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

一　隋唐京城大兴——长安城

（一）隋京城大兴城的创建和郭城内街、坊、市、渠的布局

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公元581年隋灭北周。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六月命高颎、宇文恺等人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设计新京城。“隋文初封大兴公，及登极，县、门、园、池多取其名”，这座新京城也以大兴为名，“谓之大兴城”（《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西京记》）^[1]。

大兴城规模浩大，规划整齐，面积达84平方公里。大兴城分郭城、宫城和皇城。宫城先筑，皇城次之，最后建郭城。郭城内由若干条东西、南北向的街道划为若干坊。这些坊又东西分属大兴、长安两县。郭城外东、西、南三面为两县的郊区^[2]。郭内遍布官衙、王宅、寺院和道观，东西各置一市，还开凿了三条水渠。宫城、皇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再北为大兴苑。

大兴郭城东西广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周长约36.7公里。城墙夯土版筑。每版厚约9厘米。墙基宽度在保存较好的地方，一般均在9～12米，但有不少地方残存宽度仅3～5米。城墙外、距墙基3米许，有宽9米、深4米的城濠。郭城东、西、南三壁各开三门，其中南壁正中的郭城正门明德门为最大，有五个门道，各宽5米、深18.5米，其余各门均为三个门道。郭城内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东西六门的“六街”，是大兴城内的主干大街。这六条街道，除最南面通延平门和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米外，其余五条皆宽100米以上，特别是明德门内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宽达150～155米。其他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在35～65米之间；顺城街宽20～25米。各街路面皆中间高、两侧低，两侧并建有宽2.5米左右的排水沟。这南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的街道，除宫城皇城和两市外，把郭城分为一〇八坊。这一〇八坊，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属大兴县，西属长安县。各坊面积大小不一：靠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0～700米；位上列四列坊之外迄顺城街的六列坊次之，南北长度同前，东西宽则达1020～1125米；皇城两侧的六列坊最大，南北长660～838米，东西宽1020～1125米。城内诸坊除靠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因“在宫城直南，（隋文）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每坊但开东西二门”（《长安志》卷七），只设东西向的横街外，其余各坊都设十字街。即有东西、南北向的纵横街道各一条，街宽15米左右，两端开坊门。此十字街，据《两京新记》知可按位置分称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坊四周筑夯土墙。墙基宽2.5～3米^[3]。上述郭城和坊内各街道，有的部分被沿用到现代。沿用下来的部分，宽度已大大缩小，有的还出现了不同的弯斜度。各坊内部的区划，依《两京新记》和《长安志》记录坊内分布的衙、宅、寺、观方位的用词，分四类情况，即第一，××隅，第二，北（南）门之东（西），第三，西（东）门之南（北），第四，十字街东（西）之南（北），似可估计每坊内各又划为十六区^[4]（图一）。各区间除十字街外，还有“巷”相隔。大约在唐天宝以后，区内发展了“曲”，所以《玉泉子》记李德裕问某僧长安通常州水脉的“井在何坊、曲”？又问其亲表裴璟、白敏中居止：“璟曰知其某坊、某曲。”曲有“北曲”、“中曲”、“南曲”（《北里志》）、“小曲”（《太平广记》卷四八四引陈翰《异闻集·李娃传》）、“短曲”（《剧谈录》卷上）等称，也有按顺序的叫法，如“永昌坊入北门西回第一曲”（《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逾子城大胜业坊西南下东回第二曲北壁，人第一家”（《玄怪录》卷三）。有的曲还有了俗称，如靖恭坊的毡曲（《酉阳杂俎续集》卷五）、胜兴坊的古寺曲（《太平广记》卷四八七引蒋防《霍小玉传》）和薛曲（吕大防《唐长安城石刻》）等。

城内诸坊基本是居民区，其全部面积占全城八分之七。和汉代都城相比，隋大兴城居民区明显扩大，这当然与其经济、文化发展有关，但从其设计意图推测，大约主要还是承袭曹魏以来的都城为了直接控制大量人口的需要而规划的。大兴城修建于开皇二年（582年），当时全国还未统一，隋统治者力图直接控制大量人口，开皇九年（589年）全国统一后，这种做法意义就不大了，所以一直到盛唐，郭城南部四列坊仍“率无居人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长安志》卷七）。中唐以后，永达里还有“园林深僻处”（《旧唐书·王龟传》）。延平门和延兴门间的东西大街之所以显著地窄于其他五条通城门的大街，当然与此有关，这都说明各代都城的规划与当时形势的需要是有直接关系的。

大兴城两市，东曰都会，西曰利人，对称置于皇城外东南和西南，各占两坊之地，周建夯土围墙，开八门，内设井字街道和沿墙街道，井字街两侧凿剖面作半圆形的排水沟。管理市场的市署和平准署位于井字街当中，两市遗迹情况如下表（表一）引。^[5]

两市内“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长安志》卷八）。两市是大兴城内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地区，从其位置处于城内中部以北，接近宫城和衙署，可以推知两市的工商业主要是为贵族官僚集团服务的。

大兴城内，隋初还开掘了龙首、清明、永安三条水渠。三渠分别从城东、城南引水和洨水、潏水进城，北入宫苑，其用途大概主要为解决宫苑的环境用水。三渠的入口均已探得，入城后的流布，除龙首南支的一部分和经西市附近的一段永安渠以及兴化坊的一段清明渠已探得外，其余尚不清楚。

龙首渠南支自东壁通化门北兴宁坊入城。入城处有宽度为1米砖石合砌的涵洞两个，涵洞高0.75米、洞身长5.5米、顶部距今地表1米、底部宽2.5米。此支渠进城后，南折经永嘉坊，一支西去，一支南入兴庆坊。渠宽6米，渠两壁和底部均敷砌青砖。

永安渠自今南三门口村东南角以三十度斜度进城，经大安坊，然后北流，自怀远坊经西市北去。

清明渠在今北三门口村以东200米处，东紧靠安化门北流入城，其中经兴化坊西墙内侧的一段，探得宽9.6米，渠底比后来唐代路面高出0.25～0.4米^[6]。

从上述各渠渠身宽度，可推知当坊、市门和城门处，原应设有桥梁，所以至唐开元时，长安、万年两县曾坐霖雨不修城内桥，被推按。桥石制，连以铁，崔翘《县令不修桥判对》中描述该两县城内桥情况，“鹊桥牢落，虹影欹倾，石杠沉而铁锁暗移”（《文苑英华》卷五四五），也有“岁月深久，桥木烂坏”的木桥［《唐会要》卷八十六《桥梁·大历五年（770年）敕》］。这两种渠桥的遗迹，尚有待于发现。

以上位于皇城东南、西南两侧规划完整的都会、利人两市布局和流布郭城、宫苑的纵横水渠，以及前面所述城内东西、南北向的宽广街道，明显地反映了隋王朝统一全国前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然，这种引水入城和城内设立市场的做法，也曾分别见于北魏洛阳和东魏、北齐邺城^[7]，但规模的大小、位置的安排，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明，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经济一定要出现一个发展的阶段，这是历史的规律。

