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袭者与定居者：第一个维京时代

首先最好简要介绍一下我们所知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在时间上产生了如此庞大而多样的叙事、传说和神话。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公元787年发生了一件事，是英格兰历史新阶段的开篇：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三艘船抵达多塞特郡的波特兰岛（Portland），地方治安官前来迎接他们，然而他们杀死了他。“这是第一批来到英格兰土地的丹麦船只。”编年史作者之后评论道。带着后见之明，他将这一明显的孤立事件解释为一个危险的开始。793年，林迪斯法恩岛上的修道院被维京人袭击，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当时空中出现了数条飞舞的火龙——这是灾难来临的不祥之兆。事实上，这并不是维京人第一次在英格兰突袭，但回顾过去，这些人在编年史作者看来是一种新威胁的最初迹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维京人的袭击时断时续。

首先，这群突袭者可能个头很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长越高大，也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大约在9世纪中叶，形势开始升级。865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称，“异教徒大军”降临至这个国家，横扫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诸王国。他们征服了亨伯（Humber）的北部地区，在屠杀中占领了约克城（York），并且杀死了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伯特（Osberht）和埃拉（Ælla）。公元869年，他们前往东盎格利亚，在那里将埃德蒙国王（King Edmund）置于死地，后者因此被尊为圣徒和殉道者。这支可怕的军队的一些首领后来被一并视为半传奇的维京勇士朗纳尔·洛德布罗克（Ragnar Lothbrok）的儿子们。中世纪后期关于丹麦人在英格兰的叙述尤其突出了这些人和他们战胜奥斯伯特、埃拉以及埃德蒙的故事。尽管双方有众多战役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指挥官，但后来英格兰的资料一次次地重提约克的占领和东盎格利亚埃德蒙国王的死。

9世纪的入侵是一股持续压倒性的攻击浪潮，并且它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维京国王从未成功地统治过整个英格兰；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设法保留了对威塞克斯（Wessex）的统治权，并在众多维京军队的多次进攻下保卫了威塞克斯。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英格兰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斯堪的纳维亚军团的控制之下。这些人在英格兰定居下来，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记载，他们“开始耕种和养活自己”。他们定居在后来被称为丹麦法区（Danelaw）的地方，那里从南部的埃塞克斯一直延伸到诺森伯里亚的北部边界。在1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英格兰北方成了维京国王的一部分，它横跨爱尔兰海，在都柏林和约克有大本营。

图2：奥塞贝丽号（拉里·拉姆塞）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北部和东部定居，带来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这些地区早期历史的一个要素，并且有许多形式的证据揭示了它的持久影响。由于书面资料提供的细节很少，因此历史学家们经常对定居地的规模、年代确定以及特征产生分歧。但毫无疑问，这片定居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而永久的印象。英格兰北部独特的地名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所留下的最明显、最持久的痕迹，典型的例子包括以古斯堪的纳维亚元素“-by”和“-thorpe”结尾的名字（惠特比、德比、斯肯索普），或是包含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字眼、人名或发音（斯凯格内斯、奥姆斯柯克、斯基普顿等）。它们不仅在北方方言中，而且在一些最常用的英语单词中对整个国家的英语语言带来了影响。实物证据揭示了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及其后代的文化，展示了一幅他们定居多年后同化、文化互动以及宗教和社会变革的复杂图景。异教定居者很快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们似乎带来了信仰、故事和传说，这些与后来在北欧神话和英雄传说集里发现的相似。这一时期，古诺尔斯语诗歌在英格兰被创作和表演，其中包括行吟宫廷诗（一种献给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精美宫廷诗歌），可能还有一些保存在《诗体埃达》中关于北欧诸神和英雄的诗歌。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最生动的物证可能是位于英格兰北部描绘北欧神话场景的石雕，这些雕塑可以追溯至公元9世纪和10世纪。在这些石头上，托尔（Thor）正在寻找世界上的巨蛇；被捆绑的洛基（Loki）等待着诸神的黄昏（Ragnarök）；北欧传说中最伟大的屠龙者西格德（Sigurðr）在与巨龙法夫纳决斗。

图3：来自维京约克的石雕，沃尔松格族的西格德正在与巨龙法夫纳打斗

虽然最终无法证实，但此时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到英格兰的口头传说可能是我们将在本书看到的一些后来关于维京历史叙述的起源。然而，真实的故事可能比这个更加丰富多彩。那些来到英格兰生活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带着一种文化和语言，并与定居地的人的文化和语言密切相关，同时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一定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比目前可供我们重现的证据更复杂。最近对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定居的研究，越来越强调要避免对这一时期构建种族和文化特征的过度简单的假设，并且试图摆脱过去两方对立的模式。这两种模式曾是关键性辩论的焦点：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要么在定居英格兰后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独特的民族身份，要么迅速被当地人同化。证据表明，相反，更准确的说法是，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发展是两种文化的交融，这反映在语言、艺术和考古记载上。正如凯瑟琳·霍尔曼（Katherine Holman）所说：

正如丹麦法区的法律既不是斯堪的纳维亚语也不是英语一样，10世纪和11世纪制作的石雕、考古中发现的艺术品以及定居者使用过的人名都证明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有力地证明，这些与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现的不同。这里探讨的种族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而是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人。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提醒人们所涉及的复杂的身份问题，这不仅关乎定居者的第一代后代，而且关乎后世。一些谈论在英格兰的“丹麦人”的中世纪作家在看待身份问题时采用二元论和决定论的方法：一个人要么是丹麦人，要么是英格兰人，并且一个人的出身影响他或她的行为。然而，我们将在这本书中仔细阅读的许多叙述，对可能影响个体如何认识自己或其家庭起源的因素有着更细致的理解：政治效忠、异族通婚、语言和文化时尚的转变，所有这些都影响着中世纪英格兰丹麦人或称呼某人为丹麦人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