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膨胀，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家利益对各国外交活动的影响空前增强的形势下，日本逐步改变原来一味追随美国的姿态，开始探寻新的国家战略。

一

冷战后的日本应该成为怎样的国家？日本国内现在比较集中的意见有三种：一为“普通国家论”；二为“中等国家论”；三为“民权、福利论”。

所谓“普通国家论”的主要内容为：战后日本虽然克服了经济混乱和萧条，并使之大幅度增长。但同时，日本在政治上与“普通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出现“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情况。日本若想改变这种情况，在国际上担当重要责任和角色，必须成为一个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普通国家”。所谓“普通国家”，有两个要素，“一是国际社会中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情，就当然负起责任去做。不要用日本国内的通则，也不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后才不得已去做。”二是将地球环境的保护视为人类共同的课题，日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协助他国。为了成为“普通国家”，日本在国内必须做到：1．加强民主主义的集中化，形成有力的领导中心；2．在追求国家利益时，不仅考虑短期的、具体的、即物的目标，而更要考虑中长期的、一般的、抽象的目标；3．改变日本国民习惯于过平稳、舒适的生活，只希望与国际社会做最小限度交往的想法。

在外交上，则应该与美国和欧洲共同行动，积极参与新世界秩序的构筑，为国际社会作贡献。为此，日本需要调整自卫队战略，将“专守防卫战略”改为“创造和平战略”。而要保证新战略顺利形成和实施，必须修改宪法，在宪法中明确指出，自卫队参加创造和平的活动，不属日本宪法第九条所禁止的国权发动之列。

很明显，所谓“普通国家论”，反映了日本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新的国际政治地位的强烈愿望。它适应冷战后世界出现的多极化趋势，力图通过变更或强化领导体制、法律规范、外交姿态、国民意识等，使日本取得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更大权力和能力，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能与当今世界主要大国平起平坐，并努力促成美欧日共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

“中等国家论”则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的基本原因，就是日本自不量力，错误地把自己视为大国。当今，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膨胀，在一部分人中又滋生出新的大国意识，这是必须警惕和反对的。主张日本应该参照瑞典、挪威、加拿大等“中等国家”的情况，为自己在国际政治中定位，并像瑞典等国那样，以严守中立的外交姿态，积极参与联合国领导下的维持和平活动。这派意见也要求日本积极参加国际活动，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但希望将它定位在一个符合日本实际力量的恰当程度上。

“民权、福利论”则主张坚持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将主要精力放在改革国内政治、扩大民众权力和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上，使日本不仅成为经济大国，而且成为文化大国、生活大国。这派意见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坛上久兴不衰的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反感，以及对日本生活水准一直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不满，要求将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要地位。

二

日本在海部、宫泽任内阁首相时，其国家战略带有“普通国家论”色彩。

1990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在给美国前总统布什的亲笔信中便提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同年，时任日本外务省次官的栗山尚一更根据日本与美欧经济实力的对比状况，具体指出：在20万亿美元的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美国、西欧各占5万亿元，日本占3万亿元。因而，日本应按5比5比3的原则在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中占据一极。

1991年，苏联解体，日本的上述要求变得更为强烈。1992年1月，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宫泽踌躇满志地指出：“具有强大经济力和以此为背景的影响力的日本，在建立新的世界和平秩序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和发挥怎样的作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宣称：“将与美国合力，为构筑世界和平秩序，共同承担全球规模的责任。”为了突出日本在未来国际新秩序中的地位，宫泽还强调：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不是一国或少数特定国家领导下确立的秩序，不是世界帝国，而是世界共和国，日本应发挥主导作用。”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日本积极开展了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活动。1991年12月19日，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明确表示：日本打算在联合国开展活动，“争取在5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2年10月，日本外相渡边美智雄声称：“日本负担了联合国资金的12.45%，比英、法、中三国之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完全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11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宫泽喜一在与智利总统艾尔文会谈时表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日渐增大，但联合国的机构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没有任何变化，日本准备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外务省并制订了争取在1995年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计划。日本著名评论家山田勉先生指出：日本此举是为了“在约半个世纪前打败日本的联合国中取得一席支配地位，名副其实地彻底摆脱战后。”

此外，日本还在海部内阁期间为海湾战争提供了130亿美元，帮助美国打赢了这场战争。在宫泽内阁期间，强行在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派遣自卫队参加柬埔寨的联合维持和平部队，并在1992年6月23日通过的下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标准中，将有关防卫费用增加了3.6%。

