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美妙绝伦

火车离开巴黎，驶过法国乡村，文森特·梵高在火车上睡了一夜。这是一趟从首都驶向南部的20小时的旅程。9点30分，火车在里昂(75)停留后，文森特坐在他的隔间里，被变换着的风景吸引住了：乡村渐渐变得崎岖、多山，石板瓦房顶逐渐变成了南部的红瓦屋顶。午后没多久，就在到达阿维尼翁前，梵高第一次在普罗旺斯的景色中见到了若隐若现的冯杜山（Mont Ventoux）。那是2月的冬日，被白雪覆盖的山顶居然有些神似富士山，梵高感觉仿佛到了日本。他写信给提奥：“在到达塔拉斯孔前，我观察到了一些绝美的风景——黄色的巨石杂乱地堆积在一起，形态诡异……壮丽的红土地种植着葡萄藤，远处还有用最柔和的淡紫色描摹的群山。山顶覆盖着白雪，映衬着明亮如雪的天空，就像日本画家笔下的冬日景致一般。”(76)

火车在1888年2月20日星期一下午4点49分驶入阿尔勒站。(77)在文学作品里，法国南方总让人联想到阳光与明亮，梵高也是怀着这样的憧憬去往法国南方的，可没想到突然遭遇了罕见的寒潮。整整一天，气温都在0℃以下。(78)

天光渐暗，梵高穿过叫作“骑兵”的老城门遗址。他走过道路两旁的咖啡馆，拐到了色彩斑斓的皮绍（Pichot）喷泉右边的那条路上。喷泉得名于一名当地作家，几个月前刚刚竣工。

经过一天一夜的舟车劳顿终于抵达普罗旺斯，疲惫不堪的梵高在下午5点30分左右走进位于阿梅德皮绍路（rue Amédée Pichot）30号的卡雷尔（Carrel）家庭旅馆兼餐厅。(79)或许是有人在巴黎提到过卡雷尔旅馆，他径直走向了这个旅馆。(80)他选了一间房间，放下行李之后，就出门到城里走走，认认路。他来到这条街上的一家古董店，和店主聊起在哪里可以买到阿道夫·蒙蒂切利的画，正如他之后和提奥说起的。(81)蒙蒂切利19个月前在马赛去世，梵高兄弟俩曾计划投资他的作品。当时，阿尔勒城里有4个古董商人，而梵高所去的那家店可能是博赛特（M. Berthet）先生开的。这是家大商场，横跨两条街，和新铺了鹅卵石路面的阿梅德皮绍路拉开一段距离。(82)

在1944年空袭中被炸毁的卡雷尔旅馆曾经是一栋位于旧“骑兵”城墙内主干道上的两层楼建筑。在一楼，既有给旅馆客人提供餐食的食堂，也有对公众开放的餐厅。

二楼是卧室，楼顶有半遮阴的屋顶阳台。正是在这个阳台上，梵高在4月末画下了看向附近圣瑞利安（Saint-Julien）教堂的屋顶图。

阿尔伯特·卡雷尔（Albert Carrel）第一次遇见梵高的时候41岁。他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这家旅馆兼餐厅，父亲在他5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在他20岁时也去世了，几个月后他娶了17岁的凯瑟琳·加尔桑（Catherine Garcin）。他用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投资了房地产，并与许多梵高后来认识的人建立了业务往来。与当时的许多旅馆一样，卡雷尔的主要客人是单身的牧羊人和一些偶尔路过的旅行者。(83)

阿尔勒令梵高喜出望外。这里有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城墙，有数量惊人的老房子，但是整座城市比梵高想象的要小。1888年时，那里的人口大约是13300人——要比之前人们预计的少得多。(84)这项数据的修正是很重要的，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地的居民们在梵高精神状况恶化时的反应。

梵高来到阿尔勒的第一天有着惊喜的结尾。当他晚上8点回到旅馆餐厅用餐时，天空开始飘雪。根据官方气象记录，那天晚上下了大约20厘米厚的大雪，第二天雪还在下。(85)在城里，下雪是个大事件。一份当地的报纸报道降雪达40～45厘米厚，城里仿佛“死寂一般，因为雪落下来，神奇地隐去了所有噪声”，只有孩子嬉戏的声音。报道里这么告诉读者：“路人被雪球打中，人们在街道上纷纷堆起雪人。”(86)他兴奋地写信给弟弟：“这里下了一场至少60厘米厚的大雪，到现在还下着呢。”(87)

