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从战略全局观察与处理中日关系

新时期中国的三大战略目标是现代化、统一与和平。要抓住20年战略机遇期实现三大目标，不能缺少稳定、良好的中日关系。但最近中日关系出现了困难局面，如不能正确应对，则将影响我国总体战略目标实现。本文旨在分析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局面的原因，并探讨其化解方针。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经热政冷”状况日趋明显。

据日本财务省发表的贸易统计，2004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额增长巨大。整个贸易年度，日本对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出口达11.8278万亿日元，增加17.2%；进口达10.3727万亿日元，增加16.7%，总额为22.2005万亿日元，超过了对美贸易的20.4795万亿日元，占日本整个对外贸易额的20.1%。战后，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据日本财务省官员预计，近几年出现的日本对华贸易逐年上升、对美贸易不断下降的趋势，还将持续下去。这表明，中日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向着更加广泛而深入的方向发展。

与经济领域这种升温场面相比，在政治以及安全领域，近年来，中日关系却不断遭遇冷风。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外，近年比较大的冷风有：（1）日本与美国在2005年2月19日举行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2+2”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声明中，首次公开将“鼓励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列为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之一。（2）日本政府新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显示了对中国军力特别是海空力量发展的高度戒备，认为“对地区的安全保障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在推进核、导弹战斗力和海空军力量现代化的同时，正谋求扩大在海洋的活动范围。对此动向，今后有必要加以关注”。（3）2005年2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上的灯塔“收归国有”。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厅已对包括中国钓鱼岛以及日本冲绳本岛以西的其他岛屿制定了所谓《西南岛屿有事对应方针》表示要坚决、彻底地打击“侵犯”西南岛屿的“来犯之敌”。（4）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售。对华武器禁售是冷战的产物。近年来，中国要求欧盟取消不平等的对华军售禁令，得到了法、德等国的积极响应和推动，但美国明确表示反对。对美国的反对，日本作了积极呼应。

二

上述“经热政冷”的状况是如何形成并明显扩大的？

从本质上看，“经热政冷”的状况是由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

日本国家利益的两大块——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在冷战时期，基本被置于同一框架内，即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冷战阵营内。当时的国际市场大致分为三块，以美欧日为主的一块，以苏联东欧为主的一块，中国自成一块。在安全上，日本以苏联为假想敌，主要依靠日美同盟保护自己的安全。显然，日本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所要求的战略指向在当时基本一致，其战略选择不存在结构性矛盾。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出现了结构性矛盾。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原来分为三大块的国际市场合而为一。由此，日本的经济利益从以美欧日为主的国际市场，放大到战后第一次形成的统一的国际大市场。而且，由于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头号贸易对象。这就使日本将20世纪90年代中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从经济领域排除，空前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但是，在安全上，变化却并不令人乐观。中美日关系虽然不再属于冷战时期的国家关系类型，可是冷战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把防止出现任何可能挑战其地位的国家和力量作为其长远战略对手，使得迅速发展的中国被当作一种潜在的、必须加以防范的力量。美国的这种安全考虑与日本相符合。据统计，日本每天约有300艘船只经过台湾海峡。日本认为，一旦台湾海峡发生战事，它的安全利益必将受到重大影响。此外，中日在东海海域存在着钓鱼岛权属和海洋划界等问题，由于中国由原来的对日供油国转变为日本在能源领域的竞争国，这些争端就变得更为严重。因此，苏联解体后，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的戒备心理日益强烈。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汇总官组织专门分析员石井正己认为：“尽量削弱日本的政治力量及军事力量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即便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强化其在安全保障上的作用，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就促使日本在安全上加强对美国防范中国战略意图的配合。

上述情况，构成了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的基本内容。

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冷战后不久便发生了。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未来的世界秩序尚抱有一种多极的或相对平等的期待。例如，日本防卫厅主张：应由“多数国家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进行协调，以构筑新的世界和平秩序”，并“期待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则主张，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构筑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对国际秩序的这种期待，使日本在安全上加强与美国结盟的同时，比较注意与联合国组织、与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协调，这对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作用。

但是“9·11”事件后，日本小泉政府改变了对未来世界秩序曾抱有的多极或相对平等的期待，认为“国际关系正向着以美国为中心的方向调整”，因而将日本的对外战略向着适应并利用美国的一超霸权以谋取日本最大利益的方向调整。这使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变得突出起来。中日关系的“经热政冷”状况在小泉政府时期，变得格外明显。

三

中日关系“经热政冷”状况的形成与明显化，与近年来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也有着密切关系。

冷战后，由于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中日力量的上升又使东亚格局面临重要变化，东亚还存在朝鲜半岛与台海局势等诸多热点问题，美国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力度，其战略重心也出现了东移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2000年10月发表了题为《要建立日美成熟的伙伴关系》的报告。该报告主张：为对付亚洲可能发生的危机，美国与日本应建立类似美英那样的亲密关系，使日美同盟由“分担负担”向“分担力量”过渡，并要求日本更加积极地参与建立所谓新的国际秩序。这一主张基本为布什政府所接受，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石井正己判断：“布什政府认为日美同盟是美国东亚战略的立足点”，“布什政府期待加深日美同盟，这一点充分反映在‘阿米蒂奇报告’中”。

