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日美安保关系的宏观思考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东西对立，美苏争霸不复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原西方国家间的同盟也因而派生出新的格局。其中美日两国因其国际地位的重要及原有关系的特殊，两国安保关系在冷战后的构成，为世界，特别是亚太各国所注目。1995年11月20日，《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草案》发表，标志着日美安保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解和把握日美安保关系的变化，对于正确处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特别是后冷战条件下中国国际安保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日美安保关系的新基础、日美安保关系的新调整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论述。

一

冷战时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日美安保关系的基础是共同遏制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在美国是为了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在日本则是为了保证其国家安全，并获得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国际环境。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日美安保关系原有的基础大为削弱。为此，日美两国都有为数不少的人主张无需继续保持日美安保关系。1995年10月《日本经济新闻》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40%的日本人希望废除日美安全条约。而同年11月2日，美国政府的智囊团之一“凯托研究所”则公开发表研究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必要时解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在上述压力之下，日美两国要继续保持安保关系，首先需要阐明的便是后冷战条件下日美安保关系的基础。为此，《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草案》指明：“日美安全条约为结束冷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作为美日两国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安全繁荣的基础，应该继续发挥其作用。”日本《世界周报》对此发表评论说：“冷战后，日美安全条约已从过去冷战时代那种以遏制远东苏军的行动为目的的性质变为由日美合作来加强亚洲稳定的性质。”（1995年10月17日）点明了冷战前后日美安保关系基础变化的核心内容。为什么日美合作加强亚洲的稳定，构成后冷战条件下日美安保关系的基础呢？原因如下：

1．亚太地区在后冷战时期对日美的战略意义日益重要

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重点在欧洲，日美安保条约对美国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来说，发挥的主要是侧翼支援的作用。冷战结束后，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美国与亚太地区贸易额已是其同欧洲贸易额的1.5倍，同南美贸易额的3倍。1994年3月，美国设定的未来十大新兴市场中，有6个国家和地区在亚洲。这使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1993年7月，克林顿总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明确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认为“太平洋地区能够并将成为我们美国人民的一个就业、收入、合作、思想和增长的庞大来源”。其后，美国副国务卿琼·斯佩罗就“新太平洋共同体”发表讲话，指出：“北美本身的市场规模之大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正是亚洲有着世界上增长最快和最生气勃勃的经济。如果我们要对付冷战后世界的挑战，我们必需共同努力。”在1995年2月27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中更直截了当地说：“亚洲—太平洋地区目前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仅凭这一点，它的安全于美国的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对日本来说，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冷战后其战略意义也明显上升。1989年，日本从亚洲的进口增长至490亿美元，首次超过从美国的进口；1992年，从亚洲的进口更占到日本总进口额的45%，是从美国进口的2倍。以出口而言，1992年，日本向东亚地区的出口比1991年增长14%，而向美国的出口仅增长7%。在投资方面，1985—1992年，日本对亚洲的投资总额上升到600亿美元，成为对亚洲投资的头号国家。据日本通产省统计，自1991年4月至1992年3月，日本在亚洲的公司创利4870亿日元，在欧洲的公司只创利66亿日元，在北美的公司则出现了2080亿日元亏损。经济利益的转变，使明治维新后一直奉行“脱亚入欧”的日本亚洲意识大为增强。1993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宫泽喜一在泰国发表题为“亚太新时代与东盟”的演说，提出亚太外交四原则，将日本对亚太外交放到重要的战略地位。现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其上任不久的施政演说中便明确提出：“无论对于我国，还是世界经济，亚太地区的重要性都在逐年增加，我国将进一步发展加强与该地区的合作关系。”“我们将制定一个增强这种合作凝聚力的、内容充实的‘行动计划’，为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发挥巨大作用。”

由于冷战后美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迅速上升，因此，维持亚太的稳定，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保护和发展美日全球利益的重要一环。

2．美日在亚太地区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

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实力的空前增强，使日美的竞争明显加剧，特别在经济方面。为改变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的局面，美国甚至不惜对日本动用“超级301条款”等单边措施进行制裁。但从美日关系的全局来看，这些矛盾和冲突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是相互需要和利用。因为，在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美日两国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根据《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草案》所言，可以概括为以下若干方面：

（1）“维护和平与稳定”。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新秩序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其中，特别是美国、日本、欧洲集团。它们有巨大的既得利益需要保护，都不愿意从根本上破坏现存秩序，并希望今后的世界能向着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发展，而美国更希望永久保持一超独霸的局面。但世界并未完全按照它们的愿望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不安定因素。1992年1月，苏联解体后不久，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便指出：“以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核对峙为背景的秩序瓦解后，代之而起的是民族纷争的加剧和核扩散的发展。世界局势因此显得更不确实，更不安定。”上述不安定因素若失控，将危及美日等占据优势地位的现有秩序。这使美日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必然寻找共同语言。

