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与中日关系

一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经热政冷”状况越趋明显。

据日本财务省发表的贸易统计，2004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额增长巨大。整个贸易年度，日本对中国（大陆及香港）出口达11.8278万亿日元，增加17.2%进口达10.3727万亿日元，增加16.7%，总额为22.2005万亿日元，超过了与美国的20.4795万亿日元，占日本整个对外贸易额的20.1%。战后，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而且日本财务省官员预计，最近几年出现的日本对华贸易逐年上升、对美贸易不断下降的趋势，还将持续下去。这一情况表明，中日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向着更加广泛而深入的方向发展。

但与经济领域这种热气局面相比，在政治以及安全领域，近年来，中日关系却不断遭遇冷风。

除参拜靖国神社外，最近，比较大的冷风有四股：

其一，日本与美国在2月19日举行的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2+2”会谈后发表的声明中，首次公开将“鼓励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列为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之一。而且，据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拟在明年内完成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其中包括以“台海冲突”为着眼点，研究双方在实施联合作战的情况下各自如何应对等问题。

其二，日本政府新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显示了对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力量发展的高度戒备，认为“对地区的安全保障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在推进核、导弹战力和海空军力量现代化的同时，正谋求扩大在海洋的活动范围。对此动向，今后有必要加以关注。”

其三，2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上的灯塔“收归国有”。而且，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厅已对包括中国钓鱼岛以及日本冲绳本岛以西的其他岛屿制定了所谓《西南岛屿有事对应方针》，表示要坚决、彻底地打击“侵犯”西南岛屿的“来犯之敌”。

其四，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售。对华武器禁售是冷战的产物。近年来，中国要求欧盟取消不平等的对华军售禁令，得到了法、德等国的积极响应和推动。但美国明确表示反对。对美国的反对，日本作了积极呼应。

二

上述“经热政冷”的状况是如何形成并明显化的？

在本质上，“经热政冷”的状况是由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

日本国家利益的两大块——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在冷战时期，基本被置于同一框架内，即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冷战阵营内。当时，国际市场大致分为三块，以美欧日为主的一块，以苏联东欧为主的一块，中国自成一块。日本的经济利益，主要在以美欧日为主的国际市场内。当时，在安全上，日本则以苏联为假想敌，主要依靠日美同盟保护自己的安全。显然，日本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所要求的战略指向，在当时是基本一致的，其战略选择不存在结构性矛盾。

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变化，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出现结构性矛盾。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原来分为三大块的国际市场合而为一，战后第一次形成了统一的国际大市场。日本的经济利益，由在以美欧日为主的国际市场内，放大到战后第一次形成的统一的国际大市场内。而且，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如前所述，在2004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头号贸易对象国。经济利益上的这种根本变化，促使日本将20世纪90年代中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从经济领域排除，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极为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但是在安全上，变化却并不令人乐观，中美日关系虽然不再属于冷战时期的国家关系类型，可是由于冷战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把防止出现任何可能挑战其地位的国家和力量作为其长远战略目标，这使其将迅速发展的中国作为一种潜在的、必须加以遏制的力量。“9·11”事件前，美国已表示要将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9·11”事件后，美国虽因主要力量被牵制在中东，放慢甚至停止了这种转移，但始终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意图。

美国的这种安全考虑与日本相符合。据统计，日本每天约有300艘船只经过台湾海峡，承担着为日本运送石油等资源和货物的任务，台湾海峡一旦发生战事，日本认为其安全利益将受到重大影响。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日本认为其在东亚的战略地位会受到削弱，这也非日本所愿意看到的。此外，中日在东海存在钓鱼岛权属和海洋划界等问题，这些争端由于中国由原来的对日本供油国转变为日本在能源领域的竞争国，而变得更为严重。因此，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的迅速发展，便使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抱有日益强烈的戒备心理。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汇总官组织专门分析员石井正己认为：“尽量削弱日本的政治力量及军事力量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即便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强化其在安全保障上的作用，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从而促使日本在安全上加强对美国制约中国的战略意图的配合。