大雪在普罗旺斯是件稀罕事，所有事都慢慢停了下来。我常常是唯一走上街头的人，偶尔会遇到另一个疯狂的北方人。大雪覆盖下的阿尔勒增添了一分优雅，变成了一幅神奇的景象。梵高不能去往更远的地方，选择了近在眼前的第一个绘画对象——旅馆餐厅对面的当地肉店。

梵高的画作中布满了线索，能帮助我们了解他在阿尔勒的经历。它们记录下了他的想法、他的朋友和他的生活方式。我试图探明每张图是在何时何地、因何故、以何种方式画成的，希望能在其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进一步揭露这一年的大事件——他怀着如此大的期许迎接这一年，却在如此黑暗的一幕中结束。

坐落在阿梅德皮绍路61号的肉店是安托万·勒步耳（Antoine Reboul）和他儿子保罗开的。(88)勒步耳肉店在梵高1888年到达阿尔勒之前，就已经是阿尔勒的一家名店了。二十多年来，这里不仅仅是一家肉铺，它还是专卖熟肉的熟食店（charcuterie）。(89)在油画里，你能看到挂在窗户右边的香肠，也能大致辨认出表示“熟食店”的部分字母。在19世纪的法国南方，人们很少吃鲜肉，因为肉在那边很难保存。肉店里做的熟肉不算太贵，也能存放很久，是人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实际上，城里大多数的肉店都在骑兵门附近，因为冷藏室用的大冰块都储存在那儿。街名格雷希路（rue des Glacières，意为“制冰者之路”）也体现了这个地方的用途。

在油画中占据主要位置的前景画着餐厅的熟铁制窗框。左窗扇上的装饰性卷曲线条显示出这是一扇窗，而不是门；右边的金属制品构成了一个X形。这个装置在今天的普罗旺斯仍在使用，用于保护窗子不被突如其来的大风关上而撞碎——这对一个强风说来就来的地区而言尤为紧要。油画中唯一出现的人物，是一个匆匆跑过街头、将要踏入肉店的妇女。她头上戴着帽子，肩上披着一条绿色的围巾，手提裙角，仿佛要避免裙子沾到冬天的泥雪。在人行道上，有些近日里的融雪残迹。从气象记录来看，我发现雪天不间断地持续了整整4天，直到2月25日下起了雨——对梵高在南方的日子来说，这真是个奇怪的开端。我从地图上查到，勒步耳肉店的窗户朝向正西，冬日的太阳只可能在较晚的下午直射店门，因此根据被泥雪遮盖的街景和部分闭合的百叶窗，可以相对精确地推断出它的绘制时间。1888年2月24日左右的一个下午，午市已经结束，梵高坐在他借宿的阿尔勒旅馆的餐厅里，画下了勒步耳的肉店。

几乎在同一时间，梵高还为一名老妇人画了一幅肖像画，这是他在阿尔勒的第一个女性绘画对象。老妇人身穿传统服装，头上戴着寡妇的黑色围巾，坐在床边。她很可能是梵高在旅店借宿期间认识的人，几乎可以断定是伊丽莎白·加尔桑（Elisabeth Garcin），她是阿尔伯特·卡雷尔的寡妇丈母娘，时年68岁。(90)

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么一个事实：在我们翻阅杂志、观看电影电视或是在网上浏览网页时，所看到的图像要比生活在19世纪的人一生所见的还要多。虽然在阿尔勒的一些商店里也卖一些油画和素描，但是这些画本质上更倾向于古典，绘画的主题往往遵照传统的意象——历史图景、风景画、肖像画、宗教艺术。梵高一开始选择画一家肉店、一位老妇人，对当时的阿尔勒人来说都显得相当惊人、超前。“一个艺术家来到了阿尔勒”的消息传得很快，没几天就有人来登门拜访梵高了。“周六傍晚，有两个业余画家来拜访我，一个是卖杂货和画具的，另一个是看起来和蔼而聪明的治安法官。”(91)卖杂货的叫朱尔·阿尔芒（Jules Armand），他经营的店离旅馆几步之遥，卖一些基本的绘画用品。他一定是在经过卡雷尔旅馆的餐厅窗户时，看到了梵高画画的样子。后来，这一年春天，梵高找到那个和蔼的治安法官欧仁·吉罗（Eugène Giraud），请他帮忙摆平一桩纠纷。

