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山的呼唤
一 这里是闽东
在辽阔壮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东南部沿海一带，有一个面向浩瀚太平洋的省份。它依山傍海，西北高东南低，90%陆地面积是山地丘陵地带，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这就是福建省，省会驻地设在福州。
《山海经》有言：“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是指那时为闽越族人地，直至秦始皇兼并天下，南平百越，置闽中郡，中央政权始达于此。西汉中期，闽越叛乱，汉武帝平息后迁闽越人于江淮流域，隶属于会稽南部都尉管辖。自晋宋至齐梁，初属于扬州，至陈代永定时（557—559年），陈武帝设“闽州”，这是此地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建制。
唐代初年，设泉、建、丰三州，下辖10县，属江南道。开元十三年（725年），闽州都督府改称福州都督府，后设立军事长官经略使，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名为福建经略使，福建之名始现。至清代，设福建布政使司，下辖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8府及福宁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后增设台湾府，属福建统辖。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府单独设省。所以，福建省简称为“闽”，又称“八闽大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与浙江、上海、江西、江苏、山东同属华东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福建辖1个副省级市（厦门）、8个地级市（福州市、泉州市、漳州市、南平市、三明市、龙岩市、莆田市、宁德市）。据2019年统计：全省辖29个市辖区、12个县级市、44个县，共计85个县级区划，全省总面积12.4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973万。
这里，完全可以用一句老话来形容，那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福建森林覆盖率达65.95%，居全国第一。海岸线长度居全国第二位，海岸曲折，岛屿众多，由海路可以到达南亚、西亚、东非，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起点，也是海上商贸集散地。依山傍海的特点造就了福建丰富的旅游资源，除了海坛岛、鼓浪屿、武夷山、白水洋等自然风光外，还有永定土楼、三坊七巷、安平桥等人文景观。
其中东北部一带，俗称为“闽东”，广义包括福州、宁德两市，因两地方言同属闽东语。近代则特指宁德地区，南连省会福州，北接浙江温州，西邻武夷名山，东与台湾岛隔海相望。现辖蕉城区、古田县、屏南县、周宁县、寿宁县、福安市、柘荣县、福鼎市、霞浦县等县（市、区）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43个乡（其中9个民族乡）、69个镇、13个街道办事处、195个居委会、2137个村委会，人口325万。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沿海较多滩涂，森林覆盖率68.65%，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闽东历史悠久，人文璀璨。早在新石器时代，古越族先民就在这里劳动生息。晋太康三年（282年）设温麻县，是区内最早建立的县一级政区，隶属晋安郡。县治在今霞浦县葛洪山山麓，辖境包括今宁德地区的大部和政和、连江、罗源等县区。隋开皇九年（589年），温麻县被撤销，其地并入原丰县，隶属泉州。
唐宋以至明清时期，这里先后改隶建州、闽州、福州等地。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福宁州升为福宁府，隶属福建闽浙总督府，辖福安、宁德、霞浦、寿宁4县。民国元年（1912年），实行省、道、县3级地方政制。后来福建省政府实行政督察区制，闽东划为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9年10月之后，闽东迎来了新生，设福安专员公署，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人民政府。1970年，福安专区驻地由福安迁往宁德县城关，改称宁德地区。1999年11月14日，国务院批准宁德撤地设市，成立宁德市人民政府，2000年11月14日正式挂牌。驻地在新设立的蕉城区，全市辖蕉城、古田、屏南、周宁、寿宁、福安、柘荣、福鼎、霞浦9个县（市区）。
闽东位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台湾省三大经济区的中间位置，东西横距235公里，南北纵距153公里，陆地面积1.34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46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046公里，浅海滩涂面积93400公顷，可供作业的海域面积是境内陆地面积的3.3倍。区域内有大小港湾29个，其中三都澳深水岸线长度居全省港口之首。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善良的闽东人民胼手胝足，辛勤耕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历代文化名人朱熹、陆游、戚继光、唐伯虎、冯梦龙等，在这里留下了闪光足迹和珍贵文物，许多保存完好的建筑群、石雕廊桥等古迹至今巍然屹立。闽东还是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地。畲族人民勤劳俭朴、能歌善舞，有着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及生活习俗，是中华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1929年初，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由赣入闽，播撒革命火种，推动了福建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1934年2月，闽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福安柏柱洋召开，宣告闽东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先后下辖福霞、安德、安福、福寿、连江等10个县苏维埃政府，80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苏区人口近100万，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从此，柏柱洋有了“闽东延安”的美誉。
闽东苏区的创建，是全国土地革命运动普遍陷入低潮时的一个闪光点，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之后，闽东苏区遭到国民党的残酷“清剿”，被迫转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后来成为开国上将的叶飞，就是当年率领闽东红军独立师坚持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据民政部门调查统计，革命战争时期，闽东被敌摧毁的村庄有1031个，被敌杀害20044口人，被灭绝17364户，被烧被拆房屋131621间。烈士7326口人，其中畲族同胞510口人。
这是一段星火燎原的红色记忆，一幕孤军奋战的腥风血雨；这是一座彪炳千秋的民族群雕，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1990年7月，已近八旬高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将军，回到阔别34年的宁德福安，看望老苏区的父老乡亲。他首先来到闽东革命烈士陵园，面对着高高耸立的纪念碑，深深地三鞠躬……
按说，闽东一带山清水秀，自然风光绚丽迷人，人文历史悠久灿烂，特别是这里的人民具有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完全可以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过上殷实富裕的生活。
然而与全国其他革命老区——井冈山、大别山、沂蒙山等地一样，这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南来北往阻隔难行，虽说处于东海之滨，但没有金沙银滩，也少见缓冲平原，一上岸就是险峰峻岭。
这样的地形和位置，在战争年代适合做革命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而到了没有了血火交织的和平年代，这些地方偏僻闭塞、交通不便，甚至连可供耕种的农田都很少，久而久之便落伍了，成了挂满勋章的“乞丐”。
“老、少、边、贫”地区，这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名词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上述现象。凡是处于此等位置的地区，往往历史欠账多，工业基础弱，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而闽东不仅占全了这几条，还加了一个“岛”字——因其海岛众多，星罗棋布，面对着台湾海峡，长期以来一直是海防前线，难以发展工商业。即使有天然的深水良港——三都澳，也不能很好地开发利用。所以，过去人们说起闽东，就是“老、少、边、岛、贫”5个字。
