、现任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高村正彦出任自民党副总裁，并强调：“考虑到当前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我认为（高村）能够胜任。”媒体认为，安倍意在弱化自己的“鹰派”形象。此举显然包含有利用野田内阁对华政策的失败，扩大民主党败势，以从民主党手中夺权的目的。因此，不能排除自民党夺权成功后，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民主党对华政策的可能。

但是由于导致钓鱼岛风云又急的三项主要原因，即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日本展开海洋战略的要求，日本政坛右倾、政客争权夺利的需要，将长时期存在，因此不能幻想日本政权交替会使钓鱼岛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围绕钓鱼岛问题在新阶段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也会更加尖锐、复杂；同时，这也是道义的较量、实力的较量及斗争艺术的较量。为了牢牢地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我们必须作好长期的全盘的筹划和准备。我们在坚决反对野田内阁和日本右翼势力的对外扩张政策和行动时，应该努力让日本人民了解中国人民希望和日本人民友好的愿望，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要求，也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中国有能力有信心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但是，为中日关系大局计，为亚太和平繁荣计，仍然“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不折不扣地回到双方达成的共识和谅解上来，回到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否则，日方必将承受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

（原载《国际观察》2012年9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