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

战后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研究当代日本问题的出发点。本文拟通过对影响战后日本社会结构变化主要因素的分析，论述战后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统治集团保存“国体”的努力

继日军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惨败之后，1944年上半年，美军又先后攻占了马绍尔、特鲁克及塞班等岛屿。1944年11月24日，美国的B29型轰炸机首次空袭东京。在中国战场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节节胜利。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仅中国解放区各战场对日作战便达两万多次，毙伤日伪军26万余人，俘日伪军6万余人，收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00万。曾猖狂一时的日本法西斯败象明显。在此情况下，如何处置战后日本，特别是天皇，便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44年2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发表谈话，要求“将天皇处以绞刑”。1944年7月，当时的中国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主张：“中国应提议宣告天皇是对战争、对日本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残暴行为负主要责任的战争罪犯。盟国欲建设新的民主的日本，则应将国民从旧的政治观念中解放出来。日本皇室乃至封建主义及侵略之根源，应予废除。”同时，随着战争发展，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日渐艰难，口粮和衣服全部实行配给制，包括土豆和杂粮在内，每人每天的主食只有300克，蔬菜、鱼类等副食品的供给量只及战前的1/3，食油和糖根本不供应。民众衣不蔽体，面带菜色，不满情绪日甚一日地增强和蔓延。这使日本统治集团感到他们的统治地位也即所谓“国体”受到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挑战。他们决意为维护“国体”而尽最后努力。1944年7月，天皇对时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表示：“首先，当此关头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重新确立统帅权，否则将危及更高一层。”明确将维护日本天皇的地位，也即日本“国体”提到了首要地位。1945年2月16日，曾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向天皇呈递奏折，主张：“在维护国体方面最为担忧的，与其说是战败，毋宁说是随着战败而可能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苏联对欧洲各国，表面上虽采取不干涉内政的立场，但实际上却在积极干涉他国内政，欲将这些国家的政治引向亲苏的方向。”“回顾国内情况，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正日趋具备。这就是，生活的贫困，工人发言权的增大，对英美两国敌对情绪强烈而引起的亲苏气氛，军部中一伙人的革新运动，利用这个运动兴起的所谓新官僚运动，以及在幕后对此进行操纵的左翼分子日益活跃的秘密活动等等。”明确提出了防止国内共产主义革命，以维护“国体”的要求。针对这种要求，天皇表示说：“梅津（时任日本参谋总长）和海军说，只要将敌人引至台湾决一死战定能重创美国，我想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讲和更有利。”6月6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通过了《战争指导基本纲要草案》。6月7日，该草案由内阁会议通过。6月8日，御前会议作了最后决定。该纲要强调：“要以尽忠信念为动力，集地利、人和这些有利条件战斗到底，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达征战之目的。”

但战争并不承认日本一厢情愿的要求，只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6月21日，冲绳日本守军全军覆没。这使日本统治集团部分人感到顽抗到底，只会使他们丧失统治地位，破坏他们希望维护的国体。据内大臣木户幸一的《木户日记》记载，他于7月25日向天皇进言：“军部在本土作战打开局面的计划是不可靠的，其结果将招致敌人的空降部队在全国各地着陆，大本营沦为阶下囚，这绝非凭空虚构。而尤其要认真考虑的是，社稷之所在‘三种神器’将因此而丧失。皇室2600余年的象征一旦丧失，皇室、国体也势必难以维持。考虑到这些，忍痛实现讲和已成为当务之急。”7月26日，盟军发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军立即投降。但日本铃木首相却在军部的推动下，于28日发表声明拒绝《波茨坦公告》，表示：“《波茨坦公告》只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我们将不予理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战争进行到底。”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掷了原子弹。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加入《波茨坦公告》。

局势明显到了最后关头。这时，天皇才不得不接受外务大臣东乡等人的意见，以保留皇室为附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对此，天皇作了如下解释：“军部一再说要进行本土作战，而九十九里滨防御工程至今未完成，军部的话经常得不到兑现。这怎么能打胜？当然，解除我忠勇军队之武装，惩罚因尽忠尽义而承受战争责任者，实有于心不忍之处。但现在必须忍受这些实难忍受之痛苦。想当年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情况下的心情，朕只能忍痛赞成东乡派意见。”9月2日，天皇发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诏书。接着，在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盟军接受日本投降仪式。外务大臣重光葵在参加投降仪式前，曾上奏天皇说：“臣认为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后日本将成为民主国家的一员，但这并不违背日本以往的传统。……一君万民的传统今后将有所体现并进一步发展，这样做从本质上决不违背传统。”天皇答复说：“朕与你看法完全一致。望据此完成使命。”表示了日本统治集团在日本投降后，将努力使日本的变革不影响其“一君万民”传统的决心。

