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失望与发现

我独自在法国研究了数月，制作好我自认为相当完整的梵高在阿尔勒的时间顺序表，觉得自己已经万事俱备，便启程前往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的档案馆。那时我沉浸在幻想中，觉得自己对文森特·梵高了如指掌，希望在博物馆的档案馆里，马上找到最困扰我的问题的答案：梵高割下的到底是什么？因为除了那幅著名的展现梵高和他扎着绷带的耳朵的自画像以外，我能找到的当时留存的信息，只有报道此事的当地报纸。除此以外，一无所获。

在这次行程中，我希望能厘清一些问题。我打心底里怀着野心，希望发现“梵高的耳朵”的真相，这将是一部纪录片或报纸文章的有趣主题。既然梵高博物馆是世界梵高研究领域的权威，我想那里的学者对梵高的生平都已经研究透彻，再也没什么可以被发现出来，更不要说由我来发现了。在我出发前，我读了一篇20世纪30年代关于梵高耳朵的法语文章，由两名研究梵高病理的精神病学家所著。虽然我没法进入附近的大档案馆，但我恰巧得知其中一位医生的儿子罗伯特·勒罗伊（Robert Leroy）就住在我附近，他好心发给我一份文章的复印件。(62)文章中提及了一份令我耳目一新的目击者自述：1888年12月23日被叫去红灯区的当地警察的回忆。

我在11月末到达阿姆斯特丹，那里已是深冬。刚离开机场，就下起了雪。人们以为在法国南方只有炎热和温和的日子，但这不过是个传说。出乎游客意料的是，普罗旺斯在冬天也会刺骨地寒冷。没有云层遮蔽的大地覆盖着厚厚的霜冻，夜间气温常常达到-10℃。但即使在深冬，那里的天空也几乎总是湛蓝的，光线尤为明亮——比夏天还要明亮，因为空气中的尘埃都被当地的风吹散了。

于是，就在这极为压抑的北欧灰色天空下，我走向梵高博物馆边上的建筑，那里是研究图书馆的所在地。我与菲克·帕布斯特（Fieke Pabst）通过信，那是一位态度谦和、笑容可掬的女士，她在那个冬日的清晨热情地迎接了我。由于时间有限，我早早预定了所有我认为有可能帮助我了解梵高在1888年第一次精神崩溃的材料。我预约的一些盒装材料已经放在阅读室里我的桌子上了。我还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全部馆藏档案的目录，于是迫不及待地申请阅览更多档案。菲克继续帮我添加档案，我们聊起了我的项目，她问我为什么要着手这项研究。我说起我姐姐过世的事，她喃喃道：“癌症？”我点了点头。“我也是，我姐姐去年也去世了。”她说，“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吧。”菲克一下成了我非常好的朋友。

潮湿、阴冷的天气，加上日落越来越早，意味着我在阿姆斯特丹的4天里很少能见到日光。我感到低落、忧郁，每天早上在图书馆等着我的那些堆起的档案盒加剧了我的压抑情绪。我以为我最初的想法是非常简单而直白的：研究梵高割下部分耳朵的那一晚。而当我翻阅完那些文件时，我才意识到，如果我几乎不了解梵高或与其同时代的人，就无法理解1888年的那个晚上。

随着我的阅读渐渐深入，我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整个故事。1970年，博物馆的学术期刊《文森特》重点探讨了1888年底至1889年初在阿尔勒发生的那个事件，全文刊登了梵高的一些朋友以及在阿尔勒为他治疗的医生写给提奥的信。其中，梵高的朋友、在阿尔勒邮局工作的约瑟夫·鲁兰（Joseph Roulin），他的医生菲利克斯·雷伊，还有阿尔勒的新教牧师萨勒斯（Reverend Salles）三人的信件非常有趣，因为他们在信件中及时向提奥汇报了他哥哥的情况，记录下了真实发生的事件。在那之前，我只能读到这些信件的摘要。在完整读完法语原件后，我对梵高崩溃后的情况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天快结束时，我打开了一份标着“耳朵”的档案。我浏览了前几页，突然感到一阵反胃。档案中有一篇刊登在极富权威性的艺术杂志上的文章，是由记者马丁·贝利（Martin Bailey）写的。(63)其中有梵高耳朵扎着绷带的那幅著名自画像，封面上甚至用了“梵高的耳朵”的标题。我的心沉了下去。不仅仅因为这篇文章把我当时对那次事件的全部认识都写完了——质疑梵高割下的究竟是什么，受赠残耳的姑娘到底叫什么名字，还有高更自相矛盾的描述，这些都早已出版了。这使得我的探究完全变得多余。我在图书馆里呆坐了一会儿。我的追寻戛然而止。完蛋了。这还只是我的第一天，但我已经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下午5点，图书馆即将关门，菲克来到我的桌边。我们聊起我发现的那篇文章，应我的请求，她给了我马丁·贝利的电子邮箱。她问我有没有参观过博物馆，我说“还没有”，她给了我一张票，这样我就能进到旁边的博物馆，看看梵高的画作。虽然我在别的地方看过梵高的作品，但是从没有机会一口气看到那么多他的画。当我走进这庞大的现代建筑时，有人用荷兰语含混不清地说着欢迎，我冲了进去。距离闭馆还有一小时，我快步穿过画廊，略过了他在荷兰和比利时的早期画作。那些画作阴暗、悲伤，和我此刻的心情别无二致。当我刚要转弯走进下一个展厅时，我在拐角处停下了脚步。挂着油画的墙壁上方写着：

