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生产力理论初探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几乎同步，对于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经济战略和政策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学术界将生产力理论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结合起来研究，只有几篇单篇论文，还缺乏系统性。

我国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4月《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一篇题为《马克思对生产力理论探讨的某些方面》的文章，1982年《哲学译丛》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中的生产力范畴》的论文，作者均来自苏联。这说明中国学术界接触到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来自苏联，受苏联影响较大。如关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国传统的教科书大都这样界定生产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而在近些年的文本研究中，很多学者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发现，马克思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基于此，学术界开始了对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或经典著作的还原生产力本真语境的研究。如《〈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基础——以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例》《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生产力理论》等。我国学术界对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一、围绕生产力的要素构成、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及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关于生产力的定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生产力有两个范畴：一是生产力是一种“自然力”“物质力”的存在。在马克思的哲学语境下，“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辩证哲学关系上看，生产力作为“物质力”的属性得到广泛认同。二是从生产力组成结构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看，生产力被赋予了“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中，“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一般生产力”“具体生产力”“客体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物质生产力”等散见于各种学说，导致“生产力”理论成为学术、思想乃至实践领域最为纷繁复杂的领域。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常被理解为“人们征服、利用、控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说”使得“生产力”常常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相联系，挖掘和释放人类现实的能力和潜在的能力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主旨。而在经济实践中，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清晰地界定“生产力”的组成结构，回答“生产力”的生发机制和这种“能力”的本质，这促发了“生产力”的“要素论”。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本人也用“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技术生产力”等术语表述“生产力”的要素构成，但对于“要素论”和“能力论”的联系，马克思在经典著作中并未阐释。有学者指出，“生产力”一词尽管在马克思的著述中使用频率极高，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出一个始终一贯的定义。此外，有些学者常引证斯大林生产力二要素的定义，反对将生产力定义为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甚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给生产力下过定义，只是说明它包括哪些要素。”

《辞海》（1980）将生产力定义为“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表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的关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1987）则概括为“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哲学大词典》（1992）则这样界定生产力：“广义指人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各种能力的总和；狭义指体现于生产过程中的人们控制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顾海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新编》（1997）对生产力的表述沿袭为：“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表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的关系。”逄锦聚、洪银兴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2009）对生产力的表述依然是：“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界的能力，它反映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9）对生产力的定义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可见，以往对生产力的理解基本停留于人与自然相对立，以发展生产本身为目的的旧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层面，忽略了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科学发展观则为唯物史观中生产力概念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必要与可能。有学者认为，生产力概念可定义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效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定义避免了一切顺从自然、不求进取的消极态度。

（二）关于生产力要素

1938年，斯大林在其著作《列宁主义问题》中，将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用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总结为社会生产力的两大要素。

早在1950年，以君麟为代表的经济学者，依据斯大林对生产力的定义，认为生产力包含两个要素，即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王启荣也认为，生产力是指社会征服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结合，而劳动对象，“它对于生产力而言是客体，而不是生产力本身。”客体对主体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不能将其归为主体。针对生产力二要素理论，张鱼提出了生产力三要素的观点：生产力应由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构成。他认为，没有劳动对象，生产力就无法形成；如果没有劳动对象，生产力就无法表现其力量，劳动对象对生产力的形成和生产力水平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林京耀、骆耕漠等也赞同生产力的三要素理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者，也一般把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归结为三要素说。其理论依据源自马克思说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三要素说仍然有着广泛适用的领域。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生产力要素的丰富提供了必要和可能。首先，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揭示了现代生产力的一大特点，即生产力智能化的趋势之快，科学技术的更新日益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决定力量首先表现在劳动者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否在现代化大生产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活劳动”者。其次，科学技术是不断开辟新的劳动对象的关键力量，新的未经劳动加工的自然物源源不断地被输入劳动对象中。已经被加工过的劳动对象也能反复循环使用，废水、废气、废渣又成为新的劳动对象。而新的劳动资料的采用，如新工具、新工艺、新技术系统，尤其是自动化控制制导和信息传递系统，也都是新科技的“物化”成果。如何处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说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理论面临的新问题。