（2）“防止地区纠纷”。冷战结束后，在世界经济加速一体化的背景下，大国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但地区纠纷的危险非但存在，而且较之冷战时期有所增长。海湾战争、波黑冲突便是明证。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也有不少可能导致地区冲突的热点或潜在热点。这些地区冲突很多都涉及美日的重大利益。美国防部东亚战略报告称：“亚洲的特点是多样化——民族、宗教、文化、语言和地理多样化。历史遗留下来的敌对情绪仍很强烈；缺乏协调一致。从中日首次战争到中苏对抗以及朝鲜、越南和柬埔寨的冲突，大国不断在亚洲发生对抗和冲突。虽然我们在亚太不再面临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但我们仍面临朝鲜半岛军事威胁的挑战以及重新出现的一系列复杂的紧张局面。”联手防止这些地区冲突发生或扩展便构成美日又一重要的共同利益。

（3）“确保开放和安全的海上航线。”美日的经济都是世界规模的，开放和安全的海上航线可说是美日经济的生命线。亚太水域的许多重要航线都维系着美日的重要利益。美国防部东亚战略报告对东亚的若干海上领土争端表示了明确的关切。例如：“美国敦促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强烈反对任何国家威胁使用武力或者使用军队来维护领土要求。美国对于这些相互提出的领土要求的法律依据不表态，但愿意帮助和平解决这场争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指出，美国认为公海是国防领地。由于我们对维持联系东南亚、东北亚和印度洋的通道具有战略利益，因此我们必须拒绝任何超越海洋法公约许可的领海要求。”1996年年初，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在一篇文章中声称：“从阿留申群岛到南太平洋，实际上是从印度洋到中东海湾地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必须在防止和制止冲突方面发挥作用。支撑日本经济的油轮在这一地区来来往往，这是日本最重要的地区。”上述共同要求，明确显示“确保开放和安全的海上航线”是美日的共同利益所在。

（4）“确保两国及地区的繁荣、民主化、人权和推进市场经济。”“民主”“人权”等所谓“自由和民主主义原则”是美国一直标榜和坚持的，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立国的基本原则之一。苏联解体后，美国更为卖力地宣扬这些原则，目的在于凸显其价值观的优越性，从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巩固和扩大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日本也想通过进一步宣扬和倡导这些原则，提高自己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帮助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也有利于缓和日美在经济等方面的摩擦。而世界上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亚太地区，这使日美宣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共同性更具有现实用意和针对性。“推进市场经济”，对美日来说有政治上的用意，更主要的是要求自由贸易范围扩大，这将使面临就业压力、出口减少等经济困境的美日获取更大的市场。由此可见，美日间上述重要的共同利益，必然推动它们共谋亚太地区的稳定。

3．美日都不可能独自维持亚太稳定，需要两者间的合作

美国虽然在冷战后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相对国力衰落。海湾战争表明，如果没有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德国在经济上的支持，美国连这场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也很难打赢。在中东如此，在亚太地区同样如此。而且，日本在亚太地区对美国来说具有战略作用，这从美国防部的东亚战略报告中可以看出，该战略报告认为：“美国在亚太的安全保障政策成功与否取决于对日本基地的使用权和日本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持。”“美国在日本的基地位置优越，可以将美国部队迅速部署到该地区几乎任何出乱子的地方。由于美国与太平洋战场相距遥远，确保有权使用在日本的基地对于我们遏制和击败入侵的能力起了关键作用。”虽然美国同日本、欧洲在维护现行秩序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美国、日本、欧洲间的关系并非等边的，欧洲对美国的独立性远远超过日本，日本仍然需要美国的保护。这使美国能更多地利用日本来维护其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利益。正因如此，美国防部东亚战略报告宣称：“没有比我们同日本的双边关系更重要的了，这是我们的太平洋安全政策及全球战略目标的根本，我们同日本的安全联盟是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政策的关键。不仅美国和日本，而且整个地区都把这看成是维护亚洲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