“我感到失败。”——文森特·梵高(64)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好几分钟。我那时士气十分低落，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再也不能为这个故事带来什么新东西了。我浪费了10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别人早已经研究过的项目。突如其来地，我与这个我素未谋面的一生坎坷的人产生了共鸣。他，全世界最负盛名的画家之一，也有那么一刻曾经感到失败。他不再只是我的研究对象。文森特·梵高变得真实起来了。

然后我转向另一个拐角，突然，我仿佛回家了，回到了法国南方，沐浴在我无比熟悉的阳光和图景中。那些油画明亮，充满了生机。我慢慢地闲逛，品味着每一幅画。它们远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热烈。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被梵高的画作湮没、震撼，我深深地感动了。如此始料未及地重新回到普罗旺斯的温暖和阳光之中，令我忍不住开始哭起来。

那晚，我在租来的公寓里给马丁·贝利写了封电邮，向他解释我的研究项目，并提出要把我迄今搜集到的全部材料都给他。他回信说，感谢我的慷慨，不过他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对“耳朵”进行更进一步研究的打算。这给了我一丝希望。夜里我仔细研读了他的文章，被一件我从未发现的事吸引住了——文中提及还存在另一份关于“耳朵故事”的文章。这是一则寄给梵高的朋友、比利时画家欧仁·宝赫（Eugène Boch）的剪报。在贝利发现它之前，它一直收藏在比利时皇家档案馆的一个信封里。(65)起先并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新鲜的内容：

阿尔勒——一名疯子：上周三，在这个标题下我们叙述了一个波兰画家的故事，他用剃刀割掉了自己的耳朵，送给一个在咖啡馆工作的女孩。今天我们得知，这名画家因为自己造成的伤势而在医院里受苦，不过希望他性命无忧。(66)

“波兰画家”的说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法语里，“荷兰”拼作hollandais，“波兰”拼作polonais，两个词的读音也很接近。虽然没有日期或是其他信息能说明这份剪报来自哪份报纸，但是文中提及“自己造成的伤势”，意味着那只能是关于梵高的了。但是文章中写道，这是一篇对上周文章的后续报道——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我一直想不通，如此有卖点的故事，别的报纸居然都只字不提，而这篇剪报里短短的几行字证实了我长久以来的猜测：阿尔勒发生的事，确确实实在某处登报了。马丁·贝利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他尝试寻找这则剪报的出处，却徒然无果。我发誓等回到法国后，一定要找到原始的出处。(67)

贝利的文章中还有两点令我感到震惊：第一，据提奥·梵高所述，文森特用了一把“小刀”割自己的耳朵，但这篇新的线索明确指出是一把“剃刀”。(68)究竟谁对谁错，提奥还是新闻记者？第二，这篇文章描述梵高把他的耳朵送给“一个在咖啡馆工作的女孩”，这与其他所有提及这一晚的叙述都不同。那个神秘的“拉谢尔”总是被描述成一名妓女。“在咖啡馆工作的女孩”究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呢，还是另有隐情？

在我即将离开荷兰的时候，一个高高瘦瘦的荷兰人走进了图书馆。菲克向我介绍，他是资深的博物馆研究员路易·范蒂尔博赫（Louis van Tilborgh）博士。路易在博物馆工作多年，同时也是关于梵高画作和梵高研究的世界权威之一。我已经读了那么多关于耳朵的自相矛盾的材料，这位专家或许能够为我答疑解惑。我问他如何看待各种报告中关于梵高耳朵的矛盾之处：有人说梵高割下了整只耳朵，有人则说只是耳垂。如果只是耳垂，真的能把一个人吓晕吗？——就像妓女“拉谢尔”那样？“嗯，”他答道，“有些人晕血。”

