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6年与1066年

10世纪上半叶，威塞克斯的历任国王为扩大其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统治下的英格兰地区的权力而斗争，并在此过程中为建立统一的英格兰王国铺平了道路，将以前的独立的诺森伯里亚、麦西亚和东盎格利亚囊括其中。然而，政治格局依旧复杂：挪威国王、苏格兰国王和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以及北欧的都柏林和约克国王都在争夺英格兰北部的控制权。937年，西撒克逊国王埃塞尔斯坦（Æthelstan）在布鲁南伯尔（Brunanburh）的战役中大获全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场战役成为后来许多传说的题材。当时，他的对手是由苏格兰的君士坦丁和都柏林的维京国王奥拉夫·古什弗里森（Olaf Guthfrithson）率领的一支北欧与苏格兰的联盟军。当这些首领为诺森伯里亚和约克而战时，米德兰的丹麦定居者似乎越发成为被英格兰王国承认的一部分，他们虽然在文化和法律上独立，但也服从威塞克斯国王的统治。942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一首诗称赞埃塞尔斯坦的弟弟埃德蒙恢复了丹麦法区的“五个市镇”，分别是德比、诺丁汉、林肯、莱斯特和斯坦福德，将那些地区的丹麦人从斯堪的纳维亚野蛮人“禁锢的枷锁”中解救出来。

图4：库尔代尔银库，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海盗银库之一。（©Jorge Royan, CC BY-SA 3.0）

10世纪末，维京人入侵再次成为英格兰南部紧迫的威胁。在埃塞尔雷德二世（“决策无方者”）统治期间，英格兰再次遭到斯堪的纳维亚大军的袭击，这些军队的首领包括丹麦和挪威国王以及维京军团首领托鲁克尔（Thorkell the Tall）。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开始看到，人们对探索丹麦人入侵及定居英格兰的早期历史的兴趣日益浓厚，试图追溯其规律，了解其因果关系。第一章将讨论丹麦与英格兰两方对这类感兴趣的一些例子；早期维京入侵者的胜利，以及同他们战斗的英格兰国王的命运突然间成了被强烈讨论的话题。1013年，经过20年的突袭，丹麦国王“八字胡”斯韦恩（Svein Forkbeard）在儿子克努特（Cnut）的协同下，终于开始全面入侵英格兰。几个月后，他们就将埃塞尔雷德二世驱逐出境，斯韦恩成为第一个统治整个英格兰的维京国王。1013年的征服是一场长期消耗战的最后阶段，它揭露了一些关于晚期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或者更确切地说，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政治局势非常有趣的事情。在当时，英格兰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才过去几代人的时间，当丹麦人在斯韦恩的统治下重回英格兰时，整个王国沿着旧有的边界分裂了。1013年，斯韦恩来到了林肯郡的盖恩斯伯勒，会见了诺森伯里亚和米德兰的首领，他们毫不反抗地服从斯韦恩的统治，斯韦恩也接受了惠特灵大道（Watling Street）以北所有人的归顺。惠特灵大道是传统上英格兰北部和南部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它似乎介于英格兰的“丹麦”区和“英语”区之间。斯韦恩似乎已经认识到并利用了这一政治断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称，他的军队没有在北部突袭，而是在他们越过惠特灵大道边界进入威塞克斯和英格兰南部后才开始发动破坏。这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丹麦人对英格兰领土的认识，或许也让我们了解到那些前来迎接斯韦恩并接受他成为国王的人的忠诚。毫无疑问，反对埃塞尔雷德以及纯粹的权宜之计，在他们做出臣服于丹麦人的决定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有着斯堪的纳维亚血统，他们可能知道丹麦人曾统治过英格兰北部。由于种种原因，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字资料倾向于威塞克斯和南部的观点，我们只能偶尔瞥见英格兰其他地区对当时形势可能的看法。但在1013年，可能北部也有许多不反对丹麦人回归的人。

斯韦恩于1014年初死后，他的儿子克努特为了复辟他父亲的王国进行了两年的战斗，遭到了埃塞尔雷德和他的儿子“刚勇者”埃德蒙（Edmund Ironside）的抵抗。然而，到1016年底，埃塞尔雷德和埃德蒙都死了，克努特确立了自己英格兰国王的地位。他继续统治了近20年，显然没有遭到太多反对，英格兰也因此成为丹麦国王统治的斯堪的纳维亚帝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充满了文化交流可能的局面，当时的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世界比以往及以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克努特的许多丹麦和挪威追随者在英格兰定居，与英格兰家庭通婚，并在全国各地占有土地。这些年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踪迹不仅可以追溯至之前的丹麦法区，而且遍布从威塞克斯到诺森伯里亚的整个英格兰。

克努特的两个儿子都年轻早逝，他在英格兰的王朝也随之灭亡。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忏悔者”爱德华从诺曼底流亡归来，恢复了西撒克逊王国的统治。丹麦人统治英格兰的时期被证明是昙花一现，然而，它并没有很快被遗忘：在爱德华统治时期，甚至在诺曼征服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来自盎格鲁-丹麦家庭的男人和女人仍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1066年，挪威国王哈罗德·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率领的维京人对英格兰进行了最后一次严重的入侵，这一年发生的事件也给英格兰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关系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根本性变化。

英格兰的重心转向了欧洲大陆。到了12世纪，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人之间的重要互动逐渐成为过去，但也有一些例外：在征服（the Conquest）后的几年里，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英格兰事务的参与仍是一个政治上的敏感问题，因为丹麦人曾向反诺曼人的叛军提供援助，斯堪的纳维亚也成为因被征服而流离失所的英格兰贵族的避难所。英格兰的一些地区还继续通过商业和贸易与斯堪的纳维亚保持着联系，而且我们必须记住，在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在北部，与斯堪的纳维亚的联系不仅仅是遥远的历史和传说。如果不考虑与北海以及冰岛周边土地之间的持续联系，我们就无法理解有关英格兰维京人过去的文献。与贸易一样，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教会之间也存在持久的联系；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在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教会在建立基督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教会网络延续了整个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