（三）关于生产力性质

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性质就是生产力的物质技术构成的属性。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就是生产力的物质技术构成，劳动工具在生产资料中起决定作用，因此，生产力的性质主要决定于生产工具的性质。

另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性质是指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主要表现在劳动者分工、协作的发展程度和生产资料利用的范围、程度两个方面，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构成不同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区别。

第三种观点是李平心提出的生产力二重性理论，他认为生产力是一个特定历史范畴，具有双重性质，既具有物质技术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生产关系决定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属性，而物质技术条件与水平决定其物质技术属性。这一观点引起了较大争议，王振民、卫兴华、徐崇温、孙叔平等很多学者都对生产力二重性理论持有异议，他们的基本看法是：生产力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不具有生产关系意义上的社会属性，也没有阶级性。把生产力纳入社会历史范畴，混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界限和差别。

（四）关于生产力发展中的主要因素

有三种基本观点：

林京耀认为，人是生产工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因此，人是生产力中最主要、最基本、最活跃的因素。

孙叔平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劳动工具决定劳动力的性质（如有了机器才有机械师，有了宇宙飞船才有宇航员），因此，劳动工具是生产力中的主要决定因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的时代生产力中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不同的。

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问题有两种主要意见：

李平心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在于内在的矛盾运动，即物质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生产力有一种自行增殖和更新的倾向，它构成了物质生产过程的基本规律。

李洪林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来自外部的推动，即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关于“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的这一论断，是对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的历史作用的事实定位。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则是对生产力主体的价值定位。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人们在发展生产中，既要创造人们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还要创造有利于人的环境，在人和环境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

生产力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学界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具体理解，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如何在“中国问题”范式下开展对生产力理论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新问题。

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主要从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原创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资料即物视为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把劳动者即人视为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生产力概念、外延、构成要素及相关范畴的研究，对于我们揭示生产力理论的相关问题和内在价值，科学认识生产力理论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大意义。

生产力理论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构成要素说可以看出，生产力结构的优化与发展，取决于生产力各要素间的优化组合。只有把各要素有机组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要求资金、技术、劳动力、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自由流动，通过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优化各生产要素，从而产生更大的经济效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必然要求生产力理论为其提供理论先导。

二、对“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研究

先进生产力就是生产力中的先进部分，对社会生产力的大系统起着主导作用。先进与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效率。其优长之处在于，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用和效益，能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产力整体结构的优化。

杨承训认为，就现实的具体形态而言，先进生产力是指科学技术。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只有科技“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服务形态，“人化”为人的素质，它才能进入现实先进生产力的再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其具体形式和微观载体，乃至生产力不同层次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先进生产力是指一定时代中能够代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生产力。它是具有革命力量的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巨大动力。无产阶级政党就是要代表这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实现先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促进社会进步。

“中国先进生产力”是现阶段中国生产力与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比较而言的整体状况；“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满足先进生产力得以充分实现的基本条件，如经济、政治、文化等，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国社会现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设置及其运行，必须满足先进生产力充分实现的本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同时肩负着阶级和民族的双重使命。党不仅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也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使多领域多层次的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这就从方向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形态的变化。机器大生产以来，生产力的三次大的变革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内燃机、电动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新型材料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促使生产力迅速发展并达到新的高度，同时形成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等级。这种等级就是生产力跨越发展的现实前提和基础。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使人类进入了信息化和数字化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内涵再一次发生了革命性的跃迁。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又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在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力必然随着人们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以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

学术界一致认为，先进生产力就是科学技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群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先进生产力。还有学者指出，先进生产力有绝对和相对之分。绝对意义是指，生产力的整体性、先导性、决定性等特点决定了其自身是先进的、不可战胜的，凡生产力都是先进的。相对意义是指，各个国家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都有相对先进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呈现出多层次、不平衡的特点。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要认识中国先进生产力，不能离开世界生产力发展状况孤立地看中国。当今，全球性的新科技革命正迅猛发展，且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带来了产业结构、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等生产力要素和人们的生产方式、经营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同时，它也正在引起生产力的进一步深刻变革。科学技术的新发现和新发明，空前地增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力中，高新技术已成主导要素，这也充分地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据研究发现，科学技术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至40%，70—80年代达到60%,90年代已高达80%，信息高速公路联网后，提高到90%。可见，科学技术在20世纪就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