在我们的会面中，路易问我有没有读过古斯塔夫·科奎特写的梵高传记。“只知道书名。”我答道。他是第一个用法语撰写梵高传记的作家。在与路易交谈前，我全然不知道科奎特曾在1922年访问过阿尔勒，并遇见过19世纪80年代认识梵高的那些人。此外，他是第一个发表梵高当时受伤记录的人，这令我十分感兴趣。

路易告诉我，科奎特的传记或许会对我有帮助，能为我提供更多19世纪末阿尔勒的背景信息。尤其是他在那次访问时拍下的非常有用的照片，与1888年阿尔勒的整体氛围和城市面貌相比，没有太多改变。科奎特照片里的黄房子正是梵高所熟悉的黄房子。现在能够直面他家的样子，着实令人感觉诡异又奇妙，仿佛是魅影现身。我注意到了房子歪斜的外立面：正如我一直猜测的那样，梵高那著名的卧室并不是正方形的。(69)

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匆匆而过，不断地在我桌面上堆起的档案盒似乎没有尽头。起先我会仔细阅读每一份档案，考虑是不是有必要复印。每份材料都很有趣。有一次，一份标记着“奇珍异品”的文件放在桌上，其中包括一些受阿尔勒事件启发制作的衍生品：橡胶做的梵高耳朵、许多卡通书、唱片封面，甚至有个没有杯耳的咖啡杯。我喜欢这种小杂物，花了过多的时间一一赏玩。然后，一阵新的恐慌袭来。我想我永远都不可能在这次短暂的拜访中读完全部材料。我开始疯狂地记录各种东西，把看似有趣的东西全部记录下来。我开始拍摄成百上千张数码照片，把从几大箱材料里复印出的无穷无尽的材料拖回家。

路易告诉我，博物馆在20世纪60年代买下了科奎特的笔记本，原件存放在档案馆外的仓库里。如果想要读到整本笔记，我必须再来一次。

*　*　*

1889年春天，梵高住在阿尔勒的医院里。每次精神崩溃后，他都会去那里。远在巴黎的提奥问起艺术家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他是否能在南下去往地中海沿岸的途中，在阿尔勒停留一下，看望他的哥哥。科奎特曾向西涅克写信，询问他对这次旅途的回忆。西涅克在1921年12月6日的这篇回复，是关于梵高这次受伤事件的官方认可版本。信的原件已经遗失，但科奎特在他的笔记本里记录下来了。此后，几乎每个写作梵高传记的人都摘录了这么一句话：

1889年春天，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仍然住在市立医院里。几天前，在你知道的情况下，他割下了他的耳垂（不是整只耳朵）。(70)

梵高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遇到了加歇（Gachet）医生，他在1890年7月梵高临终前画下的画也佐证了西涅克的回忆。画下这幅画时，梵高两年前在阿尔勒受的伤自然已经愈合了。这只是一幅速写，并且是草草画就，但是仍显示出了梵高的左脸，包括左耳的一大部分。我想那两份报纸一定是搞错了，或是为了炒作故事效果而夸大事实，梵高其实只割了他耳朵的一小部分，或者仅仅是耳垂罢了。

虽然我继续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来研究梵高在阿尔勒的生活，但是耳朵的问题不断地侵扰着我。我到家一段时间之后，路易联系了我。他好心地查看了提奥的遗孀在这件事上的说法。梵高离开阿尔勒后，她曾在1889年见过他。他在她巴黎的家里住过，后来，在梵高去世前几周，她和她的丈夫去过梵高居住的奥维尔小镇。我猜她应该见过梵高那只没有被绷带包扎的耳朵，也应该知道他到底做过什么。她说文森特割下了“een stuk van het oor”（一小片耳朵）。她的说法完全不能帮到我。“一小片耳朵”是什么意思？“一小片”实在是太模糊的词语了。

多亏乔保存了梵高的书信和画作，她把这些都赠予了她的儿子——文森特·威廉姆·梵高。1962年，他把这些永久借展给荷兰政府，而这份厚礼构成了梵高博物馆的主要馆藏品。然而，她对于耳朵的说法却略显模糊，我们仍然没有办法确定梵高到底割下了什么，“整只耳朵”的故事变得越发扑朔迷离。

我带着一大堆复印件和图片——我那双什么都不肯放过的眼睛看到的所有材料——回到了普罗旺斯的家中。我从那年的12月开始整理、归类带回来的文件。对于在普罗旺斯居住的我来说，圣诞节是一年中很特别的日子。这里的圣诞节与我儿时所知的区别很大：礼物只赠予家人，几乎不办派对；这里的圣诞节是个私密的节日，大多数人在家里与家人一起度过。许多家里搭起了典型的普罗旺斯式“耶稣降生”场景，摆着色彩明快的叫作“圣人”（santons）的泥塑小雕像，在12月24日午夜，一家人把小耶稣的雕像放进马槽，便标志着圣诞节开始了。有些村庄还保留着在午夜弥撒时演出耶稣降生的传统，一对当地夫妇扮成马利亚和约瑟，带来一个新生儿。其中最有趣的情景是牧羊人带着羊和驴子进到教堂里，如果不知道的话，还以为是一出生动的实景剧。