直至20世纪80年代，宁德地区无论是从工农业总产值，还是人均年纯收入计算，都排在福建省9个地市中的最后一名。贫穷困难，如影随形，牢牢地纠缠着这里的干部群众。经济基础的薄弱，势必影响到教育文化并导致思想观念的落后，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
全宁德有成百上千个自然村坐落在大山里，耕田极少、物品奇缺，农民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着，也仅能收成少量的稻谷番薯，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换钱买东西了。
毋庸置疑，在刚刚结束了10年动乱，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道路之初，类似的贫困落后的乡村不在少数。
当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也得到快速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农村贫困问题有所缓解时，党和政府的目光关注到“老、少、边、贫”地区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扶贫措施。这其中包括：1980年，中央财政设立了“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982年，将全国最为贫困的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的集中连片地区作为“三西”专项建设列入国家计划，进行区域性的专项扶贫工作。
1984年，中央有关部门又实事求是，酌情划定了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进行重点扶持。其中，闽东的宁德地区就属于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春潮奔涌，沿海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都兴旺发达起来了，唯独位于它们中间的闽东一带还是穷困潦倒，成为我国沿海地区“黄金海岸的断裂带”。
1986年5月14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提出争取在“七五”期间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并提出贫困地区实行新的经济开发方式的10点意见。首次确定国家贫困县标准，将331个贫困县列入国家重点扶持范围。从此，以县为单位使用扶贫资源、开展具体扶贫工作成为中国扶贫开发政策的重要特点。
党中央和国务院痛下决心，在全国掀起新时期扶贫开发热潮，并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这样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
二 《人民日报》头版上的读者来信
1984年，在中国当代史上，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份啊！希望的田野上麦浪滚滚，深化改革的大潮汹涌澎湃。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当前农村工作的基本目标、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全国继续贯彻执行。这是新时期以来连续第五个一号文件，农村变了，农民富了，农业稳了！
1月22日至2月17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充分肯定试办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决策。
这为改革者吃了定心丸、开通了加油站。
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他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
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澎湃。
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时将香港交还给中国。
一国两制，统一大业的路线图，日渐清晰。
10月1日，首都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邓小平同志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各界方队数万人高举拥护改革开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彩旗通过天安门广场。当北京大学师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顿时欢声雷动。
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一致认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时间，吹响了更加嘹亮的“进军号”……
这一年，中关村科技一条街日益兴旺，已经40岁的柳传志带领中科院计算机所十几名科技人员成立了联想公司，不显山不露水，从事开发、制造并销售可靠的、安全易用的技术产品及优质专业的服务，日后成为全球电脑市场的领军企业。
这一年，青岛轻工业局的干部张瑞敏，出任连年亏损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重整山河，制定了第一个发展战略——名牌战略，做出令人震惊的“砸冰箱”行动。张瑞敏说：“我们把残次品都砸了，再也不生产这样的东西！”历经磨砺，创造出白色家电巨头——中国海尔集团。
这一年，曾经集体累计仅有1764元，人均分配53元的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大队，恢复华西村名称，选举吴仁宝为村支部书记，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农业、工业、商业、旅游业等多种产业并举，一举成为“富得流油”的“天下第一村”。村民们盖小楼、买汽车、坐着飞机满世界地去旅游……
难以忘怀的1984年啊，激情燃烧的1984年，已经深深铭刻在华夏儿女的心扉上，记录在20世纪下半叶人类发展史的史册中。
然而，正像浩瀚的太平洋没有一帆风顺的航程一样，跨入新时期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并不都是歌舞升平、富甲一方。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尽管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吃饱了肚子穿暖了衣，但远没有都像华西村村民那样变得有钱了、富裕了。
同样是在1984年的6月24日，一路高歌猛进的《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了一封不一样的读者来信，大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另一面：
编辑同志：
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还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偏僻边远的山村，至今仍处于穷困落后的状态。
在闽东福鼎县与霞浦县交界的一条深峡谷里，有一个穷山村。这里地名叫下山溪，全村十八户，八十一口人。他们居住的房子十分简陋，耕种的土地全是贫瘠狭小的山坡地，粮食产量极低。他们祖祖辈辈吃番薯度日，偶尔到外地买几斤大米，只能在春节吃两顿，或供妇女“坐月子”吃几天。他们身上穿得破破烂烂，有的人买不起鞋子而光着脚板。他们的文化水平更低。解放三十多年来，这里只出过一个高小毕业生。据了解，在闽东山区尚有一些村庄至今生活仍很艰苦。这些地方大多数是解放前红军和游击队的根据地。
要使下山溪这样的穷地方富裕起来，依靠国家零星的救济见效不大。我认为只有从这里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并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方可从根本上改变其贫穷落后的面貌。下山溪村拥有一千二百多亩的山场，可以大力发展山羊，每户养几十只，这里就成了一个养羊基地。还可以把现有的灌木林逐步改变为杉木、柳杉混交林；同时大量种植毛竹、棕树，做到长短结合，提高经济效益。这样，要不了多久，这里就能逐渐富裕起来。
实现上述富裕目标，就要实行一些特殊政策。例如，有关部门要舍得花一些投资，帮助他们搞开发性生产，或由有关单位提供资金、种苗，同他们直接联办羊场、林场。要创造条件帮助他们从外地引进人才、技术，并保送一些当地青少年到外地学文化、技术，然后回村领导生产。另外，建议国家能减免粮食征购任务。在最好年景，下山溪全村平均每人占有几百斤粗粮，每年向国家交售之后，口粮往往发生困难。下山溪的群众迫切希望干部到那里去走走。
福建省福鼎县 王绍据
在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歌里，突然冒出来这样一封似乎“不合时宜”的来信，而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人民日报》，竟然还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写信人王绍据，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区福鼎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科科长、报道组组长。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由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红手印“包产到户”发轫，很快波及全国农村的生产责任制，一下子改变了过去“出工不出力”“大呼隆”的现象，焕发出了惊人的生产积极性，乡村农民面貌焕然一新，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各地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联产承包好，人人能吃饱。交上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咱村发了棉花财，票子数得乐开怀。昔日“光棍村”，迎来“七仙女”。盖新房，娶媳妇，老农民成了“万元户”……