（二）从大兴城的布局看隋对宫城卫护的加强和对人民的严密控制

隋王朝的趋向统一和统一后的形势，固然对稳定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作为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并不会消除，人民反抗地主阶级和封建王朝的斗争也不会停止。隋王朝为了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力，便极力强化对人民的控制，同时为了封建统治阶级总代表——皇帝的安全，又极力加强皇室居住区的卫护，京城大兴城内宫城、皇城的安排和郭城内王府、官衙、寺观的布局，很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

大兴城的宫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前是皇城，后靠郭城之北的大兴苑，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2820.3米。今西安城内西五台和北城外自强西路北侧铁路中学院内的土岗，是宫城南、北壁的遗迹。西墙则与今西安城的西墙在同一直线上，其南部为今西安城西墙所压。城墙夯土版筑，甚为坚实，基宽一般为18米左右，只有东城墙部分是14米多。宫城南壁正中的广阳门和北壁正中偏西的玄武门门址均已探得。广阳门门址东西残长41.7米，进深19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这是其他城门所未见的设置。广阳门前即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宽220米，是大兴城最宽的街道。宫城中部为宫殿区，东西宽1967.8米，皇帝正衙大兴殿位于此区的南部。宫殿区东为太子宫——东宫，宽度不详。宫殿区西南部为宫人居处的掖庭宫，北部是曾出土唐太仓窖砖（图二）^[8]的太仓的所在。掖庭宫和太仓皆宽702.5米^[9]。

自东汉末期以来，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各代王室贵族为了巩固统治和力保自身的安全，使宫殿更为集中，以便加强宫殿区——宫城的防御。大兴城无论是宫城本身的建筑，还是宫城内外的布局，都表明隋统治者不仅承袭了上述做法，而且比前代大大加强了。

皇城位置紧靠在宫城的南侧。中隔横街，无北墙，东西两墙与宫城东西墙相连，是同一城墙的延长，南城墙为今西安城南墙所压。皇城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同宫城。城墙亦夯土筑。皇城南壁有三个城门，东西两壁各有两个城门，其位置均已勘探确定。其中南壁正中的皇城正门朱雀门，北和宫城正门广阳门相对，南经朱雀大街与郭城南壁明德门相通。文献记载，皇城内有东西向街道七条、南北向街道五条，“各广百步”（《云麓漫钞》卷八）。其间立中央衙署及其附属机构^[10]。皇城内的街道大部为后来所沿用，并一直沿用到现代；有的衙署范围也一直到今天还可考察到它的大致痕迹。

自曹魏邺城开始，诸代王朝都城内的中央衙署便开始集中，例如西晋、北魏的洛阳，其中央衙署即集中在宫城南出大街铜驼街的两侧^[11]。但在衙署外围另筑一城，即皇城，则是隋以前所未有。《长安志》卷七记“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官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唐两京城坊考》卷一改‘民’为‘事’），于是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这个隋文新意，既把一般居民和宫城隔得更远，又把皇帝住地的宫城和其他大小统治者的宅第严格分开，以使宫城的卫护更为加强。

宫城之北为大兴苑。大兴苑东靠，北枕渭，西包汉长安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长安志》卷六），为皇帝游猎禁区，当然也起着宫城北面的防卫作用。

大兴城郭城内，绝大部分还是居民区——坊。隋王朝为了对居民区加强控制，除每坊置里司（《新唐书·百官志》还记每坊“坊角有武侯铺”，“左右金吾卫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司坊市门闭启）等极力强化街坊制度外，又使城内四隅和主要街道两侧的各坊，遍布王宅、官衙和寺观。大兴地势东南高，西北低，相差30余米，其间陡起约4～6米的高坡共六条，即所谓“帝城东西横亘六岗”（《长安志》卷七）。这六岗的坡头，除第二岗坡头“置宫殿”，第三岗坡头“立百司”（《长安志》卷九）外，郭城内各坊当坡头之处，皆为官衙、王宅和寺观所据。

大兴郭城内官衙位于冲要之地的有东西市附近宣阳坊和长寿坊内的大兴县廨和长安县廨，还有位于布政坊东北隅紧靠皇城右侧顺义门的右武侯府等。王宅多在城的南部，“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乃使诸子并于南郭立第”（《两京新记》卷三），其实蜀王、汉王、秦王、蔡王分别在归义、昌明、道德、敦化四坊的立宅之处，正是横亘大兴郭城南部岗坡之地，其中敦化坊蔡王宅，更控制了大兴东南隅的北部。开化坊的炀帝藩邸紧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东侧，北距皇城正门朱雀门仅隔一坊之地，其位置之重要最为明显。另外郭城地势最高的东南隅，“宇文恺营建京城，以罗城东南地高不便，故缺此隅头一坊余地，穿入芙蓉池以虚之”（《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天文赤集》），不久又在这里兴建了离宫^[12]。后来又把郭城的另一隅头东北隅的一坊之地，也划归了禁苑。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流行，寺院建筑迅速发展。隋王朝为了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和直接监督，大力提倡兴立寺院。“文帝初移都，便立寺额一百二十枚于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长安志》卷十），并且还敕令大兴、长安两县各置“县寺”一座。在隋王朝的宣扬下，大兴城内寺院林立，多达百余座，其中崇贤一坊竟立八寺。隋王朝除利用佛教外，也利用道教，大兴城内立道观十处。寺观多占主要街道两侧、岗坡高地和城隅处，如对称于皇城两侧、位在靠皇城前东西大街两端的郭城金光门和春明门附近的宝国寺和禅林寺；对称于朱雀大街两侧、位于第五岗坡头的崇业坊、靖善坊内的玄都观和大兴善寺。又如占据郭城西南隅两坊之地的禅定寺、大禅定寺和位于城西北隅汉灵台旧址所在的修真坊的积善寺等。

综观全城，宫城、皇城位在北部正中。各坊内部区划整齐，外围门、墙，并置里司。主街两侧、城内四隅和城内坡岗之地遍布官衙、王宅、寺观（图三）。这种对劳动人民进行严密控制和监视的布局，反映了隋王朝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反动本质。

（三）唐初修建的大明宫的遗迹

隋大兴城唐名长安城，或曰京师城。唐初大兴城的变革，主要是新创建的大明宫，取代了以太极殿（即隋的大兴殿）为中心的旧的宫殿区。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于太极宫东北禁苑内的龙首原高地建永安宫，次年改名大明宫。显庆五年（660年）武则天开始被“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通鉴·唐纪一六》），第三年就修治大明宫，龙朔三年（663年）迁大明宫听政，自此大明宫一直是唐代主要的朝会之所。

大明宫南宽北窄，西墙长2256米，北墙长1135米，东墙由东北角起向南（偏东）1260米，东折300米，然后再南折1050米与南墙相接，南墙是郭城的北墙，在大明宫范围内的部分长1674米。宫城全周长7628米。官城除城门附近和拐角处内外表面砌砖外，其余皆夯土版筑。城墙的建筑分为城基和城墙两部分，城基宽13.5米、深1.1米。城墙筑在城基中间，两边比城基各窄进1.5米左右，底部宽10.5米。城墙转角处，其外侧两边15米之内，皆加宽2米余，有的内侧也同样加宽，估计该处城墙之上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物。北墙之北160米处和东、西墙外侧约50米处，发现了与城墙平行的夹城，其基宽约4米，夹城拐角处有的也包砌青砖。宫城四壁和北面夹城皆设门，其位置除南墙东部两门被今市区所压外，其他均已探得，各门只有南墙正中的丹凤门设五个门道，其余皆为一个门道。