上述情况，构成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的基本内容。

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冷战后不久便发生了，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未来的世界秩序尚抱有一种多极的或相对平等的期待，例如日本外务省有过建立美欧日三极世界的设想，日本防卫厅主张：应由“多数国家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进行协调，以构筑新的世界和平秩序”，并“期待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则主张由西方7国首脑会议在构筑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对国际秩序的这种期待，使日本在安全上加强与美国结盟的同时，比较注意与联合国、与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协调，这对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弥合作用。

但是“9·11”事件后，日本小泉政府改变了对未来世界秩序曾抱有的多极或相对平等的期待，认为：“国际关系正向着以美国为中心的方向调整”，因而将日本的对外战略向着适应并利用美国的一超霸权以谋取日本最大利益的方向调整，加上小泉纯一郎原来依托的森喜朗派的亲美亲台背景的影响，更使小泉政府在安全上加强与美国合作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与联合国、与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协调。这使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变得突出起来。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状况，在小泉政府时期，变得格外明显。

三

中日关系“经热政冷”状况的形成与明显化，与近年来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也有着密切关系。

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内容是控制与利用。控制，即防止日本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或成为可以挑战美国地位的力量。利用，即利用日本为巩固和加强自己在东亚乃至世界的战略主导地位服务。

冷战后，由于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中日力量的上升又使东亚格局面临重要变化，东亚还存在朝鲜半岛与台海局势诸多热点问题等原因，美国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力度，其战略重心也出现了东移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2000年10月发表了题为《要建立日美成熟的伙伴关系》的报告。该报告主张：为对付亚洲可能发生的危机，美国与日本应建立类似美英那样的亲密关系，使日美同盟由“分担负担”向“分担力量”过渡，并要求日本更加积极地参与建立所谓新的国际秩序。这一主张基本为布什政府所接受，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汇总官组织专门分析员石井正己判断“布什政府认为日美同盟是美国东亚战略的立足点”，“布什政府期待加深日美同盟，这一点充分反映在‘阿米蒂奇报告’中。”因此，布什政府成立初期，将克林顿政府时期所采取的在中日间保持一定程度平衡的政策，改变为抑中扬日的政策，例如宣布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范围等。“9·11”事件后，由于反恐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目标，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美国并没有放弃与日本建立类似美英那样的亲密关系的努力，积极鼓励与推动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更加充分地发挥美国的军事盟友的作用。石井正己判断：“第一，在短期内美国会把中国作为自己的战略伙伴。现在，中国表明了在美国安全保障上的最优先课题方面与美国合作的姿态，这点有利于美国；第二，从长期来说，因为中国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将以同盟关系为基础，力求遏制中国扩大其影响。”伊拉克战争时，鲍威尔曾对布什说：“军事行动不会有什么难的”，“问题在于收拾残局”。此话确有预见，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主要力量被牵制在了伊拉克和中东地区。据美国有关专家估计，在布什总统第2届任期内，美国也难以实现从伊拉克撤军，而且在10年以内，美国的军事重点可能无法从中东地区转移。这必然使美国在东亚等地区的力量捉襟见肘。而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力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正在兴起的东亚多边合作发展的关键时期。上述形势的发展，有可能导致两个结果：其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震慑住了台独，中国得以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其二，以东亚多边合作的发展为基础，中日接近，奠定东亚共同体的基础。

以上两种结果都是美国不愿看到的。今年2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戈斯在表示“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最大威胁的同时，公然宣称：“北京的军事现代化和军事力量的集结可能会打破台湾海峡军事力量的平衡。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对该地区的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去年7月1日，当“10+3”外长会议决定在今年和2007年分别举行第一、第二次东亚峰会，讨论建立东亚共同体问题时，美国作出了强烈反应。7月14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日本媒体严厉表示：“主权国家的人民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但是他们的行动不应破坏美国同亚洲朋友之间非常好而且牢固的关系。”还说，亚洲已经有不少多边组织，如APEC以及ARF等，“我们至今不相信有必要达成新的协议”。

