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学界对多元文化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展开的论争；另一类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进行的研究。
第一，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的论争。
从霍勒斯·卡伦1915年第一次完整地对“文化多元”思想进行阐述后[10]到现在，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兴起—繁荣—争议”三个阶段。20 世纪初叶，与同化论相对，文化多元论诞生。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兴起，将多元文化主义引入政坛，不得以语言、政策和行为对任何弱势群体表示歧视的“政治正确”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此后，美国不少学校都纷纷开设多元文化课程，其他族裔的文学作品开始成为学校的必读书目，多元文化进入发展的高峰期。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达到高潮。通过研读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的文献，笔者发现，20世纪70—80年代，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相对较少，多以研究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为主。20世纪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也带来了多元文化主义研究的热潮，直至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仍热度不减。[11] 学者们针对多元文化主义著书撰文，明显分成了两大派系。
主张多元文化的学者主要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日裔美国史教授唐纳德·高木（Ronald Takaki）、历史学家大卫·霍林格（David Hollinger）、天普大学非裔美国学系主任莫勒菲·凯特·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伯纳德·伯克希尔（Bernard Boxill）、康奈尔大学政府学教授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纽约市立大学黑人研究系主任利奥纳德·杰弗里斯（Leonard Jeffries）、美国历史学家加里·纳什（Gary Nash）、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家劳伦斯·W.莱文（Lawrence W.Levine）、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尔（Nathan Glazer）等。
对主流文化面临的挑战感到担忧的学者主要有：弗吉尼亚大学政府与外交事务教授詹姆斯·W.希塞尔（James W.Ceaser）、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名评论家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美籍印度裔作家迪内希·德·索萨（Dinesh D’Souza）、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资深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s Fukuyama）、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塔夫特大学弗莱彻学院文化变革研究所所长劳伦斯·E.哈里森（Lawrence E.Harrison）、小阿瑟·施莱辛格、阿尔温·J.施密特、塞缪尔·亨廷顿等。
双方论述的焦点围绕“欧洲中心论”展开。
多元文化论者认为文化皆平等，与“瓦斯普”文化一样，其他不同族群的文化都是美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否定了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特点的“瓦斯普”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一些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如莫勒菲·凯特·阿桑特，马丁·伯纳尔和利奥纳德·杰弗里斯，抨击了美国文化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了“非洲中心论”。
艾伦·布卢姆、小阿瑟·施莱辛格、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E.哈里森等学者对美国主流文化所面临的挑战感到担忧，他们力图维护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为主导的美国文化。1987年，艾伦·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12]）中列举了美国大学中的“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些行为，如“名著课程” （Great Books）的消失，“文化权威”（Cultural Authority）的破坏，多元文化主义肢解了美国大学的传统精神，致使美国高等教育陷入危机。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正是因为有了 ‘瓦斯普’ 的文化霸权，美国才可能充满自信地称霸世界”[13]。小阿瑟·施莱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美国的分裂：对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反思》（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14]）列举了“非洲中心论”的荒谬及其弊端，认为“非洲中心论”不利于少数族裔融入美国社会，不利于少数族裔青年在美国社会中的发展。同时，他提出，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基础，不断吸收世界各种文明，使美国的文化成为多元文化，这是使美国这个存在着高度差异的社会基本上保持“众”与“一”平衡的方法之一。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15]）中指出，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并有别于其他国家，主要在于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为核心的美国主流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美国信念。劳伦斯·E.哈里森在其著作《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Jews，Confucians，and Protestants：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End of Multiculturalism[16]）一书中引入了“文化资本”的概念，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构成的美国社会是典型的“高文化资本社会”，这对美国的成功至关重要。
