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现状及外交方针

正确把握日本现状及其外交方针，是制定我国对日政策的基本依据之一。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一、日本现状

（一）政治

1．政治基础的变化

战后日本政治的基础性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上东西对立、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二是国内阶级对立，工人阶级、贫苦市民与资本家阶级的对立。以这两大因素的影响为基础，形成所谓“1955年体制”，即自民党掌握政权，社会党、共产党等在野，对自民党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

冷战后，日本政治的基础性因素发生重要变化：（1）东西对立格局瓦解，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日本的影响大为削弱。（2）工人阶级白领化，贫困阶层减少，中间阶层增加，阶级对立弱化。摆脱战败国地位的民族要求及改善生活福利条件的经济要求等因素成为影响日本政治的重要因素。（3）新型集合群体对政治的影响力正在超过原有的利益集团。例如：高龄者群体，随着日本社会的高龄化，这个群体的特殊要求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势必增强。又如：包括负责公共事业的官僚集团在内的中央、地方政治与民间共同出资建立的事业团体。再如：类似丰田、松下、本田等完全融入国际市场的跨国集团。（4）媒体传媒手段的迅速发展，大大加强了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力，也使国民通过媒体直接了解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明显增强。由于日本政治的基础性因素发生了重要变化，“1955年体制”瓦解，日本政治出现了新的局面。

2．新保守主义占据政坛主导地位

新保守主义是日本保守主义在冷战后的发展。日本保守主义的立场在自民党的前身自由党的党纲中已表现出来，即内则反共、反军国主义，坚持西方世界的所谓民主体制及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外则接受波茨坦公告，追随并依靠美国保护其安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以来，日本保守主义提出了新的主张，形成新保守主义，其新主张集中表现为：（1）“强政治，弱行政”“小政府，大社会”；（2）要求摆脱战败国地位，成为“普通国家”；（3）使日美同盟地区化，以增强对东亚地区事态的干预能力；（4）修宪，使日本得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新保守主义力量基本集中在自民党、自由党内，其代表人物主要为中曾根、桥本龙太郎等，以“自自联合”为基础的小渊内阁贯彻的是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

新保守主义能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为：（1）保守主义传统价值观在冷战后影响扩大；（2）美国的支持；（3）随着新世代的成长，国民中希望日本成为“普通国家”乃至政治大国的要求增强；（4）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政治长期动荡，使部分日本国民中出现了呼唤强势政治的要求；（5）冷战后，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东亚热点问题变数的增加，日本安全上的危机感及追求安全优势的愿望趋强。新保守主义与右翼势力有联系，但新保守主义不等于右翼势力，右翼势力的基本特征是极端民族主义。