“9·11”事件后，由于反恐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目标，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美国并没有放弃与日本建立类似美英般亲密关系的努力，积极鼓励与推动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作为美国军事盟友的作用。石井正己判断：“第一，在短期内美国会把中国作为自己的战略伙伴。现在，中国表明了在美国安全保障上的最优先课题方面与美国合作的姿态，这点有利于美国；第二，从长期来说，因为中国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将以同盟关系为基础，力求遏制中国扩大其影响。”伊拉克战争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对布什说：“军事行动不会有什么难的”，“问题在于收拾残局”。此话确有预见，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主要力量被牵制在了伊拉克和中东地区。据美国有关专家估计，在布什第2届总统任期内，美国也难以实现从伊拉克撤军，而且在10年以内，美国的军事重点可能无法从中东地区转移。这必然使美国在东亚等地区的力量捉襟见肘。而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正在兴起的东亚多边合作发展的关键时期。

上述形势的发展有可能导致两个结果：其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震慑住了“台独”，中国得以实现和平统一；其二，以东亚多边合作的发展为基础，中日接近，奠定东亚共同体的基础。

以上两种结果都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为了防止这两种结果的产生，美国更加积极地要求日本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作用。这样，一则可以利用日本力量，弥补美国在东亚力量的不足；二则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大其军事作用，会恶化与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可以达到阻滞中日和解以及东亚多边合作发展的目的。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美国要求日本修改宪法，取得集体自卫权。阿米蒂奇对日本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中川秀直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必须为谋求国际社会的利益而在军事力量方面作出贡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难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鲍威尔对日本媒体表示：“日本宪法第9条对日本国民来说是多么重要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日本要想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义务，就必须根据上述观点来考虑修改宪法第9条。”

美国对日政策的上述调整，必然扩大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中日关系的“经热政冷”状况。

四

中日关系“经热政冷”状况的形成和明显化，离不开日本的国内因素影响。

冷战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日本自身力量的增长，日本日益不满战后雅尔塔体系的限制，要求摆脱这种限制，拥有军队和集体自卫权，成为“普通国家”。加上美国的推动，日本在军事上显示出较以前积极的倾向。例如，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规定：“在新的安全保障环境下，日本的防卫力建设，一方面要继续继承原来‘基础防卫力构想’的有效部分，另一方面必须根据新的威胁和事态的多样化，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又规定，“为了进一步保证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必须以主体的姿态，积极参加以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为目的的‘国际和平协力活动”。

在这种积极的军事倾向下，日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日本参议员、自民党“海洋权益工作组”负责人武见敬三认为：“中国的海洋战略可能是：把太平洋西侧海域纳入本国的势力范围，把台湾作为本国领土而合并，与此同时，对从波斯湾到东北亚的海上通道进一步施加影响力。”

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战后日本对其历史上侵略罪行的揭露和批判，本来便与德国存在很大差距。时代的更替，更使日本关于侵华历史的集体记忆变得越来越淡薄。不少青年人感到，“战争是祖父时的传说”，对冷战后中国等东亚国家追究日本历史责任的要求增强，表现出不理解甚至反感的情绪。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正是企图利用上述情绪，扩大其政权的社会支持率。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两国民众的感情对立。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国内对中日关系抱积极态度的政治家受到排挤，甚至一些为了日本的经济利益而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经济界人士也受到打压。例如，富士施乐公司董事长小林阳太郎因劝说小泉不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而遭到右翼分子投掷燃烧瓶等方式的威吓，而对华强硬派往往占据要津，推动中日关系的“经热政冷”状态持续地向着消极方向发展。

五

“政冷”的这种发展，日益严重地显示出其对“经热”的制约。

“政冷”对“经热”的制约，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进行。其一，由于“政冷”破坏了中日经济合作所需要的友好氛围，使中日间的一些重大经济合作项目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其二，由于“政冷”而过度戒备，以至削弱中日间的经济合作。例如，自1979年始，日本对中国提供“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这一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扩大了日本对华出口。但近年来，日本却有人在不断渲染中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并以此为理由主张停止对中国的ODA援助。其三，由于“政冷”，导致中日在经济上的恶性竞争。例如，中日作为经济大国，其能源需求都在不断上升，如果有政治上的相互信赖关系，这种竞争可以纳入良性轨道，但由于中日之间的“政冷”，在能源上就出现了恶性竞争的苗头。

上述情况必然制约了“经热”的发展。而且由于中日关系的“政冷”已由历史认识和外交层面的矛盾，提升到安全领域的摩擦，这就使中日的“政冷”更包含了以往所没有的危险性。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日关系发展存在着以下三种可能性：

