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增长驱动力
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增长理论所建议的——劳动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中国在遵循这一建议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并不真的是奇迹。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开始遵循这一建议，通过前期的努力，中国积累了大量资本，打下了有利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腾飞的坚实工业基础。
2.1 计划经济时期的准备工作
虽然中国在前30年中经历了许多失败，部分失败几乎是致命性的，但是，通过艰苦的努力，中国在那个时期依旧形成了相对扎实的工业基础，尤其是在重工业部门。1952年，工业是各部门中最小的，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0%；到1975年，工业超过农业和服务业成为最大的部门，其增加值已经占全国GDP的46%。中国采取的进口替代政策，是当时学界和政策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最先进的政策处方，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维持了高储蓄率且实施了更严密的计划。尽管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了25%至30%的国民储蓄率。此外，政府还能够将储蓄用于目标部门，尽管效率低下，但到1978年，中国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快速工业化的国家。
关于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发展的成绩，一直存在争议。姚洋、郑东雅（2008）通过一个基于中国数据校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由于重工业部门拥有基于迂回生产所形成的技术外部性，对重工业部门存在最优补贴率（31%）和最优补贴期限（12年）。与这两个最优值相比，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补贴率高出最优值6.6个百分点，补贴期限也比最优值长13年。
除工业发展之外，计划经济时代还提高了普通公民的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表1.2对比了1978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力资本和工业发展情况。当时，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较印度低了四分之一，但中国的人力资本及工业发展水平更高。具体而言，中国采取了与印度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改善人力资本：印度更加重视高等教育，而中国的目标是提高普通公民的教育水平，因此，尽管在2002年之前印度每年培养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但是成人识字率却比中国低得多。中国这一策略在早期经济腾飞阶段取得了回报，因为当时正需要大量非技术工人。中国在1998年之后开始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这正好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中国在2002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相呼应。需要明确的是，中国起初的人力资本改善并非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而旨在促进社会平等，但不管怎样，这一策略对其后的经济腾飞做出了显著贡献。
表1.2 1978年中国和印度的比较
2.2 劳动力和人口
回顾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20世纪70年代末做出的两项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后来几十年的发展轨迹：一项是改革开放，另一项是计划生育。这两项决定并不是政策协调的结果，而是出自巧合。虽然改革开放是一项有意识的决定，但计划生育更多的是对中国即将出现“人口爆炸”的恐惧的应激反应——当时中国的人口总量估计已经接近10亿，这一信息震惊了中国领导层。然而，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两项决定相互强化：计划生育创造了有利的人口结构，进而助力于释放改革开放的潜力。大量年轻人从农村流向城市，为中国经济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和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图1.3展示了1960-2017年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1976年之前，该比例约为55%。到20世纪80年代末增加到65%，主要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新生儿增长速度放缓。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农业家庭经营的复兴和农村工业化的发轫，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让农业积累了更多的储蓄，促进了农村工业的发展。进入90年代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趋势被1962-1976年间出生的婴儿潮形成的人口回声（即第二代子女）削弱，但到21世纪的头10年，另一波上升发生，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09年达到了74.2%的顶峰。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国家能经历的最有利的人口结构（Bloom et al.，2007）。21世纪的头1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密集型的出口所推动的，而后者又获益于上述有利的人口结构。自2009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的速度几乎与其之前上升的速度一样快，同时，中国也开始退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不再像以前那样迫切需要有利的人口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非常幸运，因为它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增长轨迹几乎完全和人口结构转型的变化轨迹合拍。剩下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完成人口结构不断恶化条件下所需要的经济转型。