3．自民党威望下降，共产党、社民党基本稳住阵脚，新民主党、公明党力量有所扩展

新保守主义虽然在日本政坛占据主导地位，但执政党自民党的威望明显下降。1955年体制瓦解后，自民党几经努力，虽重掌政权，但必须以内阁内外合作的方式维持，过去一党称雄的局面难以再现。例如小渊内阁只有通过“自自合作”（自民党与自由党的合作），在众议院争取到自由党的35席，才能获得298席的稳定多数，而且即使如此，参议院席位仍不过半数。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左翼政党已逐步从后冷战初期所受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基本稳住了阵脚。在去年由社会党改建而成的社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土井多贺子党首表示要坚持“集结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政治方针，在1999年众院关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的讨论中，土井多贺子明确表示该法案给和平和日本宪法带来了危机。日本共产党从外交、安保，生活、经济，民主主义三个层面对自民党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主张作了批判，指出由于苏联解体，日本安保体制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理由。新日美安保体制的形成，加剧了与冲绳县民、与争取和平和主权的日本国民、与宪法和平原则、与亚洲各国国民的矛盾；指出由于采取从属美国和大企业利益第一的方针，对平民增税、牺牲平民的福利及生活，使国民的生活困难加剧；指出日本的民主主义也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修改宪法和复活军国主义的要求公然抬头。1999年5月21日，在东京举行了由共产党和社民党等党派团体发起的5万多人反对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集会。由于日本左翼政党的政策取向明确以“和平”和“国民利益”为目标，在日本国民中赢得一部分支持。日本共产党的地方议员至1999年1月已达4123人，在各党中位居第一，其次才为自民党，较共产党少465人。今年4月举行的44道府县评选中，自民党议席又减少16席，共产党议席增加54席。日本中间力量政党也有所扩展，以白领阶层为主要依托的日本新民主党，在众参两院共拥有131议席，成为日本第二大政党。公明党在众参两院共拥有65议席。这两大在野党，特别是新民主党政策取向更多地倾向“国民利益”，与自民党，特别是自民党内的“国家利益”派存在较大的政治分歧，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上，民主党要求对“周边事态”作比较严格的限定，强调必须是“具有可能发展成为对日本的直接攻击的危险”的事态，对“自自联合”政权发挥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由于自民党威望下降及左翼和中间力量政党的相对发展，日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出现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基本上会是自民党联合自由党这样的保守小党或某中间力量政党组成联合政权，而左翼和中间力量政党则作为主要的在野力量，对其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4．日本右翼势力有所抬头，但难以成为日本政坛主导力量

战后，由于美国冷战政策的庇护等原因，日本右翼势力一直未被根本铲除。冷战后，日本政坛保守化使右翼势力受到鼓舞，它们利用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希望摆脱战败国地位的心情，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集中表现在否定侵略历史上。加上日本政坛长期动荡，“十年九相”，经济持续低迷，民众生活困难增加，在选民中出现了呼唤强势政治的要求，这也为右翼势力提供了扩大影响的可乘之机。石原当选东京都知事便是一例。

但右翼势力难以成为主导日本政坛的力量，因为：（1）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力量反对右翼势力上台，右翼势力上台，会导致美日关系紧张，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地位。（2）日本保守力量及其政府，也反对右翼势力上台，这会破坏其赖以存在的“民主体制”。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后，日本驻美大使斋藤邦彦立即强调：“对狭隘、过激的民族主义再度抬头的任何可能性都必须给以深切的注意。”（3）和平理念在日本国民中占据主导地位。此次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主要不是因其极端民族主义主张获得支持，而是因为东京都市民对东京都存在的包括财政困难等大量问题迟迟未获解决表示不满，希望有一个“实行力”较强的人出面解决这些问题。据统计，投石原票的人中54%是出于上述理由，因认为石原政策主张好而投其票的只占13%。

（二）经济

1997年，日本经济由不景气转入衰退，GDP持续两年负增长。导致这种状况的直接因素有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桥本内阁1996年错误判断经济形势，过早地将政策重点由刺激景气转移到解决财政赤字上来等。结果，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表现为消费不旺、投资过剩。

如果日本经济衰退仅由以上因素造成，解决的难度尚不很大，但是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这就是日本战后形成的“制造业为主、出口导向和过度投资”的赶超型经济结构已不合时宜。日本政府几经挫折，特别是经过桥本内阁的失败教训，基本把握住了造成日本经济衰退的上述直接和深层次的病因。针对病因，小渊内阁提出了紧急经济对策，并由经济战略会议发表了反映日本中长期经济规划方向的“中间报告”。

紧急经济对策针对的是造成日本经济衰退的直接因素，主要内容为：一是稳定金融体系，防止信贷收缩。为此，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制定了金融机能再生法和金融机能早期健全化法，分别由政府出资18兆和25兆日元，建立了政府保证框架，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全局性危机，并加强对存款者的保护，防止“惜贷”和融资收回，以确保对中小企业和骨干企业的信贷供给。二是恢复需求。在谋求以公共需求为中心的一定程度景气的同时，希望通过恢复民间消费，顺利地转向以民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为此，设立了“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按立效性、扩展性、未来性的选择要求，着重从四个方面促进需求恢复：（1）加紧发展面向21世纪的尖端电子等四大先导项目。（2）实施“生活空间倍增战略计划”。（3）实施“产业再生计划”和“雇佣活性化综合计划”。（4）通过对社会资本的重点整顿、加强对情报通信、科学技术、环境、福利、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投资。