一是小泉及其后任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安全矛盾与两国国民感情的对立不断加深，钓鱼岛所属以及东海划界等争端可能导致海上局部冲突，经贸关系明显削弱，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二是小泉及其后任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但由于民间等方面的交流有所发展，中日安全关系虽然继续处于冷淡状态，但受到双方有效控制，海上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基本被排除，经贸关系得以相对缓慢的速度增长。三是小泉后任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两国国民感情对立的状态获得较好的改善，两国在东海合作开发问题上有所突破，中日安全矛盾缓解，经贸关系也获得较快发展，中日关系进入相对稳定和改善的状态。对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而言，以上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损害最大，应该尽量避免；第三种最有利，应该积极争取。

如果放任现在“政冷”局势的发展，不但会继续冷却“经热”，影响日本经济复苏，还会严重破坏日本的安全环境。如果日本方面能明智地看到这一点，就应下决心改变现在的“靠美限华”方针，努力控制乃至缩小日本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加强国际协调，改善中日关系。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认为：“日本在历史上与美国关系较深，因此拥有一种努力与美国一道负责日本与世界安全问题的态度非常重要。”但同时他又指出：“此外，日本还不应该忘记与邻国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种劝告对日本不无益处。

如今，中国与日本以及与日美同盟安全矛盾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对华政策演讲反映了美国的亚洲政策带上了明显的冷战后特点。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难以在亚洲采取拉拢一个大国，孤立另一个大国的政策。正因如此，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利益相关者”，在加强对中国防范的同时推进中美日合作。综上所述，中国必须而且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中美日关系向着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促使中日关系得到稳定与改善。为了避免中日关系发展的第一种可能性发生，争取第三种可能性出现，我们应该适应中日关系的新变化，及时调整对日工作的重点。

1．把对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改善中日两国国民的感情上来。要克服中日关系目前存在的困难，缓解其危险性，必须改变中日安全关系与两国国民感情同时明显地向着消极方向发展的状态。近年来，日本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虽然有所增强，但在日本民众中，和平主义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声音在增强。继《朝日新闻》等大报之后，作为主流媒体之一的《读卖新闻》主编渡边恒雄，也在去年年底公开发表了反对参拜的言论。改善中日两国国民的感情还是具有客观条件的。

2．要改善中日两国国民的感情，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战略上提升对日民间外交的地位。将对日民间外交提升到关系中日关系全局的战略地位上来加以认识与实行，多层次、多侧面地开展对日工作。

（2）在历史问题上必须坚持原则，要服从中国的整体战略需要。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之一，必须坚持既有原则，将关于历史问题的斗争放到恰当位置，服从中国的整体战略需要。

（3）规定或重申必要的政策方向：

一是在历史责任上，把日本人民和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把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以及日本政府少数领导人的错误立场与部分日本民众的模糊认识区别开来。

二是尊重日本民众健康的民族感情。在分析战争责任时，应着重于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制止那些以整个日本民族为对象的极端口号与行为，以利改善两国民众的关系。

三是注意时代区别。当今日本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在反对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以及日本少数政府领导人歪曲历史的斗争中，应该肯定新时代的日本民众在战后60年中推动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贡献，帮助新时代的日本民众抵制错误的历史认识。

四是形成对日本的全面认识。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既要宣传我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也要适当宣传在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一些日本国际主义战士与中国人民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事迹；既要宣传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也要宣传我党实行改革开放、促成中日等国际合作，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既要揭露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批判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以及少数日本政府领导人对历史的歪曲，也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战后日本的进步，以及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合作与支持，使人们形成对日本的全面认识。

3．继续做促使小泉及其后任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工作。目前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已有8位前日本首相反对参拜。虽然从目前情况看，小泉任内停止参拜的可能性不大，但仍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多方面开展工作，继续做促使小泉及其后任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工作。

4．对美日同盟的加强保持必要戒备的同时，尽可能扩大中国与日本、美国的共同利益与合作。日美同盟的加强包含有针对中国的目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警惕和防范，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但同时应看到，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安全上，中日美之间也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例如反恐、打击海上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保护等需要东亚乃至世界各国合作的问题。我们应通过加强与日美的交流与沟通，扩大与日美的共同利益，为改善与稳定中日、中日美关系创造条件。

5．继续大力推动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目前保持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的基础，但也受到中日关系困难局面的影响。一部分日本企业对中日关系前景心存疑虑，放缓甚至改变了对华投资的意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进一步蔓延，应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经济界表明，中国发展中日经贸合作的方针不会改变，并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日商在华合法权益。

总之，中国的和平发展，离开良好的中日关系是难以实现的；而良好的中日关系，离开中日两国民众在感情上的和解与融洽，也无法建立起来。对所有国家我们都应该重视民众工作，对日本的民众工作就更应该予以重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这就是中国对日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取得了重大成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做好对日工作。只有使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具有深厚的民众友好基础，才能打破美日极端势力在民众中挑动“中国威胁论”从而扩张军事力量的企图，才有可能实现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为我国实现现代化、为台湾回归争取到良好的周边和国际条件。

（原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