对日本来说，苏联的解体，虽然大大削弱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但日本并未感到它已处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中。1995年10月，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参加自卫队纪念日阅兵式时，发表“内阁总理大臣训示”，声称：“世界依然存在着许多动荡不定的因素。在我国周边，围绕着朝鲜半岛、南沙群岛，至今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并且，像我国北方领土这样的问题尚未解决。此外，在经济引人注目地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和东盟国家出现了谋求国防力量充实和现代化的动向。”“1996年，中国和法国进行了核试验，我认为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基于日本对周边形势的上述认识，考虑到日本目前的自卫力量、和平宪法对其军事发展的限制，以及受国土狭窄、缺乏战略纵深、缺乏能源等特殊国情的制约，日本在安全方面绝不会拒绝美国的合作与保护。苏联解体后不久，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便指出：“日美安保体制，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不可缺少的框架，我国今后将继续坚持这一体制。”以后的日本历届首相都坚持了这一立场。现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其施政演说中明确表示：“日美安全保障形成了日美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我国要坚持这个体制。”

二

日美安保关系基础在冷战后发生了变化，日美安保关系内容也必然随之调整。就目前情况而言，冷战后日美安保关系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由日本追随美国的主从型关系，转变为日本具有更大独立性的伙伴型关系

日美安保条约是在日本与美英等国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一天签订的。从理论上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美国便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但实际上，很长一个时期中，日本仍然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因此，冷战时期的日美安保关系，特别是50、60年代，是在美国控制日本的条件下展开的。加上当时日本的决策层有意利用美苏矛盾，力图通过执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获得美援，复兴日本，主观上采取了仰承美国鼻息的姿态。这更增强了日本依赖美国的程度。美日安保关系的这种主从色彩，从《日美安保条约》的1951年文本中可明显看出，该条约称：“日本已于本日和盟国签订和约。该和约生效后，日本将无有效工具来行使它自卫的自然权利，因为它的武装已被解除。”“因此，日本希望与美利坚合众国签订一个安全条约”，“日本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其武装部队，以防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作为日本防御的临时办法”。显然，这是一个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条约。

但从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情况不同了。首先，日本的实力今非昔比，经济上成为世界上头号债权国。美国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许多问题要求日本合作。这就使日本不愿再在对美关系上处于从属地位。从细川护熙到桥本龙太郎，已有一任又一任日本首相在各种问题上对美国接二连三地说：“不！”1995年9月冲绳发生美军轮奸日本少女事件后，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对愤怒的冲绳人说：日美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我希望不要仅仅由于冷战已经结束而放弃这种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不再重视对美关系，日美关系仍然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日美之间已由过去的主要是日本有求于美国，而转变为日美互有所求；日美安保关系也由过去的主从型转变为伙伴型。在1995年公布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草案》中，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已完全没有了冷战初期日本首相乞求保护的可怜相。而以平等的姿态与克林顿共同宣布：“美日同盟将建立起两国的稳定关系。”

2．由有明确的假想敌，转变为有重点的均衡防卫

冷战时期的日美安保关系有明确的假想敌。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特别是50、60年代，日美安保关系根据美国的所谓“遏制战略”展开，将苏联、中国和朝鲜作为假想敌，其中苏联为主要假想敌。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由“遏制战略”转而实行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在远东的战略方针是“遏制中国、牵制苏联”。日本与此密切配合，先后制订了三个针对中、朝两国的秘密作战计划，代号分别为“三矢”“天龙”“奔牛”。70年代以后，苏联军事力量的膨胀，对日美构成严重威胁，美苏争霸斗争加剧。同时，中苏关系恶化。在这种情况下，美日先后与中国改善了关系。日本认为：中国、朝鲜“对日本构不成直接威胁”，“苏联对日本既有侵略能力又有侵略意图”，再次明确地把苏联视为主要假想敌。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俄国陷入巨大的经济和内政困难之中，无力他顾。国际关系趋向和缓。在这种条件下，日美安保关系不再具有明确的假想敌。1995年11月28日日本内阁确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在分析周边的不安全因素时，仅笼统地概括说：“依然存在不明朗、不确定的因素，比如朝鲜半岛继续存在紧张局势。”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日本原来一直以对付北方威胁为重点的防卫部署，逐步转变为均衡防卫。但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并不等于没有防卫重点。据说在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中原来写有“我国周围存在着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巨大军事力量”语句，后因在国会讨论时，社会党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提出中国威胁论”而被删掉。这表明日本对周边力量的消长是有所考虑的。这在日本防卫力量的部署上也得到反映，在采取均衡部署的同时，日本适当加强了对西面的警戒。例如：航空自卫队的主力部署在本州和九州地区；海上自卫队将部分舰艇由神奈川县基地调往长崎县基地，等等。

3．由日美合作抗衡苏联，转变为谋求建立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东亚乃至亚太新秩序

冷战时期日美安保关系的主要目的在于抗衡苏联，是一种对手明确的同盟关系。冷战结束，日美安保关系与其说是为了对抗而存在，不如说是为了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建立起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新秩序而结合的。

