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美三角关系调整与中日关系

为了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及中日美三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冷战后的中日美三角关系有过多次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1996年4月以日美发表有关安保关系新定义的共同宣言为标志的日美关系的调整，和1997年10月以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中美宣布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为标志的中美关系的调整。

一

冷战时期的日美关系是以美苏争霸为背景的双边关系，美国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在东亚建立起一条新月形防堵圈，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是这条防堵圈中最重要的环节。1951年签订、1960年修改的《日美安保条约》，构成了冷战时期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条约基础。为了维持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向日本提供了优越的经援和外贸条件，利用这些条件，日本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乃至对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构成了挑战。

冷战后，因苏联瓦解，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国力衰落，美国与日本失去了原有的主要威胁者，日美军事同盟的基础大为削弱，日本经济对于美国经济的挑战性变得突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和日本对于日美军事同盟关系能否维持、在怎样的基础上维持，开始了新的考虑，例如1992年9月，美国著名思想库兰德公司发表研究报告称：冷战后，亚太地区最令人担心的不稳定因素，从长远看是日本的军事大国化问题。在日本则有“重亚”论，主张日本调整对美关系，重新回归亚洲。这一切反映日美关系进入冷战后的调整时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虑，日美确认要维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关系的新的基础。1992年初，美国国防部起草的《国防计划指针》（1994—1999年）中提出：苏联解体后，要防止新的大国崛起，保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1995年初，美国国防部又提出《东亚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东亚安全战略应有四根支柱，即：（1）美国在东亚的驻军，（2）美国与日本等国的同盟关系；（3）东亚的多边安全机制；（4）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并提出：“没有比我们同日本的双边关系更重要的了。”从而确认为了维持美国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为了保护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美国仍然需要与日本的同盟关系。1995年1月中旬，日本首相村山富士访问美国，向美国总统克林顿倡议：日美建立“创造性伙伴关系”，主张日美双方不要只关注经济问题，还应关注冷战后亚太地区存在的许多不稳定因素，加强日美安保关系，同时合作解决环保等全球性问题。1月20日，日本外务省发表《我国当前外交的主要事项》的文件，明确表示：“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基轴。日美关系由政治与安全保障、全球合作、经济关系这三根支柱组成”，其中“日美安全条约是日美同盟关系的核心，今后也要坚持下去。”

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1995年11月，克林顿与村山富士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草案》。1996年4月，克林顿又与桥本龙太郎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上述草案和宣言明确了冷战后日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和平与稳定”、“防止地区纠纷”、“确保开放和安全的海上航线”、“确保两国及地区的繁荣、民主化、人权和推进市场经济”等，表明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基础已由冷战时期共同对付苏联，转而为以美日合作主导东亚及至亚太秩序，从而赋予了日美同盟以新的内容和要求。

冷战后期，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威胁，中美恢复发展了外交关系。但冷战后，由于苏联解体，促使中美接近的战略基础削弱，加上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显示出不寻常的崛起势头，美国一部分人中因此产生了“中国威胁论”，这使“遏制”政策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一度占了上风。从1989年美国宣布对华“制裁”，停止高层互访，到1995年5月李登辉访美和1996年3月的台湾海峡危机，中美之间冲突不断。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处于激烈争论之中。主要由于5方面的原因，美国以“遏制”为主的对华政策逐步让位于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1）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台湾海峡危机，使美国决策层认识到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如继续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既定原则，会从根本上破坏中美关系。（2）冷战后，经济利益的考虑，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日益突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吸引力，争夺中国市场成为美国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克林顿总统曾说：“中国和美国加在一起占全球贸易的近16%，占全球产值的30%，我们能否在地区和全球……达到使贸易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目标，部分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双边关系的强弱。”（3）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及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推进，中国的国际地位更见增高。美国要稳妥处理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活动、保护环境、维护东亚等地区稳定问题，没有中国的合作是难以成功的。（4）中美关系紧张，会使美国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日美俄四边关系、中日美欧俄五边关系等重要的多边关系中的地位下降，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能力。（5）中国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提出并努力遵循处理中美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缓和。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使中美关系开始了冷战后的重要调整。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中美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首次提出，中美“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表示中美将在“能源和环境合作”、“经贸关系”、“和平核合作”、“法律合作”、“两军关系”、“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等六大方面进行合作；并再次写明“中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同时承认“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重要分歧”。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中美两国首脑宣布互不将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并就防止核扩散和裁减大量杀伤性武器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克林顿总统还公开重申对台湾的“三不”原则，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这样便将中美关系放在了与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的长远和全局利益相联系的更为广泛和坚实的基础之上。同时，美方明确支持的“三不原则”有效限制了台湾问题向着损害中美关系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中美关系转入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良性轨道。

二

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在冷战后的重大调整，使中日美三角关系表现出新的特点：

1．三角关系趋向稳定

冷战后的中日美关系，继承了冷战时期中日美关系的某些特性，处于不平衡之中，特别在1995—1996年，日美安保关系新定义，使中日美关系处于严重的失衡之中。一方面是日美军事合作和安保范围的扩大，另一方面是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对峙。这种状态发展到极端，有可能使中日美三角关系破裂为点和线的关系，即中国一点与日美一线的关系，不仅中美对峙，而且日本也将被卷入与中国的对峙之中，从而破坏东亚乃至亚太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中日美三国及东亚和亚太地区其他各国的重大损失。中美关系的加强（虽然由于中美之间不可能建立军事同盟关系，日美关系的密切程度仍然明显超过中美关系），使中日美三角关系的两边相对接近，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趋向相对平衡，中日美三角关系破裂为点线关系的可能性削弱。

