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葡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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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前言

对于今天美国社会的黑人公民来说,实现法律面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教育和工作的进步以及社会阶层的上升往往和洛琳·汉斯贝瑞的剧作《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的人物,还有它所描写的1959年的美国所展示出来的一样,像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在不同种族的美国人正在呼唤“黑人的命也是命”,争取结束系统性种族歧视并让“难以实现的梦”彻底成为过去的当下,《阳光下的葡萄干》在中国出版可谓是恰逢其时。著名黑人作家兰斯顿·休斯的诗句启发了汉斯贝瑞对剧名的灵感,同时也为“难以实现的梦”可能带来的动荡敲响了警钟:

哈莱姆(难以实现的梦)

一个梦想难以实现

是否还能永远存在?

会不会干枯萎缩

仿佛一粒葡萄干

在阳光下暴晒?

是像伤口溃烂流脓

臭肉般变质腐败?

还是凝聚糖霜

成为蜜饯香甜可爱?

难堪重压之下

是继续屈身承受

还是爆发不再忍耐?

在今天的美国,这种爆发已经带来了关于种族更开放和健康的对话,也带来了对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挑战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此同时,这种对话和理解产生了一个更积极的影响,那就是承认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现在,英达把他母亲1963年翻译的《阳光下的葡萄干》出版,并在北京人艺搬上戏剧舞台,正是对全球种族问题讨论做出的贡献。

在北京人艺圆他父母的梦,对于英达来说,是回家。他母亲充满感情的翻译曾经一度散失,直到不久前才被英达在拍卖会上重新找到,并送回了英家。至此,英达母亲吴世良出版这部剧作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中国读者也将在未来能够阅读到这部经典。英达的父亲英若诚也爱这部剧。1994年6月,当英若诚开始和我交谈并写作他的自传《水流云在》之时,英若诚曾说:“我觉得《阳光下的葡萄干》是一部太好的戏剧。”他说,他曾经考虑过导演这部剧,也希望有一天这部剧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让中国观众认为台上就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家庭,但同时也不会冒犯场外的黑人群体。“你必须得用现实主义来表现。”他说。谈到在这部剧中使用中国舞台上传统的现实化妆手法时,他说:“也许最好的方法是用一种模糊的肤色。”在选角时,不仅要考虑到中国的传统和戏剧模式,也要考虑到国际上对于种族的认识和舞台表现的惯例。我相信,英若诚和吴世良正在看着他们的儿子将这部他们和美国观众都热爱的戏剧带给中国的读者和观众呢。

现在的中国观众应该怎么去理解这部翻译于1963年、由一位黑人剧作家创作于1959年的美国戏剧呢?一个中国观众,坐在北京著名的首都剧场里,又应该怎么看待台上扮演60年前芝加哥非裔美国人的中国演员呢?答案就藏在由《阳光下的葡萄干》的创作所重现的那段历史和上世纪非裔美国人的经历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是种族隔离的。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奴隶制度,那个将非洲人装上轮船并强迫他们干农活、做家务的制度虽然已经在南北战争后被废止,但它的影响仍然持续。《黑人法典》仍然限制着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吉姆·克劳法》强制确立了黑人和白人的隔离制度。黑人孩子不允许上白人专属的学校,黑人家庭也不能在白人专属的社区生活。这种隔离还广泛存在于教堂、办公室、游泳池、公园、墓地和公交车上。甚至到了上世纪40年代,种族隔离仍然在工作场所、学校和社区存在。不公正的住房歧视即是《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的核心冲突之一。一家之主莱娜·扬格用她已故丈夫的保险赔偿金为她的家庭在白人社区投资了一幢房产,而这个社区的其他业主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作者本人的家庭就有同样的亲身经历。洛琳·汉斯贝瑞的父亲在1937年在芝加哥的一个白人社区买了一栋房子,当他们搬进新家,受到的欢迎就是一群暴徒投来的砖头。一个邻居甚至把汉斯贝瑞一家告上了法庭,而法院命令他们离开。他们没有执行法院的判决,在1940年上诉到最高法院并成功胜诉,一家人不必搬走。但是直到1948年因为种族而限制一个人的居住地点才被宣布为非法,而美国社会种族隔离制度直至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才最终瓦解。

