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天综合判断”思维方式的提出

这种思想方法论不见于康德之前各种哲学中，也不明显存在于康得自己前批判著作中。它的出现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过程，完全是康德自己独创的科学成果。

康德于1763年出版《证明上帝存在唯一可能的证据》一书。这部著作名义上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实则在理论方面却给予了非常有力的批驳。由此，康德获得了两点收益。一是初步认识到唯理论派的一个错误根源在于思维方式上；二是多少认识到一点自然存在的普遍客观规律对于人们的主观思维运作是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差不多与此同时，康德接触到休谟的著作，从唯理论的独断思维方式迷梦中惊醒过来，从而对整个哲学研究进行了反思，产生许多疑问：唯理论的思维方式是怎样一种思维方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思维方式？上述1763年著作中对宗教的批驳着重于逻辑规则方面，这种批驳是否打击到了根本要害？应该确立怎样一种思维方式？哲学研究应该怎样避免走上错误的道路？思想中这些疑问催动康德去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继续研究中，康德发现经验论者与唯理论者一样，他们的理论主张都包含严重的片面性。前者重视经验事实的研究，固然很有必要；但过分强调经验，固守个别偶然事实，轻视理论以及理论所解释的普遍必然性，却是一个严重问题；而后者极端强调和突出理论探讨，的确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思维的能动性、创造性，为深入而彻底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与普遍客观规律提供某种前提条件，但却走上了完全否认客观事实、单纯进行思维推演，以至虚构捏造的错误道路。康德对于它们各自的思维方式开始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它们同样属于主观片面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把形而上学引上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康德发动了哥白尼式思维方式革命，以建立新的思维方式来替代旧的思维方式。

在这个巨大的转折中，根据《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可以看出，弗兰西斯·培根起了极为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这一点一般哲学史著作却一点也没有提及。培根的《新工具》一书给了康德极大的启示，启发他去进行“一场迅速发生的思维方式革命”。培根的著作针对当时自然科学研究上经验论派与理性论派的对立，提出了“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实施“实验的和理性的能力之间的更密切和更纯粹的结合”的方案。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按照培根的建议去实行了。其结果是近代自然科学得到迅速的发展。于是，为了给哲学的发展也找到一条科学而可靠的道路，康德采纳了培根的建议，走“折中道路”，实行“一个介乎休谟所攻击的独断主义和他要提出的怀疑之间的真正的折中办法”。关于这一点，康德在后来的著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明白地宣示过，他要对这两派的研究方法进行辩证扬弃工作，吸纳它们各自的优点，抛弃它们的错误做法，创立一种能够按照原则精确规定出来的新的哲学取向和新的思维方式，把经验与理性结合起来，构建先天知识的建筑大厦。

这种思想认识使康德的哲学思想发生了一个根本性转变，转向哲学二元论。这一点明显地呈现在他的1770年教授就职论文中。

当时康德似乎非常兴奋。他于1772年2月21日致马库斯·赫茨信中写道：“就我意图的本质内容来说，可以说已经成功了。现在我已经能够写出一部《纯粹理性批判》了。如果纯粹理性是完

全理智的，那么，这部书就既包括了理性认识的本性，也包括了实践认识的本性。关于这本书，我想先写出第一部分，它包括形而上学的本原、方法及界限，然后再写出德行的纯粹原则。第一部分大约可以在三个月内出版。”²

大概是因为“兴奋”有点过了头，康德把哲学批判、思维方式的变革和新的思维方式的创造确有成效的实现看得过于简单了一点，以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尽管他宣称他已经把握到了有关方面的“本质内容”，但是要把它们全面、系统而科学地加以阐明和论证，那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他一再给自己限定完成任务的时间，他的朋友也一再催促他早日出版已经期许的著作，但是他却一直往后推迟。一方面的确遭遇到巨大的理论困难的阻拦，因为这是前人从未尝试过的工作，许许多多理论的新概念、新命题、新原则、新系统需要创造出来，他被折磨着；另一方面，康德很看重自己的理论价值和理论尊严，他不愿意匆匆忙忙出版著作，以博取一时廉价的掌声，在他看来，思得越深越透，时间越长空间越广，理论的生命力便越有历史持存性。康德于1776年11月24日致马库斯·赫茨信说出了其间的艰辛：

“其实，我从来没有比您离开我之后的这几年里更加系统更加顽强地工作过。就像人们在获得了有益的原则之后通常所发生的那样，我现在手头堆满了材料，把它们整理出来，可望给我带来一阵短暂的掌声。但总的来说，这些都被一个主要的对象像一座水坝那样阻拦住了……只是今年夏天，我才越过了最后的障碍……我认为，要坚定不移地实行这样一个计划，需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³

但是，康德后来发现，这年夏天他还是没能越过最后的障碍。1777年8月20日致一友人的信中这样说：

“不过，阻碍我完成这些工作的绊脚石，就是我称之为《纯粹理性批判》的东西。现在，我唯一进行的工作就是清除掉这个绊脚石，我希望，能在今冬全部完成。现在，缠身我的事情，无非就是要努力完全清晰地表述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内容。因为我发现，人们自以为表述得极为流利、极为清晰的东西，倘若违背了鉴赏家的习惯思维方式，也照样会被他们误解的。”⁴

大概直到1780年第三季度，康德才最后思维成熟，清除了障碍，经过四、五个月奋笔直书，《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于1781年上半年终于出第一版。该书出版以后，同年5月11日再次“致马库斯·赫茨信[手稿]”中，康德说了同样的话语：

“因为我不能指望，人们的思维方式一下子就被引导至今为止完全不习惯的轨道上来，因为需要时间事先在其旧有的过程中，逐渐清除旧的思维方式，并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它转入相反的方向……这样，无论我的作品命运如何，都会在人类知识中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这部分造成思维方式的完全转变……就这方面来说，我从未试图造成幻象……而是宁愿任时光流逝，以便达到一个能使我感到满意的完善认识……这种方式的研究总是困难的，因为它包含了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⁵

“先天综合判断”这种思维方式在哲学史上登场现身经历如此久长的时间，日日夜夜追问与沉思十余年。这在哲学史上也是少见的。一方面，前面说过，这是因为要解构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谈何容易；另一方面，要创建在前人那里从未有过的东西，寻找到一种全新的理论结构，它既能体现存在的本原、自然界的普遍客观规律与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致性，而又能导致全部形而上学理论包括存在论、认识论、逻辑学、人类学、自由理论等等、等等获得全新的理论内容、理论结构、理论本原；这种思维方式既要能够同独断的思维方式完全彻底划清界限，干净利落地抛弃它，又要能够保证未来形而上学走上科学而可靠的道路；它不仅要能够吸收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在当时呈现出的先进性，又要能够符合哲学本身的特殊普遍性，不是照搬照抄，不像笛卡尔、斯宾诺莎那样把数学证明方法简单地直接搬运进哲学；不仅要为这种方法的具体实施创造出各种具体详细的方法、步骤、过程，拟定各种环节，建立中介机制，进行各种理论论证和“演绎”，而且要让客观现象“服从”于思维揭示的自然法则，让所有揭示的自然法则符合于真正的客观存在着的自然法则，与对象相呼应，经得起经验试金石的检验等等。康德面临这一切课题意味着，他是企图对人类的整个思维方式实行根本性大变革，使之更加符合于存在的本原和本真。这就是康德哲学理论能够穿透几个世纪的时空阻隔，不借助于任何思辨的利益，在今天仍然富有生命活力的一个主要根源。康德最终找到的即是作为三分法辩证法具体实现形式的“先天综合判断”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