日本中长期（10年）经济规划的方向则着重于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1）改革日本型的雇佣、工资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设法恢复中长期的财政平衡。（2）针对日本“护送船队”式的政府干预、保护过多而造成的部门庞大、资源分配人为倾斜的状况，进行各种体系改革，以实现资本、劳动、土地等全部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和最佳配置。（3）针对日本经营的非效率化和以土地担保为基础的日本型间接金融体系的机能低下状况，加紧构筑与21世纪的日本相适应的新的企业经营和金融体系。

从日本上述经济政策的实施来看，可说初有成效。金融体系的动荡期基本结束，日本“金融再生委员会”已宣布日本的金融体系恢复稳定，日本的经济危机不再是双重危机。新兴产业牵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作用也逐步有所体现，IC用陶瓷、数字相机、可取代发电厂的家用燃料电池、电器和燃油两用环保型汽车发动机等新技术、新产品正在投放市场。日本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对职工进行的适应日本新产业发展的知识更新教育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发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目前，在日本出现了股价反弹和降低失业率、住宅需求恢复和调整库存的好兆头。在这种情况下，小渊首相访美时所表示的要力争在1999财政年度使日本GDP达到0.5%增长的发言，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而且日本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对策是和日本中长期经济规划的方向紧密相联的。日本当前经济困难的克服，将同时为日本经济结构更新换代提供重要条件。据估计，正在形成的信息通信、环保、老年医疗保健等新兴产业群，到2010年的雇佣规模将达到1827万人，占全体就业人口的近1/3，市场规模将达561万亿日元，超过1998年日本GDP（495万亿日元）。完成了日本经济结构的更新换代，日本经济会进入低速稳定增长时期。因日本的经济规模大，低速稳定增长仍将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地位。从日本历史及其现在采取的经济对策看，不能过低评价日本渡过经济难关的能力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这样说也不应导致对目前日本经济恢复状况过于乐观，日本总研调查部长高桥进即指出：日本“目前经济恢复势头得益于巨额的财政投入”，还不能说是“民间需求主导的自主的经济恢复”。日本产业界也普遍认为：“设备和就业过剩情况依然严重，企业的重组在今后将成为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日本1998年度一般会计税收11年来首次跌进50兆日元，较当初预算少9兆日元。1999年的税收估计会更少。税收减少，将制约日本公共投资的增加。总之，日本经济有好转，但要从根本上渡过难关还需要巨大努力。

（三）防卫

1．防卫意图

冷战时，特别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是日本“直接面对苏联威胁的时代”，日本以苏联为其主要防卫对象。冷战后，日本认为：世界在全局上出现了多极化趋势，但军事上则是美国的一极局面。由于东西对立格局的解体，发生包括全面核战争在内的世界规模的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但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不安定因素，日本防卫厅顾问、原统合幕僚长会议议长西元徹也提出了六种危险：（1）因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对立而发生地区纷争的危险。（2）发生恐怖行动、海盗行为，以及大量难民出现和流入的危险。（3）大量破坏性武器及其运输手段扩散的危险。（4）类似印尼最近的情况，因政治经济的混乱导致社会的混乱，这种混乱除在一国内扩大外，在最坏的情况下，有扩展至全部地区的危险。（5）出现地区性霸权国家的危险。（6）能源、粮食等重要资源的需求失去平衡的危险。西元徹还列举了日本今后应关心的若干具体问题：（1）在美、中、俄等大国关心和利害交错的地区，这些大国如何行动？（2）朝鲜半岛何时、以怎样的程序统一，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变成怎样的政体？庞大的南北军事力量如何再组？其间，北朝鲜会“软着陆”，还是会发生内部崩溃？万一崩溃，其过程怎样？（3）东中国海大陆架的资源问题、钓鱼岛的所有权问题何时、怎样解决？（4）中国军事的现代化以什么为目标、将进行到什么程度？周边国家如何对应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5）“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趋势如何？台湾问题能否和平解决？（6）南中国海的所有权、资源问题如何解决？（7）印度进行核试验及加入核俱乐部，对核武器向巴基斯坦、中东、北朝鲜的扩散将发生怎样的影响？其结果如何？（8）在中东的许多不确实、不透明的问题如何发展？（9）里海周边地区的石油开发等问题如何展开？