第二，学者们研究多元文化主义与民主的关系。
赞成多元文化主义的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促进和完善民主的力量。伯纳德·伯克希尔认为，多数主义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将文化少数群体排斥到立法机关之外，易出现多数人暴政。多元文化主义则是民主的真正保障，也是防止多数人暴政的手段。[17]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对群体权利的诉求会妨碍到个体的自由和社会的民主。如詹姆斯·W.希塞尔、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妮·诺顿（Anne Norton）等。其中，希塞尔教授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在概念和道德上毫无连贯性，在政治上是对自由民主的威胁。”[18]
第三，学者针对多元文化主义是否破坏了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展开论争。
多元文化主义者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不是分裂美国，而是加强民族认同的必经之路。唐纳德·高木教授1993年出版的《一面不同的镜子：多元文化的美国史》（A Different Mirror：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19] 他认为融入美国少数族裔经历的历史才是全面的美国历史，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之镜才能使美国不同族裔、群体构建共同的国家认同。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尔1997年出版《我们现在都是多元文化主义者》（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20] 在书中，他指出，事实上，同化依旧是影响美国族裔和种族最强大的力量，但是未能完全将非裔美国人融入其中这一败举却将同化的作用遮蔽掩盖了。美国不可能也不会真正效仿加拿大、苏联和印度这些多元文化社会。他相信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融入社会。当过去的种族不公得到纠正，多元文化主义就将成为来源众多的美利坚民族这个复杂历史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对主流文化所面临的挑战感到担忧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社会凝聚力，多元文化主义者们正在分裂国家。如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了著名的“帕特南论断”，即“种族多样化与社会凝聚力负相关”。[21] 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破坏了国家认同，清空了公民的实质内容，正在“损伤” （fraying）美国。[22] 英国政治理论家大卫·米勒（David Miller）认为，激进多元文化主义不讲共性而强调群体差异，结果削弱了维系团结的纽带，无法使公民支持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政策。[23] 阿瑟·施莱辛格指出，当前族裔问题是国家分裂的原因，族裔崇拜由于走得太远，由最初只是反对盎格鲁中心主义的文化，渐渐演变成一种狂热，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威胁到美国作为“一个种族”、拥有共同文化的一个国家这一根本理论的“反革命”。统一的美国认同已经在许多领域受到了威胁。[24] 亨廷顿指出，多元主义盛行使“瓦斯普”文化遭受严峻的挑战，美国的国家特性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25]
第四，有学者从拉美裔移民是否威胁到美国国家特质研究多元文化主义。
亨廷顿、布热津斯基、劳伦斯·E.哈里森都持有拉美裔威胁论。亨廷顿一直都坚信，墨西哥裔移民使美国出现双语、双文化的趋势。“随着数量的增加，他们变得越发坚持自己的种族认同和文化。”[26] 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时代，数量庞大、持续不断的拉丁美洲移民对美国的传统国家特性构成了最直接、最严重的挑战，特别是墨西哥移民，他们的生育率远远高于美国的黑人和白人”[27]。同样，布热津斯基也认为：拉美裔等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会使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为核心的美国社会消失，从而使美国失去社会凝聚力，甚至“美国的社会就有面临解体的危险”[28]。拉美裔移民作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其原有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在哈里森看来，是典型的“低文化资本社会”，如果按目前预测的拉美裔人口增长速度，拉美裔将严重威胁美国特性并造成美国的削弱。
布兰迪斯大学教授劳伦斯·H.福斯（Lawrence H.Fuchs[29]）、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所（Prince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主任米格尔·A.森特诺（Miguel A.Centeno[30]）、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教授杰克·西特林（Jack Citrin）、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人类学教授利奥·R.查维兹（Leo R.Chavez）等学者都对拉美裔威胁论进行了强烈抨击。他们认为拉美裔移民也是非常渴望同化的。如西特林教授通过翔实的数据论证了拉美裔移民并未威胁到美国的社会凝聚力。[31] 查维兹在著作中用数据、事实反驳了拉美裔威胁论的一些假说。[32]
第五，还有一些学者针对多元文化主义存在的一些其他问题展开论述。
《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认为，美国当前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其实是民权运动的滑坡效应。他在著作中高举反“政治正确”的大旗，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专制、虚伪。多元文化主义者们抗议自己的无权无能，但是他们在大学、媒体、基金会等精英机构迅速发展，建立了20世纪90年代的道德基调和生活中的禁忌。[33]
历史学家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存在的问题就是他们人为地为各个族裔或种族设置了藩篱来保存自己的文化身份，或者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颇具讽刺的是，多元文化主义者对多元化坚持不懈的追求，却破坏了他们族裔、种族藩篱内部的稳定，进一步使多样化更加多样化。