2．三角关系中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表现出新的层次性

由于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日本是经济力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而且日美之间以军事同盟关系为基础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使日美双边关系对东亚乃至亚太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中国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大国，具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但经济力量较为软弱；而且冷战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中美关系未能被放置到适当的合作基础上，中美处于一种不信任状态，这使中美关系在亚太的影响力削弱。中国和美国虽然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于经济力量的软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及美国；由于历史及地理条件等原因，日本对美国存在较大的依附性，这使中日关系的影响力要低于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中日美三角关系中双边关系的影响力曾显出如下层次性，即：日美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

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美关系的调整，中美关系的潜在影响能力逐步显示出来，例如在防止扩散和裁减大量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在保持南亚和朝鲜半岛的稳定问题上，中美关系的影响力便超过了日美关系，这使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正在超过日美关系，而使中日美三角关系中双边关系的层次性逐步转变为：中美关系、日美关系、中日关系。

3．三角关系中中日美三国的外交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

原来的中日美三角关系中，由于中美关系的疏远和不信任，日本占据了较为有利的外交地位。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必须获得日本的合作和支持。为此，美国一再声称：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国，而且不惜忍痛在经济摩擦上对日本作出让步，以换取日本的战略合作与支持。而中国由于与美关系的疏远和不信任，特别在中美关系紧张之时，必须努力发展与日本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平衡美国的压力。这使日本往往能在中美之间获得一种调停或帮助者的地位。例如1989年西方各国对中国实行制裁后，日本率先呼吁解除对华制裁。

中美关系改善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和与东亚地区中日两个大国都保持的良好关系，大大加强了对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获得了有利的外交地位。日本却因中美关系的改善，其原来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所占据的有利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以至于美国驻日大使福利1998年6月30日在克林顿总统尚在中国访问时，便急急忙忙出面说：“我们很高兴而且很骄傲正在与中国建立更积极的关系”，“但在亚洲，美国的主要双边伙伴关系是与日本的关系，就像在过去数十年中那样，而且就我所见，这种关系将持续到下个世纪。”以此安抚日本的忧虑。

三

调整后的中日美三角关系表现出的新特点，必然给予中日关系以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

1．加强了中日关系的稳定性。笔者在拙作《论中日美关系》中曾指出中日关系有很大的脆弱性，原因之一是因为“中日关系就其影响程度而言，处于较日美关系、中美关系低的层次，更大程度上受到日美、中美关系的制约”。因此，日美关系、中美关系的任何重要变化，都将影响中日关系，特别是日美关系与中美关系的不平衡发展，更有可能给予中日关系以负面影响。日美安保关系新定义后，美日一部分人曾试图利用美日关系的加强，给中国施加压力，1996年9、10月间，中日两国因钓鱼岛问题发生争端时，日本就有报纸宣传：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结果，造成中日关系的低落。而中日美三角关系经两次调整后，日美关系与中美关系趋向平衡，这就使少数人企图利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某种双边关系以孤立或削弱第三国的企图难以实现，从而加强了中日关系的稳定。从全局而言，这是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

2．中日必须以宽广的胸怀，面对中日美三角关系的新变化。中日美三角关系的调整，使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在增强。就全局而言，中美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双边关系在影响力和重要性上不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不正常的，与冷战后世界各国希望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要求不相适应。中美关系在影响力和稳定性上的增强，不仅有利于中国参与东亚、亚太乃至世界冷战后新秩序的建立，而且对于地区和世界稳定，对于促进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发挥主动、积极的作用，更是一种建设性变化。日本应以宽广的胸怀支持这种变化。中国也应欢迎日美之间不针对第三国的双边关系的发展，支持日美从事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稳定与繁荣的合作，从而使中美关系与日美关系得到平衡发展，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创造更为良好的国际条件。

3．中日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要求。冷战后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调整，使中日美三角关系中日美和中美双边关系有了突破性发展，稳定性和重要性都有所增强。相对而言，中日关系虽也适应冷战后的需要，有所调整，但其主要成果体现在双边经济合作的加强，而在其他方面基本继承了冷战后期的调整成果，没有新的重要突破。这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势头相对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而言，有所弱化。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在中美和日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成果后，在日本和中国都出现过少数轻视中日关系的言论，持这种言论的人不了解当今国际关系的整体性，特别像中日美这样重要的三角关系，弱化了任何一方，都会对整体平衡造成负面影响。就中日关系而言，如果因为中美、日美关系发展了，就轻视中日关系，不仅会直接削弱中日关系，而且还会因中日关系的削弱，降低中日两国在对美关系中的地位，从而造成中美、日美关系的不稳定。因此，在中美、日美关系获得发展的同时，不仅不应轻视中日关系，反而应以更积极的姿态促进中日关系发展。

在当前，如果日本能采取以下确保日本走和平道路的措施，则中日关系将会获得冷战后的突破性发展：（1）日本政府应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上，像德国那样制定有关禁止以军国主义为宗旨的极右势力活动的法律；（2）日本政府应明确宣布日美安保条约的所谓“周边有事”不包括台湾。在此前提下，中日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重要性都将明显提高。从而进一步促进中美、日美关系的发展，从而使中日美三角关系对东亚、亚太乃至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原载《社会科学》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