冷战结束后，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原有秩序瓦解，出现了所谓力量真空，原来被冷战掩盖的一些矛盾显性化。东亚与欧洲、北美相比有一个明显特点，即从近代以来在东亚地区内部从未形成稳定的中心力量，在东亚充当中心力量的来自于东亚外部的国家或地区，例如英国和美国。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力量包括军队之所以仍然能够在东亚存在，除美国主观上要求留下，以保护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外，很重要的原因是东亚有若干国家和地区仍然需要借助美国，达到东亚内部平衡。但是东亚毕竟与以往不同了，东亚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它需要并正在由其内部形成自己的中心力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中国、日本、东盟诸国家。可以说东亚内部新的中心力量的产生之日，也就是东亚新秩序形成之时。美国担心东亚新的中心力量的形成会排挤它在东亚的存在。日本由于本身的弱点很难完全依靠自己成为东亚的中心力量，希望在美国的支持下达到目的。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便明确表明：“只靠亚洲地区内的势力难以实现势力均衡。如果是这样，那么，若不在亚洲地区以内维持亚洲地区以外的大国美国的军事力量，亚洲秩序则不可能形成。”

这就使日美在东亚乃至亚太具备了新的合作要求，这种合作不再是与苏联的抗衡，而是以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建立起以美日关系为基础的新秩序为目标。在1995年11月公布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草案》中，村山富市与克林顿明确表示：“日美安全条约为结束冷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作为日美两国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安全繁荣的基础，应该继续发挥其作用。”由于日美在冷战时结盟就是为了遏制苏联等国，因而日美关系对苏联等国具有明显敌对性。冷战后，日美合作则是为了在东亚乃至亚太建立起以它们为核心的新秩序，这使日美关系一方面对于影响它们成为中心力量的国家或地区具有排斥性，但同时要建立起东亚乃至亚太新秩序必须得到东亚、亚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这又使日美关系对东亚、亚太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相容性。总之，冷战后的日美关系相对冷战时期日美关系而言，排他性有所减弱；谋求与各种力量协调，并成为力量中心的要求增强。

在上述要求的推动下，日美两国对建立东亚乃至亚太多边安全机制，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兴趣，希望利用目前已有的多边对话或组织机构形成多边安全机制，例如建立美日中朝韩俄对话机构，使东亚地区论坛乃至APEC具备多边安全组织的作用，等等。1995年11月17日，克林顿总统便明确表示：“我希望，到下个世纪初，我们能看到其他国家同日本和韩国合作，从而将我们大家在该地区共同承担的责任的范围扩大。”又说：“我们现在正同欧洲人共同努力，争取有史以来首次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欧洲，而致力于和平的伙伴关系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这是我希望在世界各地都出现的局面”。11月19日日本首相村山及美国副总统戈尔在APEC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议题今后不应只是经济问题，应该扩大到政治和安全保障问题。

4．日美由地区性的军事合作为主，转变为全球性的多元合作

日美安保关系在冷战时期强调的主要是地区合作，即在远东遏制苏联的扩张，这当然主要在于军事方面。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实力增强，来自北方威胁减弱，美国战略意图也由与苏争霸，转变为在全球范围建立以美国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新秩序，同时大国利益的竞争往往不表现为国家间的直接冲突，而表现为争夺世界组织主导权的斗争，军事力量及意识形态的竞争在国际上也不再属于首要地位，经济等因素发挥着较以往重要得多的作用。这样就促使日美安保关系由地区性军事合作为主，转变为全球性的多元合作。在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中这样描述日美关系：“没有比我国同日本双边关系更重要的了，这是我们的太平洋安全政策同全球战略目标的根本。”显然，报告把日美安保关系放到了全球性安全保障位置上。据说在1995年11月村山首相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会谈，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草案》前，美方曾要求日方把原来只限于“日本”和“远东”的日美防卫合作范围，扩大到“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或“全世界”，遇到了日本社会党等方面的反对。在草案公布时，虽然未明确将上述要求写进去，但却写进了这样的话，日美首脑声称：两国首脑认识到，“无论在地区性的问题上还是世界性的问题上，两国间紧密的防卫合作是日美同盟的基础”，“防止核武器等扩散，维持和平行动，防卫日本的领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越来越重要”。适应这种转变的需要，日本在1995年11月提出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增加了日本自卫队今后应介入的新领域：（1）对付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2）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推进安全对话和防卫交流；（4）在军备管理和裁军领域进行合作。