一时间，广播有声、电视有影，仿佛农民全都告别贫穷，奔上吃穿不愁的小康路了。就连远在闽东的福鼎县新闻科报道组也在挖空心思去寻找脱贫的榜样、致富的模范，评先进，树典型，似乎农村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到处莺歌燕舞了。
这天，王绍据正在办公室里上班，突然推门进来一位磻溪公社（本来中央于1983年决定全国农村撤销人民公社建制，改设乡镇，要求1984年底改完，闽东各地还在实施中）的干部，是王绍据的老熟人。他说：“王科长，忙什么呢？”
“哦，这不正写稿子，咱县里有农民买上电视机了！”
那人接过去看了看，摇摇头放在一边，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新闻单位只知道报喜不报忧，难道现在农民都富了吗？我们那里赤溪村的下山溪，有人家穷得都穿不上裤子哩！”
“啊？”王绍据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改革开放四五年了，还有这么穷的吗？”
“千真万确！要不你们自己去看看。”
王绍据是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宣传工作者，听了这位乡村干部如此尖锐的批评，内心深处受到震撼。人家告辞走了，他那篇表扬稿自然写不下去了，一直在思索着，忽然自言自语道：“不行，我一定要去查一下究竟。”
第二天——1984年5月15日，王绍据多年以后还牢牢记着这个日子，因为对于他来说，印象太深刻了。早晨起来，王绍据给办公室打了个招呼，说：“我有事下乡了！”就赶头一班车从县城到达了磻溪公社，再往前走就不通公路了。一打听赤溪怎么走，有人说须走40多里山路，还要攀爬12000级台阶的“蛤蟆岭”才能到达呢！
年富力强的王绍据咬紧牙关，甩开大步上山了。那天刚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十分新鲜，山林里鸟语花香，可想到此行的目的，王绍据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心事重重地迈着步子。一直走了2个多小时，大汗淋漓，口干舌燥。他渴了，捧一把路边的山溪解渴；他饿了，掏出从家里带来的一块光饼啃两口，一路跋涉终于到了赤溪村。
这是一个行政村的名字，在20世纪80、90年代，全赤溪共有12个自然村280户1300口人，其中少数民族畲族群众300多人，如同寥落晨星一般散居在深山密林中，有的小村子只有几户人家。山陡坡险，地狭村偏，如果到集镇上去，只有甩开脚板步行，有的往返一趟竟达到百里之遥。少数薄田产出的稻谷，还不够交公粮的，村民大都靠种在田边地角的番薯、野菜充饥。村里村外到处书写着两个大字：贫穷！
其中，下山溪村就是典型的代表。
顾名思义，下山溪，下山之后才能见到溪水。当地人说：前门听水声，后门听鸟鸣。意思是只能听到几百米外的溪水奔流，难见其形；而紧贴房后则是陡峭的山岭，林鸟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全村18户等于挂在半山腰上，岗尾有5户，羊头坑有3户，石壁头有4户，水井面有3户……听听这些小地名，哪里是住人的村庄啊，简直就像“阎王爷”的迷魂阵。
一首民谣形象地道出了人们的困境：昔日穷村下山溪，山高路险足迹稀。早出挑柴换油盐，晚归家门日落西……
王绍据稍微歇了歇脚，再问村人如何去下山溪，人家指了指上边说：“只有一条铺满草丛荆棘的羊肠小道。”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弯下腰就往上走去，走着走着，脚下一滑，连忙抓住旁边长着锯齿形的粗茅草，忽然钻心地疼，鲜血顿时从手心里冒了出来。等他走进村子，双手已是鲜血淋漓了。他苦笑着自语：“想不到，下乡要流汗又流血！”
站在村头搭眼一望，王绍据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全村看不见什么像样的民居，只有山石边上、树丛缝中立着几间破烂不堪的草棚子、土木房，虽说房顶上罩着青瓦，由于年久失修，瓦残木朽，露着天，透着风，摇摇欲坠，好像来阵大风就能吹倒了似的。
他沿着一条小路向村里走去，沿途碰上几个村民，大都穿得破衣烂衫，补丁摞补丁，青壮男子干脆光着膀子，小孩子则光着屁股，几乎人人打着赤脚，很少看见有穿鞋子的。那情景，用衣衫褴褛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王绍据随意走进一家农户，打了声招呼没人答应，便推门进去，只见一位妇女面色惨白，披着破棉絮躲在床上发抖。按说时令已是初夏，南方更是早就热了，她这是怎么了？
“你生病了吗？”王绍据连问了几声，对方眼神慌乱，“呜呜”地只是摇头，说不出话来。难道是个聋哑人？他走出来向隔壁邻居老大妈询问。
那人连连摇手，小声说：“太难为情了，她没有裤子穿。她家只有一条裤子，婆婆穿着出去采茶了，回来换给她穿上，才能起来做活呢！”
王绍据闻言，心里像被刀扎一样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了，竟然还有人过这样的日子。他脚步沉重地走到灶台边掀开锅盖一看，难闻的气味冲上来，里边黑乎乎的，一半番薯丝一半野菜。他眼眶发潮，差点流出了眼泪……
他默默地留下了10元，转身出来，找到了生产队小队长李先如了解村里情况。这位村干部听说王绍据是县里来了解村民生活的，不由得连连叹气说：“我们村真是太穷了，既无一分水田，又没有大块农地，主粮番薯都是在边边角角‘斗笠丘’‘眉毛丘’种植的。你看看我们住的，遇上下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了，里面还滴答。唯一的经济收入是砍些毛竹到山外去卖，每百斤才卖一元钱，半天砍，半天运，累死累活扛着百来斤的毛竹才赚个块把钱……”
“更让人伤心的是，就怕生病闹灾，村里远离公社卫生院，缺医少药。那一年，我老婆生孩子碰上难产，来不及抬到山外去，只好由村里老人接生，不料大出血昏了过去。一家人跪在地上求爷爷告奶奶，哭得不行，最后还是只救了孩子，大人却再也没醒过来。唉，要是村里有医院，要是没有大山阻隔，我老婆的命就不会断送了……”
李先如说不下去了，眼圈又红又湿。
即使这样，村里还要按规定交售公粮和统购粮，可粮站只收谷子，不收番薯米。他们只好卖了毛竹换钱买稻谷上交。李先如说：“这是皇粮，宁可饿肚子也要交。”此外，这个村子是少数民族畲族聚居地，还是革命老区基点村，战争年代，叶飞、曾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一带闹革命、打游击，这里的人们为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村有104口人，这些年过去竟只剩下81口人了，不但没增，反而减少了23口人。原因就是女孩长大了赶忙嫁出去，外村姑娘却不愿嫁进来。许多老光棍，死了就是绝户。唯有6名能生育的妇女，还要实行计划生育“结扎”。如不改变这种状况，这个村就无人繁衍了。
王绍据听了很难受，心情沉重地返回了。正是太阳落山时分，尽管初夏美丽的杜鹃花盛开满山，他却毫无兴趣瞟上一眼，脑海里蓦然涌上那首古诗词来：“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等到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王绍据简单地吃了饭洗了洗就躺下了。可是，从来不失眠的他，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一天来的所见所闻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呛人鼻腔的野菜饭食，那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少，那难以下床的尴尬妇女。村民们如此贫困，王绍据好似万箭穿心。
尤其想到不少孩子处于失学状态，王绍据更是无法平静下来。王绍据就是农民的儿子，12岁那年失去了父亲，家中塌了顶梁柱，初中一年级没上完就辍学回家了，边当放牛娃，边参加生产队劳动。小小年纪承担起赡养母亲、抚养妹妹的重担。虽说他还是想方设法抽空自学，可家里贫穷没钱，晚上连煤油灯都点不起，只好抓萤火虫放在鸡蛋壳里照明看书、写作。
多年以后，王绍据回忆起这段日子，还是禁不住潸然泪下。他说：“我家住在台峰，去秦屿镇的四中念中学，要走50里路。妈妈缝的鞋子舍不得穿，赤脚走路，到了学校才穿起来。学校要交学费，周六回家上山砍柴，周日挑到海边的南镇村去卖。父亲去世后，只能辍学了……”
艰难生活的记忆，使他对农村有着真挚的情感。下山溪村民曾经为共和国的诞生付出过鲜血和生命，如今怎能让他们还过着这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呢？应该呼吁全社会给予关注，广大农村并不都是阳光灿烂，要帮助他们尽早摆脱困境。
想到这里，王绍据一骨碌翻身起床，扑到桌子上奋笔疾书，写出了题为《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稿件。他在文中列举了所见的下山溪贫困情景，还提出了三条亟待解决问题的建议：一是困难的老区村应予减免上交公粮和统购粮；二是计划生育政策要网开一面；三是党和政府要大力帮助穷村发展生产、摆脱贫穷。
写完之后，一看表已是深夜2点多，王绍据仍然毫无睡意，瞪着眼挨到了天亮，马上乘车前往省会福州。他想找一位比较熟悉的省报编辑，请他将文章作为内参材料报上去，希望省领导能重视起来，予以解决。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王绍据在长途汽车上摇晃了近一天，终于在下午快下班时赶到了报社。
谁知，他急切地把这份1000多字的稿件交给接待的老编辑后，老编辑只翻了一下，刚才还很热情客气的脸色，立马变得严肃起来。老编辑忽地站起来，低声问道：“小王啊小王，你是共产党员吗？”