尽管糟糕的天气仍然是个问题，但梵高在积雪渐渐消融之时，开始到附近的乡间作画。当2月转入3月，紧接着降雪而来的，是当地凛冽的“密史脱拉风”，这使得在户外写生变得极具挑战性：

现在，终于，今天早上的天气变得温和了——我也有机会来看看密史脱拉风究竟是什么样子了。我在这附近徒步走了好几次，但这风让我什么事也做不了。天空湛蓝，大太阳那么炫目，几乎要把所有的雪都融化——但是这风太冷、太干，让你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尽管如此，我已经看到了太多美好的东西——山丘上残破的修道院里种着冬青树、松树和灰色的橄榄树……我还没有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下作过画。(92)

对画家来说，要安顿下来并不容易，尤其是与当地人交朋友要花很多时间。仅仅因为发色和身高，梵高就已经显得与众不同了——和普罗旺斯人相比，他是个大高个儿。他作为一个外国绅士，却住在农民和铁路工人聚居的穷人区。在他到达后的几天里，周围的街坊们每个人都和他混了个脸熟。这虽然并不意味着当地人除了常规的礼节外，还会和梵高聊些别的，不过他来到阿尔勒这件事已经备受瞩目了。他的姓氏“梵高”在法语中几乎读不出来，读起来好像“梵勾（Van Gog）”。他在到达之后，给在巴黎的弟弟提奥写信：“终有一天，在画册目录里，我的名字一定要按照我在帆布上落款的方式写就，即文森特，而非梵高。因为一个绝妙的理由——这儿的人读不来我的姓。”(93)的确，在阿尔勒，人们只知道他叫“文森特先生”。

幸好，他的孤单只是一时的。3月初，他认识了一名也住在阿尔勒的丹麦艺术家克里斯蒂安·穆里耶-彼得森（Christian Mourier-Petersen）。(94)两人发现他们在巴黎有一些共同好友，于是很快就一起画画了。

穆里耶-彼得森住在城里一个主要广场上的弗洛姆咖啡馆（Café du Forum）里，离卡雷尔旅馆步行只要几分钟。(95)在放弃了医学学习后，他来到普罗旺斯潜心研究绘画。梵高曾在一封信中揣测，他逃离医学是由于一次精神崩溃。他这么告诉提奥：“当他刚到这儿时，考试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96)梵高很乐意他的朋友有些“紧张情绪”，后来甚至声称高更该去看看医学专家，因为他正受“疯癫”的折磨。(97)然而穆里耶-彼得森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他能独立谋生，只是想要成为一名画家而已。

在一封写给丹麦朋友的信中，穆里耶-彼得森这样描述他与梵高的初次相遇：“我正在画一些油画，与一个很有趣的荷兰人做伴，他是个定居在这儿的印象派画家。起先我以为他可疯呢，但是现在我想，这是一种艺术家的表现方式吧……我记不住他的名字，冯谱（Von Prut）还是什么的。”(98)同一天，梵高写信给提奥：“这个傍晚我有了个伴儿，因为我在这儿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丹麦年轻画家。他的作品很干涩、中规中矩、羞怯，但是我倒不怎么反感，他还年轻、聪明。”(99)

穆里耶-彼得森从未解释他认为梵高“可疯呢”的原因，但他并不是唯一做出这种判断的人。可能有几个原因使人对梵高有这样奇怪的第一印象：他古怪的行为，还有他的衣着和说话方式。穆里耶-彼得森除了反抗学医这件事外，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个古板的年轻人。而与此相反，梵高天生放荡不羁，刚刚从巴黎来到这儿，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是首都的时髦范儿。在梵高的人生中，他步向危机的一个标志就是对自己的形象无所顾忌。有时候他完全不在意自己穿了什么。这对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说并不罕见，却让人误以为梵高一直都穿得衣衫褴褛。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小说对此更是添油加醋——“疯子”文森特·梵高是个胡子拉碴的邋遢汉，一点儿都不懂什么是绅士的举止、衣着和礼仪。(100)许多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他在巴黎的自画像显示出他穿着非常得体。在南方，他有时打扮得相当华丽。他以身着白色西装、头戴草帽而知名，后来为了模仿他的英雄阿道夫·蒙蒂切利，他还买了件黑色丝绒夹克。(101)然而他在阿尔勒住得越久，他就越常学习当地人的着装，不论这在当时让他身边的人觉得有多奇怪。他开始穿起当地劳动者的衣服，例如在他耳朵扎着绷带的那幅自画像中所穿的牧羊人夹克。