科学技术赋予“先进生产力”新内涵。当今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主要指科学技术含量高的生产力，尤其是以高新技术即知识型、智力型为标志的生产力。信息化、数字化代表了高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江泽民曾指出：“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表明，信息化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写入《意见》。大数据的提出，是基于互联网和信息革命带来的数据革命。旨在通过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其他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使大数据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时代的前进。因此，我们要认清生产力演进的基本规律，正确识别何者为最先进的生产力，从而把握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并认清其发展方向，最终使我党成长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

关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所谓“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指生产力获得发展的条件，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种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指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我们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关键是要社会提供各方面的发展要求和条件。所谓“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主要指先进生产力自身要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各方面的条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条件。还有学者指出，主体只有完整地把握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内涵及内在联系，才能更好地充当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

关于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开拓者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广大科技工作者、技术工人、优秀企业家及其他高素质劳动者。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比尔·盖茨式的人物、科技人员、白领、工人等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里的“代表”是一个政治范畴，指的是整个社会前进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当代中国，能够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创造一个适宜于科技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将其组织起来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关于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因为一定的生产力成为“先进生产力”是遵循着客观规律的。中国共产党只有掌握和利用先进生产力发展规律，自觉地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其规律，推进“先进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的进程，才能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于我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具体做法，学术界有如下观点：第一，遵循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生产力有四大规律：生产力是在不断满足居民需求基础上发展的；生产力是在科技进步基础上发展的；生产力不断趋向社会化而变化发展；生产力发展要受到环境的制约。第二，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根本任务。第三，坚持改革开放，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注入活力。第四，瞄准世界生产力发展趋势，既要以世界先进的科技成果作为发展起点，又要立足于中国国情，立足于当代中国生产力的状况。第五，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六，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第七，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为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八，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第九，正确处理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中“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论断，是基于对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认识，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党的性质决定的；它是对执政党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揭示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提出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条件。有学者认为，这一论断，在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史上，第一次把共产党的本质、共产党的先进性同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相联系，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从理论上将生产力划分为先进与相对落后两个部分，深化了我们对于生产力结构的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论，揭示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重大意义，表明了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于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反作用”，把主体对于生产力的能动作用从“促进生产力发展”提升到“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新高度。

“三个代表”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础。这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先进性决定着文化的先进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程度。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之所以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在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代表”思想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它坚持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党的建设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揭示了党的建设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力量——生产力、文化、人民群众的内在联系。“三个代表”的科学论述，在动态中描述了党的本质属性。“先进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都是动态的。人民利益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范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民利益的指标尺度不断提高，所以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都不能满足于或停留在已有的水平上，而要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先进性。

有研究指出，李斯特生产力理论对正统经济学的交换价值和比较优势理论开展了颠覆性的批判。它彻底揭开了交换价值或价格理论的虚假面纱，以生产力的质量标准取代了交换价值的数量标准。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实质上就是“国家生产力”理论，新李斯特主义的国家致富新原则就是对李斯特理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以交换价值的数量为目标的盲目增长破坏了国家生产力的整体发展。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紧要关头，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具有重大意义，它呼唤着新李斯特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生产力理论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现实意义。根据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实质上是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因此，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应当根据是否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来制定。实际上，李斯特生产力理论已经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和绩效考核提供了一套新的衡量标准，即生产力标准。这一新标准为克服对GDP的依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这主要是按照GDP这个交换价值的指标来衡量的。按照李斯特生产力理论，GDP作为一种结果，一是财富的原因，即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带来的增长；二是财富本身或交换价值，即直接以增加GDP为目标带来的增长。前者见效慢，但符合生产力标准；后者见效快，但破坏了生产力。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所获得的GDP或交换价值，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李斯特的生产力标准。全球价值链中的高价值环节主要是高端技术和品牌营销。对于前者，中国陷入“高技术不高”的困境之中，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端技术产业看似发达，但高端技术掌握在外资手中。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直接参与高技术产业的低端环节可以带来GDP的快速增长，因而竞相放弃了自主研发，甘愿掉进“高技术不高”的陷阱。对于后者，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不仅没有培育出自己的民族品牌，曾经成功的品牌也逐渐被外资所收购和消灭。此外，中国目前遭遇着空前的环境和资源压力。这些都表明，中国GDP的增长遵循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教条，但违背了解放和发展国家生产力的根本标准。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西方国家对中国上述一系列难题熟视无睹，依然以正统经济学的标准作为谈判砝码，这严重误导了中国的学者和决策者。在此等国际形势下，在中国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要关头，当然需要呼唤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