从以上列举的六大危险及若干具体问题来看，日本关心的安全问题大致包括五个层面：（1）本土安全；（2）交通线安全；（3）资源安全；（4）地区安全；（5）全球安全。这五个层面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重点在前四个层面上。由于这四个层面中既包括有日本合理的安全利益，也涉及其他国家合理的安全利益，如何处理两者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判断日本防卫意图性质的重要依据。

从目前情况看，在上述四个安全层面上，出现了日本超越本国合理的安全利益，追求安全优势的倾向，因而强化了与周边国家安全利益的冲突；再加上美国新世界战略的推动，以1999年5月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的通过为重要标志，日本的防卫意图明显突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有六个原因：（1）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缺乏战略纵深的岛国，同时又是一个拥有世界规模经济的国家。国情上的这一基本矛盾，使日本除对本土安全外，对交通安全、资源安全、地区安全具有极大的危机感和敏感性。（2）中国正在作为一个强国崛起，这是日本近代以来前所未遇的变局，日本从其对中国的错误认识出发，对中国的防范要求强化。（3）冷战后，东亚因某些热点问题而引发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增大。（4）冷战后美国在军事上一极独霸的局面，削弱了对美国以及美日军事同盟的制约力量。（5）为了继经济大国后成为政治大国，日本希望增强其军事地位。（6）东亚尚未形成各国能够接受的多边安全机制。

日本防卫意图明显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是东亚局势趋向紧张的重要原因，值得警惕。但目前尚没有充分证据说明日本的防卫政策已转变为扩张政策，准确地说目前日本的防卫政策是一种借助美国力量，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追求本国安全优势的防卫政策，其目的是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建立以美日为中心的安全秩序。这种目的超越了日本合理的安全利益，而且使日本有可能追随美国卷入对他国内政的干涉。

2．防卫力量

可从防卫力量的四项重要因素分别加以考察，即防卫力量的规模、现代化水平、敏捷反应程度、基础。

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陆上自卫队151836人；海上自卫队43842人；航空自卫队45606人；统合幕僚会议人员1356人，共计242640人。战车、火炮等主要火器共计8090具。舰艇共计152艘，36万4千吨。飞机共计1797架。拥有一定数量的约29种对空、对舰、对坦克导弹。受美国核保护伞保护。与中国军事力量的规模相比，日本较小。

日本防卫力量的现代化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装备精良。陆军拥有世界最先进的90式战车154辆，时速70公里，自重50吨，搭载有120毫米战车炮。海军拥有“金刚”型宙斯盾级护卫舰4艘，基准排水量为7250吨，搭载有美制最新防空战斗系统，可依靠三维雷达和高性能电脑自动识别、跟踪200个以上的目标，可同时以导弹打击几百公里以内的20个目标，较普通护卫舰的战斗力提高6倍。另拥有1998年3月下水的号称大型运输舰，实则接近轻型航母的“大隅”号舰，日本准备再建三艘此类舰，届时将形成编队。还拥有世界最先进的P 3C反潜巡逻机100架，每机载有2枚射程为130公里的“鱼叉”式导弹。空军拥有现代化迎击机300架，其中，F15主力战斗机194架，仅次于美国。还有150架F2对地和对舰攻击机。日本的火箭运输能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已成功地将30余颗卫星送上了太空。日美已作出决定，共同研制TMD，而且日本正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技术能力，提高军事装备的国产化程度。曾任日驻美公使、外务省情报调查局长的岗崎久彦认为，从军事装备而言，“日本确是世界第二的军事力”。与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程度相比，日本显然占有较大优势。

