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

对鲁迅1900年那三首《别诸弟》诗，周作人到一年后才在文字作出了反应。《周作人日记》辛丑年一月二十五日（1901年3月15日）载：“上午大哥收拾行李，傍晚同十八公公、子恒叔启行往秣[8]，余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中心黯然。作一词以送其行，稿存后。夜作七绝三首，拟二月中寄宁。稿亦列如左”[9]，他的诗题作《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诗云——

一片征帆逐雁驰，江干烟树已离离。

苍茫独立增惆怅，却忆联床话雨时。

小桥杨柳野人家，酒入愁肠恨转加。

芍药不知离别苦，当阶犹自发春花。

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

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

这三首步韵诗实际上晚于原唱一年有余，所以诗中有“家食于今又一年”之句。和诗于一月二十八日（1901年3月18日）寄往南京，并索和诗。

1900至1901年是周作人最痛苦的一年，在杭州服刑的祖父不断地催促他去参加科举考试——于是他也曾到三味书屋读书，磨练他的八股文和试帖诗，但他并不大甘心走这条老路；祖父也曾经考虑过让他进新式的学校——这位老官僚思想倒也并不顽固。孙子的出路总是老人家的一大心事，形势不同，只能实际一点。当时杭州有新办的求是书院，周作人曾在己亥年十二月十八日（1900年1月18日）日记中详细记载祖父来信中所介绍的消息：“午接杭信云，杭省将有求是书院，兼习中西学，各延教席。在院诸童日一粥两饭，菜亦丰。得列上等，每月三四元之奖，且可兼考各书院。明正月二十日开考，招儒童六十人，如有志上进，尽可来考云云。”[10]祖父赞成他来考；可惜这个学校费用较高，周家已经破落，祖传田产已经变卖殆尽，经常向亲友借钱，根本交不起这一笔费用。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一文中曾经提起这个书院，说是“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老大鲁迅尚且进不去，老二周作人当然也不可能去。这时周作人的生活内容，除了准备考试以外，日记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到郊外去上坟而实为游览，访亲会友，打牌，抽烟，跟着一个名叫姜渭河（阿九）的无业人员到处游荡，“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11]，而日记中又时时流露出相当的苦闷。时代潮流在变化之中，而他始终找不到出路，找不准自己的坐标。

周作人晚年回忆这一段生活，直言不讳地自称几乎成了小流氓，从鲁迅劝他的一句诗“文章得失不由天”看去，周作人当时将自己的无所作为归之于天命。

大哥的劝诫大约已经触动了周作人敏感的神经。他的这三首诗除了表达与大哥离别的感伤之外，也流露了自己内心的痛苦。“鱼鹿无就”指生计没有着落，一无所成，深感惭愧。但老是呆在家吃闲饭显然不是办法，只是出路一时还没有找到。他说要像屈原（灵均）一样写一首《天问》，来问一问苍天。这其实是无可奈何的意思。

对于走出故家另寻新路，周作人不免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好在他不久就步其大哥的后尘也到南京进了洋务学堂，开始了新的生活。

鲁迅收到二弟周作人的《送戛剑生往白》三首以后，很快于辛丑二月写出了和诗，并有跋云：“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后署“辛丑仲春戛剑生拟删草”。

鲁迅将这三首诗和跋文寄回绍兴，周作人于辛丑二月二十四日（1901年4月22日）收到，录入日记，道是“上午接大哥十四函并诗三首，稿列左”[12]。这里没有明确的标题。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集外集拾遗补编》附录二录入这三首诗，题作《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并跋》（第八卷，第474页）；而2005年版《全集》则题作《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第八卷，第536页）。这两份新拟的诗题可谓言各有当，比较起来，2005年版《全集》所拟者要更贴切一些，可以著为定本。

这又一组七绝《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诗云——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

不久以后，在鲁迅的努力下，周作人到南京去进水师学堂充当“额外生”。周作人辛丑七月十二日（1901年8月25日）日记载：“下午接大哥函，初六日发，说已禀叔祖，使予往宁，充水师额外生”[13]。在20世纪初，周作人终于走出空气沉闷的故家，到比较广阔的天地里去。从鲁迅的《别诸弟》与周作人的和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兄弟间深厚的手足之情，更能看到大哥在不遗余力地拉着二弟走向新的生活。

诗里回忆在故园的愉快生活，特别提到“共养花”，很容易让人想起他对百草园的深厚感情，想起他的诗《莲蓬人》《惜花四律》（这一组诗由周作人写出初稿，鲁迅改定之），想起他前前后后抄录过许多花木类的古书以及亲手制作植物标本。

周作人对于大哥《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的呼应之诗作于两年以后的1903年春。这时鲁迅已经到日本去留学，周作人仍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周作人日记》癸卯年二月二十八日（1903年3月26日）载：“礼拜四，大雨彻日……作诗一章，合三首，步预（豫）兄留别诸弟均（韵）。古人和诗唯限韵，不步字也。予仿之作此。录其稿于此。”[14]这一组和诗题作《春日坐雨有怀予季，并柬豫才大兄》：