由于大多数关于梵高的回忆都是在他过世后，由那些已经知道他精神崩溃的人写成的，所以很难确切地了解他是如何与他同时代的人交往的。人们常常将他描述成一个过分热情、有些古怪的人。高更提及梵高有些奇怪的步态，有着与众不同的快速步伐。另外，因为在1886年掉了10颗牙齿，他说话有点口吃，语速很快，还夹杂着一些荷兰口音，使得人们很难理解他的话。(102)他有着很特别的说话方式，荷兰语、英语和法语句子一股脑儿往外涌，然后眼睛往肩膀后面一瞥，牙齿间发出“嘶嘶”声。其实，当他激动的时候，他看起来“不只是一点点疯”，——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说。(103)

尽管穆里耶-彼得森一开始有些犹豫，但他和梵高很快便成了铁哥们儿。由于之前有过一次艺术旅行，他更熟悉周边的环境，于是他和梵高开始在阿尔勒周边的乡间探险和徒步。(104) 3月中旬，阿尔勒的天气转暖，春天到来的第一个标志出现了。普罗旺斯之春是令人惊叹的，那是个变幻莫测的色彩万花筒。杏树疯狂地生长，在2月末开出了第一波春花。仿佛在一夜间，树上就缀满了花朵。每天都有最美丽的彩色花朵绽放：白色的巴旦木花、纤弱的粉红桃花，还有总是最后开放的纯白色的杏花和梨花。(105)突如其来的春天是无比美丽的，梵高的灵感受到了激发。“这天早上，我在画开花了的李子树果园。突然一阵大风刮起，我只在这里见过这样的美景，它时不时又来一次。风吹起的时候，阳光让每一朵小白花都闪闪发光。真是太美了！”(106)

在巴黎的城市氛围里，梵高很少有机会直接在自然环境下工作，但是他在首都学到的印象派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的绘画技巧，在描绘阿尔勒郊区星罗棋布的果园时就非常适宜了。那个春天，他完成了17幅开着花的树的油画。同一时期，穆里耶-彼得森也画了一幅果园的画。他回忆道，他们“形成了一起工作的习惯”，在他们最喜欢的咖啡馆碰头，然后一起出发，“勇敢地面对密史脱拉风，画下果园”。(107)他们会在一起并肩作画：梵高坐着画，丹麦人则在支起的画架上开工。(108)这并不是他们作画方式的唯一区别：梵高使用一种帮助他固定构图的透视框，他在南方也运用自如；而穆里耶-彼得森所使用的，是一个更加现代的装置——相机。这是相当不寻常的，因为那个时候摄影大多是在工作室中进行的，只有相对富裕的人才可能拥有一台相机。

梵高存世的照片非常少，我怀着深切的期待，希望找到更多穆里耶-彼得森在他们共事时拍摄的梵高相片。我查了丹麦的电话黄页，给4位姓穆里耶-彼得森的人一一写信。其中3个人回复了，他们都是这位艺术家的后裔。他们告诉我，穆里耶-彼得森的照片在他儿媳过世后的一次拍卖中全部卖掉了。或许某天，这些很可能仍然存在的照片会重见天日。(109)

1888年3月几乎整月都狂风大作，其中有10天都刮起了密史脱拉风。(110)但是梵高到南方就是来画画的，没有什么阻止得了他。他得找一个在户外工作的办法：“我修理了我的画架，这样就能把它钉在地上，自如地工作了。这太美妙了。”(111)现在，有了好友做伴和积极的心态，梵高开始认真作画。他写信给提奥：“到处都有巴旦木树开着花……我亲爱的弟弟——你知道，我觉得我仿佛在日本。我再说最后一遍，就一遍，我一眼望去到处都无比美丽。”他给妹妹薇儿写信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来到这儿，因为我发现这里的自然有着无与伦比的美丽。”(112)他在普罗旺斯的前9周里，一鼓作气完成了三十多幅画。