日本防卫力量的敏捷程度。这取决于人员、军需物资在数量、训练程度和质量上的准备程度。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日本自卫队的训练程度是相当高的，近年来又强调自卫队不能因冷战结束而松懈应有的“紧张感”，努力加强情报、指挥、通信系统以及运输、补给、装备、卫生等后方支援系统。新防卫合作指针的贯彻，会使日美不仅在日本本土，而且在本土外的协同作战能力大为增强，这些因素将使日本防卫力量的敏捷反应程度进一步优化。但是当武装冲突的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时，日本防卫力量的反应程度会明显转缓，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兵源的限制，受日本人民和平理念的影响，参加自卫队在日本青年的职业选择中排于很后面，目前其自卫队满员率只有89.1%，如果日本参与非正义的军事活动，这种限制将更大。

日本防卫力量的基础。指的是自卫队基地、驻扎地、港口、飞机场，以及教育、研究设施和军营等状况。日本防卫设施占有的土地面积约为其国土总面积的0.37%，即1397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在日美军专用的314平方公里土地，设施是相当充分的，但日本防卫设施的发展和加强也受到若干条件的制约。日本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和人口密集度较高的国家，防卫设施往往与所在地居民利益发生冲突，在日美军的防卫设施更是如此。日本如果参与师出无名的军事活动，受到的制约将更大。

二、日本外交决策体系、外交方针及对华政策

（一）日本外交政策的决策体系

1．日本首相居于外交决策体系的顶端

战后日本宪法规定将外交关系的处理委托于政府。首相代表内阁，拥有指挥和监督行政各部的权力、拥有罢免国务大臣的权力。首相居于外交决策体系的顶端。这个决策体系最核心的成员一般包括外相和其他有力的阁僚、有关的高级官僚、执政党的领导成员。

2．执政党、上层官僚、财界和国际关系学界是影响外交决策的直接力量

日本执政党的首脑一般为内阁总理，而且内阁的外交政策在争取国会承认时需要执政党议员的支持，因此执政党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自民党为例，设有政务调查会及下属机构外交调查会，还有安全保障调查会等，对党的外交、防卫政策做调查立案。政务调查会侧重于政策性审议，其审议通过的法案要移交自民党总务会审议认可。总务会侧重于政治判断。按自民党的惯例，遇重要的外交问题，在内阁讨论之前，首先要在自民党的总务会议上讨论并获得承认。由于有此关系和机制，自民党不同派阀的不同外交主张对内阁的外交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执政党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很大，但由于其在情报的收集、分析等方面无法和政府有关机构相比，基本上依靠政府有关机构提供的情报和建议作出判断。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便设置有与政府省厅相对应的部会，要提交政务调查会审议的法案首先需要部会审议，有关省厅官房长官、官方总务课长、主管局长和课长等参加部会审议。从而形成官厅制定方案，执政党在国会外非正式场合以非公开方式进行事先审议，然后利用其在国会中拥有的多数席位通过的机制。这就使上层官僚，特别是外务省官僚在情报收集、分析和外交计划的制订等层面上成为对外交决策具有更直接影响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防卫厅在日本对外政策上的发言权增大，1995年7月，日本防卫厅设立了“培养信赖关系和军备管理局”，直属该厅，负责日本的涉外军事活动。1995年12月，日本防卫厅设“情报本部”，直属于统合幕僚长会议，拥有近1600人。1997年11月，日本外务省成立“安全保障政策委员会”，就军事外交与防卫厅密切合作。1996年年底，日本防卫厅高级官员宣布，长期以来笼罩在防卫厅的疑云现在部分已经消散。防卫厅在制定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等方面的发言权已经增大，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已有较大提高。今年4月，防卫长官在众议院防卫指针特别委员会会议上的答辩因过于露骨，甚至引起外务省不满，认为其与外务省“尚未进行充分的讨论就公布了出来”。