这让王绍据不明就里，疑惑地回答：“是啊，我1973年就入党了！”
“那你要做好被开除党籍的准备了！”
王绍据脑袋“嗡”地一下，犹如晴天霹雳。他说：“怎么啦？我写错了吗？这都是我亲眼所见的现实。”
“现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都在宣传农村富裕的大好形势，你却披露缺吃少穿的阴暗面？！”继而，他沉痛而又关切地说，“赶紧拿回去烧掉，别外传了，搞不好你会被打成现行的右派分子！”
好似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王绍据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报社的，当晚住到招待所里又是一夜难眠。他想不通为何为老百姓说几句实话，呼吁各级领导重视偏远农村的贫困，尽可能给予解决，怎么就是右派分子呢？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从动乱年代挣脱出来的人们还心有余悸，极左的阴影尚未完全消除，那位老编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也是出于爱护年轻人才发出警告的。
出师不利，碰了“钉子”，王绍据闷闷不乐地坐车回到了县里。办公室的同事看出他情绪不佳，了解了原委，纷纷劝解道：别整这个事了，谁都愿听好听的，往脸上搽粉而不是抹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你犯不着去冒这个险！
有位要好的老同学，特意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说：“绍据啊，咱祖宗十八代都是农民，好不容易出了你这么一位吃国库粮的，年纪轻轻就是科长了，要是因此把你打发回农村，那可亏大了！”
王绍据知道大家是为他好，担心他犯错误受到处分，也明白劝说不无道理。信中所写确实与当前形势格格不入，但类似下山溪这样贫穷的状况绝不是个别现象，如果只看到成绩无视存在的问题，那于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作为一名有良心的基层记者，一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员，更不能对老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
那些日子，他寝食难安、坐卧不宁，纠结折腾到了第四天，终于想明白也下定了决心：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古人尚且有此担当，我一名共产党员何惧之有？倘若连了解基层情况的记者都不敢面对现实，没有勇气讲真话、实话，那党中央怎能了解下情、解决问题呢？而自己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又怎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呢？豁出去了，哪怕撤职开除，也要向上面反映实情。
王绍据横下一条心，把这篇稿件又修改了一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径直寄往《人民日报》编辑部。
读者朋友们，现在看来似乎是一件平常小事，但在当年却是惊天动地的，这是“捅破天”“告御状”，需要极大的胆量！如果没有“敢为人民鼓与呼”的精神，没有“破釜沉舟削职为民”的准备，那是万万不敢做的。等在前面的不知是鲜花，还是荆棘，甚至还可能是牢狱之灾。从这个意义上讲，年轻的共产党人王绍据忠心可鉴、勇气可嘉。
毕竟，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
毕竟，我们党正在拨乱反正，回归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本来，全国各地每天寄到《人民日报》的信件成千上万，几麻袋也装不完，此信能否被报社收到、收到后会怎样处理，王绍据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只想尽到一个基层通讯员的职责，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罢了。甚至，他还做好了一旦被认为有问题，挨批判受处分、回家当农民的心理准备。
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来自偏远闽东小县城的信件被一位编辑看到了，不仅没有认为“不合时宜”“有碍观瞻”，还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立即编成内参上报党和国家领导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位常委看到这封来信，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做了批示：信中所反映的情况令人震惊，“老少边”地区欠债太多，请福建省委查清汇报，以便中央统筹研究解决。
很快，此信连同中央领导人批示件，传真到了福建省委办公厅。1984年6月5日，省委办公厅在《情况简报》第194期上全文刊登。这同样得到福建省委领导的重视与关切，省委书记当即在上面批道：“此件所提要求应限期解决，类似这样的边远山区，也应采取类似的措施。我们对不起这些地区的人民。”
雷厉风行。当天省委办公厅将此件传真到宁德地委办公室，进而批转到福鼎县委。恰巧，兼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王绍据首先拿到了此件。他忐忑不安，还以为是上级追查下来了！当他打开文件仔细一看，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百感交集：时代不同了，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老区人民有希望了！
想不到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居然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王绍据的信件。一时间，全国轰动。对照原稿，王绍据发现基本全文照登，只是计划生育还是国策，删除了建议“网开一面”的第二条。当时《人民日报》每天才4个版面，第一版都是重要新闻，字字如金。
同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关怀贫困地区》：
我国农村形势很好，生产显著增长，农民生活改善，大家都是看到了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要求我们同时看到另一方面，这就是农村尚有局部地区和少数贫困户，在生产、生活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有一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今天本报读者来信中反映的闽东一个贫困山村的情况，就是一个有代表的例子。
来信里所说的这类贫困现象，多出现在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山区、边疆地区。其中有些地区过去在战争年代曾经对革命做出很大贡献，解放以后更应得到较快的发展，政府在财政上也给予不小的支援。但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政策上“左”的偏差，这些地区生产、交通、文教、卫生、科技落后的历史状况改变不大，不少群众依然过着“吃粮靠定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穷困日子。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领导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让这些贫困现象长久继续下去，不但会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愧对那里曾为革命做出过牺牲的父老乡亲。
少数贫困地区存在的问题，整个说来属于支流问题。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它。支流问题拖着不去解决，越积越多，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造成灾难。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那种搞浮夸、搞形式主义、报喜不报忧的毛病，至今没有很好克服，工作上只搞“锦上添花”，不去“雪中送炭”，谁一提到困难，似乎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这种毛病如果不克服，势必助长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盲目乐观情绪，进而导致工作上的失误。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提醒各地，在当前农村大好形势下，要重视发现和解决支流问题。这对继续发展农村好形势是极为重要的。让我们在抓好主流，促进农村大部分地区经济继续繁荣兴旺的同时，下决心到那些贫困落后的地区去走一走，实地调查一下那里究竟是什么样子？有哪些困难？应当采取哪些特殊政策和措施？跟那里的干部、群众坐在一起，共同研究治穷致富的门路。能解决的问题应抓紧解决，哪怕是解决一两个问题，总比空发议论好得多。我们深信，既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多数农村能很快富裕起来，这少数地区只要政策对头，经过努力，也一定能较快改变贫困面貌。
这一来，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了闽东的贫穷状况，而且中共中央敢于承认某些地方还十分贫困，还需要加倍努力。这与过去极左思潮下的宣传调子大不同，这是一个成熟的大党向人民负责、向历史负责的态度。