总之，21世纪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就是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党要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就必须不失时机地抢占当代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始终代表最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因此，能否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检验我们党能否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忠实代表的试金石。

三、关于“生产力标准”的研究

生产力标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结论，我们党对生产力标准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生产力标准的丰富和发展。

生产力标准，是指以是否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方针政策的根本标准。它不是指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快慢，而是以能否促进和有利于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作为客观尺度的。它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形成到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学界认为，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邓小平生产力标准理论形成的重要前提。“实践标准”理论强调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要以实践的过程与结果来检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来说，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过程与其结果就必须落实到生产力的发展上来。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指标之一，并对其他指标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生产力标准的提出，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伴随改革开放出现了大量新事物、新情况，如何对这些新情况做出解释，以何种标准评价改革开放，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为生产力标准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从实践标准发展到生产力标准在逻辑上也是必然的。

所谓生产力标准，就是把“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准。社会发展进步与否，最根本的就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凡是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就是进步的社会。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之所以代替旧的社会形态，就在于它能够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推动生产力更快发展。因此，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最终要看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程度。这样，用生产力标准评价社会进步时，就不能撇开生产关系。因为既然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衡量社会进步，那就不能仅看眼前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是要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合程度。只要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即使生产力水平暂时低下，也会促使生产力以至整个社会快速发展。生产力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总要通过生产关系才能实现。社会物质财富是由生产力创造的，但这些财富能否普惠，能否有助于社会进步，最终还是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所以，不能将生产力标准仅仅理解为一个量的标准。

准确理解、牢固确立生产力标准，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使社会历史评价有了更为科学的基础。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离开生产的发展，仅以抽象的理性、正义等来考察和评判社会历史，无法对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做出科学的评价。而生产力标准的确立，克服了用观念解释和评价历史的缺陷，使社会历史研究有了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它为我们实际推进社会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出发点。这就是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立足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生产力标准有如下几层含义：生产力标准是划分社会经济时代的决定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是检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制度和体制是否适合的主要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马克思通过构建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作用的理论，来讨论宏大的社会运动规律。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把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统一的角度来考察。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是统领全局的价值标准。生产力标准不能错误理解为“唯生产力标准论”和“唯生产力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明确反对唯生产力论的，邓小平的有关理论，既强调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强调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始终将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标准相统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理论基础是以资源为逻辑起点、以一般资源配置方式为逻辑核心的经济学理论。以资源为逻辑起点，根据资源现存和潜在两种形式相对应的有限性和无限性，人类对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过程实质是一个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潜在的资源变成现存的资源，同时现存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程度也得到优化，社会总财富就会增加。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的，并且应该不断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力标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

如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和改革开放40年来的改革所经历的得失成败和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应当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在两个标准的关系探索中，我国经历了四种情况：一是将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顺利发展；二是表面上重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但实际上违反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刮“共产风”，造成生产力的损失和人为灾祸；三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既偏离了生产力标准，又扭曲了价值标准；四是重视和强调生产力标准，但忽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结果出现贫富分化，偏离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甚至出现动摇和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情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坚持了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向前发展：不仅生产力向前发展，而且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得到体现；什么时候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割裂开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受到挫折：要么片面强调公平正义的价值标准而生产力发展缓慢，要么生产力得到了发展而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得不到体现。只有将两者自觉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才能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