日本财界特别是经济4团体，是能够直接影响日本外交决策的重要的机构外压力团体。干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是日本政治家争到选票和政治资金的最重要筹码，通过支持某些政治派别来谋求利益则是各利益集团获取利益的最基本途径之一。自民党国会议员因与不同的利益集团关系密切而分别被称为“农林族”“国防族”“商工族”等族议员。在对华关系决策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有密切经济关系的利益集团，以及与国防工业有密切关系的利益集团。

当代国际关系的复杂与多元化，使外交决策越来越需要听取有关专家，特别是国际关系学者的意见。日本历届首相大多有自己的以学者为主组成的私人咨询机构，日本外务省在对华政策方面不但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而且与日本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保持着稳定的联系。这使日本国际关系学者能够对日本的外交决策发挥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直接的影响。

3．国会对外交决策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国会是立法机构，首相在外交关系的处理和条约缔结等问题上，承担有向国会报告和获得国会承认的义务。国会与政府各省厅相应的常设委员会中包括有外交委员会，负责审议有关外交法案。由于国会外交委员会在情报收集和分析等能力上低于外务省，加上日本国会议员极少无视所属政党的意见投票，因此，日本国会对外交决策的制约能力远比美国国会低，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执政党通过内阁提出的重大外交政策被国会否决的事。但近年来，由于自民党实力的削弱，国会的制约能力有所增强。

4．选民对外交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日本实行所谓“民主制”，国会及内阁的产生以国民的直接选举为基础，因此选民对外交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由于选举周期较长、选民难以获得完备的外交关系情报、很少有选民具有专业水平的外交分析能力，以及选民利益差别等原因，选民不可能对日本外交决策发生即时、直接的影响，而主要是对具有利益广泛性、在常识范围内能作出判断且长期发生作用的外交决策发生影响。

（二）日本的外交方针

冷战后，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后，世界及亚太地区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的外交方针也做了相应调整。

1．避免经济环境恶化和加强日本在东北亚安全地位，是当前日本外交的最重要目标

争当政治大国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的外交目标，现在也并未放弃这一目标。但是由于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及日本此次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软弱表现，使日本在东亚的政治地位实际下降了。同时，又发生了朝鲜试射卫星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避免经济环境恶化和加强日本在东北亚安全地位，成为当前日本外交的最重要目标。小渊首相去年11月表示：“我任职以来，曾两次和克林顿总统举行首脑会谈，就严峻的世界经济情况和东北亚地区的安保问题达成了两国密切合作的一致意见。”就以后日本所采取的外交行动看，基本是围绕上述两个目标展开的。