王绍据手捧着《人民日报》，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石激起千层浪。来自首都的呼唤，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强烈反响。赤溪村下山溪不断收到四面八方寄来的慰问信。有工人、干部、解放军战士，也有教师、学生。有寄来现金粮票的，也有寄来衣服被子的。甚至有不少信件只要写上“福建省福鼎县王绍据收”，他就能收到并转交给乡亲们。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似乎也适用于这里。而如今，春雷响了，春雨下了，久旱的山野涌现出一片复苏的新绿。和煦的阳光终于照到了偏远的山沟沟，温暖着近乎麻木的山里人。他们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欣慰，同时也有了摆脱贫穷的期盼与渴望。
1984年9月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中发〔1984〕19号文件，开宗明义，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
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笔者特意找到了原文，摘要转载于此：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农村形势越来越好。但由于自然条件、工作基础和政策落实情况的差异，农村经济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特别是还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仍未摆脱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其中绝大部分是山区，有的还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革命老根据地，有的是边远地区。解决好这些地区的问题，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首先摆脱贫困，进而改变生产条件，提高生产能力，发展商品生产，赶上全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一、明确指导思想。
过去国家为解决这类地区的困难，花了不少钱，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政策上未能完全从实际出发，将国家扶持的资金重点用于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而是相当一部分被分散使用、挪用或单纯用于救济。为此，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明确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根本途径是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按照本地的特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本地区经济的内部活力。
国家对贫困地区要有必要的财政扶持，但必须善于使用，纠正单纯救济观点。山区要认真重视发展林业、畜牧业、加工业、采矿业及其他多种经营，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密切同城市和平原地区经济的联系，变单一经营为综合经营，变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纠正依赖思想。
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要突出重点，目前应集中力量解决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要经过调查论证，综合研究，确定具体措施，逐项予以落实。国家用于贫困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不能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平均使用，更要严禁挪作他用。
二、进一步放宽政策。
对贫困地区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比一般地区更灵活、更开放的政策，彻底纠正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给贫困地区农牧民以更大的经营主动权。
（一）在坚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由群众自主选择最适宜的经营形式。有些地方，有些生产项目群众愿意进行个体经营，应当允许。
（二）耕地承包期可以延长到三十年。允许转让承包权。
（三）牲畜可分到户或作价归户，私有私养，允许自宰自售。
（四）草山草坡应分包到户，由户长期使用。
集体的宜林近山、肥山和疏林地可划作自留山，由社员长期经营，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允许继承，产品自主处理，可以折价有偿转让，允许卖“活立木”。不便归户经营的远山、瘦山，可以实行合作经营，种树种草，收益按股分红。荒山多的地方，可以独户或联户承包经营，承包期不少于五十年；还可包给平原地区的群众经营，收入按比例分成。集体林场可以折价作股办林业合作社，按股分红；也可以联户承包经营。
（五）国家在贫困地区兴办的企事业单位（国营林场、自然保护区、水库、电站、工厂等）要本着不与农民争利和适当让利于民的原则，处理好同周围社队的关系。水库的发电、水费和水产、林产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应以一定比例用于安排水库移民的生产。
凡国营企业单位无力经营或经营得很不好的山场、水面、矿藏，可以包给农民经营，收益按一定比例分成；这些单位如需要人力，应尽量从周围农村吸收，或采用和周围农民联营办法，以充分利用资源，增加农民收入。
（六）凡有矿产资源的地方，有关部门要有计划地划定地段，积极组织当地农民集资开采，或者由当地人同外地人合作开采。开采者应按规定交纳国土资源使用费，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令。
（七）二十五度以上的陡坡耕地原则上要逐步分期退耕，由原耕者造林种草，谁种谁有，长期经营，允许继承。
……
犹如春雷声声，响彻神州大地。
新时期以来，一场波澜壮阔、旷日持久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有方向的扶贫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三 新来的地委书记
“哗——”
随着一阵响亮的掌声，宁德地委常务副书记林爱国、宁德地区行署专员陈增光陪着一位个子高大、脸庞方正的年轻干部，走进老地委大院二楼会议室。
参加会议的都是时任宁德地委和行署班子的成员，还有几位离退休的老同志。等到人们各自坐好以后，林爱国站起来介绍道：“同志们，这就是咱们新来的地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先见个面，互相认识一下。”
“是啊，我昨天晚上刚到，以后就跟大家在一起工作了。”习近平同志微笑着接过话头说，“宁德，是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传统。我会尽快熟悉情况的，大家有什么话尽可敞开了说，也可以找我个别谈。”
一个别开生面的见面会开始了。这是1988年6月的一天，正值盛夏季节，宁德虽地处东南沿海一带，但还是十分的炎热。面积不大的会议室内没有空调，只有几只吊扇在“嗡嗡”转着。不过，短短几句亲切朴实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大家顿时有如沐春风之感。
此前已经听说宁德要调整领导班子了，新书记是曾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他原籍在陕西富平县，1953年6月出生在北京，调任宁德时刚满35岁。别看他年轻，却经历丰富：7年下乡知青锻炼、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当秘书，下基层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而后调任福建省厦门市工作。对于这样一位从北京来的老革命家子弟，又是经过经济特区磨炼的年富力强的干部，人们充满了期待。
那是1988年3月，已过了任职年限的宁德地委书记吕居永在福州参加省两会，这期间省委书记陈光毅找他谈话：省委考虑调他到省人大工作，由厦门市副市长习近平同志接任宁德地委书记，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吕居永是山西泽州人，南下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留在宁德任职，已经30多年了，现也过了任职年龄，听说有年轻干部来接班，自然很高兴。虽说他那时还不认识习近平同志，但各方面反映都不错，便爽快地说：
“习近平同志到宁德最合适了。因为宁德是革命老区，他是老革命的后代，所以他对老区肯定有很深的感情。他到宁德去，我完全赞同。”
两会之后，福建省委任命习近平同志为宁德地委书记的文件就下达了，同时调任吕居永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农村经济委员会主任。因吕居永留在福州办理其他事务，没有来得及回宁德交接。习近平同志就由宁德地委常务副书记林爱国和组织部副部长钟安乘车先期接到宁德，安排在地委招待所——对外称“闽东宾馆”住下来。
正如前面所言，由于历史、自然和政策上的种种原因，宁德地区当时在福建省9个地市当中，经济社会发展排在最后一位，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9个县（市）有6个被列为贫困县，全区财政入不敷出，年年靠上级财政拨款过日子。1983年底，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30元，其中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户达16.63万户，占总户数的31.61%。贫困人口达79万，占农村人口的35%以上。