大明宫北部有太液池，南部有三道平行的东西向的宫墙。宫内已探得亭殿遗址三十余处，绝大部分在宫城北部，现经发掘的有大明宫正衙含元殿遗址和宴会群臣的麟德殿遗址^[13]。

含元殿龙朔二年（662年）建。遗址位于丹凤门正北610米处的龙首原南沿上，其地高出平地15.6米（《太平御览》卷一七五引《两京记》“含元殿陛上高于平地四十余丈”）。据现存遗迹可知：殿台基东西宽75.9米，南北长41.3米；殿面阔十三间，进深六间，间各广5.3米，殿外四周有宽5米余的副阶；殿左、右、后三面夯筑厚1.3米的土墙，墙内外壁涂白灰，底部并绘有朱红色边线；台基下周砌散水砖。台基前两侧各设高阁（东曰翔鸾，西曰栖凤）与大殿左右相连，两阁基址高出平地15米，周围包砌60厘米厚的砖壁。升殿的阶道即经此两阁下塌于地，若龙之垂尾，当时称之为“龙尾道”（《雍录》卷三附有龙尾道示意图，又引《贾黄中谈录》云“含元殿前龙尾道，自平地凡诘曲七转，由丹凤北望宛如龙尾下垂于地”）。大殿的正前方与丹凤门之间为长600多米的宽敞庭院。含元殿的布局气势宏大，与北京的故宫比较就更加清楚（明清宫城正殿——太和殿台基高出平地不过7米，殿连四周围廊合计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殿前的庭院从太和殿到太和门长不过188米，从太和殿到午门也不过330米）。含元殿遗址出黑色陶瓦，大者径23厘米，约是殿顶用瓦。小者径15厘米，应是廊顶用瓦。还出有少量的绿琉璃瓦片，可知含元殿的铺瓦是使用了黑瓦顶绿琉璃脊和檐口的剪边做法。另外，从台基四周出土的残石柱和螭首等石刻残片，得知台基周围原安有石栏和螭首等装饰。

麟德殿的兴建略迟于含元殿，遗址位于太液池西隆起的高地上，西距宫城西墙仅90米。夯土台基南北长130.41米，东西宽77.55米，分上下两层，共高5.7米，台基周围砌砖壁，其下绕敷散水砖。台基上三座殿址前后毗连。前殿面阔约58米，十一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一宽6.2米的过道，其北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以墙隔为中、左、右三室。前、中两殿和其间的过道地面原铺对缝严密的磨光矩形石块。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后殿之后另附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物，后殿与所附建筑地面原铺方砖。全部建筑长约85米。中殿左右有东西亭方形台基一处。后殿左右有矩形楼阁台基一处（《雍录》卷四“麟德殿东廊有郁仪楼，西廊有结麟楼”），左右矩形楼阁台基各有向南延伸的廊址。廊址范围宽广，玄宗“尝三殿打球，荣王堕马闪绝”（《类说》卷七引《教坊记》）。三殿即麟德殿^[14]，麟德殿可打球，证实回廊内的庭院确为空敞。“大历三年（768年）……宴剑南、陈、郑神策军将士三千五百人于三殿”（《册府元龟》卷一一〇），麟德三殿容纳这样众多人数，当然要把回廊和殿前庭院的空间都计算在内。即使如此，包括回廊在内的麟德殿的规模之大，也足以使人惊异了。

含元、麟德两座殿堂遗迹，不仅规模宏大，其布局的变革，更引人注目。高耸的正衙含元殿前列两高阁，并设有漫长的龙尾道。麟德三殿连建，翼以两楼两亭，并周绕回廊。两殿这种壮观与突出防卫性附属结构相结合的设计，不同于殿堂布局的旧传统。这既反映了武则天初期着重内防的新情况，又表明了自唐太宗以来经济、文化的逐步繁荣，使初唐时期的建筑技术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武则天擅政之初，为什么坚决放弃原来的太极宫，而把一代朝会正衙转移到长安城东北郊禁苑范围之内呢？我们认为其重要原因除高宗病风痹以太极宫内湫湿外，还有：第一是因为太极宫地势低，不利防变，大明宫高踞岗阜，所以《两京新记》中说：“命司农少卿梁孝仁充使制造此宫（大明宫），北据高岗，南望爽垲、终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窥。”（《太平御览》卷一七三引）显然，这里既适于警卫宫廷内部，又可以掌握京城全局。第二可以根据新形势的需要，设计修建新的殿堂。总之，朝会移至大明宫，最值得重视的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求。

（四）兴庆宫、夹城和曲江的遗迹

开元以后的皇室建筑遗迹，规模最大的是兴庆宫。经过考古发掘、调查的，还有大明宫西的含光殿和郭城东壁的夹城以及当时被称为“南苑”的芙蓉池（曲江池）。这些遗迹暴露了作为唐统治阶级上层代表的皇室贵族日益侈奢宴逸，初唐时期的蓬勃景象渐就澌尽了。

开元二年（714年）因兴庆坊玄宗藩邸置宫，十四年（726年）扩建兴庆宫置朝堂，十六年（728年）工竣，玄宗即移此听政。天宝十二载（753年）又“筑兴庆宫城并起（城）楼”（《唐会要》卷八十六《城郭》）。该宫城傍郭城东壁，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宽5～6米，南壁20米之外还筑有宽3.5米左右的复墙。宫城四面皆设门，正门兴庆门在西壁北部。宫城内以隔墙隔为南北两部，北为宫殿区，南为园林区。考古试掘和钻探多在南区。南区正中为一东西915米，南北214米，面积达182000平方米的椭圆形大小池——龙池。龙池西南共发掘十七处建筑遗址，其中较重要的是一号遗址和六号遗址。

一号遗址位于宫城南部西段，西距宫城西壁125米。面阔五间，26.5米，进深三间，19米。进深正中的五间除当中一间为门道外，两侧各建一宽8米、长10余米的夯土厚墙，此墙原为荷负上层建筑物的台基。遗址四周铺有宽85厘米的散水砖。

六号遗址位于一号遗址西北，该遗址周绕东西宽63米、南北长92米的回廊址，廊内北部为一东西宽30米、南北长20余米的建筑址。此建筑址台基前设东西阶，两侧各有短廊址与东西回廊址相接。回廊内南部为一长宽各20余米的宽敞庭院。六号遗址时间较晚，其下压有较早的建筑址甚多，其中平面可以复原的有九号四出阶道的方形亭址和八号圆形建筑址。

兴庆宫以园林区为主体，建筑平面多样化。建筑装饰瓦件丰富多彩，就试掘的资料统计，不仅莲花瓦当的种类多达七十三种，还在宫城的东南隅发现了黄绿两色的琉璃滴水。这些都形象地表明了兴庆宫的豪华富丽远在大明宫之上^[15]。