盟军占领日本后，于9月11日发布第一次战犯逮捕令。时任日本首相的东久迩宫，唯恐盟军彻底追究日本战犯责任，主张由日本自行审判战犯。为此上奏天皇，天皇表示：“敌方所列举的战犯均为竭忠尽义之人，如以朕之名义处罚他们，实在于心不忍，难道就没有重新考虑的余地吗？”反映出天皇及其为首的统治集团深感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正被损坏。

二、美国对战后日本社会结构的改造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给美国造成重大伤害，使美国切身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因此，在战争接近胜利，考虑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时，美国希望能对日本的社会结构作较大改造，以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存在基础，使日本不复成为美国的威胁。

因此，美国最初考虑在战后废除日本的天皇制。1944年2月，时任美国战时情报局远东作战处副处长的拉铁摩尔系统阐述了这种意见，他认为：“日本的侵略政策不只是日本军部、军国主义制定的。日本自明治以来就通过天皇的神话树立起一种狂热的国家主义，并由财阀控制了政治。天皇制是何等地容易为极端分子所利用，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对美国来说，企图利用天皇以及所谓‘上层’或财界、实业界方面的所谓自由主义稳健分子，以求日本投降后得以安定的想法，将会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会给侵略成性的德意志以复活的机会的错误。如果不废除天皇制，不彻底解散财阀，对日本问题的处理就无从谈起。”

但是，由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诸岛的坚决抵抗，给美军造成严重伤亡，美国政府担心因此在美军官兵中造成厌战情绪，转而重视主张保留并利用天皇以促使日本早日投降的意见。1944年5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格鲁提出：“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稳定的力量，只有天皇有足够的力量强制日军停止在中国的战斗，而靠军部首脑是无法使日本彻底投降的。如果不支持天皇，我们就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无限期地管理面临崩溃的7000万人口的社会。”

上述意见，最终被美国决策层采纳。1945年5月9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军部作了如下表示：“我们曾经指出，既然当时日本国民对天皇表现出盲目的献身精神，以外力废除天皇制的尝试恐怕就不会取得效果。”“我们认为，日本的政治制度把天皇制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工具。因此我们指出：‘如果要肃清日本的军国主义，就必须粉碎这种紧密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日本的最高权威都必须是同盟国的军政府。如果要保留天皇制，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不交给他任何权能；交给他所有的权能；交给他某些权能。'”“我们感到最理想、最可取的是第三种方式。”实际上，美国正是按照第三种方式行事的，保留天皇，但对他的权能作了很大改变和限制，例如颁布废除神道特权的指令，迫使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并在新宪法中规定天皇只是日本“国家统一的象征”，否定了原来军国主义天皇制下主权在天皇的规定。将天皇礼仪化，建立起象征型天皇制。

除改造天皇制外，美国还着力于否定原有的“军部独立”体制。“军部独立”体制在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重要支柱，它是依据日本明治宪法中关于内阁对天皇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军队统帅权直属于天皇而不准政府和议会干预等规定形成的，为军人专权和对外扩张提供了方便，使军部及军人成为日本社会结构中不受监督的特殊部分。美国占领日本后，于1945年11月30日撤销陆军省、海军省，遣散了原有的700多万日军，并在新宪法中废除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在《自卫队》法中规定：“内阁总理大臣代表内阁握有对自卫队的最高指挥监督权”，“防卫厅长官接受内阁总理大臣的指挥监督，统括自卫队的队务。但是，对于接受陆上幕僚长、海上幕僚长及航空幕僚长监督的部队及机关，防卫厅长官的指挥监督，通过上述幕僚长进行”，从而否定了原有的军部独立体制，使军事组织及军人不再成为日本社会结构中不受监督的特殊部分。

