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早期罗马

从罗慕路斯和其他奠基者的故事中，我们能得到很多有关罗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城市、价值观和缺陷的信息。它们还展示了罗马学者如何对过去展开争论、如何研究自己的历史。但对于它们宣称将要向我们展示的内容——最早的罗马是什么样的，它经过了什么过程、在何时成为城市社区——却什么也没说，或者最多也只是言之甚少。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西塞罗担任执政官的公元前63年，罗马已经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了。但如果没有建城时期的作品留存下来，而我们又无法依靠传说，那么我们将如何获得关于罗马起源的信息呢？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了解台伯河畔那个后来成长为世界帝国的小城的早期历史呢？

无论多么努力进行尝试，我们都不可能构建一个融贯的叙事来取代罗慕路斯或埃涅阿斯的传说。确定罗马历史最早阶段的确切年代同样非常困难，尽管有许多人自信地断言这很容易。但我们可以开始对该城发展的总体背景增加了解，并获得一些关于那个世界的出奇生动的印象，有的甚至令人难以捉摸，充满诱惑。

方法之一是离开建城故事，转而寻找隐藏在拉丁语或后来的罗马制度中可能指向最早期罗马的线索。这里的关键是经常被简单而错误地称为罗马文化中的“保守主义”的东西。罗马并不比19世纪的英国更保守。在这两个地方，在与各种表面上保守的传统和修辞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激进的创新茁壮地成长了起来。但罗马文化的特点是永远不愿完全抛弃自己过去的习惯，而是倾向于保留各种宗教仪式、政治或其他任何方面的“化石”，即便它们已经失去了原先的意义。一位现代作家说得好，罗马人很像那些获得了全套新厨房设备但不愿扔掉陈旧小厨具的人，而是继续让它们占地方，即便再也不用。古今学者经常猜测，其中某些化石或陈旧小厨具可能是罗马最古老状况的重要证据。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每年12月在城中举行的“七丘节”（Septimontium）仪式。我们完全不清楚在这个庆祝活动上会发生什么，但一位博学的罗马人指出，“七丘”是该城在成为“罗马”之前的名字；另一位学者列出了该节日中涉及的山丘（montes）的名字：帕拉提乌姆山（Palatium）、维利亚山（Velia）、法古塔尔山（Fagutal）、苏布拉山（Subura）、科尔马鲁斯山（Cermalus）、奥庇乌斯山（Oppius）、卡伊利乌斯山（Caelius）和基斯皮乌斯山（Cispius）（见地图2）。名单中共有8个山名，这意味着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份名单中的古怪之处（帕拉提乌姆山和科尔马鲁斯山都是被通称为帕拉丁山的一部分）连同“七丘”是“罗马”旧称的想法，暗示这些名字可能反映了各处村镇在发展成熟的罗马城出现之前所处的位置。名单中缺少奎里纳尔山（Quirinal）和维米纳尔山（Viminal）这两座醒目的山丘，这促使一些历史学家走得更远。罗马作家们经常把这两座山称为colles，而非更常用的拉丁语词汇montes（两者的意思大致相同）。这种差异是否表示在罗马早期历史中的某个时候曾经存在过两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呢？进一步说，我们是否可能遇到了罗慕路斯故事中所反映的那两个群体——与colles联系在一起的萨宾人和与montes联系在一起的罗马人——的某个版本呢？

这是有可能的。几乎可以肯定，“七丘节”与罗马的遥远过去存在某种关系。但具体是什么关系、到底有多遥远，却很难知道。该观点并不比我提出的观点看起来更有根据，甚至很可能更不可靠。毕竟，为何我们要相信那位博学的罗马人关于“七丘”是罗马旧称的说法？这看上去只是孤注一掷做出的猜测，用来解释一种让他和我们几乎同样感到困惑的古老仪式。而坚称存在两个社群的做法看起来可疑，背后似乎受到了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罗慕路斯传说的“历史”色彩的欲望的驱使。