开元十四年（726年）外傍郭城东壁建兴庆宫北通大明宫的复壁，开元二十年（732年）又外傍郭城东壁建兴庆宫南通曲江芙蓉园的复壁^[16]。此即所谓“筑夹城至芙蓉园”（《唐会要》卷三十）的夹城。复壁东距郭城壁23米。与郭东壁南北平行，但近城门处则向东斜，复壁与郭壁的间距缩小到10米左右，春明门南侧的夹城址还存有登城楼出入口的建筑物遗址。此傍郭城东壁的复壁全长达7970米，版筑坚实，夯土的硬度比郭壁还要高，劳民伤财，其目的只备人主潜行，“外人不知之”（《长安志》卷九），而且主要是为了游玩“开元中凿池引水，环植花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三引《西京杂记》）的曲江芙蓉园。自玄宗以后的唐皇室沉湎游乐，日益加甚，于曲江芙蓉园一带设南苑，进一步霸占了这个风景区，所以诗人杜牧曾讽咏云：“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樊川文集》卷二《长安杂题长句》）

这种专为皇帝修建的夹城，在9世纪初，在大明宫的东、北、西三面也兴建起来。禁苑内还需要夹城隐避，可见唐皇室的实力已极度下降，所以这部分夹城夯筑也极为简陋，基宽不过4米。

唐皇室的游乐建筑遗址，也在大明宫内发现。大明宫北部太液池周围的宽5米余的夯土台基和在台基附近发现的大量砖瓦，表明它是元和十二年（817年）所建“蓬莱池周廊四百间”（《旧唐书·宪宗纪下》）的遗迹。

大明宫西壁外，东距宫西壁210米处的一处殿堂遗址中出土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日建”的石志一方，说明这处遗迹属于公元831年所建的含光殿。石志中所记的球场，虽然尚未掘出，但从它与含光殿并列题名，可以推测其规模不会一般。此外，遗址所出砖瓦中杂有前所未有的、釉色复杂的琉璃饰件。如绿色和蓝色的版瓦、筒瓦和浅绿釉色的花砖等，都表明了9世纪40年代修建的这处皇家建筑更为奢丽，它们反映的皇室的生活，看来又比兴庆宫时代更淫泆了^[17]。

前述的曲江芙蓉园，在大和开成间（827～840年）更加淘治，已探明的曲江芙蓉园遗址，应是这时期的遗迹。遗址在郭城东南隅，平面长方形，“东西三里而遥，南北三里而近”［《欧阳行周文集》卷五《贞元五年（789年）曲江池记》］，面积约1441600平方米。曲江池在园西部，现已无水，据钻测其遗迹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最宽处约600米，面积约70万平方米^[18]。9世纪中叶以后，长安统治阶级在这里纵情恣欲，不仅皇室新造楼亭，作乐移日，不少官衙也在曲江各置船舫，“进士开宴常寄其间，大中、咸通（847～873年）以来……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唐摭言》卷三），晚唐长安侈靡游逸之风发展到如此程度，可以表明这个政权确已达到极其腐朽的状态了。

（五）唐代的东、西市

隋初设置的都会、利人两市，唐简称东市、西市。两市的规模和布局，除永徽六年（655年）八月于“京师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旧唐书·高宗纪上》）外，大体沿用未变。根据两市的考古工作并参考必要的文献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唐长安两市工商业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隋代。

东市的全面钻探，首先否定了开元十四年（726年）扩建兴庆宫时占用了东市东北隅的传说。其次探明了东北隅“俗号海池”（《太平御览》卷六十二引《西京记》）的放生池的情况和该池引水的渠道，从而推测池水来源有可能引自兴庆池。这个推断如果无误，东市放生池开凿的时期就不会早于武后中期以前^[19]。通渠潴池既为了运输，也为了市场用水，显然这是当时商业日趋繁荣的迹象。《长安志》卷八记“（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十？）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总烧尽”。可见龙朔三年（663年）改在大明宫听政，“公卿以下民（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长安志》卷八）之后，东市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盛况。文献记载东市有笔行（《法苑珠林》卷七十四《十恶篇·偷盗部感应缘》），有药行（《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中《东市行证为亲写华严救苦感应》），有赁驴人（《太平广记》卷三四六引《续玄怪录》），有杂戏（《杨太真外传》卷上），有琵琶名手（《乐府杂录》），有卖胡琴者（《广记》卷一七九引《独异志》），有货锦绣彩帛者（《广记》卷四五八引《博异志》），有绢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有铁行（《广记》卷二六一引《乾子》）、毕罗肆（《酉阳杂俎续集》卷一）、酒肆（《广记》卷三〇二引《集异记》）、肉行（《剧谈录》卷上）、凶肆（《广记》卷四八四引《异闻集》），曲内还有临路店（《广记》卷一九三引《原化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印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字样的约属9世纪的印本历日残片^[20]和据“京中李家于东市印”的《新集备急灸经》的咸通二年（861年）传抄本^[21]，这两件敦煌遗书告诉我们，唐后期新兴的雕版印刷行业，在东市也发展起来了。

西市贞观以来，即为聚钱之所，释通达偿西市债，“伺觅行人……倩达西市”，一次即负钱“百有余贯”（《续高僧传·感通·唐京师律藏寺释通达传》）^[22]。龙朔以后，它的繁荣更远远超过了东市，因又有“金市”之称^[23]。西市的繁盛，首先也反映在开渠潴池以解决运输和用水问题上。在钻探西市和附近里坊时，发现永安渠流经西市东侧时，在沿西市南大街北侧向西伸延的长约140米、宽约34米、深约6米的支渠，横贯市内。这条支渠大约即是《长安志》卷十所记“（西）市西北有池，长安中（701～705年）沙门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池”的遗迹^[24]。天宝元年（742年），京兆尹韩朝宗又分潏水开漕渠，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漕运。《唐会要》卷八十七记漕渠云：“入自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之西街，以贮林木。”永泰二年（766年），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又自西市引渠，“自（光德坊）京兆府，直东至（开化坊）荐福寺东街，至北（务本坊）国子监正东，至于城东街正北，又过景风门、延喜门入于苑。（渠）阔八尺，深丈余”^[25]。