虽说宁德也靠海，但不像其他沿海地区那样富饶便利。雪上加霜的是，此前因为急于改变面貌，在宁德霞浦县海域发生了以“对台贸易”为名，进行走私的“杜国桢案”。首犯杜国桢被依法判处死刑，有关干部受到处分。这在宁德震动很大，一些干部的工作热情受到影响，情绪十分低落。
当时闽东的状态可以归纳为5句话：班子不全，贫困后进，“杜案”影响，人心复杂，期望值高。首先是领导班子不全，老书记吕居永超龄主持工作多年，缺位没有补充。其次是贫困后进，人们对前景感到悲观。宁德干部到省里开会，总是坐在最后一排，说话不敢高声，自我感觉低人一等。大家都憋着一口气，盼望有人带领打个翻身仗！
福建省委基于多方面考虑，决定调整和加强宁德班子建设，分别选派了4名干部，2个月之内先后到位。首先确定习近平同志调任宁德地委书记，而后相继从省委办公厅调李敏忠任福鼎县委书记，汤金华、许美星由省经贸委和省计委调来任行署副专员。
习近平同志率先离开厦门赴任，陈光毅代表省委找他谈话说：“福建9个地市，宁德经济排老九。派你去宁德，就是让你用特区的闯劲、特区的精神到那儿去冲一冲，把宁德带起来。”
“我明白！”习近平同志沉思着点点头说，“宁德和特区毕竟不一样，去了怎么干我还得掂量掂量……”
应该说，由改革开放的前沿到全省“老末”任职，习近平同志属于临危受命、勇挑重担。同时，也给宁德人带来了热切的期望。于是有的老干部“不客气”地提出了要求：“习书记，你来宁德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因为你是北京派来的，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弟，我们对你寄予很大希望。我们这里太贫困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多弄一点项目、多弄一点资金，把我们的基础设施改善一下？”
当时的宁德人太想一步富起来了，特别是对“三大目标”抱有很大希望：一是修通福温铁路，即福州到温州的铁路，改善困扰多年的交通不便问题；二是开发三都澳港口，这个港湾水深域阔，周边有山岛屏障，口子小肚子大，是良好的深水港，但因长期是对台军事战略要冲，无法全面开发；三是建设中心城市，形成宁德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
面对广大干部热切的目光，习近平同志没有摆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架势，而是表现得非常沉稳。他说：“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到闽东老区来工作，为老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到这里毕竟人生地不熟，还是要靠大家充分献策，你们提出的合理意见，我一定会采纳，也一定竭尽所能，在任期内为闽东多做一些事情。”
见面会很快就结束了，可新书记的首次亮相和表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位不尚空谈、注重务实的领导！
走出会议室，习近平同志对地委、行署几位主要负责人说：“我们要把老同志的建议和干部群众的问题放在心上，走出办公室，到基层去寻找思路，到基层去寻找答案。”
果然，没过几天，他就带着地委的干部以及有关委办局的同志到各县乡去调研了。当时，一些机关干部做好了书记谈话了解工作的准备，却一直没接到通知，也没见到人，都很纳闷：新来的地委书记去哪了？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年在江西寻乌调查时得出的结论，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至理名言。
习近平同志牢牢记住这句话，7月初就在陈增光等人陪同下，一个县一个县地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宁德下辖九个县市，这期间还到邻近的温州去考察。他说：“温州离宁德北部那么近，却发展得这么快，到底有什么奥妙，我们应该过去看一看。”
据当时陪同他调研的陈增光回忆说：
“习书记走基层有几个特点。第一，到每个县调研，肯定都要先听各县班子的工作汇报，但他不提倡念稿子。他对县里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念稿子，了解多少就说多少，记住多少就讲多少，你念稿子上的东西我还很难一下子记住，不如咱们这样脱稿交流效果好。你们放心讲，讲不下去了可以看一下稿子，讲得下去就讲出来。’他后来跟我讲，这就是考核干部的一种方法，看他的精力有没有用在工作上，如果是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肯定讲得出来，不一定要念稿子，如果是别人做的事情而且又是秘书写出来的，他就离不开稿子。第二，他喜欢看县志。习书记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调阅当地的县志，他说不看县志就不了解这个县的过去和现在，就难以深入认识县情，光靠我们这样跑了解不够。第三，他注重走访。每到一处，他既走访一些企业，也走访一些村庄和农户，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而不仅仅停留于听汇报。他在各个县的讲话也都很简短。”
他们调研的第一站是古田县。
一说到古田，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古田会议”，那是在闽西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同名不同地。闽东这个县是因古田溪而得名。时任县委书记的蔡天初，从福安县调来还不满一年，担心吃不透县情，汇报不好，提前召集常委会研究了一份汇报提纲，毕竟第一次见习书记，不了解他的性格和工作作风，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
那天，习近平同志来了与大家见面，一开场就使人感到亲近而放松了。他说：“我们这个古田是闽东宁德的‘古田县’，不是闽西龙岩上杭县的‘古田镇’，普通话要是发音不准，还会把‘莆田’和‘古田’混在一起。我这次来古田是‘看准了’才来的。”
“呵呵……”在场的人们不由得笑了起来。蔡天初紧张的心情也平静下来，打开汇报提纲准备从头讲起。
没想到，习近平同志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说：“我知道古田有一座很大的梯级水电站，是一个库区大县，现在库区移民的生活、生产情况怎么样？”
“习书记，是这样的。”蔡天初感觉习近平同志已经做了很多案头工作，干脆抛开稿子，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库区移民的现实情况，而后说：“现在主要存在三个遗留问题，一是沿库后靠定居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出路，二是县城城关的市政建设和社会配套服务，三是各类移民房屋和土地的补偿等，需要统筹解决，我们县里正在这方面下功夫。”
“民有所呼，官必有所应。我们要正视困难，不要回避问题。新官要理旧账，干部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敢于担当，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班子成员要拧成一股绳，团结带领干部群众，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好。”习近平同志说。
汇报结束，县里原本安排习近平同志一行人上船沿湖游览一下，为此已向古田溪水电站借了一艘大船。习近平同志摆摆手说：“乘船游湖就不去了，我们还是到基层、到库区去走一走。”说着，就由蔡天初带路前往安置库区移民的黄田新镇调研了。
接下来，他们经屏南县又来到了周宁县。此地位于宁德西北，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县城海拔880多米，居全省之冠。境内有个鲤鱼溪，景色不错，历史悠久。县领导汇报完情况后，特别讲了关于鲤鱼溪的传说：过去沿岸两个村经常发生械斗，为防备对方下毒，人们就在溪里养鲤鱼，万一鱼被毒死就知道水不能喝了。渐渐地，整条溪里鲤鱼越来越多，就变成了鲤鱼溪。
习近平同志听后感慨道：“鲤鱼溪有文化、有传统，可以发展旅游产业，带动当地发展。”
当得知有位名叫黄振芳的农民，为改变荒山面貌，把整个家都搬到山上，不怕苦不怕累，在山上造了一大片树林时，习近平同志对此十分赞赏，说要到山上看望一下。
在山上，看到硕果满山、郁郁葱葱，有些果树已经成材了，既可观赏又有经济价值。习近平同志非常高兴地对黄振芳说：“你的做法是山区致富的一个方向，你是致富的一个标兵，一定要坚持下去，有什么困难我帮助你。”
后来，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到黄振芳这个典型。此外，他还曾特意将黄振芳等几个农民致富典型请到宁德，为地区机关干部介绍经验。
闽东依山傍海，山海相依。这天他们下山来到了海边的霞浦县。这个县虽说没有被列入贫困县，也只是相对而言，同其他沿海地区比起来，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穿着西装的贫困县”。
习近平同志每到一地，必看当地的志书，加深了解县情。这次也不例外，陈增光先让人拿了一本《霞浦县志》给他看。当天晚上，他们住在县招待所里，习近平同志又对他说：“你帮我找一本福宁府的府志吧。”
历史上福建分为上四府下四府，又称“八闽”，现今的宁德地区叫作福宁府，相当于地委行署机构，府衙就设在霞浦。不过，这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一般还真没有这个府志了。陈增光派人到县文化馆，终于找到了一本，连夜送了去并关切地说：“习书记啊，咱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这么辛苦，你还要熬夜看书，能吃得消吗？”