法国人钟情于食物，这在圣诞节尤甚。平安夜的圣诞节大餐吃得很晚，往往要持续几小时。鱼是首要的圣诞主菜，随后有十三道甜点，不过这其实有点言过其实。所谓的“十三道甜点”（treize desserts）包括蜜饯、坚果、牛轧糖，这些见证了传统的卑微起源。那时，人们在夏天把水果保存起来，留到圣诞节，当作特别的小甜食。虽然邀请一个非家庭成员参加圣诞晚餐是不太寻常的，但是我很多次都收到了好朋友的邀请。不过，那年圣诞节，我静静地在家待着，研读着我从阿姆斯特丹复印出来的那些材料。到了2010年1月初，我已经阅遍了19世纪的大多数档案。然后，我发现了一些令人激动的事情。

在一些20世纪50年代的信件中，我发现了一条关于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内容。(71)1934年，在“大萧条”的顶峰时期，斯通写了一本关于梵高的传记体小说，叫作《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这个在有生之年从未被重视、为了艺术遭受巨大痛苦的画家的故事，让美国人想起了他们正在经历的苦痛时期，同时也将这位艺术家的故事带入了大众的视野。这是斯通的第一本书，成了畅销书，也使他成了一名富人。斯通从未否认《渴望生活》是一本基于梵高人生故事改编而成的小说。他借用了一名德国作家为艺术家创作传记体小说的思路。然而，斯通笔下的梵高是更为大众熟知的那个版本。“二战”后，这本书被改编成了电影《渴望生活》。所有好莱坞式的戏剧冲突、暴力和激情的情节，都被添加到了文森特·明奈利（Vincente Minnelli）和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的彩色电影胶片上。(72)

我已经向两家美国图书馆写信，寄望于在那里收藏了与这本书和电影有关的论文。这几条途径不太可能有所收获，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在不寻常的地方搜索一下，看看能发现些什么。在孩提时期看的这部电影，是我第一次听说梵高的名字、看到普罗旺斯的风景。那些明快的颜色和秀丽的景色启迪着我，我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去到那里。多年以后，我在法国电视上看到了一部关于制作这部电影的纪录片，其中柯克·道格拉斯对一个临时演员用流利的法语说着话——那是一位与梵高相识的上了年纪的女士，这让我好奇她会不会认识拉谢尔。这是一条我必须跟进的线索，所以我找到了位于洛杉矶奥斯卡图书馆的文森特·明奈利档案馆。(73)档案保管员友好地给我寄来了他们关于这部电影所收藏的一些文档——一些拍摄笔记和拍摄期间与临时演员的合照。与此同时，我写信给馆藏有欧文·斯通资料的、位于旧金山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那里的档案保管员大卫·凯斯勒（David Kessler）告诉我档案数量非常庞大，并提醒我可能会失望：

许多信件都是用法语、弗莱芒语或荷兰语写的。没有提到把阿尔勒作为研究地点的，只有一个文件夹标注了马赛。卡片也没有明确的顺序……我没有发现有任何原始文档的抄件或是说明。除了读遍所有信件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准确知道这个材料里是不是有任何关于“耳朵”或是妓女的内容。我相信这份可谓相当有限的材料，对解答你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帮助。

我尽力而为了。

祝平安！

大卫

在我读到我从阿姆斯特丹的档案馆复印来的一封信(74)前，我都没注意到斯通先生其实来过一次阿尔勒。此外，他拜访过菲利克斯·雷伊医生，那是梵高在阿尔勒的故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当梵高因为耳朵上的伤入院时，雷伊刚开始在当地的医院里做实习生。梵高住院期间，雷伊是不断向提奥·梵高告知他哥哥情况的人之一；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雷伊成了梵高的朋友。梵高曾为这名年轻的医生绘制了一幅美丽的肖像画，以表达他对这份友情的珍视。

雷伊直到1932年去世前，都在阿尔勒公共医院工作，任何想要调查文森特·梵高在阿尔勒生活的人都会去找这位医生，他是梵高的熟人中最容易找到的。尽管图书管理员断言在斯通的档案里找不到什么东西，但斯通曾去过阿尔勒一事给了我一丝希望。1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我打开电脑，兴奋地开始写一封邮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将会是多么重要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