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日关系
韩日关系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国家间关系。近来韩日关系较为紧张，日本有的报刊因此称韩日关系为“玻璃关系”。为了正确了解韩日关系，有必要对以下问题进行考察：冷战时期的韩日关系；当前韩日关系的主要问题以及韩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
韩日关系正常化是以1965年签订的《日韩基本条约》为标志的。在此之前，韩、日两国虽然各自都是美国的盟国，而且在朝鲜战争期间有过密切合作，但两国关系却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造成当时韩日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1．日本的殖民统治严重伤害了韩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韩国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反日”情绪。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于1910年强迫朝鲜李氏王朝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对朝鲜半岛进行了长达36年之久的殖民统治。统治非常残酷，除了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进行镇压、奴役和掠夺之外，在文化上还迫使朝鲜半岛人民日本化，到1938年，甚至不准朝鲜半岛人民说朝语。这一切严重伤害了朝鲜半岛人民的民族感情。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韩国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反日”情绪。而当时的韩国总统李承晚为了使自己能在韩国人民中维持“抗日英雄”的形象，以巩固个人统治，有意识地推动韩国民众中的“反日”情绪，更加剧了两国的对立。
2．战后的日本统治者没有认真清除殖民主义的影响，对朝鲜民族仍然抱有明显的优越感。例如居住在日本的韩国人继续被日本社会看轻。在日韩侨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为韩国民众所知；加上韩国民众认为日本战后之所以能够复兴，是由于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在美国获得大批“特需”订单，韩国人遭罪，日本人得利，而日本人却继续歧视韩国人，这更激起了韩国民众对日本的愤怒，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3．韩日双方对战后日本对韩赔偿问题的看法，距离过大。韩国李承晚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对日本在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而给韩国造成的损失，赔偿20亿美元。而日本方面却主张韩国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不应索取战争赔款。
4．韩日双方在韩国领海线的划定问题上相持不下。韩日是隔海相望的两个邻国。因此，领海线的划定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韩国李承晚政府坚持以18至60海里作为韩国的领海线划定依据，这样就把朝鲜半岛周围的广大海域划为韩国的领海。而日本则主张按当时盛行的3至12海里的标准划定韩国领海。对领海的不同认定标准，导致韩日两国在有争议海域的直接冲突。日本渔民无视韩国方面规定的领海线，经常闯入其中捕鱼。韩国渔船设备落后，无法与日本渔船竞争，便出动由美国装备的海军舰艇，扣留日本渔船，逮捕日本渔民。
由于以上原因，韩日关系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大致维持到60年代中期。促使这种紧张状态缓和的基本原因有二：（1）美国的撮合；（2）韩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美国自50年代便开始了改善韩日关系的努力。美国这样做完全出自美国的战略利益。其一，为了稳固地将韩日两国共同组合进反对东方阵营的冷战体系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即世界冷战时代的开始。美国原来以日本为其在远东阻遏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关键阵地。朝鲜战争发生以后，韩国也成为美国从日本到菲律宾的“新月型”反共防卫圈的重要环节。为了保持这一防卫圈的稳固，美国需要韩日改善关系。其二，美国希望通过改善韩日关系，让日本分担美国对韩国的经济负担。战后，韩国李承晚政府在外交上实行坚决反共、彻底靠美的方针，除美国及其最紧密的同盟国外，很少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因此，在当时的世界上韩国只同23个国家和地区有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则搞闭关自守的“进口替代”。整个50年代，韩国的出口额仅有2亿美元。这使韩国成为当时亚洲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几乎完全靠美援过日子，成为美国沉重的负担。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美国希望促成韩日关系改善，以让在实现经济腾飞的日本分担对韩国的经济负担。出于以上原因，当时的美国总统及内阁成员反复向韩日双方做工作，说明改善关系能给两国带来的利益，以及两国对立下去的危险；美国驻东京及汉城大使，更是穿梭往来，为促成韩日谈判及签订《日韩基本条约》起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韩日关系改善的另一基本原因是韩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上所述，韩国经济在李承晚政府时期，一直处于困境之中。为了摆脱这种经济困境，朴正熙集团掌握政权后，在经济上主张以“出口导向”战略取代原来的“进口替代战略”。为此，韩国在国际上开始致力于改善和扩大外交关系。当时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重要成员的日本，因此成为韩国谋求改善关系的重要对象。1962年，朴正熙集团的重要成员金钟泌同当时的日本外相大平就改善韩日关系达成了默契。以后，日本的援助和贷款便开始输入韩国，大大密切了韩日经济关系。这为韩日关系的全面改善提供了重要基础。