一时间，日本要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世界政治大国的愿望表现得咄咄逼人。但日本这种愿望的实施遇到了障碍和挑战。就在海部首相提出欧美日三极为主导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建议不久，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便于1991年3月1日提出了由美国主导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对日本的建议表示了公开的轻视。之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首脑为世界新秩序而频繁接触，积极磋商，日本却被冷落在外。

1992年1月31日安理会首脑会议上，宫泽首相提出改组联合国机构的问题后，英国首相梅杰立刻反驳，说他认为联合国机构目前工作状态很好，没有必要对联合国安理会机构进行改组。自1972年尼克松任总统以来，美国多次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1992年4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助理约翰·波尔顿却发表演讲，指出：“美国的立场是：日本应该在一个合适的时候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目前还不是时候。如果日本表示出这种愿望，那么印度、埃及、德国、尼日利亚和巴西也会对此表示关心。如果增加5个常任理事国，那么非常任理事国将增至26或27个”，“目前尚未有研究取消否决权的设想。”

日本强行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派出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而且由于法案本身的规定存在不少含糊之处，例如是由联合国还是由日本政府来判断战乱当事人是否接受援助等，因此不仅在国内招致反对，而且引起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警惕。

三

1993年8月，细川就任日本内阁首相，日本的国家战略开始新的调整。

正在调整的日本国家战略很难以前面提到的“普通国家论”、“中等国家论”、“民权、福利论”作单一概括，而似乎是这三种观点修正后的组合。其具体表现如下：

1．在外交上将原来急于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高调姿态，变成较为低调的姿态。细川上任至今尚未发表过类似海部、宫泽所发表过的那种建立由欧美日共同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言论。上任伊始，便在8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8月23日，在“所信表明演说”中，虽将“侵略战争”改为“侵略行为”，但在接受日本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质问时，仍表明：关于过去的战争，“两次发言都表明了我的认识。”

此外，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也由以往的“志在必得”改为“顺其自然”。细川首相的特别助理田中秀征指出：“在目前的状况下急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不好的。如果希望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成员国就可以向日本提出要求。倘若被推举，我们则能够提出要求。”

2．外交上较为低调的姿态，并不意味着日本当今的国家战略完全不受“普通国家论”的影响。1993年9月29日，日本防卫厅在全国举行了10年来最大的一次陆海空三军自卫队综合演习。细川首相宣称：“有必要建设能够同国际形势戏剧性地展开相对应的、有效的防卫力量。也有必要考虑科学技术的进步。总之，旧态依然如故是不行的。”日本防卫次官畠山解释说：“首相要求的不光是数量上的缩减，而且是看得着的质上的变化。这是一种通过技术革新来替换人手的想法”。为此，《日本经济新闻》载文指出：细川首相和著名的“普通国家论”者小泽一郎的自卫队改组论，“相似之处处处可见。特别是在重视防卫力的尖端化和效率化这点上具有共同点。”

3．根据日本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特点，主张建立起超越明治以来的发展经济至上主义的行动观念。也就是说要改变过去以牺牲国民福利为代价发展经济的做法，而更为重视国民的福利。细川首相在题为《21世纪的蓝图》的新年讲话中指出：“日本已成为居世界第一位的长寿国，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完善可以支撑这个社会的基础。为此我想开展以下工作：改革退休金制度，对临时工人实行社会保险制度，建立育儿带薪休假制度，‘修改黄金计划’，完善护理休假制度，制定治癌新10年战略等”；并主张推进地区建设，使地方和大城市都有各自的吸引力；还要求让全国90%以上的人能够使用上下水道，高速公路网由现在的600公里延伸到1.4万公里，让全国98%的人能在一小时内到达高速公路入口；此外，还要制订“21世纪住宅计划”，使人均住宅面积增加30%，住宅费用降至目前的三分之二，城市公园要扩大二倍。这些主张明显带有“民权、福利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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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在国际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不仅为日本国民所关注，也为世界所注目。

日本目前在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上都处于重大调整时期。由于这种调整尚未告一段落，这使日本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带上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日本目前的国家战略也带上了不确定性。因而，上述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三种表现，不能视为日本对未来的明确选择，这种明确选择将伴随日本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完成而形成，对它的观察和把握尚需时日。

（1994年2月成稿）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亚太所

（原载《亚太论坛》1994年2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