“增光同志，我们这样看情况、听汇报是不够的，还要看历史。一个县的历史最好的体现就是县志，府志则更为全面，里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可以从中有所借鉴。”
果然，第二天在县委会上，习近平同志就讲起他在《福宁府志》上看到的内容：霞浦这里有一片官井洋，是“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老百姓也称“官井洋半年粮”，因为这里一直盛产大黄鱼，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百姓在这一带搞好生产，等于把半年的粮食都解决了。
他感慨地说：“这是我们闽东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既要把它保护好，也要把以养殖业为代表的海上经济带动开发起来，让老百姓都富起来。”如今，这些目标已经成为现实，霞浦海产品闻名遐迩，不但大黄鱼走向了世界，还是著名的“中国紫菜之乡”“中国海带之乡”呢！
这一圈9个县转下来，用了一个多月。回到宁德后，习近平同志潜心思考，认真总结。他感慨地对班子成员说：“闽东脱贫不是那么容易呀……闽东虽然山峦起伏，但林木也少，光秃秃的，没有什么像样的矿产，资源比较贫瘠。沿海四个县也多半是山区，海岛缺电缺水，灾害频繁。所以，我们不能脱离这些实际谈脱贫，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
而后，在地委行署干部大会上，他系统地讲述了此次调研的感受，以及下一步如何工作的思路。实际上，这等于是他来到宁德后的施政演说。大家既兴奋又期待：习书记终于要做报告了，闽东大发展的号角要吹响了。不过，在会上习近平同志首先指出一点，就是对他期望值不能太高。他说：“我就是我，父辈的光荣，不能作为儿孙辈的老本。”第二点，他指出闽东经济发展不能急躁，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一口吃成个胖子。第三是强调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几任班子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他言辞恳切，鞭辟入里地说：
“毫无疑问，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海阔天空里，目前很贫困的闽东确是一只‘弱鸟’。我六月到闽东上任，七月初至八月初，偕同地区几位领导同志，走了闽东九个县，还顺带走了毗邻的浙南温州、苍南、乐清等地。大家边走边调查、思考、研究，思绪始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发展商品生产经济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
“闽东，交通闭塞，信息短缺，是小农经济的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其他贫困地区，显得更为步履艰难。人们说起闽东，便是五个字：‘老、少、边、岛、贫’。处于这么一种弱鸟的境地，有没有‘先飞’这个话题的一席之地呢？我看，不但有一席之地，还有大讲一下的必要。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这样，既可跳出老框框看问题，也可以振奋我们的精神。”
“不少同志希望国家多拨资金，多安排一些计划内原料，总之，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一般说来，关照多一点总不是坏事。这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有必要摆正一个位置：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个位置的转变，是‘先飞’意识的第一要义。我们要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比如说，可以着眼于挖掘潜力，降低成本；可以通过外引内联，建立稳定的物资协作网络；可以鼓励各县制定一些让利政策。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一些未受制约的领域，在贫困地区中具备独特优势的地方搞超常发展。也就是说，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
“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闽东主要靠农业吃饭，我们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这就是说，在农业上，‘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发展乡镇企业，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吃山’，要抓好林、茶、果。林业是‘一封就成林’。周宁县的黄振芳家庭林场搞得不错，为我们发展林业提供了一条思路。茶叶是闽东的一大优势，产量占全省的1/4，现在的亩产比较低，提高亩产应该是一个主攻方向，当前重点要抓好老茶园的改造工作。种果也是很有前景的，特别是具有闽东特色的水果应该大发展，如霞浦、宁德的晚熟荔枝，福鼎的四季柚，福安的芙蓉李，古田的油柰等。‘念海经’除继续抓海洋捕捞外，滩涂养殖也要挖潜力，提高单产；而发展滩涂养殖的关键环节是饲料工业如何与之相适应……”
“闽东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脱贫工作。闽东的贫困面比较大，经过三年的脱贫，有了可喜的变化。但应该清醒地看到，现在的脱贫还是处于低水平，还不稳定。脱贫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处处说贫。有些本来发展不错的乡镇也把自己列入贫困的范围，这样做只能起消极作用。其次，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加工业，都要推广‘一村一品’（即每个村都要抓一种有特色的产品）。福安县后洋村抓巨峰葡萄种植就使全村人均收入达800多元，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蘑菇、茶叶都是城郊农民脱贫的重要项目，各县有关部门要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科技服务。第三，要把脱贫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寿宁县一些农民住宅人畜混居，卫生状况很差，县里要帮助农民规划农村住宅建设，将人畜分开，改变‘贫困—不卫生—疾病—贫困’的恶性循环状况。第四，扶贫资金要相对集中一部分用于扶持乡村集体经济实体，增强脱贫后劲；对于一些因连年病灾造成的特困户，要给予适当的救济，并扶持他们发展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经营项目。”
“闽东的畲族人口占全国畲族人口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的70%。畲族多居住在山高偏远的地方，生活比较贫困。民族工作是我们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致力于各民族的平等、团结是我党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民族工作的立足点在于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有可能谈民族的真正平等。要制定一些扶持少数民族乡村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给他们以更好的帮助。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还要注意发展、整理民族文化，办好民族中学。”
“如此种种，‘弱鸟’的羽翼逐渐丰满，造就了‘先飞’的必要条件。”
“对闽东，我是充满信心的，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弱鸟’在许多领域先飞的奇迹。”
习近平同志讲了不到一个小时，大家静静倾听，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大有茅塞顿开之感。讲话实在，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切中宁德的症结所在，并且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他脚踏实地，条分缕析，特别是对短期抱“金娃娃”的想法泼了冷水，而是强调要因地制宜，“持之以恒”，这与他日后提出的“滴水穿石，久久为功”一脉相承。
后来，这次讲话被整理成一篇文稿，收入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文集《摆脱贫困》一书中的第一篇。那些后来在全国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扶贫先扶志”“一县一策”“精准扶贫”等理念，早在30多年前他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这既来自多年的刻苦读书学习，也有脚踏实地深入调研后的思考，同时不可否认父辈老革命家的言传身教和良好家风的陶冶。宁德人从年轻的地委书记身上，感受到了习习清风，对他更加刮目相看，也更加有了改变面貌的信心和决心。
当然，宁德人敬佩的不仅仅是习近平同志的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还有他那平易近人、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来宁德时新婚不久，爱人彭丽媛同志是人们喜爱的总政歌舞团歌唱家，身在北京，演出任务十分繁忙。习近平同志是单身赴任而来，没有带家属。