考古学证据要实在得多。向罗马城地下深处挖掘，在可见的古代历史遗迹之下仍然存在着早得多的某个或某些原始定居点的遗迹。罗马广场下方有一处早期墓地的遗址，当该墓地遗址于20世纪初被首次发掘时曾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兴奋。一些死者是火葬的，他们的骨灰被盛在简陋的骨灰坛内，旁边是原先装有食物和饮料的瓶瓶罐罐（有一个人得到了少量鱼、羊肉和猪肉——可能还有些粥）。另一些死者是土葬的，有时被装在将橡木切开并挖空制成的简陋棺材里。一个大约两岁的女孩下葬时穿着珠饰衣服、戴着象牙手镯。古城的其他各处也有过类似的发现。比如，在帕拉丁山上一座大房子下方很深处埋着一个年轻男子的骨灰，陪葬品为一支袖珍长矛，这可能是他如何度过一生的象征。

在考古记录中，死者和被埋葬者经常比生者更显眼。但墓地暗示着一个社群的存在，而在罗马各处（包括帕拉丁山）地下发现的茅屋群的依稀轮廓也被认为是社群的痕迹。除了它们是用木头、黏土和茅草建造的，我们对它们的特点所知甚少，更不清楚它们所支持的生活方式。不过，如果把目光投向罗马城外不远处，我们可以填补一些空白。20世纪80年代在距离罗马以北几英里处的费德奈（Fidenae）发现的遗址是保存最完好和发掘最细致的此类早期建筑之一。这是一座长6米、宽5米的长方形建筑，用木头（橡木和榆木）与夯实的土建造——所谓的夯土结构，至今仍在使用——周围有悬挑屋顶形成的一个粗糙而简易的柱廊。屋内有中央火炉、一些硕大的储物陶罐（还有一只较小的，似乎用于盛放制作陶器的黏土），以及某些完全不出所料的食物（谷物和豆子）与家畜（绵羊、山羊、牛和猪）。废墟中最意外的发现是一只猫的骸骨，它死于一场最终摧毁了这座建筑的大火，可能是因为被绳子拴住了。现在，它作为意大利已知最早的家猫而闻名。

图12　来自早期罗马墓地和周围地区的典型骨灰坛。关于生者居所的外观，这些形状为一座简陋小屋的死者之屋为我们提供了一项最佳指导。

这里有人类和其他生命的生动剪影，从那个身着她最好的衣服躺在墓中的小女孩，到那只着火时没人为其解开绳子的可怜“捕鼠者”。问题在于这些剪影合起来意味着什么。考古遗迹无疑证明了在我们看到的古罗马背后存在着漫长和丰富的史前史，但具体有多长是另一回事。

部分问题在于城中的发掘条件。罗马城在经历过多个世纪的建设后，我们只有在碰巧没有被碰过的地方才能找到此类早期居住生活的痕迹。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罗马人为罗马广场的巍峨大理石神庙挖掘地基时毁坏了地表下的许多东西；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修建豪华住宅的地窖时挖穿了该城其他地区甚至更多的地下遗迹。因此，我们只有小小的剪影，从未获得大幅画面。这是最艰难的考古工作，而且尽管不断有新的证据碎片出现，对它们的解读和重新解读几乎总是受到质疑，而且常常充满争议。比如，人们对20世纪中叶在罗马广场发掘出的荆笆墙碎片仍然争论不休，不清楚它们表明那里曾经也有一座早期的小屋，还是它们是几个世纪后为了垫高这里的地面而无意中混入的瓦砾的一部分。必须承认，这里作为墓地还不错，但对村子来说这个地方非常潮湿和泥泞。

准确定年甚至更有争议；因此我在上面几页中有意模糊地使用“早期”一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来自最早期罗马或周边地区的任何考古材料都没有独立的确凿年代，几乎所有重大发现都仍然充满争议。在过去的差不多一个世纪里，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通过轮制陶器（被认为晚于手制陶器）、墓中偶尔出现的希腊陶器（人们对它们的年代了解较多，虽然仍不够好）等判断标志和对不同遗址进行详细比较——制作了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到前600年的大致年表。