西市的繁荣，唐后期达到了极盛。这在部分西市街巷的发掘中，得到证实。据已发掘的西市街道，知道在早期路面和房基之上，还有中期、晚期的路面和房基各一层。它们的间距：中期层在早期层上约半米；晚期层在中期层上约四分之一米。早期路面出有“乾元通宝”，因知早期路面一直使用到安史乱后的肃宗时代，那么厚达0.75米的中、晚期两层的形成，都应在肃宗之后。晚期路面两侧的排水沟，不仅增筑了砖壁和砖底，它的阔度也加宽了（早期底宽0.75米、口宽0.9米，晚期底、口同宽1.15米）；这种晚期水沟，还和街内小巷中的砖砌暗水道相连接。看来，唐后期西市大小街巷和排水设备，都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重建。这可能是由于某次天灾人祸的变动^[26]，使西市遭受了规模不小的破坏，在重整市内街巷、排水设备时，做出比较完备周密而又全面的改进，这无疑表明了唐后期西市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两京新记》卷三），文献记载的具体行业，远比东市繁多。《两京新记》卷三：“市署前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太平广记》卷十八引《仙传拾遗》记：“东市东壁南第三店”为鱼店。《法苑珠林·眷属篇之余感应缘》引《冥报拾遗》记“（西）市北大街”有王会师店。此外，有卖钱贯人（《广记》卷四十二引《原化记》）、应募的善射人（《广记》卷三三五引《宣室志》）、酒肆（《广记》卷七十六引《国史异纂》及《纪闻》）、胡姬酒肆（《李太白集》卷六《少年行》）、鞧軎行（《广记》卷一五七引《逸史》）、卜者（《广记》卷二一六引《原化记》）、卖药人（《唐国史补》卷中）、卖饮子药家（《广记》卷二一九引《玉堂闲话》）、药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油靛店、法烛店、煎饼团子店、秤行、柜坊（《广记》卷二四三引《乾子》）、食店张家楼（《广记》卷三四八引《会昌解颐录》）、贩粥者、帛肆（《说郛》卷四引《白行简纪梦》）、绢行（《广记》卷三六三引《乾子》、《玄怪录》卷三）、麸行（《广记》卷四三六引《续玄怪录》）、衣肆（《广记》卷四五二引沈既济《任氏传》）、凶肆（《广记》卷四八四引《异闻集》）、寄附铺（《广记》卷四八五引蒋防《霍小玉传》）、烧炭曝布商（《文苑英华》卷五四五《街内烧炭判》），还有收宝物的胡商（《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记胡人市宝骨，《广记》卷三十五引《集异记》记商胡买王四郎所货化金，《广记》卷九二一引《续玄怪录》记胡客买罽宾国镇国碗等）和波斯邸（《广记》卷十六引《续玄怪录》）等。以上诸店铺大多在市内临街布置，就已发掘的部分情况看，多位于两侧排水沟内2米，毗连栉比，每个单位进深一般3米多，面阔4～10米，即一大间至三间左右。经发掘和调查的店铺遗迹计有下列五处（表二）：

从以上五处情况，第一，知道西市各处遗迹所出的主要遗物各不相同，这可证实文献记载东西两市按行分区的布局；第二，从Ⅰ饮食业遗址和Ⅲ骨器与骨料同出，可知西市店铺至少有一部分是附有加工场所或作坊的；第三，Ⅳ所出一般陶器上捺印的“刑（邢）娘”字样，大约已不属“物勒工名”的性质，有可能标志着商品竞争的意义，这位刑（邢）娘女陶工的制品，应是得到了当时使用者的赞许；第四，推测是珍宝商遗址的Ⅲ，出土了大量骰子，骰子是双陆的附件，原为中亚、西亚一带流行的玩具，唐初以降始风行于内地，这种玩具和许多珍宝饰物同出，自然引起我们联想当时来自中亚、西亚一带多营珍宝的“胡商”的记载，前引收宝物的胡商和波斯邸，说不定就和这类珍宝的行业有关。按西市附近各坊，自唐初武德四年（621年）即兴建了中亚、西亚一带人民信奉的拜火教的庙宇——胡祆祠或波斯胡寺，此后陆续增建，到开元十年（722年）韦述所撰的《两京新记》卷三中，即著录了四所之多（布政坊有胡祆祠，义宁坊有祆祠，醴泉坊有波斯胡寺和祆祠），即使如此，据近年西安发现的天宝三载（744年）《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萨宝）墓志》与《西溪丛语》卷上的记录相对照，知韦书尚失记西市西南邻崇化坊祆寺一处^[32]。由此可知，西市及其附近集居了为数不少的中亚、西亚人，他们有的是跋涉兴贩的“商胡”“胡客”，也有的早已定居这里，成为内地的居民^[33]。这些定居或兴贩内地的中亚、西亚人民，在中西贸易往还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长安工商业的日益繁盛，使限制工商业集中在东西两市的规定，很早就徒具空文了。大约自高宗以来，两市四周各坊和位于重要交通线上的城门附近以及大明宫前各坊，即逐渐出现大小工商行业，盛唐以降，发展快速。中晚唐时，东市西北的崇仁坊，已“一街辐辏，遂倾两市”（《长安志》卷八），西市东北的延寿坊，也被“推为繁华之最”（《杜阳杂编》卷下）。这些工商业聚集的坊里和两市中，中晚唐甚至更出现了夜市。《长安志》卷八记崇仁坊“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唐会要》卷八十六《开成五年（840年）十二月敕》：“京夜市宜令禁断。”“宜令禁断”，足见禁断之难。唐后期，长安工商业突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的事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34]。

二　隋唐东都洛阳城

（一）隋东都洛阳城的创建和布局

隋统一后，全国经济迅速恢复，隋炀帝为了进一步控制关东和江南，即位的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605年）即诏杨素、宇文恺等人营建东都。“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大业二年（606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隋书·炀帝纪上》）。不到一年完成的隋东都：

“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新唐书·地理志二》）

“宫城在皇城北。”（《新唐书·地理志二》）

“在都城之西北隅。”（《元河南志》卷三）

“宫城有隔城四重。”（《旧唐书·地理志一》）

宫城北对“曜仪门，号曜仪城。其北曰圆璧门，号圆璧城”（《元河南志》卷三）。

“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唐六典》卷七）

“东城在皇城之东。”（《唐六典》卷七）

“ （东城）北即含嘉仓，仓有城，号含嘉城。”（《元河南志》卷三）

“郛郭（即郭城），南广北狭，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焉。”（《唐六典》卷七）“都内纵横各十街，分一百三坊。”（《旧唐书·地理志一》）“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元河南志》卷一引《韦述记》）“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西京记》）

“定鼎门街广百步，上东、建春二横街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门及当左掖门等街各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元河南志》卷一引《韦述记》）

“ （大业元年）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通鉴·隋纪四》）

上述文献记录，被近年考古工作逐步证实。

宫城东西壁各长约1270米，北壁长约1400米，南壁正中有南向凸出部分，长约1710米。城壁内外砌砖，其中夯筑部分的宽度一般在15～16米之间，西南隅厚达20米。曜仪、圆璧两城紧接宫城之北，为宫城北面隔城。

皇城围绕在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夯筑城壁，内外砖砌。西壁保存较好，长约1670米。

东城直接皇城之东，东西长约330米，南北长约1000米。东城之北的含嘉仓城，东西长600余米，南北长700余米，城内粮窖分布密集，东西成行，南北成列。

郛郭即郭城，夯筑。东壁长7312米、南壁长7290米、北壁长6138米，西壁纡曲，长6776米。南壁三门各开三个门道。正中的定鼎门门址宽28米，东西两门道各宽7米，当中门道宽约8米。定鼎门内大街是洛阳城的主干大路，据保存较好的路段，测得其最宽处为121米。南壁的西门厚载门内大街最宽处为45米。东壁三门，正中的建春门也是三个门道。

郭城南面五列坊和东北隅三列坊，保存遗迹较多，知东都洛阳城坊里都大致呈方形。据探定的街道和沿用下来的归路残迹，复原出来的坊市的数字，恰与前引《唐六典》所记“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焉”相符（三市共占四坊地，加一百〇三坊，计一百〇七坊地。此数字与由街路连接，划出的复原坊数相同）。各坊内的十字街据定鼎门东第一坊（明教坊）的普探情况，得知宽约14米^[35]。有不少十字街的残迹也被沿用下来，其中保存较完整的，有长夏门西第一坊（归德坊）和建春门南第三坊（永通坊）的十字街的残迹。