日本财阀集团是日本原有社会结构中最具经济实力的部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点与欧美国家不同，主要不是从轻工业起步，而是在实现军工业生产为主的重工业近代化过程中，带动轻工业实现近代化。这就决定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从开始就带有军事性质。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由明治政府扶持起来的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财阀集团，积极推动军部对外扩张，为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美国占领日本后，于1946年1月向日本派出财阀调查使节团，该团团长在调查后表示：“财阀”是战争的手段。使企业分散，更合于和平目的。确立了促使财阀解体，以促使日本中产阶级抬头的政策，因此勒令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解散，整顿“控股公司”，将旧财阀所占股份分解为许多小股份。并挑选一批愿与美国合作的财界人士，重建了日本的金融资本体制。从而削弱了旧财阀力量，使日本中产阶级得以冲破垄断寡头的压制，在日本社会中较快地发展起来。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否定了原来的领主制，确立了其近代土地制度，即寄生地主制。寄生地主制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首先，依靠征收高额地税，使日本政府获得较为充裕的资金，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这使日本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必然带上明显的封建主义色彩。其次，寄生地主制虽然否定了领主对农民的直接控制，但又使广大农民套上了租用剥削的枷锁，大批新兴地主依靠高额佃租生活，妨碍了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农民处于贫困状态，购买力低下。日本国内市场的扩大步履艰难，使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对国外市场形成极大依赖性，构成日本强烈的对外扩张欲望。与日本寄生地主制密切相关的封建性、扩张性，是促成日本军国主义体制成长的重要催化剂。因此，美军在占领日本后，从推动日本实行非军国主义的目标出发，要求日本实行农地改革。日本政府曾两次提出改革方案，但其目的仅在于缓和佃农和地主间的矛盾，扶植自耕农，以抑制农民运动，而不在于废除寄生地主制。因而，方案遭到了美国的否定。经过盟国对日理事会的多次讨论，1946年6月17日，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发出了“关于第二次农地改革的劝告”。日本政府被迫接受这一“劝告”，制订了《关于彻底实行农地改革的措施纲要》。根据这一纲要，通过了有关法令。并于1947年3月正式开展农地改革，收到较大成效。据统计，1955年日本农户总数中，自耕农所占比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32.8%上升为61.9%，纯佃农则从28.7%下降为5.1%。显然，经过农地改革，日本的寄生地主制被废除，日本农业转变为保持小农经营形态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推动下，为了在日本推进非军国主义化，对日本原有的社会结构做了重要改造，作为军国主义体制主要支柱的旧天皇制、军部独立体制，或被改变，或被废除，旧财阀势力，特别是寄生地主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这使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存在基础被严重削弱。但是美国为了减少占领日本的损失，在形式上仍然保留天皇制，而且在削弱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存在基础的同时，密切注意防止左翼力量抬头，在确立冷战政策后，更把“日本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视为“日本安全的最大危险”。因而极力压制工人运动，与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携手，培养所谓“稳健分子”，也即原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亲美派人物，例如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等人，以他们为核心形成日本新的领导阶层。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各派社会政治力量对日本前途的不同主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政治力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即右翼保守力量、左翼进步力量及极右势力。这三种力量对日本的前途各有不同的主张。

日本右翼保守力量的社会基础是日本资本家阶级及自耕农。政治上的代表主要是自民党。自民党依靠大多来自资本家阶级及自耕农的选票执掌政权，从财界得到雄厚的政治资金，通过组阁和建立地方政府，聚集起一批有决策及行政能力的专家，形成政管财三位一体的权钱统治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左右了日本的发展方向。

自民党所反映的日本右翼保守力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前途的主张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反共、反法西斯主义，要求建立欧美式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给予战后日本政治以极大影响的政治家吉田茂，曾任日本自民党前身自由党总裁。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便主张：“日本无论谁说什么，如果不与英美交好，就绝不是繁荣之国。因此，与英美的战争必须早日结束。即使在与英美的战争中失败了，国体也绝不会毁灭。但如果国体赤化，那就只有灭亡。”1946年2月22日，日本自由党发表反共声明，称：“日本自由党的夙愿是维持天皇制，对大权事项严肃改正，不给军阀官僚以可趁之机，而且尊重人权，在各界振兴自由正义的活动，鼓舞民风，以建设明朗的新日本为急务”，“观察目前政治形势，极右的法西斯崩坏，直接落入极左的危险甚大”，“我们坚持正义和稳健的政治信念，重新认识保守主义民主政党应该承担的使命，更感责任重大，必须对共产主义表明断然的态度”。1955年11月15日自民党公布的“立党宣言”明确表示：“我们立党的政治信念：第一，一心迈步于议会民主政治的大道上。因而，彻底排除一切以暴力和破坏、革命与独裁为政治手段或者思想。第二，以个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为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因而，反对以权力为依据的专制和阶级主义。”