以此为基础，罗马广场最古老的墓葬可能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帕拉丁山上的小屋属于公元前750—前700年（就像许多人注意到的，这个时间段令人兴奋地非常接近公元前753年）。但即使这些年代也远远谈不上确定。新近的科学方法——包括通过测量有机材料中残留的放射性碳同位素来计算其年代的“放射性碳定年法”——表明上述结果都太“年轻了”，最多的晚了100年。比如，根据传统的考古标准，费德奈的小屋年代被认定为公元前8世纪中期，但放射性碳定年法将其上推至公元前9世纪末。目前，年代的变动甚至比以往更频繁；总而言之，罗马似乎在变老。

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6世纪时的罗马已经是一个城市社区了，拥有城市中心和一些公共建筑。对于更早的最早期阶段，我们从所谓的青铜时代（大约公元前1700年和前1300年之间）获得的足够多的零星发现表明，当时已经有人在那里生活，而非仅仅“路过”。对于两者之间的时期，我们可以相当自信地认定已经发展出较大的村子，很可能（从墓中的物品来看）同时出现了日益富裕的精英家族群体；在某个时候，这些村子合并成单一的社群，其城市特征在公元前6世纪时已经清晰可见。我们无法确知各个定居点的居民何时开始认为自己属于同一座城市的。我们也完全无从知晓他们何时开始把这座城市视作罗马，并如此称呼它。

不过，考古学不仅仅是关于年代和起源的。城中和周围地区乃至更远处挖出的材料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向我们展示了罗马早期定居点的特征。首先，它与外部世界有广泛的接触。我已经简略提到了墓地中那个小姑娘的象牙手镯和从罗马发掘出的希腊陶器（科林斯或雅典制造的）。用进口琥珀制作的几件首饰和装饰品则是罗马与北方有联系的标志；我们没有能揭示它们如何来到意大利中部的线索，但它们无疑指向罗马与波罗的海地区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就我们所能追溯的几乎最早的情况来看，罗马与外界保持着良好关系，一如西塞罗在强调其战略位置时所暗示的。

其次，罗马和邻邦间存在相似点和某些重要差异。公元前1000年到前600年左右的意大利半岛组成极其复杂。那里生活着许多不同的独立民族，拥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传统、起源和语言。记录最翔实的是南部的希腊人定居点，比如自公元前8世纪起由来自一些希腊大城市的移民建立的库迈（Cumae）、塔兰托（Tarentum）和那不勒斯（Naples）⑤——它们通常被称为coloniae，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殖民地（colonies）。从各方面来看，半岛南部的许多地区和西西里都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通过文字和艺术传统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留存至今的一些很古老的（也许是最古老的）希腊文字作品样本是在那里发现的，这绝非巧合。想要重建半岛上其他居民——从北方的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到罗马以南不远处的拉丁人和萨宾人，再到庞贝的原住民奥斯坎人（Oscans）和附近的萨莫奈人（Samnites）——的历史就困难得多了。他们如果有书面作品，也都没能留存，我们关于存在这些民族的证据完全依赖考古学与刻在石头和青铜上的文本（有时可以理解，有时不能），以及很久以后罗马人的记述，其中经常带有罗马优越论的色彩；因此，萨莫奈人的标准形象是粗俗、野蛮、非城市化以及危险而原始的。

不过，考古学发现的确显示，早期的罗马的确非常普通。我们在罗马大致看到了从分散定居点向城市社区的发展，但差不多与此同时，同样的过程似乎也出现在罗马以南的全部邻近地区。墓地中的实物遗存、当地的陶器和青铜胸针，还有更具异域风情的进口物品在那里也相当普遍。甚至可以说，在罗马发现的物品不如其他地方发现的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和能够暗示财富。比如，罗马城的发现中就没有什么能与附近的普莱内斯特（Praeneste）的一些非凡墓葬中的发现媲美。虽然这可能只是因为运气不好，或者像一些考古学家怀疑的那样，19世纪时从罗马发掘出的一部分最好的东西被盗走并直接流入了古物市场。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罗马于何时变得不再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