基于以上原因，韩日终于在1965年走到一起，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为了签订《日韩基本条约》，与李承晚政府时的立场相比，朴正熙政府做了重大让步。例如将李承晚政府时向日本索要的20亿美元赔款改为8亿美元，其中5亿还是贷款；又如将韩国的领海划定标准，由18至60海里，改为12海里，规定12海里以外的海域为“共同捕鱼区”。朴正熙政府的决定，在韩国民众中激起强烈反对，成千上万的学生拥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表明，当时韩日关系的改善主要还是统治者的行为，缺乏民众的广泛支持。
除了韩国民众的反对外，《日韩基本条约》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会引起重大矛盾的问题。例如：对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只含糊其词地写上了“双方确认，1910年8月2日以前，日本帝国与大韩帝国之间缔结的所有条约与协定已经无效”，而并没有对该条约本身的性质进行界定。又如：将韩国认作“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却未明确其领土管辖范围。
但由于当时冷战及韩日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韩日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掩盖或者淡化了上述问题，使韩日关系自1965年始，直至冷战结束，以美国为轴心，大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韩日两国的经济，在此期间分别取得了程度不同的重大发展。
二
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一样，韩日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韩日关系出现了较为紧张的态势。造成这种紧张态势的基本原因有两个方面：（1）冷战时期被抑制的矛盾有所上升；（2）双方力量对比出现新的不平衡。
就第一方面而言，大致有以下三点：（1）20世纪60年代中期，韩日关系改善缺乏广泛民众支持，因而基础较弱的问题日益显露。如前所述，由于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过长期殖民统治，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战后，囿于当时的冷战形势，许多问题未得到良好解决。因此韩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一直没有能疏解。60年代中期，朴正熙政府服从于冷战及韩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谋求改善韩日关系，韩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成为这种政策的重大障碍。当时朴正熙政府是采用高压政策将韩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压了下去，但并未能从根本上疏解。冷战结束后，情况不同了，南北朝鲜的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但韩国与周边其他大国的关系都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善，韩国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继续沿用原有的高压政策来对付民众的“反日”情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民间要求进一步清算当年日本侵略罪行的活动活跃起来。例如战时从军“慰安妇”问题。近年来各国民间就此问题向日本提出赔偿诉讼的有五项，其中有三项是由韩国人提出的：韩国人“从军慰安妇”诉讼，釜山从军“慰安妇”女子挺身队要求谢罪赔偿诉讼，在日本韩国人从军“慰安妇”要求归国赔偿诉讼。又如被强迫去日本当劳工问题，与此问题有关的各国民间要求日本赔偿诉讼案有九项，其中有五项是由韩国人提出的：光州千人诉讼，韩国人战时劳工牺牲者赔款诉讼，西伯利亚滞留韩国人要求日本赔款的诉讼，萨哈林残留韩国人要求赔款的诉讼等。（2）1965年缔结的《日韩基本条约》所存在的漏洞，变得突出化了。如前所述，1965年缔结的《日韩基本条约》存在一个重要漏洞，即未对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的性质做明确界定。因此，在条约签订伊始，韩日两国围绕此问题便产生了重要分歧。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国会里说：《日韩合并条约》的缔结是双方站在平等的立场上，根据各自的自由意志决定的。而韩国政府当时即指出：《日韩合并条约》是非法的殖民地占领下缔结的，从它缔结之日时起便是无效的。但由于当时韩日在冷战中的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两国在此问题上的矛盾，使得当时日本的错误认识没有在韩国引起强烈的反应。冷战结束后，情况就不同了，曾经被冷战掩盖住的一部分日本政要对过去的侵略历史缺乏反省的情况显得突出起来，并且在韩国引起强烈反应。例如今年10月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在参院的答辩会上一方面对日本当年在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而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示深刻的反省，但同时又说：“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处于当时的国际关系等历史条件下，在法律上是有效地缔结和实施。”