因此,在洛琳·汉斯贝瑞和剧中扬格一家人的世界里,非裔美国人承受着来自法律和自奴隶制时期延续下来的种族歧视文化的双重压力。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压迫,不是短短几十年或几代人的时间能够清除干净并予以补偿的。这种世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偏见,正是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来源。而系统性种族主义使得很多生活在美国的黑人个体和家庭,仍然面临着1940年代汉斯贝瑞和1950年代扬格一家人所经历的一样的歧视。住房上的歧视、工资上的差距、缺少工作机会、教育不平等,这些都是《阳光下的葡萄干》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当今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的问题。通过阅读或观看这部剧,中国的读者能更好地明白这些美国问题。

除此以外,这部剧还探讨了一些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中的人们都会遇到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来自于种族或者阶级的不公正待遇,一个母亲的丧偶之痛和孩子们的丧父之痛,工资不够的时候维持生计的艰难,一个大家庭中的代际冲突,独生子想要出人头地的压力,一个年轻女性的职业发展,追求同一个女人的两个男人之间的竞争和冲突,等等。这些冲突和问题存在于古今中外的所有家庭中。剧中一家人面临的复杂问题和关系与中国读者和观众都是相通的,所以他们也能对剧中角色的挣扎感同身受。

在能够认同和理解一个母亲或是女儿或是兄弟或是追求者的心路历程之后,中国读者也能更好地理解和同情非裔美国人在上世纪50年代和今天所面临的困境。这也是《阳光下的葡萄干》这部剧为什么能屡次获奖,并且在1959年被搬上百老汇后火爆了整整一年,今天仍然在美国的专业剧场和大学中频繁重演,经久不衰的原因。这部剧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的美国经典剧作,不仅是因为它讲述了扬格一家人仅仅因为他们的肤色而承受苦难,也因为它讲述了所有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仍然为爱付出的家庭的故事。这是一个美国故事,一个黑人故事,但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的故事。

理解剧中角色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去挖掘每个角色背后的原型。莱娜·扬格是妈妈和一家之主,她表现了尊严,相信要赚钱才能养活一个大家庭。沃特·李·扬格是个挣扎者,他的爸爸在实现莱娜认同的价值观时英年早逝,所以他本人想要回他认为属于他的钱,然后出人头地。他想要用父亲的保险金进行商业投资,去赚快钱。他被当时社会里黑人缺少机会的现实深深困扰着,他的自尊心也因此受到打击,所以他必须孤注一掷。班妮莎·扬格是个探索者,她醉心于艺术、文化和历史。她想要了解更多祖先的非洲文化和基因,也渴望能够上医学院,成为一名医生。班妮莎需要钱才能成功。如丝·扬格是一个中间人,她的想法与莱娜的传统价值观相通,但又在面对沃特·李的时候,为自己的性别角色感到左右为难;她认为班妮莎逃避责任,但又羡慕她的自由。为了生计,如丝精打细算。

一家人之外,沃特·李的朋友勃勃,还有同时追求班妮莎的两位男士乔治·莫奇森和约瑟夫·阿萨盖,还有唯一的白人角色卡尔·林纳,也是剧中的角色。勃勃是个赌博者,他把沃特·李哄骗进一个注定失败的致富机会里。为了成功,他不惜冒险。乔治·莫奇森是个继承者,对他来说上学只是为了进入父亲的公司并继承家产。只要继承,他就能成功。约瑟夫·阿萨盖是一个成就者,他是来自尼日利亚的留学生,在他身上有一种移民的刻苦劲头。他用自己的汗水获取成功。卡尔·林纳是一个经纪人,他高高在上,自命不凡,处处体现出家长的做派。他利用金钱去掌控一切。

莱娜生养,沃特·李挣扎,班妮莎探索,如丝调节,勃勃赌博,乔治继承,阿萨盖成就,卡尔操纵。我们都认识这样一些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梦。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用自己的方式追求着心中的美国梦。那么,美国梦又是什么呢?一栋房子,一个家庭,一种意义,还是一种可以抛弃的陋习?有些人的梦是无私的,而有些人的梦是自利的。有些梦重叠,而有些梦冲突。一些梦是可以实现的,而另一些梦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无论这些梦是什么,无论梦实现与否,汉斯贝瑞告诉我们人一定要有梦。做梦的能力是我们走向进步、走向平等、走向启蒙、走向自由的道路。在《阳光下的葡萄干》的最后,我们也许不知道扬格一家人是否都实现了他们的梦,但我们相信至少有一个梦想会成真。究竟是哪个梦呢,请开始欣赏这部杰出的剧作吧……

[美]Dr. Claire Conceison(康开丽),

美国MIT戏剧教授

2020.8.20

肖健鹏 译

献给妈妈:为了这个梦而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