1997年，施密特出版《多元文化主义的威胁：美国的特洛伊木马》（The Menace of Multiculturalism：Trojan Horse in America）一书。书中列举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种种谬误和“罪状”，在批判中全面阐述了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就是现代的特洛伊木马，美国人像特洛伊人一样，对关于木马的警告视若无睹。施密特断言：“当木马被搬入城中后，木马中的敌人便会从木马中出来，打开城门，让城外的同伴进入城中。”[34]
综观上述研究，笔者发现多元文化主义的论战双方在对待“多元”与“一元”的关系上都存在局限性。多元文化主义者过度强调“多元”，对“一元”采取否定的态度，他们主张尊重各自独特的文化和文化差异，却忽略了维系各个族群共处美国社会的共性。他们着重强调少数族裔文化的魅力，却不谈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在美国国家建构中的积极影响。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人避而不谈多元文化主义的积极内涵，而是过分夸大多元文化主义的负面影响，抓住多元文化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以点代面，进而对多元文化主义予以全盘否定。那么，如何冲出争论的泥淖，实现“多元”与“一元”的平衡呢？
历史学家戴维·霍林格提出了“后族裔时代”的方案。1995年，霍林格出版《后族裔时代的美国：超越多元文化主义》（Postethnic America：Beyond Multiculturalism）一书，试图打破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的僵局，把对“跨越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引到“后族裔时代的美国”。他充分论证应该放弃日益僵化的多元主义，来寻求文化日益多样化、国家公民意识日益加深的大同美国。他的后族裔美国时代并不是指单一文化的美国，而是各个文化都能在此欣欣向荣的发展。同霍林格的“后族裔时代”概念相似的还有“公民融合”。当前，一些欧洲社会经历了从多元文化主义到公民融合，瑞士伯尔尼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乔帕克（Christian Joppke）认为这是一场“巨变”（a seismic shift），公民融合强调了个人的统一权利而不是群体的差异性权利要求，因此更加包容自由主义的原则。[35]
如果论战双方都能指出对方的积极影响，而不仅仅是指出对方的局限性；如果多元文化主义者放弃一些极端激进的行为，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人们增强对受歧视的少数族裔群体的社会尊重（Public Respect），那么美国同样也可以实现从多元文化主义到“公民融合”的跨越。
除了上述围绕多元文化的争论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学理性探讨成为一些学者、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研究主题。其中，学者们的著作主要涉及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演进、族群认同以及当前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现状等。
一些著作按照时间顺序，展现美国多元文化的演变以及美国国家特质的形成。有的学者以历史事件为主线，如，美国历史研究学者、剑桥大学教授加里·格斯尔（Gary Gerstle）围绕有关美国社会本质不断变化甚至相互冲突的思想，通过大量历史事件全面介绍了美国20世纪的历史，如世界大战、劳工运动、新政、好莱坞、冷战、民权运动等对族裔差异认知的影响。[36] 有的以不同时期学者的理论为主线，如弗吉尼亚罗诺克大学（Roanoke College）的香农·拉金·安德森（Shannon Latkin Anderson）博士叙述了 1905—2005 年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发展。其中包括，1905—1950年，霍勒斯·卡伦的文化多元主义及其挑战；1950—1970年，内森格·莱泽尔和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对“熔炉”理论的挑战；1985—2005年，亨廷顿对美国主义的推崇。通过一个世纪的历史，论述美国国家特质的形成。[37]
一些编者以论文集的形式从文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展现当前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研究的成果。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人文学院威廉·博豪尔教授和德国约翰尼斯·古腾堡大学（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的阿尔弗雷德·霍农教授（Alfred Hornung）编辑的以多元文化为主题的文集，以美国国家特质的形成为主线，展示了对从殖民地时期到当代对不同群体的作家代表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探讨不同群体的文化内部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38] 有的编者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学科，从多学科角度研究多元文化主义。如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Chico）多元文化和性别研究雪洛·O.平德（Sherrow O.Pinder）教授以种族、性别、族裔、文化多样性和教育等分类，汇集不同学者对美国多元文化研究相关的跨学科研究。[39]
有的论著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如美国人类学家、密歇根大学康拉德·菲利浦·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ak）教授和乔治亚州立大学人类学凯瑟琳·克塞提斯（Kathryn A.Kozaitis）教授展示了他们对美国、加拿大的多样性和多元文化进行的全面的跨学科研究。内容覆盖面广，涵盖种族、族裔、宗教、性别、性取向和身体健康等与多样性相关的内容。同时，详述了多元文化主义演进历史，从同化论、文化多元论到多元文化主义阐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解读。[40]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奥吉·弗莱尔斯（Augie Fleras）教授对比分析了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治理政策，对比分析其成就与不足。其中，对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作者讲述了同化论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演进，争论等。通过分析庆祝型、社群型、放任型和批判型四种不同类型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展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特点。[41]