为了防止这两种结果的产生，美国更加积极地要求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大军事作用。这样，一则可以利用日本力量，弥补美国在东亚力量的不足；二则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大军事作用，会恶化与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可以达到阻滞中日和解以及东亚多边合作发展的目的。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美国要求日本修改宪法，取得集体自卫权。去年7月25日，阿米蒂奇对日本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中川秀直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必须为谋求国际社会的利益而在军事力量方面作出贡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难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8月12日，鲍威尔对日本媒体表示：“对于日本宪法第9条对日本国民来说是多么重要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日本要想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义务，就必须根据上述观点来考虑修改宪法第9条。”

同时，在东亚军事部署和力量调整中，美国力图向前推进东亚作战指挥位置，加强美日军队的一体化作战能力，强化对台海等热点地区的干预能力，以在事实上提升对日本的控制并扩大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作用。例如，要求将美陆军第一军司令部从本土迁往日本座间；要求让美军进驻琉球伊江岛基地、九州岛筑城和新田原的两个基地；要求日本航空自卫队进驻横田和冲绳的美空军嘉手纳基地；要求美日空军进驻临近台湾的下地岛基地，作为其“扩大行动范围以及迅速反应的战略平台”等等。

美国对日政策的上述调整，必然扩大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状况。

四

当然，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状况的形成和明显化，离不开日本国内因素的影响。

冷战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日本自身力量的增长，日本日益不满战后雅尔塔体系的限制，要求摆脱这种限制，成为“普通国家”。1993年，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首先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公开提出这一要求。这一要求主张日本修改宪法，拥有军队和集体自卫权。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日本国内外和平要求的压力，小泉内阁以前的历届日本政府尚不敢公开表示日本要拥有军队和集体自卫权，自小泉政府开始，这一要求公开化了。以此为背景，加上美国的推动，日本在军事上显示出较以前明显积极的倾向。例如，去年11月通过的新《防卫计划大纲》规定：“在新的安全保障环境下，日本的防卫力建设，一方面要继续继承原来‘基础防卫力构想’的有效部分，另一方面必须根据新的威胁和事态的多样化，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又规定“为了进一步保证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必须以主体的姿态，积极参加以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为目的的‘国际和平协力活动’”，明确表示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将突破原来的“基础防卫力构想”的限制，军事活动范围也将大大扩展。在这种积极的军事倾向下，日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将因技术事故而产生的潜艇事件等具体问题，上升为中国扩张战略的反映。例如，新《防卫大纲》确认：中国“正谋求扩大在海洋的活动范围”。日本参议员、自民党“海洋权益工作组”负责人武见敬三更认为：“中国的海洋战略可能是把太平洋西侧海域纳入本国的势力范围，把台湾作为本国领土而合并，与此同时，对从波斯湾到东北亚的海上通道进一步施加影响力。”

而由于世代更替等原因，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了新的动向。据日本舆论调查，日本老中青三代人中，中年人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比例最高，因为这一代人既比较了解侵略战争的后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主要接受的是清算侵略战争的教育，而青年一代离战争已很遥远，在冷战后日本政坛严重保守化的条件下，所接受的关于历史问题的教育不如战后初期那样鲜明与积极。这使一部分日本右翼政治家关于历史问题的错误言论和行动较以前容易在社会上得到呼应，而中国等东亚国家对这种错误言论和行动的批判则反而容易引起不满。

上述情况与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夸张性认识相结合，极易形成对中国的反感和恐惧。而少数中国人在日本犯罪和亚足杯少数球迷闹事等问题，经日本媒体放大，更对上述情绪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政界一些对中日关系抱积极态度的政治家大多受到排挤，甚至一些为日本的经济利益而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经济界人士也受到打压，例如富士施乐公司董事长小林阳太郎因劝说小泉不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而遭到右翼分子投掷燃烧瓶等方式的威吓，而对华强硬派则往往占据要津，推动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状态，持续地向着消极方向发展。

