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美国犹太裔哲学教授霍勒斯·卡伦是最早提出多元文化主义的学者。1924年，他在《美国的文化与民主》中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的概念，认为人类生活中有一些从祖辈那里继承来的特质，这些特质是无法被改变的。“人们可以更换衣着、转变政治观念、重娶妻子、改变人生观，改变程度或多或少，但却无法改变谁是他们的祖父”[8]，即组成美国社会的各族裔人民是无法彻底融合的，无法彻底消除他们的族裔特点。因此，很难形成一个通常所说的熔炉式的新民族。卡伦是第一位提出并系统论证多元文化主义的学者，为多元文化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调整移民政策，特别是《1965年移民法》的实施，移民数量猛增，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的色彩更加浓厚。随着族群意识的增强，20世纪70年代，卡伦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观点逐渐发展成为多元文化主义。与卡伦的基本思想一样，多元文化主义反对任何单一族群或文化的霸权地位。与之不同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强调了群体权利。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美国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多元文化主义与少数族裔权利保护，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冲突与社会稳定问题来展开。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文化是群体认同的基础，国家、社会应该尊重少数族裔的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予以认可，并给予他们差异公民权，建立各个族群、族裔平等共处的社会。反对者则认为赋予少数族裔、群体特殊的权利，会进一步强化各族群的差异性，而不是共性，具有分裂国家的倾向，从而破坏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影响国家的统一与完整。

针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也暴露出了该理论存在的问题。多元文化主义者不断完善修订自己的理论，从社群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民族主义等角度阐述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从社群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社群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对塑造个人认同的重要性。他分析了社会中存在的两种平等承认的模式，即“平等尊严的政治”（Politics of Equal Dignity）和“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前者承认的是人皆具有的权利，认为所有文化具有平等的价值，应赋予平等的尊重。而“差异政治”要求承认的则是某些个人或群体的独特认同。基于这两种承认模式，泰勒提出了“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这一理念，既承认差异，又坚持平等。

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女王大学哲学系教授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从自由主义的视角研究少数群体权利，提出了“多元文化公民权”（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他指出，少数族裔、土著、种族群体、宗教群体等少数群体都有不同的权利要求，这些权利与自由主义和社会正义不冲突，应该得到承认和支持。同时，金里卡指出，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少数族裔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来纠正这种历史不公正，如采用承认和容纳政策来代替同化和排外的民族—国家建构政策，从而促进族群关系的良性发展。

加拿大哲学家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认为现代宪政主义的特征决定了它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拒绝，正是这些特征使西方一些多元文化社会拒绝差异、拒绝传统与风俗、拒绝交叉重叠的多元，反而凸显了其反民主的特性。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运动、原住民族等争取承认的斗争具有不同的形式，但也有相通性。基于普通法的宪政主义具有的三项常规，即相互承认（mutual recognition）、延续（continuity）和同意（consent）可以应用于少数群体、族裔、女权主义者等争取承认的运动。

由于持有不同的理论背景和观察视角，不同派别的多元文化论者也表现出很多差异，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本书着重对社群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些多元文化主义理论进行梳理，通过厘清它们的理论渊源以及主要内容，从差异中找出共性，即这些理论都试图对少数族群的权利予以证明，使弱势群体获得承认。本书试图从诸多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中的承认理论视角出发，来研究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的发展过程，评价多元文化主义是否为他们赢得了认可。

（二）实践意义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纵观世界历史，民族问题始终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问题。历史上很多战争、骚乱、冲突都与民族问题相关。从世界近现代历史来看，远到两次世界战争，近到法国《查理周刊》枪击案，都体现出深层次的民族问题。正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SIPRI）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简称IISS）发表的年度报告所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发生的各种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起伏不定，每年少则20多起，多到30多起，其中多数是民族问题引起的。”[9]

民族问题已成许多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多元文化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与民族、族群问题密切相关，它提供了一种解决民族、族群问题的方法，对于西方多民族国家解决内部的民族、族裔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移民国家，拥有不同族群的多元文化是美国社会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对此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研究。笔者主要系统地梳理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实践及其争论，从“多元”与“一元”的视角解读美国，解释美国的一些社会现象，从而加深对美国的认知。

此外，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展开研究对我国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有56个民族，其中55个是少数民族。如何更好地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政治团结，增强社会凝聚力，也是我国面临的一个挑战。研究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实践，可以反思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民族就业政策，发现其中对我国民族政策有价值的成分。

（三）主要特色及创新

第一，本研究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发展、内容、实践到效果，全面阐述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特点，从社会层面探讨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详细论述“非洲中心论”、女权主义以及“政治正确”这三个与多元文化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厘清它们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关系，清晰阐述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特征。当前，我国学者对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以王希教授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分析得最为清晰、深刻，文章着重研究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1960—2000年的演变过程，论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积极影响以及局限性。本研究力图依照此模式，探讨“肯定性行动计划”“双语教育”“课程设置改革”三种多元文化主义实践案例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及趋势，尤其是补充了2000年以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情况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实践对美国一些少数族裔和群体的影响。

第二，“9·11”事件对美国的国内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反恐法规。如2001年10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法案出台后，“破坏民主与自由”的批评不绝于耳，穆斯林成为一些条款的潜在针对者。美国民众、社会甚至一度将整个穆斯林群体视为恐怖分子的帮凶。美国穆斯林面临前所未有的歧视。本研究的另一个特色就是除了通过“肯定性行动计划”“双语教育”“课程设置改革”三个案例开展对少数族裔、群体的广泛研究外，又补充了对美国穆斯林族群的个案研究，以他们为研究对象，以“9·11”事件为节点，通过研读恐怖袭击后美国政府的政策探究这些政策对美国穆斯林族群的影响，着重分析了“9·11”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新特点。

第三，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竞选到入主白宫，其间不乏反移民的言论，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抬头。移民尤其是拉美裔移民被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视为威胁，破坏了美国国家认同和“瓦斯普”的国民特性。本书增加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与移民的探讨，以拉美裔移民为视角，研究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移民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第四，本研究从政治哲学角度梳理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渊源。以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激进多元文化主义中的“承认”理论为指导，以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践为主线，中间穿插了从美国学术界、美国民众、美国法院以及少数族裔、群体等四个领域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态度、评价，全面校验“少数族群”是否得到承认，继而评价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实践的效果。