一些作品从多元文化主义大背景下研究某些少数族裔、群体的身份认同对美国的影响。其中，有些学者侧重对某个族群的研究。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犹太史教授大卫·拜勒（David Biale）等学者研究犹太裔族群的经历如何挑战、丰富多元文化主义理论。[42] 有些学者从实证角度对不同族裔、族群的身份认同展开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教授杰克·西特林（Jack Citrin）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和心理学教授大卫·O.西尔斯（David O.Sears）使用全国民意数据、民调数据比较不同族裔在爱国主义和族裔认同方面的差异，以及对多元文化范式和群体意识政策支持的差异。研究发现，所有族群都有很强的爱国精神，新移民呈现同化格局，不同群体在拒绝强调群体权利的强势多元文化主义方面达成共识，普遍接受宽容对待文化差异的弱势多元文化主义。[43]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一些学者着眼于后“9·11”时代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研究。如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美国研究项目的两位学者德里克·鲁宾（Derek Rubin）和亚普·维尔赫尔（Jaap Verheul）从移民、种族不平等、文化多样性、国家认同以及历史教科书等角度研究了“9·11”事件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状况，详述了移民、同化、公民权等与多元文化相关的问题。[44]
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则以多元文化主义教育为主，涉及如下内容：
首先，学者们针对多元文化主义课程改革和课程教学展开研究。如有的通过定性的方法、采用历史研究的方式讨论艺术课程中讲授多元文化主义的有效性；[45] 有的通过分析斯坦福大学的人文学科课程改革和加州、纽约州的社会研究框架引发的争论研究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多元文化主义课程改革运动；[46] 有的通过电话调查以及案例研究阐述多元文化课程改革的过程，并研究了课程改革的环境、领导力以及课程改革的不同模型。[47]
其次，从教师的角度研究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多元文化主义培训等。[48]
再次，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教科书研究。如，通过分析主流多元文化主义者们编辑的教科书中的文化、同化和族裔的概念研究多元文化主义评论的合理性；[49] 针对佛罗里达州1991 年和2003 年所使用的教科书的研究等。[50]
最后，针对教育政策的研究。如有的侧重于教育政策和实践研究，通过考察不同形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潜力，以解决和应对教育课程与教学中的不公平和不公正。[51]
毕业论文的内容除了涉及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研究之外，还有关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研究，[52] 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调查研究。[53]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西方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政策。国内第一篇涉及多元文化主义研究的文章是1985年我国人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阮西湖研究员发表的《多元文化主义：西方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新政策》。文中谈及了实施上百年民族同化政策的美国出现的多元文化主义现象，如“已经出现了多元文化教育的书，关于多元文化、多元社会、多元文化社会的议论也越来越多了”[54]。并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后，中国学者对于美国多元文化的研究一直热情高涨。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维普、万方数据、人大复印资料等数据库，以及谷歌（Google）学术等检索系统，以“多元文化”“文化多元主义”“美国主流文化”“双语教育”等为主题检索词，对国内研究多元文化以及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学术论文进行文献整理，排除对其他国家多元文化研究的论文外，目力所及，共收集了380余篇相关的学术文章，近70篇硕士、博士论文。通过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检索系统共查阅到我国学者撰写、翻译的与多元文化、美国教育、美国移民等相关的专著62部。此外，还有一些与多元文化主义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省市重点项目。[55] 通过阅读文献，得悉当前我国学者也申请了对多元文化主义及相关问题为选题的。如南开大学王晓德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历史与现实：世界文化多元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余志森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美国多元文化研究”；南开大学杨令侠教授的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世界文化多元化研究：美加多元文化主义比较研究”等，并出版了与项目相关的专著两部。
当前，我国学者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元文化主义渊源、概念界定、发展历程、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政策研究，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应用研究等。
1.源起