有学者指出：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充分体现了从唯物史观到社会发展动力再到基本价值取向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但这一系统仍有继续发展的巨大空间，特别是具体到如何评价党的自身建设状况，如何评价党的执政和领导实践，仍然缺少一个具体而又富有科学针对性的标准。这就需要把这些科学的标准应用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实践，并与党的先进性紧密地结合起来，回答什么样的政党才是先进的党，在执政和领导活动中怎样才能体现出党的先进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理论上科学回答了这一历史性课题，成为检验党的建设实践和领导实践的科学标准。

还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发展向度是一致的。这样，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增进必然成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评判尺度。然而，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增加了“综合国力”的标准。把对中国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建立在“生产力—国家—人民利益”三位一体的基础上，这对于一个积贫积弱的、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东方大国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生产力标准出发的社会主义。依照生产力标准推动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实现生产力跨越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证明了这一探索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当前中国社会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人们在审视生产力标准时进行深刻反思。邓小平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是统一的。在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同时，我们需要深入辨析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并不能简单地等于社会主义因素的增添，“不能将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经济手段与建设社会主义本身这一目的相混淆，尤其不能以前者代替后者”，而且需要审慎地提出生产力发展后果的两重性问题：生产力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生存状况，但也需要承认，生产力已经在某种层次上成为一种物化力量。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蕴含着生产力标准与生产关系标准的统一。联系着生产关系，从生产力方面来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正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特色”。改革开放40多年后，更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来正确提炼和讨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将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基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国情，所针对的是长期以来忽略生产力根本标准的问题。但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生产力标准的同时，也有一个正确认识和把握生产关系标准的问题。脱离生产关系标准，仅仅从生产力标准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与脱离生产力标准，仅仅从生产关系标准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都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离。

有学者提出：不能把生产力标准作为判断和评价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经验，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应把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统一起来。所谓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应包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特点的全面考察，既包括生产力标准，也包括生产关系标准，还包括上层建筑标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既包括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包括搞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由于已经流行“生产力标准”概念，所以，可以专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提出应重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卫兴华提出“社会主义的得失成败，既要用生产力标准去判断，又要以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去判断”。要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公平。这一理论观点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也来源于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邓小平指出，既要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即生产力标准，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要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需要的满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即生产关系标准，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价值判断即价值标准，不能只归结为生产力这样一个标准。

“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忽视和否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和否定了其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忽视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意义，因此与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抵触。我国当前致力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突出分配公平、社会公正，强调共同富裕。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的红线。报告既强调重质量重效益的生产力发展，又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包括“共同富裕”，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报告还指出，我国之所以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正确指引”。报告十分注重意识形态问题，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要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判断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那就是把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标准以及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标准统一起来的总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其中作为基础的是生产力标准。

四、将生产力理论研究作为“发展命题”

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但其本身并未解决社会的公正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我们在研究社会发展理论、制定社会发展政策时，应当坚定不移地将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作为中心任务，改革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同时也要调整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使最大多数的人能够享受改革红利，致力于提高广大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生产力发展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国外，早在第二国际时期，普列汉诺夫就曾尝试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G.A．科恩则将这一问题明晰化为“发展命题”，并确立为“首要性命题”之前提性支撑，这在学术界引发广泛讨论。现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这样论述“发展命题”：“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依此看来，“发展命题”指的是“生产力趋向发展贯穿整个历史”，“首要性命题”指的则是“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解释的”。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石和必要补充，否定了“发展命题”也就否定了“首要性命题”。因为，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得不到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要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也就无法在理论上进行解释。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发展命题”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命题，在马克思那里似乎并未得到明确的阐释以及严格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仅是被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马克思主要是在宏观层次和经验直观的意义上描述了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整体趋势，而没有在具体科学意义上清晰揭示其内在机制。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何以成立？科恩认为，这可以从“人性的两个永久性的事实”以及“一个有关人类在历史中面临的境况的事实”中得到解释。这就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是人类不断遭受的严酷境遇，他们必须耗费精力从事由自然必然性决定的劳动，而“人倾向于反省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和辨别做事情的更好的方法……当知识提供扩大生产能力的机会时，他们将倾向抓住它”。科恩在比较朴素和通俗的意义上解释了生产力如何发展的问题。