此言一出，在朝鲜半岛激起强烈反应。韩国外相孔鲁明针锋相对地向日本政府表示：“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是违反韩国国民意愿的，是在强大的外来压力之下被迫缔结的。因此，村山首相的讲话在韩国国内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为此，10月13日村山首相在众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承认自己在10月5日的讲话有若干表达不充分之处，认为：“《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仅仅在形式上是由双方‘合意’的，联系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可知此条约不是平等条约。”但这些做法并未能完全平息韩国民众的愤怨之气，在韩国已经出现了要求正式修改《日韩基本条约》的要求。（3）曾因被冷战形势限制的国家关系，冷战后有所发展。例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受了日本在稻米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使两国关系有所改善。新的正在形成的国家关系格局，势必对原有的国家关系格局带来影响。韩国方面便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排除韩国政府在发展与美国、日本的关系。韩国总统金泳三因此对日本方面说：“韩国正密切注视着日本和朝鲜关系的发展。”“日本如果越过韩国推进日朝关系，将使韩国国民认为日本在妨碍南北统一，因此恶化对日感情，损害韩日关系。”
就第二方面而言，大致有以下两点：（1）韩日贸易发展不平衡。韩国自60年代中期，特别是朴正熙政府提出和实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来，经济有了快速进步，逐步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对日贸易结构也由过去的垂直分工型向着水平分工型转变。这使韩国越来越难以容忍其对日贸易中长期存在的高额赤字，这种赤字在1994年达到120亿美元，1995年估计将超过160亿美元。韩国总统金泳为此告诫日本方面：日本如继续对韩国保持如此高的贸易黑字，势必影响韩国国民的对日感情。要求日本通过技术合作、扩大对韩投资，以及增加日本内需等方法减少对韩贸易黑字。（2）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意愿及军事力量的发展，引起了韩国的疑虑。日本在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经济大国后，一直在谋求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大国，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便是从属于上述目标的重要步骤。与此同时，日本的军事力量也在不断增强。1991年版的《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出了“军事力量的机能靠其他手段和力量无法取代，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证”的论断。在此思想指导下，日本的防卫费用逐年增加，目前正在实施的1991年至1995年度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预算经费高达1773.6亿美元，与上期费用相比，超出285.5亿美元，这使日本的防卫费用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由于拥有充足的经费，使日本能够有效地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90年代以来，日本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和高科技化迅速发展，已在装备水平和更新周期上赶上了美国。海军尤为突出。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和亚洲最大规模的驱逐舰队，扫雷能力居世界第一，反潜能力仅次于美国，总体作战能力超过英国。缘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加上日本不断出现部分政要否定侵略罪行的言论，使韩国对日本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疑虑。韩国政府在亚洲国家中首先明确表示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由于以上原因，韩日关系在冷战后又呈现出一种较为紧张的态势。未来韩日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上问题的解决情况。但同时应看到，目前韩日关系的紧张态势和60年代中期以前韩日关系的紧张态势有很大区别。当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更使韩日这两个在经济上已具有密切关系的邻国，进一步加强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度。因此，韩日之间虽然有着一些重要分歧，但发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主张，在两国间仍占着主导地位。如同韩国前外务部长官韩升洲所言：“韩日两国在地理上相邻，在经济和国际政治方面宿命般地互为必要，所以必须合作。事实上，两国间基本上正在建起一种互惠的合作关系。为了我们自身的国家利益，所以必须使韩日关系合理地向着未来发展。这就是我们不能使韩日关系为历史所俘虏的理由。”
希望韩日关系能沿着有利于韩日两国及朝鲜半岛和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
（原载《亚太论坛》199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