2．强化“日美基轴关系”，同时出现了争取中国支持其与美国争夺亚洲经济利益的倾向

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美国经济萧条；而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尚未暴露，发展势头仍然较好；中国的经济规模尚小，而且处在调整期中。这时，日本一部分战略家提出未来世界应形成“美日欧”三级格局，1989年时任日本外交次官的栗山尚一提出，“对中小国家来说，国际秩序基本上是大国赐予的”，“日本外交必须尽快从中小国家的外交转为大国外交”，并主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1988年为2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和西欧各为5万亿美元，日本为3万亿美元”，“要建立新秩序，离不开这5∶5∶3的合作”。1992年2月，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小和田恒指出：“国际格局正处于新的历史变动期”，“美国一极说明显是错误的”。但进入9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复苏，日本经济转入萧条，中国经济经过调整后获得持续高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性又有强化，关于建立美日欧“三级格局”的主张基本匿迹，而更多地强调当今世界是美国领先的“一超多强”格局，要求协调日美矛盾，坚持外交仍“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去年小渊首相在其所做演讲中便表示“日美关系是我国外交的基轴”，并促使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众参两院获得通过。但这并不能消除日本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摩擦。1999年5月美炸我驻南使馆后，中美关系转入低潮，日本出现了争取中国支持日本与美国争夺亚洲经济利益的倾向。最近，日本外务省经济事务局官员明确谴责IMF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与美国大企业密谋合作，趁火打劫，重提为了亚洲的共同利益，建立AMF。

3．更加强调以维护现存秩序为背景，发展中日关系

早在80年代末，日本就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但当时其意图还不是很明朗。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小渊首相明确表示：“今后，日中作为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负有责任的国家，不能仅仅考虑两国间关系，而应面向国际社会，进一步发展对话和交流。”也就是说两国间的有关问题必须放在多边范围内考虑，不能影响亚太地区现存秩序和格局，表明了要将中日关系置于现有秩序制约下加以发展的意向。

4．以2000年缔结日俄和平条约为目标，发展日俄关系

俄罗斯力量衰退，使其在亚太的影响力大为削弱，但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尚拥有的军事力量、巨大的发展潜力，使其仍成为谋求亚太外交平衡的重要借助力量。因此，近年来，日本加强了对俄外交。小渊任首相后，再次强调要以2000年缔结日俄和平条约为目标，发展日俄关系。

5．加强与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改善外交地位

1998年朝鲜试射卫星，同时美国的侦察卫星发现朝鲜有可能建设了“秘密核设施”。这成为促进日本进一步发展对韩关系的动力。小渊首相便强调：针对上述问题“日本要与美国、韩国紧密合作，采取相应对策。今后也要为这一地区的安定尽力尽心”。

东南亚在经济上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东南亚各国在东亚地区具有的独特外交平衡能力，以及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使日本战后一直将东南亚作为重要的外交对象。此次东亚金融危机，日本因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东南亚的影响有所削弱。自1998年年底，日本抓住东南亚金融体系重建、经济趋向好转的机会，对东南亚增加了300亿美元的援助，并提出设立“亚洲货币危机援助资金”，以扩大对东南亚的影响。

（三）日本各有关方面对中国的政策主张

1．自民党及自由党

自民党内的主流派从中曾根、桥本龙太郎，到现在的小渊惠三，以及自由党小泽一郎，对中国的崛起抱有较大警戒感。自民党主流派不接受前干事长加藤綋一关于将中国台湾明确排除于日美安保范围之外的主张，而以“如果放任不管，有可能发展成为日本的直接攻击”这样的模糊提法来界定“周边事态”。小泽一郎则明确主张“周边事态”应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地区和俄罗斯。1999年5月2日，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前夕，日本自民党和自由党都表示应根据形势变化，修改宪法。这种要求，具体到安全保障问题上，便是希望获得“集体自卫权”，以在军事上取得更大的行动自由，其中包含有加强对华防范的内容。

但是由于对华关系是仅次于对美关系的、影响日本国家根本利益的外交关系，因此，日本自民党主流派在对中国抱有较大警戒感的同时，主张稳定地发展中日关系。

2．外务省及防卫厅等有关省厅

外务省是负责处理外交关系的省厅，在对华关系上总体态度还是积极慎重的。1999年4月对防卫厅长官关于“周边事态”等法案的答辩，外务省表示了不满，认为：“‘内战’、‘内乱’只能理解为是基于台湾发生战事的设想，它可能会刺激中国。”日本驻华大使谷野表示，“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也是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的要素”，对此，“日中双方必须保持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主张尽快落实江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达成的协议，特别强调“关于青少年交流的协议”“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关于科学产业技术方面的合作”。