而我国学者对“发展命题”的解答是沿着“人与自然互动—认识的提高—劳动工具进步—生产力发展”的解释路径展开的。安启念指出，该论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深层机制”。

有研究指出，无论是科恩还是安启念都只是在一般和抽象的意义上对生产力的发展做了解释。相较于科恩，安启念的解答确立了实践的本体论阐释地位，把人性理解为基于实践活动的历史性生成，从而破除了“人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纠缠。同时，“实践”弥合了主客体二分造成的鸿沟，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互构中呈现出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的动态图式。然而，安启念在论证的逻辑链条上却无法回避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在实践与生产力的连接项上，能否把劳动工具与生产力等量齐观；二是解释了劳动工具的发展是否就解释了生产力的发展。

劳动工具的发展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只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却不是唯一标志。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不同历史时期，劳动工具虽不可或缺，但相较于其他因素和条件，其重要性的程度有起伏变化。“在历史上，地理环境、人口、土地和科学技术都先后对生产力的发展起过主导作用，从而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决定作用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因此，要解释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并对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以及呈现于外的不同特点进行充分关注。意即一切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东西都可以纳入实践解释框架。其结果必然是，实践固然可以在最终或一般的意义上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一切可能的连接项均可纳入生产力概念的外延中。如学界经常提到的制度生产力、文化生产力、道德生产力、金融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等。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边界就被取消了，生产力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本质规定就被淡化甚至抹杀了。“生产力论”于是变为“泛生产力论”。

威廉姆·肖注重在内部构成要素层面阐解生产力，他指出：“‘生产力’不是恰好被规定为那些为生产所必需的东西（因为许多东西，像法律或士兵，也可以成为保证生产顺利持续进行的必需因素），而是被规定为那些成为实际劳动过程基本要素的东西，那些在这种过程中被使用的因素。”“实践决定论”在为生产力发展问题奠立唯物主义解释基础的同时，无形中又把“生产力论”变性为“泛生产力论”。

“发展命题是从历史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的，是关于历史发展轨迹的理论。它关涉的是对历史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以及对以往历史的反思。如果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并把历史当作一个总体来看的话，确实存在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趋势。”发展命题是对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反思、领会与把握。因此，对生产力发展问题的研究，不能离开各门具体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的实证支撑。

五、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研究

中国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是发展了的生产力的要求，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力的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当马克思把生产力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时，这个“生产力”是现实的发展了的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力的发展”有时是一致的，即人们发展生产力的愿望和努力取得预期成效，生产力在这种努力中得到了提高；有时是不一致的，即人们原本认为某种做法能够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结果却与目标相距甚远，甚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常步履维艰、阻碍重重，停滞倒退的现象经常可见，而导致这种结果的，许多时候正是人们为发展生产力所采取的那些政策、方法和措施。

中国生产关系的变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社会生产力不仅落后而且受到压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革是被逼出来的。它之所以指向经济体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举世瞩目。这就是说，当我们用变革经济体制即变革生产关系的办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时，我们的做法成功了。那么，为什么经济体制或生产关系的变革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有学者指出其理论基础是：第一，生产以共同活动的方式存在，它与生产关系是统一的。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第二，生产力是联合起来的力量，将分散的个人力量联合起来的，是从活动角度出发而被马克思视为关系范畴的分工、交换、信贷、货币、所有权，等等。马克思在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许多人的共同活动”以后接着说：“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我们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是：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生产都与关系不可分离；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生产力都是联合的力量；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可以并且实际上在它所处的那种生产关系中进行着生产，产生某种性质和水平的社会生产力，但这些生产力彼此之间差别极大。有的能够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有的仅能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有的甚至不能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有学者指出，目前为止，我们只是说明了生产力是联合起来的力量，没有说明生产力作为联合起来的力量在其发展中的差别问题，而这个问题才是实践者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对它的解释直指“改革之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题。

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作为人的生产能力与生活于其中的共同活动方式的关系，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生产关系的形式随着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二是生产力的状况随着生产关系形式的改变而改变。前者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后者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无论哪种情况，只有关系改变了，即生产的社会性历史状况改变了，亦即共同活动的方式改变了，生产力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