根据以上考古工作的成果、现存残迹和文献记录，大致可复原隋东都洛阳城布局（图六）。

从隋唐洛阳城的复原图，可以看到隋洛阳和隋大兴设计显著的不同处，有以下四点：

1．东都洛阳城的宫城、皇城位于都城的西北隅。这是有意区别于京城大兴的布局，准隋江都宫、榆林宫两例，可知这样的规划是下京城一等的。洛阳西北隅适占洛阳城地势最高的位置，在这处负隅高地上建宫城、皇城，显然比京城大兴的宫城、皇城更有利于防御。

2．宫城除南置皇城外，北建重城，东隔东城，西面连苑。宫城、皇城本身又都内外砌砖。皇城之南并界以洛河。洛阳戒备的坚固严密，又远在京城大兴之上。

3．缩小里坊面积，划一方三百步（一里）的里坊规格，这是洛阳故都（北魏洛阳城）旧制的恢复^[36]，对里坊居民的控制，显然比京城大兴更加强化。

4．洛阳小于大兴［《元河南志》卷一（洛阳）罗郭城……“周回五十二里”。《长安志》卷七“唐京城外郭城……周六十七里”］，但比大兴却多设了一个市——三个市，并且都傍可以行船的河渠：通远市南沿洛河，北傍漕渠；丰都市通运渠；大同市通济、通津两渠。根据洛阳市、渠的安排，可以推知洛阳的设计，比大兴更多地考虑了繁荣工商业的问题。当时都城的工商业主要针对统治阶级的中上层，洛阳更多地考虑了工商业，正表明了隋炀帝时期统治集团生活日益奢侈腐化。

东都洛阳与京城大兴显著的不同点，反映了隋炀帝时期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严峻形势，尽管东都城池修建比京城大兴更牢固，坊里居民比京城大兴控制得更严密，但以隋炀帝为首的隋晚期统治集团恣意地追求享受，横征暴敛，不能不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所以在洛阳城建成的第四年——大业六年（610年）春正月癸亥朔旦，就有数十名洛阳壮士越过洛河，攻入了皇城，“入自建春门（即东都皇城正南门——端门）……夺卫士仗，将为乱”（《隋书·炀帝纪下》）。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却发出了隋末农民大起义最初的信号。

（二）唐代洛阳的变革和工商业的繁荣

隋设计兴建的东都，唐武德四年（621年）废。贞观六年（632年）号洛阳宫，显庆二年（657年）恢复东都。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又“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唐会要》卷八十四）。唐恢复东都，宫城、皇城如故。缩小了苑（周一二六里），重建了郭城。里坊大部仍旧。三市有了变化：丰都市缩小了半坊，唐名南市；迁通远市于临德坊，唐名北市；迁大同市于固本坊，唐名西市^[37]。洛阳的总布局，没有大的变动。较为重要的改革和长安相似，在宫廷建筑方面。

乾封二年（667年）在东都苑东部，修建了上阳宫，其“东面即皇城右掖门之南”（《元河南志》卷四），“南临洛水，西拒谷水”（《太平御览》卷一七三引《两京新记》）。“大帝（高宗）末年，常居此宫（上阳宫）听政”（《元河南志》卷四），“武太后遂定都于此，日已营构而宫府备矣”（《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两京新记》）。从此，上阳宫就成为东都的主要宫殿。它和长安的大明宫一样，避开了洛阳原来宫城的布局；更值得注意的是上阳宫的“正门正殿皆东向，正门曰提象，正殿曰观风”（《旧唐书·地理志一》）。上阳宫选地傍皇城，开门的方向又以东为上，很清楚，这是为了继续使用洛阳皇城的设备，有意和皇城组成一体的缘故。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表明了洛阳含嘉仓存储租粮最多的时期，是在武则天和玄宗时期。据仓内所出窖砖上的刻铭知窖粮多从江淮运来^[38]。唐王朝经济来源逐渐依赖江淮，这是唐前期即已重视洛阳，武则天掌权之后，更长期在洛阳听政的主要原因。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东都洛阳的工商业迅速繁荣起来。隋丰都市（南市）位置未变，“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元河南志》卷一）。它的西南邻修善坊“韦述云坊内多车坊、酒肆”，还有“波斯胡寺”。南市东南的会节坊“有祆祠”（《元河南志》卷一）。“南市西坊……有胡祆神庙”（《广记》卷二八五引《朝野佥载》），准长安西市之例，可知洛阳南市也多胡商。南市之盛，大约继续到中唐以后，所以贞元十四年（798年）这里还有卖书肆（《文苑英华》卷三四三《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开成初（836年）还有卖麸家（《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五），大中初（847年）还可在南市雇佣作（《广记》卷五十三引《续玄怪录》）。隋通远市（北市）和大同市（西市）都迁移到邻近城门的更方便的地方。长安中（701～704年）在北市的西北，引漕渠，开新潭，以通诸州租船。这一带的漕渠上，“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元河南志》卷四），当时北市及其附近，成为洛阳最繁盛的所在，所以文献所记洛阳的旅馆、酒家大部集中在这里^[39]。北市的繁盛，在当时洛阳佛教圣地伊阙的石窟群中，也反映出来，龙门西山南部有一处具前后室的中型石窟，窟前室后壁门上方刻有“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八个大字（图七），说明这座石窟是北市彩帛行修凿的；八个大字的旁边，还刻有“北市香行”等小字两行，说明北市香行的商人也参加了这座石窟的修凿工程。另外，奉先寺南一处小石窟（王祥洞）门上刻“北市丝行像龛”（图八），说明它是北市的丝行出资修凿的。古阳洞北一小龛，龛内刻有“北市香行社，社官安僧达，录事□□□、史玄策、□□□、康惠澄……右件社人等一心供奉。永昌元年（689年）三月八日起手”^[40]。这几条铭记：第一，说明唐北市有多种行业，彩帛行开凿的石窟工程较大，反映了这一行财力雄厚，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工商业。香行也不弱，既独自开龛，又参加彩帛行的工程。彩帛是唐代重要的输出品，各种香是唐代重要的输入品，龙门石窟只出现这两行的铭记，大约不是事出偶然，有可能代表着当时最大的工商行业，这两个最大的工商行业集中在北市，有力地表明了北市工商业的盛况。第二，北市香行社铭记说明至迟至武则天时，洛阳北市即有以工商业的行为单位组成佛教组织——社^[41]，社中并设有社官、录事等职务。这种社即使是临时性的组织，也表明了它已具有不小的规模，因而也可反映唐前期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迅速。第三，经营进口的各种香的北市香行，其社官安僧达、录事史玄策、康惠澄三人，根据当时中亚的政治形势（657年唐灭西突厥，661年唐在中亚设置州府）和寄居长安、洛阳胡人多以国名为姓的情况估计^[42]，他们应是来自昭武九姓的安国（今苏联中亚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康国（今苏联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和史国（在撒马尔罕之南）的粟特人。所以北市西南的立德坊也建有“胡祆祠”（《元河南志》卷一）。因此，可以推测洛阳北市也有为数不少的经营工商业的中亚人。较多的中亚工商业者出现在长安、洛阳和其他内地城镇中，反映了唐代内地和西方的贸易往还，有了急剧的发展。

三　隋唐长安、洛阳布局的影响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大兴——长安是当时的京城，洛阳是仅次于京城的东都，这两座城市集中地反映了隋唐盛世的诸方面，在都市布局上也不例外。由于隋唐中央集权的逐步强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昌盛，所以这两座都市的设计规划，既影响了当时国内新建和改建的地方城市，也影响了一些地方政权甚至邻近国家的都城兴建。