2．政治、外交上追随美国。吉田茂主张：战后“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承认：“战败后的整个占领时期，日本的对内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对美关系的支配，这是事实，也是必然的。”1955年11月，日本自民党成立时发表的“党的政纲”中提出：“将外交基础放在和自由民主主义诸国的协力和提携之上”“自由民主主义诸国”中，当然首先便是美国。

3．实行先经济、后军备的发展方针。战败的日本选择怎样的道路实现复兴和发展，这是战后日本面临的重要选择。当时日本右翼保守力量的重要政治代表人物吉田茂对此做了如下论述，他说：“日本的现状不能只根据军事上的要求而决定兵力的数量。目前，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安定民生乃是先决问题。日本由于战败，国力消耗殆尽，如同一匹瘦马，如果让这匹晃晃悠悠的瘦马承担过度的重载，这就会累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以此方针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

日本左翼进步力量是日本工人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下层自耕农。政治上的代表是共产党、社会党。日本共产党对战后日本前途的主张为：

1．要求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日本共产党成立后，为推翻专制主义天皇制，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发动侵略战争，争取人民民主，进行了坚决斗争。战后，日本共产党确定了新的斗争目标，这就是“尽最大努力扩大和加强我们的党，使它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人民群众的先锋的党；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巩固广大的民族解放民主统一战线，以完成党所担负的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的历史任务。”

2．主张与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冷战时期，世界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日本共产党站在东方阵营一边，认为：“目前，当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把日本变为侵略亚洲的最大基地的时候，日本同苏联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对于巩固亚洲的和平，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

日本社会党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几个合法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如劳动农民党、社会民众党等在战后联合组成的，党纲上规定自己为“劳动阶层的结合体”。内部存在左派和右派的激烈斗争，在50、60年代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左派基本上占据优势。日本社会党对战后日本前途的主张为：

1．要求日本成为在政治上实行“民主主义”，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

2．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要求日本坚持“非武装中立”。日本社会党明确表示：“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建立和扩大亚洲各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不保有任何外国军事基地，争取取消一切军事集团，由此实现和平共处。”“由于日美‘安全条约’，使日本处于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的现状之下，日本首先需要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同时实现日本宪法中不保有武装的规定。”

日本极右势力曾经有过相当多数量的组织，在推动日本走上侵略道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其中237个团体被作为“极端的国家主义团体，恐怖秘密团体”而解散，日本的极右势力受到削弱，但以后由于美国占领政策发生变化，以及日本自民党政府反对左翼力量的政治需要，日本极右势力乘机复苏，成立了大众党、菊旗同志会等新团体，大东塾、大日本生产党等战前团体也先后恢复活动。60年代，各极右势力团体，曾联合组成“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与日本全学联等左翼力量对抗，并曾制造了暗杀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等血腥恐怖事件。战后日本极右势力除继承战前日本极右势力以“天皇主义”和“国家主义”为中心的思想特征外，又举起了“亲美”“反共”的旗帜。政治主张主要表现为：（1）恢复天皇的传统地位，绝对忠诚于天皇；（2）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同盟。

综上所述，由于日本原统治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并未受到摧毁性打击，该集团为保持其利益和维护原有的“国体”，做了千方百计的努力。而美国为了减少战胜日本的代价及冷战的需要，对日本原统治集团维护原有“国体”的努力作了妥协。这使战后日本社会结构带有很深的战前日本社会结构的痕迹。同时，美国按其自身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念对日本作了重要改造，使战后日本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类似美国那样的有众多中产阶级，但仍以垄断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民主自由”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反映右翼保守力量要求的自民党。而代表左翼进步力量的共产党、社会党，在东西对立的冷战格局下，作为在野党，对自民党发挥了牵制作用，同时对代表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的极右势力起了抵制作用，促进了战后日本社会结构的相对平衡。日本政坛的所谓“五五年体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原载《亚太论坛》1997年5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