五

“政冷”的这种发展，日益严重地显示出对“经热”的制约。

“政冷”对“经热”的制约，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在进行。其一，由于“政冷”破坏了中日经济合作所需要的友好氛围，使中日间的一些经济合作项目，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例如，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怒，一部分人在网上发起了反对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改造京沪铁路的呼吁，这不能说不会对这一合作产生影响。其二，由于“政冷”而过度戒备，以至削弱中日间的经济合作。例如，自1979年始，日本对中国提供ODA援助，这一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作用，也扩大了日本对华出口。但近年来，日本却有人在不断渲染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并以此为理由主张停止对中国的ODA援助。其三，由于“政冷”，导致中日在经济上的恶性竞争。例如，中日作为经济大国，其能源需求都在不断上升，这在中日之间形成了新的竞争。如果有政治上的相互信赖关系，这种竞争可以纳入良性轨道，甚至成为推动合作的动力。但由于中日之间的“政冷”，在能源上却出现了恶性竞争的苗头。例如，与俄罗斯设立不同输油管道之争、东海油田开发之争等等。

上述情况必然制约了“经热”的发展。这可以从中日经济关系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关系发展速度的比较中看出。例如中日贸易额在2002年突破1000亿美元，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算起，花费了30年时间。而中韩贸易额在2003年已超过632亿美元，预计明年即可突破1000亿美元，从1992年中韩建交算起，花费的时间只有14年。还可以从日本在中国的贸易伙伴的地位排名变化中看出。从1993年开始，日本曾连续11年位居中国头号贸易伙伴地位。但是去年，日本的中国头号贸易伙伴地位被欧盟取代，美国位居第二，日本跌至第三。

而且由于中日关系的“政冷”已由历史认识和外交层面的矛盾，提升到安全领域的摩擦，这使中日的“政冷”更包含了以往所没有的危险性。

例如，今年2月9日，恰逢中国春节，日本政府却在这个中国最讲究喜庆、和谐的日子里，宣布将钓鱼岛上的灯塔收归“国有”，因而引起中国民众更大的愤怒。如果日本政府继续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升温，引发中国香港、台湾以及大陆保钓人士登岛，并不幸在冲突中造成伤亡，很可能激起中国广泛的抗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将更为缩小，外交关系可能急剧倒退，甚至造成中日在相关海域的军事对峙乃至冲突。这显然有违于中日根本利益。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舆情一旦被激发起来，其后果是难以预计的。因此，要避免发生有违于中日根本利益的冲突，必须未雨绸缪。

日本方面应该看到，如果放任现在“政冷”的发展，不但会继续冷却“经热”，使日本经济复苏希望化为泡影，还会严重破坏日本的安全环境，陷日本于动荡之境，从而下决心改变现在的靠美限华方针，努力控制乃至缩小日本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加强国际协调，改善中日关系。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傅义高认为：“日本在历史上与美国关系较深，因此拥有一种努力与美国一道负责日本与世界安全问题的态度非常重要。”但同时他又指出：“此外，日本还不应该忘记与邻国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听一下这种劝告，对日本不无益处。

中国的和平发展，离开良好的中日关系是难以实现的，而良好的中日关系，离开中日两国民众在感情上的和解与融洽，无法建立起来。因此，中国的对日外交，应该立足于实现中日两国民众在感情上的和解与融洽。如果说，对所有国家我们都应该重视民众工作，那么，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日本的民众工作就更需要受到重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这就是中国对日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取得了重大成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做好对日工作。为此，在历史问题上，应该坚持将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区别开来；在现实问题上，应该坚持将日本人民与少数右翼政治家特别是与少数极端右翼分子的错误言行或反华政策区别开来，避免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斗争矛头针对所有日本人，避免伤害日本人民健康的民族感情，让日本人民真正了解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民族复仇主义、反对霸权主义，追求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争取实现中日民众在政治安全上的互信，使新时期的中日关系能有深厚的民众友好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改变日本靠美限华的方针，才可能打破少数日本极端势力在民众中挑动“中国威胁论”，扩张军事力量的企图，才可能实现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

中日两国采取以上态度，不但能使政治、经济相互促进，一起热起来，克服现在的危险局面，还可能以两国的协调，促使中日美三角关系向着相对平衡的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为建立东亚共同体，争取东亚的长久和平、稳定与繁荣创造良好的条件。

（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