这两座都市虽然在内城（宫城和皇城）的布置上，有显著的差别，但在居民区——坊的设计上，却有一项极为明显的统一做法，即大部分坊内都设置了十字街。就现在了解的资料，唐州城大多是根据长安、洛阳坊内十字街的设计和洛阳方正的坊里制度而部署的，如南方的益州城和北方的幽州城、云州城。较小的州县城，似乎也是如此。这种具有十字街道的小城镇，随着唐代国势的西展，大约也影响了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如现在苏联中亚托克马克西的阿克彼兴（A K-Beshim）古城（即唐碎叶镇城）和阿克彼兴古城东的塔拉斯城（即唐怛逻斯城）等^[43]。

唐代我国东北地区建立的地方政权渤海，曾仿唐制设五京，其上京龙泉府城遗址即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的东京城。经考古发掘，知该城设计大体摹自长安^[44]。中京显德府城遗址即今吉林省和龙县的西古城子，东京龙原府城遗址即今吉林省珲春县的半拉城^[45]。经调查，两城的宫城都在城北部正中的布局同长安，后者方整的坊里则仿洛阳。

隋唐时代正当日本巩固奴隶制的时期，日本统治集团极力吸取隋唐文化，模拟中国制度，开始兴建都城。他们从7世纪后半到8世纪后半，陆续兴建了许多处宫和京，其中藤原^[46]、难波^[47]、平城^[48]、长冈^[49]、平安^[50]五座京城。经过近年的考古工作和古文献的研究工作，都已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复原，复原的成果告诉我们，仿效隋唐时代长安和洛阳的制度，是它们的共同点。还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仿效和渤海情况极为相似，都兼取了长安、洛阳两城的设计，其具体情况如下（表三）：

日本都城的布局在日本古文献中，有“东京”“西京”之称。这个东京、西京，系指都城之东半部和西半部而言。日僧永祐于14世纪初所撰的《帝王编年记》卷十三记：“（延历）十二年癸酉（唐贞元九年，793年）正月十五日始造平安城。东京又谓左京，唐名洛阳。西京又谓右京，唐名长安。”可知日本各都城的设计，确实是参考了长安、洛阳两城的部署，一般认为单纯模仿长安城，看来是不妥当的。

日本各京城的设计，大约在8世纪以后也影响到日本的地方城市。日本统治集团设在九州北部筑前的太宰府城^[51]和本州西端的周防国府城^[52]，都是当时日本京城的小型化。但主要为接待唐代使臣而设的太宰府城，东西宽于南北，一反日本各京城南北长于东西即仿自洛阳的惯例，而这个东西长、南北窄的形制，正是隋唐京城长安的制度。

注释

[1]隋文建新都取号大兴，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曾详记此事：“（开皇二年，582年）季夏诏曰：殷之五迁，恐民尽死，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龙首之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兹，因即城曰大兴城，殿曰大兴殿，门曰大兴门，县曰大兴县，园曰大兴园，寺曰大兴善寺。”唐初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亦记此事，当录自《三宝记》。

[2]参看武伯纶《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考古学报》1963年2期。

[3]关于大兴城遗迹的具体情况，见以下诸文：
　　a．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3期。
　　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4期。
　　c．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11期。
　　d．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1期。

[4]《长安志》卷九：“朱雀街东第五街即皇城东第三街，街东从北第一坊，尽坊之地筑入苑，十六宅。”按此入苑的第一坊为什么建十六宅？据《长安志》的解释是，先为十王宅，后又增入六王，故名。其实一坊之地，分划成十六小区，也正与当时各坊的规划相一致。

[5]关于两市遗迹的具体情况，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5期和注〔3〕之c。

[6]关于大兴城水渠的资料，见注〔3〕之a和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1期。

[7]洛水经北魏洛阳南郭，水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道西有四夷里”（《洛阳伽蓝记》卷三）。北魏洛阳东西郭各有市，东郭“孝义里东即是洛阳小市”（《伽蓝记》卷二），西郭“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伽蓝记》卷四）。东魏、北齐邺城，“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见《北齐书·高隆之传》。《魏书·食货志》记邺城有二市，《嘉靖彰德府志》卷八《邺都宫室志》记：“东市在东郭，西市在西郭。”

[8]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汤景涛于西安市上购得贞观十四年（640年）“和籴米窖砖”、二十三年（649年）“和籴粟窖砖”各一块，后两年，又购得大中十年（856年）、十一年（857年）“和籴粟窖砖”各一块，见录于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四。后又出贞观八年（634年）“转运敖仓粟砖”一块，曾藏端方处，著录于《陶斋藏石记》卷十七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后一砖现藏北京大学考古陈列室。以上诸砖承武伯纶先生见告：皆出于西安城西北隅之北，其地即当吕大防《唐宫城图》中所记的太仓附近，陆耀遹考为“乃唐太仓粟窖砖也”。张穆校《唐两京城坊考》时，征引上述贞观十四年、二十三年两砖，因不知该砖出土地点，曾据砖文拟太仓于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盖误（张穆校文，刻本《城坊考》已与徐松原文混淆不辨，此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城坊考》稿本）。

[9]宫城遗迹的具体情况见注〔3〕之c。东宫宽度，过去曾测得150米，近又推测833.8米，参看马得志、杨鸿勋《关于唐长安东宫范围问题的研讨》，《考古》1978年1期。

[10]皇城遗迹的具体情况见注〔3〕之c。文献记载参看《长安志》卷七、《唐两京城坊考》卷一。

[11]参看《洛阳伽蓝记》卷一。

[12]《通鉴·唐纪十》：“（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胡注：“《景龙文馆记》芙蓉园在京城罗城东南隅。本隋世之离宫也。青林重复，绿水弥漫，帝城胜景也。”

[13]大明宫和麟德殿遗迹的具体情况，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含元殿遗迹的具体情况见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7期；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7期。

[14]《唐语林》卷五：“袁利贞为太常博士，高宗将会百官命妇于宣政殿，并设九部乐。利贞谏曰：‘臣以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若于三殿别所可备极恩私。’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通鉴》卷二二二上元二年（761年）九月胡注引《南部新书》：“大明宫中有麟德殿，在仙居殿之西北，此殿三面，亦以三殿为名。”由此可知三殿即麟德殿，盖麟德殿具前、中、后三殿，故名。

[15]兴庆宫遗迹的具体情况见注〔3〕之a和马得志《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10期。

[16]夹城遗迹的具体情况见注〔3〕之a和《唐长安大明宫》。至芙蓉园的夹城建年，参看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地图）》长安城Ⅲ，7.夹城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年。

[17]大明宫太液池周围遗迹和含光殿遗迹，见《唐长安大明宫》。

[18]曲江池遗迹的具体情况，见注〔3〕之a。

[19]《长安志》卷九：“（兴庆宫）龙池在跃龙门南，本是平地，自垂拱、载初（685～690年）后，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后又引龙首渠支分溉之，日以滋广。至神龙、景龙中（705～709年），弥亘数顷，澄澹皎洁，深至数丈。”因知兴庆池有余水可以南引成池，当在垂拱、载初以后。