5．由对付共同敌人的安保关系，转变为兼具防卫及相互遏制的双重复杂关系

冷战时期，由于日本实力尚弱，无法脱离美国，加上双方面临严重共同威胁，因而当时日美安保关系虽然也有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但主要是对付共同敌人的安保关系。冷战结束后，情况不同了，双方虽然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但竞争加强了，1985年4月，美国参议院全体一致通过了对日表示不满的决议。之后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和詹姆斯·法罗兹分别提出了“敌对贸易论”和“遏制日本论”。1989年9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预测苏联威胁减少后世界将进入后冷战时代，认为：“我们的政治、军事盟国也是经济竞争对手。在高技术等几乎所有领域，只要与美国利害关系有关，美国制定政策者就会把眼光转向竞争机会不平等的领域，不仅将关注对生产的投资，而且将注视我国经济竞争对手的战略。”其后，联邦调查局拟定了题为《日本2000年》的日本危险论报告，并提出封锁日本的政策。日本报刊甚至认为：克林顿上台后，其最优先的课题之一就是重视对日一揽子经济磋商和加强国家情报战略。该战略的表现是改组中情局，改革国家保密局窃听制，其目的不单纯为了“经济安全保障”，还为了削弱日本经济竞争力。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日本保持安保关系、继续在日本驻军，就不仅是为了保卫日本，保卫美国在远东的利益，而且增加了新的内容，即控制日本，防止脱离美国、发展成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力量。1995年9月4日，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奈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提出：“日美安全条约不仅能使美军在前方的活动成为可能，而且还能起到防止日本及其他区域内国家进行扩军竞赛的作用。”1995年11月8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刊登署名文章《美日之间的安全联盟据认为是脆弱的》，也明确地表达了上述意图：“如果日本加强军备，就将促使中国和韩国的军事开支进一步增加。”对美国的这种意图日本是清楚的，美国政府的智囊团之一“凯托研究所”11月2日提供的研究报告便称：日本的当事者认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中包含着防止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和不稳定因素出现的“对日本不信任”的意图。

日美安保体制在冷战后出现的这种二元倾向，使日美安保关系远较冷战时期复杂，这使日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显得很不协调，例如在对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在对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合作形式及方法上，在对中东若干问题上，在对北约东扩问题上，日美都表现出重大分歧。

6．突出了双方在发展高科技军事力量方面的合作要求

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证明了高科技军事力量在现代战争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高科技军事力量已成为现代各国发展军事力量的方向。1995年9月19日美国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战略，以及克林顿总统为该报告所写前言。在前言中克林顿称：“科技方面的投资对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我们能继续处于新发展的优势地位，这样，我国的武装部队依然在训练、装备和备战方面最为优良。”

日本和美国在军事高科技研究方面各有千秋，强调这方面的合作，能使双方都取得自己所需的东西，从而加强双方力量。例如日美现正合作进行的FSX飞机研制便是明显的例证。该飞机以美国的F16C型机为基础，安装日本制主动式相控阵雷达，全面采用日本制碳素复合材料，等等。改型后的新一代支援战斗机性能将超过现在的F16C型。

当然这种合作，除为加强双方力量外，还包含了相互控制及竞争的需要。这从1995年11月2日美国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该报告指出：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向美国麦克唐奈——道格拉斯公司转让日本独自的“LES”引擎技术。此外，日本电气公司和富士通拥有的砷化镓技术，京陶公司的半导体插件技术是美国急需的推进宇宙开发的重要技术，日本方面也舍不得提供。报告提出：在整个冷战时代，美国为了加强日本的防卫力量，一直积极地向日本提供军事技术。现在冷战结束，使美国单方面向日本提供防卫技术合理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为此，报告主张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妨碍提供与转让技术的武器出口三原则等，密切日美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相互关系。

在新的基础上，日美安保关系正在出现以上述内容为特征的调整，这种调整尚未完成，还有可能出现新的特点，日本新首相桥本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6年1月份的会晤中，便有新的调整内容。而调整的趋势无非有三种：（1）较为顺利地完成，全面建立起适应冷战后形势要求的日美安保关系；（2）部分完成，使日美安保关系在有许多矛盾的情况下，得以存续，但由于合作不力，对世界、亚太、东亚无法发挥美国所设想的核心或基础作用；（3）基本失败，美日摩擦加剧。以上趋势何种成为现实，并不完全取决于美日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美日力量的客观消长，例如美国力量在东亚的衰落程度，日本自主防卫要求的强化程度，以及东亚、亚太和世界各种力量的变化，等等。就目前的诸条件观察，美日安保关系未来的各种调整趋势中，最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是第二种。

（原载《社会科学》199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