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是由以下因素促成：一是由于战后美国族群结构的变化，二是美国民权运动为多元文化的兴起准备了条件。[56] 此外，少数群体族群意识的增强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都提高了这些群体的平等权利意识。[57] 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扩张也进一步加强了族群的自我意识。[58]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则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大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拉美裔和亚裔人口的迅猛上升，为多元文化主义力量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支持基础。[59] 除了移民结构外，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系主任高鉴国教授认为，美国化运动导致了紧张的族群关系，知识分子重新寻求解决方案，这成了促进多元文化主义产生的催化剂。[60]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因素做了充分的总结，民权运动、“肯定性行动计划”、1965年移民法、国外政治哲学思想等都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准备了条件。[61]
2.概念界定
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国内学者主要研究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区别。
在最初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并未将二者进行严格区分，曾认为Multiculturalism、Cultural diversity和Cultural pluralism这三个与多元文化相关的词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62] 沈宗美教授的《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中将multiculturalism译作“文化多元主义”。另外，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杨立峰副教授在翻译威尔·金里卡的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时，把题目译为《多元文化公民权》，但在译文中，又将multicultural译为“文化多元”。
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多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区别，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内涵。[63] 诸多论述中，以王希教授的阐述最为清晰。他认为二者在产生的历史背景、包含的内容以及政治功能三方面存在差异。“文化多元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熔炉”理论盛行之时，而“多元文化主义”则酝酿于20 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兴起之时；“文化多元主义”反对美国化运动，表达欧洲移民内部文化平等地位的诉求，“多元文化主义”则是一种政治诉求，不仅要求对各个族群文化的承认与尊重，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美国文化的根基。[64]
3.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历程
我国学者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进行了历史梳理，普遍认同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经历了“盎格鲁遵从”理论、“熔炉”理论、文化多元论再到现在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其荣教授指出：“美国文化的历史经历了从强势文化到多元文化的转型。”[65]参考了美国作家詹姆斯·S.奥尔森（James S.Olson）的观点，余志森教授认为美国移民文化经历了“初步形成、成熟定型与多元发展阶段；在内容上经历了一个从多元— ‘同一’ —多元的变化过程；在地域与发展空间上，经历了在北美洲中部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的扩展”[66]。
4.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江南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系吕庆广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多元文化论争述评》中总结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当前争论的焦点，即：“非洲中心论”、双语制、配额制和“政治正确”，并对多元文化主义者及反多元文化主义者的观点进行了比较研究。[67] 湖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韩烨教授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理论及实践进行了研究，指出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的一些问题，单纯依靠多元文化教育无法解决因贫富差距、种族歧视和性别、性取向偏见等导致的社会问题。[68] 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董小川教授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理论进行了解读。他指出：“在社会学上，该理论需要从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方面来认识；在民族学上，该理论需要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来认识；在人种学和种族学上，该理论需要从移民与美国种族关系来认识；在宗教学上，该理论需要从美国宗教多元化及其发展变化来认识；在性别学上，该理论需要从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等角度来认识；在语言学和教育学上，该理论需要从美国多语种的使用和教育体制中的平等问题来认识。”[69]