但原为日本外务省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的中居良文认为：“中国目前以经济建设为自己的第一目标，希望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与在亚太地区有重大利益的日本、美国冲突，但是中国对台湾、南沙群岛、尖阁列岛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中国对上述地方提出主权要求，有可能与在亚洲有共同利益的日本、美国发生冲突。”

对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抱有反感和警惕。日本外务省顾问松永信认为：“日本国内有军国主义倾向，中国国内有民族主义倾向，美国也有类似的思潮。这些都是妨碍国际合作的，必须加以防止和克服。”

防卫厅是负责日本安全事务的省厅，习惯于从所谓最坏事态出发考虑问题，是日本各省厅中对中国最具戒备感的省厅。如前所述，日本防卫厅顾问、前统合幕僚长会议议长西元徹在1998年提出的9项有关所谓日本安全的具体问题中有4项是直接与中国有关的。1998年的《防卫白皮书》表示：对中国“推进核战力及海、空军战力的现代化，对中国扩大海洋活动范围，今后应继续注意”。要求“中国在国防政策、军事力量等方面进一步提高透明性”。

3．财界

一部分与国防工业及在台湾有更大经济利益的财界人物，对中国抱有较强的警戒感，甚至敌视态度。但财界主流，特别是与中国有较密切经济关系的财界人士，对中日关系基本采取的是维护的态度。1999年3月，日本经济同友会安保问题委员会代表委员长近藤刚发表了关于安全保障问题的建议，主张重新估价有关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完备有事法制。但同时他指出，“中国既是政治大国又是经济大国。对经济界来说，和中国的贸易是非常重要的”，“将‘周边事态’说成是地理范围，是粗野的议论，不应刺激中国”。

4．国际关系学界

其主流派的意见是在对中国保持必要戒备和制约能力的同时，寻找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途径。庆应大学的小岛朋之教授认为：中国外交的一个侧面是全方位的协调外交，这是因为中国要发展经济，“必须获得亚洲、日本、美国的合作”，但是“中国外交的危险侧面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个危险的侧面便是“中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富强的大国’”，表现在外交战略上就是“现在说反霸权、反帝，将来则是帝国主义、以霸权为目标”，因而主张为了防止中国建立霸权，“必须建立和加强以日本和美国为中心的与亚洲其他各国合作的体制、某种协调的安全保障体制，并将中国拉入该体制之中”。庆应大学国分良成教授认为，“日中关系在以经济为基础的同时，正在转变为包括政治安全保障在内的更加全球性的关系”，“由于日中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为了在今后两国也能维持安定良好的关系，应该进行努力”。“第一，要以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为基础，努力使这种双边关系在亚太地区多国间的协议中相对化。”“第二，为了建立安定的日中关系、为了亚太地区的安定，健全地发展美中和日美关系是极为重要的。”“第三，在日中关系全球化的同时，在日中关系的新世代登场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扩大日中民间水平的交流网络。”

5．民众

1998年11月7—10日，日本《时事世论调查特报》在包括全国13大市在内的157个地点，对2000名20岁以上的各年龄段的男女日本人作了“喜欢国”“讨厌国”和“重要国”的调查，其中喜欢美国的占46.5%，喜欢中国的占10.7%，讨厌美国的占4.7%，讨厌中国的占14.4%。但在列举的亚洲诸国中，喜欢中国的比例是最高的，远远超过印度、韩国等。认为对日本最重要的国家，首位是美国，占63.5%，其次便是中国，占52.5%，不但超过亚洲其他地区和国家，而且远远超过欧洲诸国和俄罗斯。根据这样的数据可以说，一方面由于各种复杂因素，在日本民众中对中国的不理解、恐惧、亲近感削弱等倾向有所发展，但另一方面仍然存在对中国友好及重视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深厚基础。

（原载《日本研究》199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