图1.3 1960-2017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改革开放前30年人口红利增长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最初在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工厂工作，之后转向服务业。图1.4显示了1993-2017年间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与城市人口比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外来务工人员是指在其所在县之外工作的人员，城市居民是指一年在城市居住超过180天的人员。数据显示，一方面，除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下滑之外，2014年前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一直处于增长状态，2014年之后稳定在1.7亿左右，约占中国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城市人口比例从1993年的不到30%稳步上升到2017年的近60%。
有利的人口结构从几个方面帮助了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它的直接贡献是产生大量的劳动力供应，使中国能够实现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33倍，达到1.5万亿美元，这一时期正好是人口红利显著增长的时期（见图1.3）。根据田巍等（2013）的估计，2000-2006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为14.6%。人口红利的第二个贡献是低工资。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农村显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缓慢，因此，工业可以享受刘易斯式的增长，即在劳动成本没有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实现扩张。然而，经过21世纪头10年的高速增长，剩余劳动力已大大减少。[2]事实上，中国的人口红利自2009年开始减少，这无疑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但是，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高于2000年的水平，其水平效应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其中一个结果是对消费品的较高需求，这是有利的人口结构的第三个贡献。给定收入水平，年轻人比老年人消费得更多，在中国开始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来促进增长之后，这一点尤其重要。
图1.4 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与城市人口的比例
总体而言，人口红利贡献了中国经济四分之一的增速（Cai and Wang，2005）。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结构在未来十年仍将保持良好的态势，但在这之后，当1962-1976年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变老的时候，情况将迅速恶化，这是1979-2015年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本报告的前提之一就是，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在未来30年内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适应老龄化的方法。后续章节的讨论和建议都是基于这个前提的。从长远来看，在影响国家增长潜力方面，人口因素的作用将超过其他因素，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其第二个百年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减轻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2.3 储蓄与投资
无论是在1978年之前还是之后，资本形成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都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在1978年之前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储蓄率在22%到33%之间，考虑到当时中国非常低的收入水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率。1978年以后国民储蓄的变化经历了五个阶段（见图1.5）：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2年，国民储蓄率下降，这是放弃重工业发展战略的结果。第二个阶段是1983-1994年，这个阶段的国民储蓄率显著增加。第三个阶段是1995-2000年，国民储蓄率再次下降，原因是国有企业的重组降低了城市家庭收入和企业储蓄。第四个阶段是2001-2010年，国民储蓄大幅增加，到2010年，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达到52.6%，仅有少数国家达到过这个水平。这段时期吸引了大量学者进行研究，许多人试图解释为什么在此期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增长得如此之快，其中预防性储蓄和高房价是最突出的两个解释（如Chamon and Prasad，2010；陈彦斌、邱哲圣，2011）。然而，预防性储蓄无法解释为什么包括家庭储蓄率在内的储蓄率在第三个时期下降，因为在这一时期，旧的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因国有企业重组而基本崩塌；房价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包括家庭储蓄率在内的储蓄率在2011年之后房价高速增长阶段开始下降。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LCH）或许能为上述五个阶段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LCH做出的最重要的预测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储蓄率与其GDP增长率成正比。在莫迪利安尼最后一篇发表的论文（Modigliani and Cao，2004）中，他和合作者用LCH来解释1950年之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变化，发现GDP增长率的上升可以很好地解释1978年之后储蓄率的上升。在同样的逻辑下，第四阶段储蓄率的上升是经济增速加快的结果，而2010年后储蓄率的下降是经济增长放缓的结果。
图1.5 国民储蓄与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
与中国高储蓄相关的还有一场关于中国对全球贸易失衡贡献的国际争论。本·S.伯南克（Ben S.Bernanke）在2005年称，来自亚洲的“过剩储蓄”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原因（Bernanke，2005）。从那时起，中国的高储蓄率引起了国际关注，一般观点是，中国的高储蓄导致了全球贸易失衡，并且，高储蓄让中国不得不保持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图1.5还显示了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根据定义，储蓄和资本形成之间的差额就是一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在1994年以前，中国的储蓄和资本形成基本上是平衡的，但自1994年以来，储蓄一直大于资本形成，2004-2010年间的差异尤其明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官方外汇储备。然而，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自那时开始下降，到2015年和2016年，这一比例仅在2%左右。