对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上。学者们多侧重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和一些具体的教育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明海详述了美国少数族裔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从南北战争前、后以及民权运动后三个时期详述了美国的少数族裔教育政策及其实践。还有一些学者对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如，宁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莉萍简述了民权运动后美国的一些教育立法以及肯定性行动、双语教育等教育实践，并对这些政策的利弊进行了评析。[70] 研究与美国教育相关的具体政策，如“肯定性行动计划”、双语教育等，以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文献为例，自2005年起，与肯定性行动计划相关的文章每年都有1000篇以上，双语教育相关的文章自2004年起，每年都有上百篇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发表。这些研究多以历史演进、对比研究为主。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将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族裔政策相联系。如，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朱全红的博士论文《美国多元文化外交政策及其历史演变研究》[71] 研究了美国多元文化外交政策的演变，分析了族裔群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李乔杨博士在《美国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研究》[72] 中论述了美国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以及从民族灭绝政策到多元文化民族政策的历史沿革。
5.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
国内学者大都将多元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与立脚点，认为多元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名词概念，也是一种立场，是一种方法。以“多元文化背景下”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可以发现自2010年起，含有这个关键词的文章每年多达上万篇。
此外，一些学者将多元文化的内涵深入应用到教育教学、民族学等方面，如：中央民族大学滕星教授《多元文化社会与多元一体化教育》[73]等。其中，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周采教授从多元文化主义角度对美国教育史的编纂模式进行了解读，熔炉论、拼盘论及文化战争论等，并探讨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教育史研究带来的挑战。[74] 此外，西北师范大学万明钢教授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关注的范围、目标、教学理论、课程模式等角度展开论述，明确指出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具有美国特性，不具有普遍意义。[75] 国内研究多元文化主义与少数民族权利关系的成果也比较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周少青研究员的《多元文化主义视阈下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最具代表性。[76] 另外，学者们还关注美国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问题。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何良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多元文化背景下亚裔、非裔、拉美裔、印第安人等的国家认同。[77]
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人员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丰富、多样，为立志于进行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研究的学者们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但其中也有一些不足。其中，国外学者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以争论为主，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成败得失看法的论述较多，其中的一些针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论争的著作都有较强的倾向性，作者也表达了各自鲜明的立场，一方论述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理由，另外一方则论述不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双方都通过自己的心理预设来论述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看法，难免带有主观性的判断。双方最成功的一点就在于明确、准确地指出了对方存在的问题。另外，与多元文化主义论争相比，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研究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演进、不同学科多元文化主义研究现状、跨国对比研究等，尤以多元文化主义教育为主，尤其是课程改革以及对教科书内容的分析，对其他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践研究较少。国内的研究中有的侧重于理论研究，有的侧重于实践研究，将二者有效结合进行的研究对实践的叙述又较为简略，无法让读者深入了解实践的过程，同时又缺乏对实践效果的评价。本研究在国内外多元文化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补充当前多元文化主义研究中遗漏或论述不够具体的内容。首先，站在中立的角度看待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客观叙述、评价多元文化主义演进及实践。尤其是解释了多元文化主义与有争议的“非洲中心论”“政治正确”的关系，以及多元文化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澄清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误区。其次，详细叙述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过程、对其影响深刻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以及“肯定性行动计划”、双语教育、课程改革等具体实践过程。同时对这些实践的叙述涵盖了从其最初实施到目前的发展状况，时间跨度较大、过程描述细致。再次，使用一些知名调研机构、大学、新闻媒体等提供的民调数据对这些实践进行了客观评价，展现美国民众对“肯定性行动计划”、双语教育、课程改革、穆斯林群体等态度。最后，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与“9·11”事件、美国穆斯林族群的认同相结合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从美国的反恐政策出发，通过阐述这些对穆斯林族群的影响补充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在“9·11”事件后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