[20]此印本历日残片长17厘米、宽7厘米，为英人斯坦因窃去，现藏英伦敦博物院图书馆，该件旧无编号。翟理斯编为8101，见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57。

[21]此从印本传抄的《新集备急灸经》，为法人伯希和劫去，现藏法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2675。196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收《伯希和劫经录》于该卷下记：“书题下有‘京中李家于京市印’一行。”1973年因公去巴黎，得睹原卷知《劫经录》所记的“京市”为“东市”的笔误。

[22]《太平广记》卷十六引《续玄怪录》所记周隋间人杜子春于西市波斯邸得老人钱三百万、一千万、三千万故事，是西市聚钱数字最多、时代又最早之例，但该书系续传牛僧孺《玄怪录》而作，其记杜子春周隋间人，纯系托词，不可信，因不取。

[23]参看石田干之助《長安の春·當壚の胡姬》注1，东京创元社，1942年。

[24]分永安渠水以潴池事，首见《两京新记》卷三：“市西北有海池，以为放生之所，池侧有佛堂，皆沙门法成所造。”《宋高僧传·兴福·周京师法成传》详记此事：“长安中，于京兆西市，疏凿大坎，号曰海池焉。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经楼，皆法成所造。”

[25]此事又见《旧唐书·代宗纪》：“（永泰二年，766年）九月庚申，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奏开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荐福寺东街，北抵景风延喜门入苑。阔八尺，深一丈。渠成，是日上幸安福门以观之。”《新唐书·黎干传》亦记此事：“京师苦樵薪乏，干度开漕渠，兴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运载……久之，渠不就。”

[26]唐后期西市路面水沟等情况，参看注〔5〕。《唐会要》卷四十四记：“贞元十五年（799年）正月京师西市火，焚死者众。”又记：“太和九年（835年）六月西市火。”

[27]同注〔5〕。

[28]同注〔5〕。

[29]同注〔5〕。

[30]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7届同学调查。

[31]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5届同学调查。

[32]参看向达《唐故米国首领米君墓志铭考跋》，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二号，1932年。

[33]崇化坊祆寺和下述西市附近的“胡客”“商胡”诸项，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该文收入同名的论文集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1955年在西安西郊土门村发现咸通十五年（874年）火祆教徒波斯人苏谅妻马氏墓志（汉、婆罗钵文合璧）。土门村所指的土门，即唐长安外城西壁最北的城门——开远门的遗迹。因此，估计苏谅一家约即居住在距西市不远的长安的西半部。参看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发现晚唐祆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璧墓志》，《考古》1964年9期。

[34]唐后期，长安坊里的夜禁，似亦松弛。《唐语林》卷二记见重于武宗的王式“初为京兆少尹……性放率，不拘小节，长安坊中有夜栏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式过之，驻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献于马前……式取而饮之”。京兆少尹竟不罪坊中通夜设祠乐，并参加饮宴，可见其时严格的坊制，也逐渐成为具文。

[35]洛阳城遗迹的具体情况，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年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1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2年5期。

[36]《洛阳伽蓝记》卷五：“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

[37]参看《元河南志》卷四、《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38]含嘉仓遗迹情况，见河南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3期。

[39]北市东北的殖业坊有客舍，见《陈伯玉文集》卷六《率府录事孙君（虔）墓志铭》。有酒家，见《广记》卷二〇一引《朝野佥载》。北市东南的时邕坊有旅馆，见《文苑英华》卷九三〇《张说瀛州河间县丞崔君（漪）神道碑》。北市西清化坊有旅店，见《广记》卷一七九引《乾子》。

[40]以上龙门石窟铭记，系据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4届同学实习调查的资料。最后一条铭记曾著录于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三。

[41]宋初僧人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结社法集”条云：“晋宋间有庐山慧远法师，化行浔阳，高士逸人辐凑于东林，皆愿结香火，时雷次宗、宗炳、张诠、刘遗民、周续之等共结白莲华社，立弥陀像，求愿往生安养国，谓之莲社，社之名始于此也。齐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净住法，亦净住社也。梁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会文。历代以来成就僧寺，为法会社也。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证。”以工商业的行为单位组成的社，又见于房山石经铭记，但房山石经中的这类铭记，时代多在中唐以后，最早的也不过天宝二年（743年），较此洛阳北市香行社已晚半个多世纪了。参看曾毅公《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文物》1959年9期。

[42]参看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该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中华书局，1957年。

[43]中亚这类小城，或谓源于更早的希腊文化影响，但从王方翼建碎叶城和7世纪唐代在中亚的形势上估计，源于内地的可能性更大。《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调露元年（679年）都护王方翼筑（碎叶城）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新唐书·王方翼传》也记此事云：“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西域胡之所以莫测其方略者，当是该城布置与西域一带城市不同。不同的具体情况，大约即如所记的“面三门”或“四面十二门”与“行回多趣”或“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两项。后者疑指如隋唐胜州城址所示的纡曲的瓮城设置，前者据阿克彼兴现存的方形内城址面各一门，内设十字街的情况估计，当如长安郭城除明德门外各门皆一门三门道之制。怛逻斯内城址略如阿克彼兴内城之制，该城据《唐会要》卷九十九所记，即高仙芝驻兵处，亦即“天宝十载（751年），高仙芝军败之地”（《通典》卷一九三引《经行记》）。除碎叶、怛逻斯两城外，自楚河流域向西以迄阿姆河中下游，类似的方形古城址，近年发现多所，这些城址的年代大多在8世纪以前，它们的出现，约与《旧唐书·地理志三》所记“龙朔元年（661年）西域吐火罗款塞，乃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皆置都督，督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有关。关于中亚一带近年发现的古城址，参看O. Г. БOЛbЩAKOB，CPEДHEBEKOBЪIЙ ГOPOД CPEДHEЙ A3ИИ，Чacтb вторая.“Город в конце Ⅷ–Hачале в.”Главаш.“Κоличество городов”，ЛEHИH ГPAД，1973。

[44]参看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等《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の发掘调查》，《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5册，1939年。

[45]参看鸟山喜一《渤海中京考》，《考古学杂志》34卷1期，1947年；斋藤甚兵卫《半拉城：渤海の遗蹪调查》，珲春县公署，1942年。

[46]《奈良县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调查报告》第25册《藤原宫》，1969年。

[47]岸俊男《难波——大和古道略考》，该文刊《小叶田淳教授退官纪念国史论集》，1970年。

[48]参看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平城宫发掘调查报告》Ⅱ，1962年。

[49]参看京都府教育委员会《埋藏文化财调查概报·长冈宫》，1965～1973年。

[50]参看京都府教育委员会《埋藏文化财调查概报·平安宫、京》，1964～1965年。

[51]福冈县教育委员会《大宰府史跡》，1971、1972年。

[52]周防国府城复原图见浅野清、小林行雄《世界考古学大系》4，日本Ⅳ．历史时期，东京平凡社，1961年。

隋大兴、唐长安城布局的复原图承刘慧达、魏存成两同志代为设计，清绘前魏同志又重校一遍，并改正若干处。隋唐洛阳城的复原图的设计，参考了社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绘制的地图。谨向有关同志致谢。

本文原刊《考古》1978年6期，第401、409～425页。
1979年春曾撰刊误并略作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