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FERS）经常被美国政客和一些国际组织拿来作为中国2004-2010年经常账户巨额盈余的主要原因。虽然FERS可能的确帮助中国出口了更多产品，但值得怀疑的是，这是否是中国经常账户巨额盈余的主要原因？因为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是国际平衡（出口—进口）和国内平衡（储蓄—投资）的结果，后者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汇率在其中可能不那么重要。[3]
无论如何，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正在发生。与经常账户盈余比重下降相映照的是，国民储蓄率的下降速度超过了2010年之前的增长速度。在2010-2017年的7年间，这一比率平均每年下降1.63个百分点，2017年下降至41.2%，按照国际标准，这一比率仍然很高，但下降带来的再平衡意义重大，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结构调整促成了这种变化。在国际市场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调整减缓了消费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结果。出口不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国内市场，中国经济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结构性变革，其中去工业化最为显著，去工业化的后果之一是储蓄增长放缓，第3节将对此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2.4 全要素生产率
自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质疑所谓的东亚奇迹（Krugman，1994）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由资本积累推动成为共识，对索洛残差的计量分析似乎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例如，发表于2012年的一项对150项研究的5308个观测值所进行的整合分析发现，自1978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年增长率仅为2%，占中国GDP总体增长率的20%（Tian and Yu，2012），这与发达经济体40%至50%的贡献率形成鲜明对比（Kim and Lau，1996）。然而，索洛残差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没有考虑资本积累中蕴含的技术进步。不可否认的是，工厂在采用新设备时提高了技术效率，然而在计算索洛残差时，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长是一阶的，由资本存量增长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极有可能被归结到了资本存量的增长上去。
计算索洛残差的一个替代办法是计算工资增长率和资本回报率（ROC）的复合增长率。为此，考虑标准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索洛模型：
其中，Y是国内生产总值，K是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存量，A是TFP，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0＜α＜1）。然后使用恒等式Y=rK+wL（其中r是资本回报率，w是工资率），可以得到：
因此，TFP的增速为：
它是以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作为权重的工资增长率和ROC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尽管工资和ROC可能会受到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反映了经济基本面。
由于没有统一的工资数据，因此本章用资金流量表报告的劳动收入代替工资，将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作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1-α）。ROC由卢锋（2018）根据宏观数据计算得到。表1.3列出了1996-2015年的数据。在此期间，劳动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2%，略低于GDP增速；ROC的变化波动性较大，与经济周期基本一致，在2000年之前和2008年之后下降，但在2000-2008年之间急剧上升，但样本期间平均每年下降0.4%。[4]劳动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3%，而ROC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0.2%。由式（1.3）计算的TFP增长率在表1.2的倒数第二列，平均每年为4.1%。最后一列为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每年都在变化（2001年和2004年超过100%），但平均值为41.9%，与发达经济体相当，远高于其他研究得出的结果。
近年来，人们担心资本效率的下降趋势，经常被引用的证据是边际资本产出比（ICOR）不断提高。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ICOR约为4，接近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水平；在那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增加，并达到6。[5]然而，自2008年以来，中国大约一半的资本投入用于改善福利（张斌，2019），包括高速铁路、地铁、公用事业和公园绿化设施，这些设施通常需要政府补贴才能运营，如果将这些领域的投资排除在外，中国的ICOR将大幅下降。
表1.3 1996-2015年间由ROC和劳动收入增速估计的TFP的变化情况（%）
尽管福利改进类的投资增长较快，但自2005年以来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仍然值得警惕。这个下降对TFP的增速有负面影响。在2005年以前，TFP增速平均为6.1%，但2006-2015年降低到2.5%。表1.3告诉我们，这个下降是由于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导致的。目前，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在15%左右，和美国的差不多，但高于日本（卢锋，2018），然而，中国的下降趋势似乎没有停止的信号。为稳定资本回报率，中国需要大力改进资本配置效率，特别是减少国有企业对金融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