杜鹃声里雨如丝，春意兰三薄暮时。

客里怀人倍惆怅，一枝棠棣寄相思。

锦城虽乐未为家，楚尾吴头莫漫夸。

烟柳白门寒食近，故园冷落雀梅花。

通天枫树春田社，满地樱花小石川。

胜迹何时容欣赏，举杯同醉晚风前。

“春田社”三字上有眉批，改为“秋津岛”；又其后有自注云：“第二章雀梅即棠棣，俗名郁李，见陆玑《草木疏》。”按陆玑所著书全名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凡二卷，上卷专释草木，下卷则讲鸟兽虫鱼，是博物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唐人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时曾大量征引此书为据。

“有怀予季”是说怀念先前夭折的四弟椿寿。周家这个最小的男孩是全家爱的焦点，可惜早年夭折。周作人曾用“秋田梦平（或作枰）”的化名为他写过一篇小传：“蕙川荫仙，名椿寿，字亩亭，秋田梦平之幼弟也。生于二千五百五十三年（癸巳）之夏（按当1893年7月25日），至五十八年冬日（按当1898年12月20日）而卒，年六岁，与梦平为兄弟仅二千有余日。荫仙生而神异，目炯炯有芒，如岩下电，虎头燕颔，有食肉相。性任侠，又聪颖喜读书，四岁作擘窠字有劲气，为韵语清绝。至六岁而学益进，《暮春》有句云‘尘缘方栗六，花事已兰三（按即“阑珊”）。’《寒食》云‘小屋春生新插柳，破甑尘积亦无烟。’皆可诵也。中冬忽患喘，久而益剧。卒之日，自知不起，索纸书‘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八字，掷笔而逝。葬于圭岛之麓，长兄卝人[15]为之树碑焉。嗟呼，兄弟无故，人生一乐。鸰原起难，庭荆忽摧，悲愤之怀，莫可告语，予复何心哉。免俗未能，聊为之传。六月十四日，浪华旧游子秋田梦枰譔言，即支那壬寅五月九日也。”[16]这里的叙事也许略有夸大之处，但四弟椿寿确实绝顶聪明，他的夭折使全家伤心之至。后来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园的内外·一幅画》中回忆说：“我的四弟……他很聪明，相貌身体也很好。可是生了一种什么肺炎，现在或者可以医治的，那时只请中医看了一回，就无救了。母亲的悲伤是可以想见的”，请人画了一幅他的画像，“她把这画像挂在房间里前后足足有四十五年”。

《诗经·小雅·棠棣》有云：“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后人常用这个典故来指称兄弟之间亲密友好的关系，所以鲁迅诗中有“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之句；周作人则以“一枝棠棣寄相思”表达情意，而为四弟所作传中则以“鸰原起难”喻指椿寿之死。

周作人和诗中最引人注目的信息是他希望尽快能到日本去。他青年时代完全唯大哥之马首是瞻：鲁迅到南京进水师、陆师学堂，周作人跟着进了水师。稍后鲁迅去日本留学，给周作人写过很多信，又经常给他寄书报杂志，指导他读最新的书如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使周作人的思想迅速倾向于现代化，与过去在老家做八股文的时候大不相同。这时周作人也很想追随长兄去日本留学，学习新的知识和思想。《日记》壬寅年十二月十三日（1903年1月11日）载：“新总办黎道锦彝[17]来，予等去接。年止三十许，似非迂腐之辈。张制军令其先至日本调查水师章程，回后再行接手……闻黎去东洋拟择学生四人随往，予与胡（鼎）、张（鹏）二君均有去志，但恐未能如愿，后当相机设法也。”[18]此事后来确实未能如愿；思想顽固的学监直接对思想比较激进的周作人明确表示，“日后黎总办若派人东游，必阻我之行”。周作人虽然走出沉闷的绍兴不久，但政治上已明确反清的立场，思想上也绝望于传统的一套，准备追随大哥鲁迅走全新的道路。他和诗中其三的“胜迹”，不仅指通天枫树、满地樱花，恐怕也用以指代先进的思想文化。周作人和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样，要学外国，学日本，并指望从这里寻求救国救民之道。1906年9月，周作人跟着鲁迅到了日本，这在他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开始。

一个不幸而早年丧父的人，在青年时代能有一位长兄作为自己的领路人，真所谓不幸之后的大幸。“长兄如父”。当然，真能如父亲那样尽责的长兄也不甚多见。

作为长子，鲁迅始终自觉地承担很重的家庭责任。这一点对于鲁迅人格的形成和人生的历程都有重大的影响。如果不是家中的长子，鲁迅也许就不会接受母亲包办的婚姻（1906年），他也很可能从日本到德国去留学，而不必为养家而匆匆回国就业（1909年）——他此后的道路可能就会很不同了。而如果周氏兄弟后来没有决裂（1923年），如果鲁迅能活得更长一些，周作人也许不至于沦为汉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