1888年4月1日，复活节的周日，那是一个美丽的晴天，城里来了许多观光客。两年前，复活节正式成为法定假日，所以当人们来到阿尔勒度过一个长长的周末时，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节日气息。整个城里都有供游客消遣的东西，演奏台上有音乐会，人们穿着好看的衣服，在公园里、林荫道上闲逛。节日里的一项盛事是在罗马竞技场里举办的本季第一次斗牛。梵高满怀好奇，想要体验普罗旺斯所有的惊喜，他决定在下周末看看斗牛。“5个人往牛身上扎短扎枪和缎带……斗牛场里充满阳光和人群的时候真美。”(113)这是梵高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尽管他对虎头蛇尾的收场颇为失望——斗牛士在跳过障碍物时伤到了自己而被迫退场。(114)

在西班牙斗牛中，斗牛士割下牛耳，送给人群中最美的女士作为奖赏。1938年，让·德布肯（Jean de Beucken）暗示梵高的耳朵就是给姑娘的一个“圣诞礼物”——“她想要圣诞礼物，而在斗牛中，耳朵就是给予女士至为尊贵的褒奖”。(115)在普罗旺斯，这是流传最广的“梵高割耳”的原因，似乎听上去也算是一个完美的解释。然而，在写给埃米尔·伯纳德的信中，梵高叙述道，他见到了“许多牛，却没有人斗它们”。(116)我对这句话感到好奇，因为这暗示了他见到的是普罗旺斯式或卡玛格式（Camarguaise）斗牛，在这种斗牛中既不会杀死牛，也不会把牛弄残。我翻阅了档案和当地的报纸，它们佐证了在梵高参与的那些日子里，只进行过普罗旺斯式斗牛。考虑到他从未见过西班牙式斗牛，很难证明他的自残行为是基于上述那种原因。(117)

下一个周末，有个叫作威廉姆·道奇·马克奈特的美国艺术家，将从他居住的邻近城市丰维耶（Fontvieille）来到阿尔勒。(118)步行穿过城市时，他无意中遇到了和穆里耶-彼得森一起出门的梵高。梵高和这位美国人有一个共同好友——澳大利亚艺术家约翰·拉塞尔，他曾在巴黎介绍他们双方认识。穆里耶-彼得森1887年时在丰维耶住过一段时间，也认识马克奈特。(119)梵高操着生硬的英语写信给约翰·拉塞尔，告诉他这次相遇：“上周日我遇到了马克奈特，还有一个丹麦画家，我打算下周一去丰维耶看看他。我更愿意将他看成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艺术评论家。他的观点真是太狭隘了，让我觉得可笑。”(120)把这封信与他对穆里耶-彼得森画作的那些评价放在一起考虑，显示出梵高自认为在艺术上跟他的新朋友们不在一个等级上。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年龄——他要略长他们几岁——但可能更反映出他人格中极端的一面。这些评论点出了他性格中根深蒂固的特征，这些特征后来愈演愈烈——他拒绝接受任何人的观点。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的精神健康每况愈下，他变得更加固执于自己的观点，不接受也不容忍被人否定。

4月23日，按照计划，梵高和穆里耶-彼得森出发前往丰维耶。再下一个周末，那个美国人又来回访了一次。不久之前，马克奈特写信给比利时艺术家欧仁·宝赫，邀请他一起来南方——一个小型艺术圈子渐渐建立起来。(121)

不同于大众心目中“一个远离朋友和家人、在南方寂寞空虚”的形象，梵高周围有不错的伙伴，并且深受创作气氛的鼓舞。到达阿尔勒后的几个月里，他发现自己已经被一圈艺术家包围了。宝赫是瓷具制造商唯宝（Villeroy＆Boch）的继承人，他在这群新朋友中非常典型，他们都是生活独立的受过教育的中高阶层绅士。那一年晚些时候，穆里耶-彼得森和马克奈特离开了普罗旺斯，而宝赫留了下来，和梵高在阿尔勒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梵高觉得到目前为止，宝赫是他新的画家朋友里最敏感也最有天赋的。

6月，穆里耶-彼得森即将离开，梵高好心安排他在回丹麦途经巴黎时借宿在提奥家。“我仍然与这丹麦画家是好朋友，但是他很快就要回家了。他是一个聪慧的男孩，忠诚、懂事、有礼貌。但他的画还是很糟糕。”(122)穆里耶-彼得森只比梵高小5岁，梵高在他们相遇时快满35岁。梵高在信中的语气居高临下，但他们俩开始绘画的时间其实差不多。尽管梵高自己的天赋从未得到当时世人的肯定，但他轻视他在阿尔勒遇到的所有其他画家。梵高要比他身边的人更有天赋，他自己相当清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