地委办公室做了这样的安排：在闽东宾馆为书记腾出一个套间，便于食宿生活起居；行署新进了两部进口小车，专门安排一部给他乘坐，司机由他自己定。不料，习近平同志一一谢绝，说：“车辆还是用老书记退下来的小车，连原司机一起转过来就行了。我也不能住在宾馆，还是搬到机关干部宿舍住，吃在机关干部食堂就可以。”
办公室主任连忙劝道：“这可不行啊！老书记退下来的车已经跑了20多万公里，车头在一次车祸中碰坏修理过，闽东山高路险，还是换新的比较安全吧！让您住在宾馆，主要是考虑到家属不在身边，生活不方便。”
“我们是贫困地区，不要摆阔气、讲排场，还是过紧日子好。新车就留给接待客人用，要保证客人坐得舒适安全。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住在机关宿舍，和干部在一起工作生活，各方面才方便。”习近平同志说。
2天后，习近平同志就搬到了机关干部宿舍楼里，一套西头不大的房间，夏天西晒很厉害，屋里大都是原来的旧家具。平常他与干部一道吃在机关食堂，唯有彭丽媛同志来探亲时，才自己用煤气炉子开伙。他的办公室安排在老地委大院办公楼三楼，总共只有20多平方米，里外2间，外面摆放着2张沙发和一张茶几，用来会客；里间是他办公的地方，放了一张办公桌和一个书柜。原本还打算重新装修一下，可是习近平同志坚决不同意，说原样就挺好，来了就直接进去办公了。
在宁德工作的2年里，习近平同志坚持用旧车，连司机也是吕居永老书记留下的。而且他从不公车私用，彭丽媛同志几次到闽东来看望他，都是自己买车票或搭便车来的。宁德电视台记者邢常葆常开车去福州省台送片子，有一次就顺道到车站接彭丽媛同志。
有一次，原书记吕居永和老伴儿乘单位上的车回宁德——虽然他调任省人大工作了，但还有一些事务需要处理。习近平同志十分尊重老领导，听说他回来总是抽出时间访谈，友情颇深。这年，刚好彭丽媛同志也在宁德休探亲假。
过了几天，习近平同志与吕居永谈别的事情，顺便问道：“你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有事吗？”
“回去都什么人坐你的车？”
“没别人，就是我和老伴儿两个人。”
“彭丽媛要回去了，顺路搭你那个车好不好？”
“当然可以。”吕居永一口答应，心里特别敬佩：作为地委书记，爱人难得前来探望，派车专门接送一下，再正常不过了。可习近平同志却不这样做，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
类似事情还有很多。
下基层调研时，习近平同志每次都是按惯例吃食堂、交伙食费，由秘书跟当地结账，每半个月他再和秘书集中“结算”一次。下乡的伙食标准按规定办，一顿午饭基本就是吃碗面条，如果菜做多了，他不吃，还会提出批评，让他们拿下去。
那年春天，他们一行人去屏南县检查工作，回来经过邻县虎贝乡时已是中午了，顺路在那里吃午饭。乡里干部张罗着去饭店，被习近平同志制止了。乡里干部又想安排食堂多做几个菜，习近平同志还是不允许。他就与大家一样打饭就餐。饭后，秘书照例去交伙食费，乡党委书记怎么也不肯收，来来回回推了好几次。
临走时上车，习近平同志还是没忘了问秘书：“伙食费交了吗？”
秘书说：“去交了，但是他们不要。”
“那怎么行？赶快去交，还要让他开收据，不然口说无凭，有收据才证明人家真收了。”
“好好，我再找他们去，一定交上。”
丁是丁，卯是卯，无论大事小情，习近平同志就是这么“较真儿”。
平常除了工作之外，他最喜爱的就是读书，而且涉猎十分广泛，政治经济、历史人文等都在他的阅读范围里。当年，习近平同志从北京下乡到陕北梁家河大队当知青，背了一包书还到处找书看。如今他到宁德上任地委书记，搬家时带得最大的行李竟然是一大箱子书。
每当调研的时候，经常一忙就忙到中午了，下午还要接着开会，习近平同志往往匆忙吃完饭顾不上休息，抓紧时间到街上的新华书店看看，看到一两本好书，就特别高兴地赶快买下来。此外，他还特别喜欢看县志、府志，晚上住下，往往让当地人找来翻阅。
宁德老地委大院就在署前街，办公室与宿舍楼相隔不远，上一天班下来，习近平同志饭后除了散散步之外，就是躲在宿舍里看书。当时，他与相继调来的几名干部，都没带家属，同住一栋楼，同吃一个食堂，甚至一同“运动”。宿舍楼与宁德军分区一墙之隔，楼下有个小门，推开进去就是军分区院子，比较宽敞。他们时常不约而同地去散步，边走边聊工作，相处得非常融洽，有些人就称他们是“快乐的单身汉”。
在20世纪80、90年代，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跳舞、唱卡拉OK的风气，有些会议接待往往也有安排。习近平同志从来不参加这样的娱乐项目，每当晚上散步结束，有人回去休息了，有人参加什么应酬去了，他则在宿舍灯下开始了读书、学习、思考。整个家属楼里，他家的灯是关得最晚的。
时任宁德地委秘书长的林思翔，也住在那栋宿舍楼里，与习近平同志是隔壁邻居。有天晚上，他在外边出差回来已是深夜12点了，看到整个宿舍大院里漆黑一片，唯有习近平同志房间的灯光还亮着，就关切地轻轻敲了敲门。
“习书记，我是思翔，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哦，是老林啊！进来吧，有什么事吗？”
林思翔进去一看，原来他还在看书。桌上、椅子上，甚至地上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走路都要绕着走。林思翔深有感慨地说：“书记啊，怪不得你讲话引经据典，视野宽、站位高，大家都爱听，平常太刻苦了，可也得注意身体啊！”
“我什么书都爱看，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就是这样，白天挑担子，晚上就在小油灯下读书……”
当时，习近平同志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分区每年都开一次工作会议，一般都会给参会代表买点纪念品。这在那个年代比较常见。1989年那次全区会议时，他们决定买一种“三用收录机”，既可以听广播，又可以录音、播放。分区政委赵文法给习近平同志送去了一台。
“老赵，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也不能要，你拿回去吧！”
“习书记，大家都有。你是军分区第一政委，理所当然可以收下啊！”
习近平同志十分坚决，说：“你要支持我的工作，在福建干干净净地干事业。”
后来习近平同志调往福州工作，临走之前的那天晚上，赵文法想到反正人都要走了，应该会收下的，借送行机会又拿着这台三用机去给他，可还是被他坚决地拒绝了。
这位地委书记如此严于律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下子征服了人心。大家都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他说什么都服气……
作家采访札记：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宛如毛泽东主席诗词中所写：“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虽说现在距离习近平同志任职宁德地委书记还不到38年，但也是30多年了。对于一个人来说，早过了而立之年，可谓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而今，我从遥远的北方来到闽东，来到习近平同志当年主政一方的地区。根据来时所做的案头工作，以及精心查阅的资料，我主动要求接待单位安排在“闽东宾馆”老楼上。因为，当年习近平同志初次前来就职，最初几天就是住在这里的。
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宁德地委招待所，对外则名为“闽东宾馆”，是全地区较好的接待场所，上级来人抑或与外商洽谈，都是安排在此处。时代列车在不断前进，如今城区已经有很多座高级酒店，三星四星富丽堂皇，就连闽东宾馆也盖起了新楼，装修得十分舒适漂亮。虽说当年习近平同志住过的楼房已经被拆除了，但还有一座相同的旧楼，没有电梯，窄小简朴……
我走进去放下简单的行装，站在楼道里，遥想当年习近平同志就是住在这样的地方开始他的宁德岁月，不禁感慨万端。一个不大的套间，连空调都没有，在南方的夏天里是很艰辛的。即使如此，他也不愿搞特殊，住在宾馆里让人服务，而是很快就搬到干部宿舍楼了，在大食堂就餐，自己打扫房间卫生。这与某些领导同志到一个地方上任，长年住在豪华宾馆里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判若云泥。
紧接着，我又专程来到宁德老地委大院参观、体验。它坐落在宁德市老街上，大院很深，路面不宽，几排旧楼房矗立着，还是当年的格局。别看现在“门前冷落鞍马稀”，新宁德市委、市政府办公地点早已移到新区了，当年这里可是全地区的中心，设有地委、行署办公室以及干部宿舍等。门前有块牌子，上写：署前路14号，宁德市直机关署前路办公区。
按照指引，在市扶贫办小王陪同下，我们首先来到了地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办公室、组宣部所在地。我们到时，这里因故暂时封闭起来，我没能走进办公室里去，只是站在门口细细观看了一番。
这是一座普通的老式三层小楼，一个小院，院内种植着几棵广玉兰、桂花树，时令虽是深秋，仍然郁郁葱葱、满院碧绿。门外对面则有几丛南方特有的三角梅正在盛开，一片火红的颜色，如同火焰一样。门前是一条细长的柏油马路，勉强可以错开2辆小车。据说原来还是条泥路，习近平同志来后与大家一起拿着铁铲劳动，挖高填低，盖上水沟改造而成。
继而，我们又来到位于下方不远处的干部宿舍，其中有座楼就是当年地委领导们居住的。门卫告诉我，那栋四楼最西头的房间就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的住所。平常不下乡不出差，他就走着上下班，晚上在食堂吃完饭，则穿过那道小门去军分区院里散步。
有时候，他的夫人彭丽媛同志来探亲，两人才自己起火做饭，时常沿着这条小路到外面买菜。那时彭丽媛同志是著名歌唱家，比习近平同志有名，一上街大家认出来，就围着要签名合影。
我站在院子里，久久地凝望着老地委的办公室和家属楼，想到虽说此前习近平同志当过大队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和副市长，一步一个脚印，政绩斐然，但宁德是他独立主政的一个贫困地区，山高海阔，经历了艰辛的磨砺，提炼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全面振兴的道路。我感慨不已。
蓦然间，我仿佛看到年富力强的习近平同志，迈着大步，从院子那头走来了，依然是那么坚定、那么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